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张富文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国外学术界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六论”，即“空白论”①Paul Bur kett，Mar 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Martin's Press，1999，pp.10-12．“旁白论”②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早期论”③[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1页。“普罗米修斯主义论”④Ted Benton，“Mar xism and Natur al Li 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 uction，”New Left Review，No.178，1989，p.82．“灾祸论”⑤[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补充论”⑥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 xism，The Guilf ord Press，1998，p.4．。国内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回应，阐释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展。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论述是全面、系统、深入的，是贯穿于其理论主题始终的，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六论”的相关误解。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原著文本为依据，从本体论、实践观、历史观、资本霸权逻辑、人类未来前景“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出发，揭示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革命性变革的整体图景。

一、本体论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以彻底唯物论为理论指导，批判地继承传统辩证法，在扬弃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自然观、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在本体论上的本原变革。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福斯特立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考察生态学的发展，得出“整个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显”①[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的论断，是以本体论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为基础的。

从机械自然到辩证自然。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源于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观(上帝创世说)的解构与超越。一方面，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成是抽象机械化的自然，以自然科学规律去解释万事万物，把自然界看成僵死、凝固、碎片化的机械零件或者数学符号等。另一方面，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过分突出人的理性，把人的理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自然看成征服对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其把“自然过程孤立起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不是从总体联系和辩证运动中把握自然。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克服了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僵化性、静止性、狭隘性，恢复了自然的总体联系性、运动性，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观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3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性联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精神自然到实在自然。黑格尔是德国唯心主义自然观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异化④[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并以绝对精神为目的，人与自然在绝对精神运动中达到统一。黑格尔的重要历史贡献是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在黑格尔那里，自然不是实然存在，只是绝对精神的幻象。黑格尔把自然变成绝对精神的异在，变成了依赖绝对精神而存在的表象。在黑格尔视域中，自然的存在要诉诸思辨的理性，自然的有机统一、相互作用也源于绝对精神的本性。黑格尔过分强调绝对精神，认为世界万物皆由绝对精神发展衍生而来，人作为绝对精神演化生成的高级存在物，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优先权，人可以主宰自然。马克思把物质生活作为历史概念的起点，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⑤[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彻底唯物论为理论根基，对德国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行了超越性批判，恢复了自然的实在性、现实性。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自然幽闭于绝对观念，即自然界的外在释放无非就是“抽象的自然界”“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形式”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自然与思维对立的感性外在性乃是自然的本性，这就把德国唯心主义自然观的精神自然转化为实在自然。马克思汲取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合理辩证法，以唯物论改造其唯心主义形式，把绝对精神蕴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性反转为实在自然与现实人之间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有三个要素:一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即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二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即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自然的人的精神;三是黑格尔本人的绝对精神，形而上学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与脱离自然的人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彻底唯物论立场，扬弃了黑格尔无人身与无实在自然的思辨理性，剔除其形而上学的改装。黑格尔把自然、人、精神全部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把他们之间的辩证运动神秘地抽象化为无人身的思辨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扬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汲取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恢复了自然的实在性和人的现实性，把人与自然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转变为“实在自然”与“实践基础上的人”的辩证运动。

