厄德里克《鸽灾》文学叙事下的“可能世界”

苏 凌

菏泽学院 菏 泽 274000 中 国

一、引言

《鸽灾》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印第安女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的一部力作,与《圆屋》《拉罗斯》并称为“公正三部曲”，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一经发表便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并在2009年荣获阿尼斯菲尔德·伍尔夫图书奖。该小说以美国北达科他州为背景，由四个叙述者轮番讲述了二十个彼此关联的小故事，展现了印第安人和白人两大族裔、奥吉布瓦人和梅蒂斯人两大社群之间的恩恩怨怨，书写了近百年来印第安人的发展历史及生活全貌。《鸽灾》自出版以来，很多学者和评论家从文化创伤、身份重构、生态和后殖民等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从可能世界叙事的角度来分析《鸽灾》中蕴含的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多重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理论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提出的,他认为任何推不出逻辑矛盾的事物或组合都是可能的。20世纪下半叶，可能世界理论开始被文学艺术领域所应用，为解决文学艺术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西方文学理论家多勒泽尔(Lubomir Dolezêl)、艾柯(Umberto Eco)、帕维尔(Thomas G.Pavel)、瑞恩(Marie-Laure Ryan)等将文学虚构作品看作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并从不同角度探讨该理论在文学叙事性方面的价值,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11年,张新军出版了《可能世界叙事学》一书,直接提出了“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并用“世界”作为隐喻来描述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阐释了可能世界的三个本质特征:虚构性、叙事性和经验性。他描述了文本中的虚构世界与外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倡“考察叙事技巧与世界模型之间的相应变迁关系”（张新军，2011），从“可能世界”观念出发，在“文本形式”与“经验历史”之间建立起联系来。本文主要讨论虚构性和叙事性在《鸽灾》中的体现。

二、虚构性在《鸽灾》中的体现

“虚构性”范畴主要讨论叙事虚构与经验现实之间的界面关系。小说《鸽灾》中的凶杀案借鉴了历史上的斯派塞凶杀案。厄德里克在这个故事原型的基础上虚构了另一起案件。Rod Circle认为“虚构作品可以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里的真实情况的描述。”（Circle，2003：35）厄德里克笔下的可能世界是这样的：1911年初夏，年轻的穆夏姆和其他三个印第安人经过普路托小镇附近的一个白人农场时，眼前的异象使他们停住了脚步：“污迹斑斑的门大敞着，烟囱没冒烟。再走近一些，牲口棚里的奶牛突然叫起来，需要挤奶了”（厄德里克，2017：61）。他们感觉不对劲儿，正打算离开，屋内却传来了婴儿的哭啼声。善良和同情使他们决定一探究竟，在去牲口棚的路上，他们发现了两个男孩和一个男人的尸体。面前的血迹斑驳使他们胆战心惊，如何安置幸存的婴儿也不得而知：“我们连平民老百姓都不如，我们是印第安人。如果你告诉白人治安官，我们可就没命了”（63）。由此可见，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偏见之深，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印第安人狭隘无知，顽固不化。正因如此，尽管穆夏姆等人仅仅给白人治安官留张字条告知婴儿的幸存，仍旧暴露了自己。白人笃定他们四个便是凶手，并将之处以死刑。穆夏姆因为妻子和其中一位施刑者有血缘关系才逃过一劫。

可能世界语义学认为现实与虚构之间是相互模仿的，而非对立的关系。因此，小说中的凶杀案与真实事件相似处甚多。第一，案发时间相近、地点背景相似。小说中的凶杀案发生于1911年的一个农场，位于奥吉布瓦保留地边缘的一个日渐衰落的虚构小镇普路托附近，对应现实中1897年北达科他州威廉斯波特镇。威廉斯波特镇在此后也逐渐没落，现已不存在。第二，小说与现实中的嫌疑犯都是印第安人，受害者为住在农场的白人一家，且男主人的死状相同，均为背部中枪。第三，印第安人在被拖去绞死前都被治安官劝阻。洛克伦农场凶杀案中绞死印第安人的白人和斯派塞凶杀案中劫狱的白人都有法不依，实施披着“自助司法”的私刑，使私人行为闯入本来由国家机关行使的公共权力空间。第四，小说中出现了与现实事件中相重叠的人物——“圣迹”。第五，参与绞刑的白人都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通过对真实案件的模仿和虚构让读者对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私刑案件进行重新反思，在当时社会，印第安人成为“暴力，野蛮，愚昧”的代名词，所以，参与私刑案件的白人对自己的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种族主义意识下的严重歧视更加助长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侵略行径，导致悲剧不断上演。在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国，作者旨在告诫人们铭记种族偏见对印第安人身心带来的创伤，进而对种族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三、叙事性在《鸽灾》中的体现

“叙事性”范畴是指叙事文本内部各个可能世界之间的关系。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以文本现实世界为中心，围绕现实世界的被视为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包括人物的私人世界，因此不同的故事场景和不同的叙述者构成了一个个的可能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将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又要充分重视一个个可能世界，而且要把每个可能世界本身看作一个自足的整体，注意他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在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现实的；而在另一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现实的”。(刘易斯，668)正是在这样纷繁多样的可能世界中，《鸽灾》表现了多重主题。所以，厄德里克没有把故事的场景置于某一固定地点，也没有把叙述者固定于某一个人，借以表现多种主题。