从直观自然到人化自然。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他反转了自然的精神幻想，超越了自然的抽象逻辑表达，恢复了自然的实在性。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自然，把自然从思辨理性中解放出来，强调自然是不依赖于人以及人的精神的客观实在，承认了自然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也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基础上“感性的本质”②[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4页。，并且把人和自然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最高对象，建立了人本主义自然观。费尔巴哈“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8页。，但他无论是对自然的认识还是对人的认识，都没有超出直观感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止步于感性理论，缺乏感性活动的能动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汲取了其合理成分，肯定了其实在客观自然与感性现实人的出场，以感性活动为思想武器，批评了费尔巴哈把自然看成与人类无关的直观客观存在的观点，超越了其对直观自然与感性人的认知。独立于人存在的先在自然，从史前意义上看有重要地位，但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来看，对人是“无”。而费尔巴哈直观自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片面强调自然的先在性、直观性，而忽略了人的对象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缺少了能动的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人化维度。人的感性世界包括自然界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延伸、积淀与结果。自然对人来说是生成的自然、人化的自然，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人本身也不是单纯感性对象的人，而是生动感性活动的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必然是人的“为我”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或者对这一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把费尔巴哈的直观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体论视角分析人和自然关系，实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本原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对何为本体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对这一本体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凡是认为“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构成唯心主义的不同学说，“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组成唯物主义的不同学说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2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彻底唯物论，坚持自然界本原地位，把精神(人)对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全部哲学最高问题的高度，对精神(人)对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本体论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对本体论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植根于精神(人)与自然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之上，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革命性的变革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以彻底的唯物论为理论基石，以辩证法为基本方法，从本体论高度批判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从机械自然到辩证自然、从精神自然到实在自然、从直观自然到人化自然的革命性转变。既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实在性，也承认自然的属人性、辩证性，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基础上实现了本体论基础上人与自然本原性变革。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提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②[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变革，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出场为人与自然关系革命性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实践观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过去哲学家的实践观，不是把实践定位为道德实践、伦理实践，也不是定位为单纯精神活动、理论活动，而是把实践上升为关乎整体人类生存的对象性活动，看成是社会生活之本质规定的人类的感性物质实践。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提出，一切自然是实践的产物，不能离开人的实践看待自然，不应以“物质”这个抽象体，而应以实践的具体性作为真正的对象与出发点③[联邦德国]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译本序言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映射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变革。

从人与自然的两极对立到实践中介基础上的有机统一。纵观人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自然至上，自然主宰一切，世界统一于自然;二是人(理念、精神)至高无上，世界统一于理念或绝对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存在自然至上、自然决定论与精神至上、人类决定论的两极对立。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不仅是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环节，也是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基石。科学实践观发挥了清理地基的作用，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作为人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一方面超越了自然的单纯直观，“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扬弃了自然的非人性、机械直观性;另一方面以实践为缩影映射人与自然的整体图景，超越了自然的抽象逻辑化倾向，保留了其能动性、主体性，恢复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的根本地位，把自然从绝对精神的外化转变为现实感性活动的对象，把自然从虚无缥缈的“理性王国”拉回到感性活动的“世俗生活”。可见，以感性对象为基础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以精神为本体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各执一端、两极对立，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动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实践范畴，并对实践活动及其意义进行全面探究，确立了实践的根本地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从人与自然两极对立中，引入作为生存本体、生活本体、存在本体的实践作为中介，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和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以实践为基础，不同于以往把自然作为客体先在性、机械的时间先在性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作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范式，把自然存在看成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历史生成，把自然的流变发展与人的实践的生成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把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整体把握，提出自然“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9页。。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实践是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现实方式，是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能动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但不是虚幻的原始的自然优先性，也不是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先在性，而是把自然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自然界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展开的现实空间，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生活资料和精神食粮。“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的出现。在自然界长期的发展演进中产生了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人类是自然界生成演进的最高产物，自然界是人类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基础。人类肉体组织、身体器官及其相关机能是在自然界进化和发展中产生、形成的。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提供各种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不仅决定着人类最初的肉体组织，也决定着人类之间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页下注释。。自然界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为人类生存提供直接生活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自然界是人的生存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已经直接提供了生活资料”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0页。，人类对象化活动把自然界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及其实践材料与工具，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还是人类的意识对象、精神对象、审美对象，是人类精神的无机界。人类在对象性活动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一系列关系，不仅决定人的自然属性，也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实践过程中，这两大关系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源产生又相互作用。

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要以一定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性，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仅把人看成感性对象，对感性世界的认知局限于对世界的单纯直观，导致他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了他所假定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实践以及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地位，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导致人与生产资料分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分裂。自然界本来为人提供直接生活资料以及部分生产资料，但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人们失去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天然联系被割断，“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工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是异化的劳动，必然导致工人对象化活动的类对象的丧失，因为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及其生活资料的来源被资本家垄断，工人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②[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这一对立不仅表现在具体实例中而且整体表现于其相互作用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映射到生产实践活动中，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带来人与自然尖锐对立。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认可马克思的生产危机理论，考察消费领域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③[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企图通过消除消费异化来消除生态危机，从而缓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但仅依靠观念的变革、异化消费的限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可调和与尖锐对立，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尖锐对立的外在表现。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元互动。实践基础上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双元互动、相互依赖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象性活动中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在自然与自为自然、先在自然与属人自然连接起来，把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有机统一起来。自然不仅被看成具有空间上的延展性，还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实践场域中是辩证统一的。在对象化活动中自然不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人认识、利用、改造的对象，是人的激情投射的对象，自然由自在存在变为社会性存在。而在具体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中镜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人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影响自然，使自然发生合乎人的主观目的的改变，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各种条件，“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也是受自然制约的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受动的，自然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界限。实践基础上的人及其自由的有意识的能动的本质，使人不是本能地屈服于自然，而是在人的自由自觉性基础上，通过对象化活动反作用于自然;“人改造自然”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上，不仅满足人的肉体需要，还能满足审美需要，在美的尺度下与自然发生关系。正是在实践对象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互为中介、相互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形成的。

三、历史观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从人的劳动的历史全面把握人类历史，把历史看成人、自然、精神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不断发展的过程集合体，把历史上升为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页下注。。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达到了人与自然认识的本质高度，使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有机统一，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生成，从自然史审视人类史，以人类史反观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上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当成过程的集合体进行审视，把自然史与人类史看成有机融合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历史观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尤其是为这种变革提供支撑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美国生态社会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对历史变迁延续性及其变化与转型的方法②[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见。

自然以生产劳动为中介转化为人化自然，构成历史图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历史变革，以历史观变革为基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理解现实生产过程，把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作为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也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历史联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历史观不把历史看成现实的历史，仅把历史看成脱离历史进程的毫无联系的附带因素，把现实生活虚化为非历史的东西，把历史看成脱离生活、超乎世界生活的东西。这样的历史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造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分离与对立，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自然放置于实践的历史中考察。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等“批判的批判”思辨哲学家，把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实践关系排除掉，把自然科学与工业排除掉，把历史诞生归结为“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揭示不了历史本质，也遮蔽了人与自然真正历史的关系。生产实践活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一方面联结着自然，另一方面联结着人类社会。客观自然经过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变为人化自然，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与人联结的纽带，成为人类社会生成与发展的现实空间。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空间，是人类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把人的实践历史生成与自然的人化历史生成有机结合起来。这样，自然就不仅是单纯空间性的存在，而且是时间性历史的存在了，“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因此自然是空间性客观存在与时间性历史存在的辩证统一，自然与历史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是有机统一的，自然是人化自然，在人的生产实践历史中生成，历史是自然的历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统一于劳动实践历史过程中。劳动实践开辟了人类生存天地，不断构建人类生活界域。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是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物质交换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直接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人类才能够繁衍生息、不断延续。人与自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集合体，在劳动实践基础上不断演变生成。自然成为人的自然与人作为自然生成中的人辩证统一于劳动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自然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辩证联系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从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历史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鲍威尔等人仅把自然当成人类吃喝的来源，而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对象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重视以自然科学和工业为内容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人与自然的思辨关系变成人与自然的实践历史关系。人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的主体。人与人的关系是实践主体的自我实现与主体性建构。自然是实践的对象，是实践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实现，是以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为中介的具体、现实、历史的对立统一。人在自我实现与对象性存在中确证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在劳动实践活动中互相规定、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历史运动的本质内容，辩证统一于劳动实践历史过程中。

自然史和人类史共同构成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空间中，经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制约，人在这两大空间中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同时承受这双重限制，正是在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构成自然的历史，人和人关系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实践基础上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生成，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在认知上的辩证统一。历史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自身实践活动创造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必然面对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在实践基础上的这两大关系又是相互交织、不断交互作用的历史关系。人要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使自然发生合乎人的目的的改变，自然就由以前哲学家认为的单纯客观世界或者精神外化世界转变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纳入人的生活世界，变成了历史性活动内容，“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5页。。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历史实践活动中，也推动着人与人关系历史性地构建与生成，人类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身发展史。在人类社会中，自然是人现实活动的要素和人的存在基础，是实践的对象，是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客体”②[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中介有机连接起来，人通过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生产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历史对立中把握其辩证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历史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实践的对象化、现实化中介活动，将实践不断地渗透进入自然，使自在自然变为人的感性世界、变为社会因素，自然由一个自发先在客体转化为人的现实生活的自然，这打破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使自然史和人类史有机统一起来。