《鸽灾》由埃维莉娜、安东·库茨、马恩·沃尔德和科迪莉亚·洛克伦这四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叙述者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闻异事，分别对应了四个可能世界。埃维莉娜主要讲述了作为新一代的混血女孩的成长经历及族裔身份的建构。埃维莉娜出生于普路托小镇，建在当初的北达科他州保留地边界之内。保留地的最初作用是隔离印第安人和白人，政府限制印第安人只能在此区域活动。而如今，美洲印第安人的后代、欧洲拓荒者和混血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在普路托小镇里，共同拥抱不同的新生活。埃维莉娜作为新一代欧美印第安混血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熔炉里渐渐成长。在知晓普路托小镇的秘密（私刑事件）后，埃维莉娜才明白自己深陷一张巨大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我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既流淌着罪人的血液，也流淌着受害人的血液”（厄德里克，2017：251）。情感上的困惑和部族之间的恩怨使她一瞬间想要挣脱束缚，去追寻自由。刚脱离家庭庇佑的埃维莉娜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未曾想到在白人社会生存的艰辛。大学可以说是社会的缩影，白人女孩们对埃维莉娜并不友好，这种孤立与冷漠使她难以接受，所以她大部分时间还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卧室里，埃维莉娜“把一张照片放在相框里，上面是穿着传统服饰的穆夏姆。他手执粗棍棒，却面带和蔼的笑容，露出雪白的假牙”（厄德里克，2017：228）。看着外公的照片，她感受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她把自己关在房间的第三天，她“看到了一只东方虎蝾螈。它是个老朋友，让我心安。我开始依稀记得请时间的脉络，找回了自己的身体和意识，有了些安全感”（232）。东方虎蝾螈是埃维莉娜在保留地时和哥哥约瑟夫研究过的爬行动物。约瑟夫说过东方虎蝾螈是由印第安土地孕育出来的生物。此刻，它的出现出动了埃维莉娜对印第安土地的回忆，给了她归属感和安全感。埃维莉娜意识到印第安部族的历史和土地是她一生的羁绊，只有回到普路托回到那片土地，她才能获得真正心灵上的安慰，获得久违的归属感。于是，埃维莉娜重新回到了这片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感受着族人们所遭遇的惨痛经历，开始自觉承担起自己族裔身份的使命。

库茨法官作为叙述者时主要讲述了祖父约瑟夫一行到北达科他探险并建立普路托镇的历史，书写了欧洲殖民者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真相。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颁布的各项土地法案的影响下，龟山部落齐佩瓦人的土地已被大量占领，用于现代化建设。保留地被三座城市包围，而印第安人居住在印第安事务局的安置房内,生活贫困。由此可见，普路托的建镇史是美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厄德里克以白人的视角详述普路托的建镇始末,揭示城市化的本质即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展现出她修正历史的意识。叙述者库茨法官的祖父在日志里记载了关于土地、疾病及其祖父和其他白人探险者如何受“城镇狂热”的驱使,到北达科他探险建镇、最后失败的经历。日志中还记录了其祖父对“城镇狂热”的认识和反思,在他看来,“城镇狂热”是贪婪占有土地的疾病。日志记载的普路托建镇史是美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通过白人对这部分历史的认识与反思,厄德里克推翻了官方的进步历史言说。

第三位叙述者马恩·沃尔德主要讲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和库茨法官一道叙述和补充了埃维莉娜所构建的故事框架。第四位叙述者科迪莉亚是小说中暗杀事件的幸存者。家人惨遭杀害的伤痛伴随着科迪莉亚的一生，她坦言“有时候我在想,恐惧和痛苦的声音、猎枪雷鸣般的巨响是不是隐藏在我大脑的某个地方或某个最隐蔽的角落”(厄德里克，2017：307)。受白人教育影响的她一直把印第安人当作凶杀案的罪魁祸首。因此作为一名医生，她拒绝为印第安人诊疗。由此可见，科迪莉亚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偏见、仇恨之深。种族主义对她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因此，整个小说围绕四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可能世界，而她/他在自己的可能世界中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彼此之间却又密不可分，由埃维莉娜作为叙述者时，她所在的空间便是文本的叙事空间，其他三个叙述者的世界便充当了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在埃维莉娜这个可能世界中，安东·库茨作为她姨妈的追求者而出现，马恩·沃尔德是她在4-B餐厅打工的同事，科迪莉亚·沃克伦则扮演着农场血案中遗存女婴的身份。如此以来，故事层次分明，角色切换自如，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这种叙述策略不仅有利于情节的多线条发展和人物群像的塑造，也有利于不同话题的深入和不同主题的表达。

四、结论

本文从可能世界叙事的虚构性和叙事性两方面，探讨了厄德里克在《鸽灾》中创造出的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多重可能世界，并让这些多重世界蕴涵多个声音多个主题，由此得以多角度多侧面地再现北达科他州普鲁托小镇的百年历史，表达了对种族、身份、历史等主题的深刻关注。通过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和对历史的认识与反思，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印第安人的苦难经历，传播印第安部族的历史真相，使得年轻一代的印第安人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增加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