自然史和人类史对立统一、有机融合。自然史和人类史有着不同界限、不同规定。人与自然的对立决定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区别，“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是不相同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人与自然的不同与对立通过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中介走向统一，使自然成为历史的自然、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自然史与人类史有着异质性。自然史似乎是自然客观规律在盲目地发生作用的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而人类历史似乎是人的主观意志为主导的“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6页。，是人类意识、目的、激情等左右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异质性，而且揭示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同质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一样都受必然规律制约，人们可以通过辩证法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整体运动规律。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同质性一方面表现在，人受自然界的制约，“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人的实践不能超越自然界界限，人的对象化活动要以客观自然为基础，人通过劳动把自然史融入人类史，“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6页。。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同质性在另一方面表现在，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具有客观自然性、客观必然性，人类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具有一致性，“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9页。，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中不可任意为之，“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要遵循自然史的客观规律进行人类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能因为主观意志的参与，而把历史当成充满不确定的偶然性历史，要“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尽管自然史与人类史都是客观必然历史进程，受其自身规律必然性制约，但人类并不是消极无为、盲目被动地遭受必然性规制。人类可以立足实践活动，通过掌握通晓人类思维历史及成就的辩证法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整体进程，“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5页。，人类思维文明成果辩证法有助于深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本质，推动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与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无可非议地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学’”⑦[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原则高度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以历史辩证法认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关系，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有机融合与更高层次的辩证发展。

四、资本霸权下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批判

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主导地位及其霸权逻辑深刻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造成资本对自然宰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断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及资本人格化形成的各种关系“是一种普照的光”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页。，不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权力，而且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存在的“以太”，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尖锐对立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资本霸权逻辑下人与自然的断裂进行了深入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叙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一定的呼应与发展，比如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就提出要用以限制资本、自我克制、减少消费⑨[法]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2页。为特征的生态理性来代替以各种要素投入赚取最大产出为目的⑩[法]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8页。的经济理性，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

人和自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霸权奴役。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在鞭辟入里批判资本主义内在本质基础上，揭示了人和自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霸权奴役的真实图景。资本扩张、增殖及其人格化主导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无限增殖及无限扩张渗透于资本主义制度有机体的各个方面，资本本性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资本的强大霸权性、主宰性也造就了奴役人与自然的牢笼。资本创造了为实现资本增殖普遍有用的整个体系，人和自然界已经不是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而是被迫全部转化为资本增殖有用物。资本为了尽可能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在保证动物式生存条件下生活，工人“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人不仅遭受资本全面控制，自然也遭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苛的全面的资本奴役。在资本内在驱动下，自然界“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消除了自然界自为性与神秘性，使之完全服从于资本增殖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资本霸权逻辑下人与自然遭受全面奴役的揭示，对资本宰制下人被奴役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的全面被压制状态的去蔽，使资本霸权对人与自然的压制关系从“幽闭”走向“澄明”，从人与自然关系遭受资本霸权全面宰制的现实状况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法性”，从而为人与自然的解放提供科学理论基础。

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断裂。李比希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中通过对土壤营养物质在植物生长中作用的研究，揭示了土壤贫瘠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在其启发下，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资本霸权逻辑的批判。德国学者施密特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提出物质变换的概念，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全新的理解③[联邦德国]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8页。。马克思从“劳动一般”的普遍意义出发，把劳动定位为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存发展、延绵不绝的永恒条件。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自然对象化的占有，是人不断地在自然界中制造使用价值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因人类生活变迁而改变，是人类社会所有历史形态所共有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贪婪本性、绝对地位及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劳动丧失了一般劳动意义变成了资本主导下的异化劳动。一般意义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一般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丧失了劳动一般自然条件，使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关系出现了分离，“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一切生产资料(包括自然界)都变成了资本家的私人占有物，人除了个人劳动力以外，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也丧失了包括直接自然的生活资料来源。为了生存人必须服从于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只有在得到资本家允许后，人才能运用自身自然力作用于自然，只有服从资本霸权逻辑，为资本家创造超额剩余价值以后，人才能够生存。人与自然的天然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资本斩断了作为人类生活永恒自然条件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形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资本霸权形式，“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9页。，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生产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纯粹自然形式，而且在资本霸权主导之下，形成了覆盖整个社会的生产规律，是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压迫与掠夺。一方面，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生产过程变成了压榨自然，从自然中抽取最大使用价值、对自然最大限度掠夺的过程，资本对自然无限度索取是由资本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使一部分人无止境盘剥自然，带来了人与自然严重对立②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变成了资本压制人、剥削人的过程，一切劳动手段变成了资本奴役人的手段，生产过程也变成了资本对人的全面的有组织的剥削与压制。

人和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裂。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导下机器大工业以其超乎以往的生产力水平与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形式改造自然，对自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承受范围，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自然的绝对支配。而资本对自然绝对支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为了追求资本最大化增殖，而忽略自然内在生态体系和自然恢复能力，人为地造成人和自然之间交换循环阻塞，使自然有组织地服从资本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破坏，表现为人与土地等自然资源之间循环的断裂。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霸权逻辑而“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页。。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人与土地的自然循环上，因资本生产与增殖而“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8－519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霸权逻辑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阻断，还因资本增殖全球化的商业活动，造成世界性影响。因为资本霸权逻辑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不仅如此，资本还对森林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造成人与这些自然资源良性循环断裂，“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阻隔，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巨大浪费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关注到了工业废弃物和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马克思富有洞察力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排泄物的浪费，较为深刻地把握了资本霸权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破坏，提出了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思想。

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怀有“普罗米修斯情结”，支持技术进步对自然的征服，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这种观点只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进步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发展采取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既肯定科学技术发展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有利方面，又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进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又加剧了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技术奴役。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直接服务于资本生产，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压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与强大的工具。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直接为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服务，不断为资本霸权对自然超乎想象的征服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手段。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为资本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征服自然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提升了资本对自然的宰制能力，“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①[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资本扩张的盲目性，导致自然开发的掠夺性。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依靠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对自然涸泽而渔地开发，违背自然内在规律，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尖锐对立，同时也造成人与人之间奴役的加剧。但自然会以自身方式报复人类，以自己方式反抗资本奴役。恩格斯也指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支配自然，使自然界为人类自身目的服务，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9页。。人类利用、改变自然界要建立在对自然规律认识基础之上，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盲目掠夺式开发。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不存在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关键是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上运用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资本霸权逻辑，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与现实运用受资本支配，是为资本不断增殖而不断纵深征服自然服务，造成了人与自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提出，要对“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71页。，才能合理地调节科学技术发展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马尔库塞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强化对自然的控制从而增强对人的控制的图景，提出有效控制的自然作为社会及政权控制的延伸扩大了对人的控制，从生态意义和生存意义上缩小人的生活世界④[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妨碍人对自然的爱欲式占有，“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⑤[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佐证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上并不是采取所谓的“普罗米修斯”的态度，而是对科学技术进行辩证地批判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霸权逻辑下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奴役，并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

五、人类前景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前瞻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更迭演进的历史尺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图景，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会随着人类历史进程发展，逐步地由天然自在统一，经过历史矛盾对立冲突，最终走向更高层级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关系和解最终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是劳动解放和自然解放有机统一的过程，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也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演进过程。

人与自然和解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的辩证统一。人和自然关系和解只有在解决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表征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以私有财产扬弃为核心阐释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发展到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矛盾状态，才能在扬弃私有财产中走向共产主义。自我异化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共产主义在私有财产运动中找到经验基础与理论基础。只有自我异化充分发展，形成资本和劳动不可调和矛盾时，才为自我异化积极扬弃创造条件，才能为共产主义实现奠定基础。马克思扬弃异化劳动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共产主义，而是社会性的共产主义。在扬弃私有财产前提下，私有财产历史运动是劳动材料(自然界)和主体的人作为结果与出发点统一的运动，是人与自然的社会性生成。人与自然彼此间对立在社会化的实践力量和实践方式中得以解决，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展开的实践把自然界的人化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统一起来，把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与人自身的诞生过程有机结合起来。私有财产积极扬弃基础上的社会性的共产主义在人的社会性实践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机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性变革基础上的更高层级的融合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是人的解放与自然复归的历史过程，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辩证统一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人与自然和解是劳动解放和自然解放辩证统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及劳动产品受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控制，劳动本质上是异己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存在物。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也受资本家奴役，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也为资本所主导。因此，劳动不仅是强迫的、异化的劳动，自然也是资本宰制下的自然，而且整个劳动过程及其结果也被资本操控，人的劳动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都处于资本压制之下。人与自然对立不仅是劳动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对立，而且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制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了劳动奴役与自然奴役的极端形式，“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①[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7页。。这种极端形式为劳动和自然的否定之否定、为劳动和自然摆脱奴役创造了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劳动会由人的谋生手段变为人的第一需要，从被迫的劳动转变为自主的劳动，“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实现劳动的革命性变革。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因为劳动解放发生革命性变革。人再也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人，自然也不再是人类利用改造的消极对象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自由劳动与自然本性展开的和谐统一，是人的自由自觉性与自然的自在自由性的融合统一。劳动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在劳动解放的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解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外在奴役转变为内在自觉，由单纯利用改造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关系，由使用对象转变为审美对象。可见，人与自然关系和解是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解放与自然解放的辩证统一历史过程。劳动解放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创造社会条件，自然解放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提供自然条件，人与自然在劳动解放与自然解放的双元互动中走向和解。

人与自然和解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然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是前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存在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外在目的的规定。物质生产过程是实现外在目的之手段。外在目的之规定是人的生存性需要，是人的生物学需要，而不是人的内在目的性需要。人的生存性需要与动物的生物需要一样都要受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为了满足人的生存性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属于必然王国。因为没有超出满足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需要界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受制于生产外在目的，不是人的内在目的之实现，也不是人的自由自觉内在本性的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彼岸，是作为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劳动终止的地方，是人类能力作为目的发挥的地方。在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征途中，人也会获得必然王国内的一定自由，但这种自由还不是完全自由王国的自由。因为在这里的物质生产也只是联合起来的社会化的生产者在适合人类本性条件下相对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在人的共同控制之下、依靠最小的消耗、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页。，是人的内在目的与外在手段的统一，是摆脱了外在目的制约，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整体性变革，是脱离人的生物学需要的人的目的与人的能力的自我确证与充分彰显。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进入自由王国，“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才能超越生存意义的生物学需要，才能摆脱外在目的之制约，“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才能在更多可支配的自由闲暇时间中发展自我，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历史革命性的变革、人与自然在审美意义上共生共存，人与自然才能在自由王国中真正实现和解。

人与自然和解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一切事物始终看成是历史过程，人与自然和解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的历史发展描述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自由个性的依次更迭的三种社会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自然发生的，生产力在狭小范围和孤立地点上发展，人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崇拜同步发展起来，人与自然处于天然和谐状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基础上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走向了物的依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关系受物与物之间关系制约。这一时期，生产力大力发展，也促进了人的能力发展，带来了人的独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转变为资本主导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与天然服从转变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奴役。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本质上是资本对自然的控制关系。马尔库塞根据后期资本主义对自然与对人的双重强力控制，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要借助对自然的统治，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具体联系在激进的生态运动中看得十分清楚④[美]H·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人的能力与需要得到了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与被奴役转变为自由和谐关系。至此，人与自然的历史对立走向历史和谐。人类社会将变成自由人联合体，个人成为社会化的个人，社会成为每个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新型的平等自由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在共产主义阶段因为整个社会发展转变而发生历史性根本转变，由过去的改造与被改造、利用与被利用、压迫与被压迫的尖锐对立转变为自我确证和对象化、自由和必然、主体和客体、主动和被动的平等自由、共荣共生、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得以缓和，人与自然变为真正自由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对立由原始的天然的和谐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历史新高度。人与自然和解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过程，是在生产力发展历史之轴的推动下，以人的实践能力增强、人性丰富、需要扩大、能力发展、境界提升为基础，是人类不断地得到解放和日益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革命性变革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整体性变革带来积极反作用，人与人之间革命性变革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促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的自由的统一。这一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充满了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与生动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深刻革命，为人与自然关系革命性变革奠定坚实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原变革提供了本体论基础;确立了科学实践观，把实践看成整体人类生存的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方式，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变革提供认识论基础;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透析了历史活动内在本质，破解了历史发展之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历史观基础;对资本霸权本质的揭示，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原则性高度的批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变革提供了价值观基础;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前瞻性变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人类发展趋势，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围绕人类解放的历史命运和人的自由全面的终极价值目标而展开，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厚重而持久的价值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强大知识体系支撑。以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关系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基础、根本动因与强大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对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理论基础意义，对超越工具理性、恢复价值理性、解构资本霸权、实现生态化生存、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