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及理论创新问题研究

布成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又是今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中有七处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觉醒，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由被动转向主动。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文简称“两个结合”)，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实践问题，其次是重大理论创新和学科前沿问题，有一系列理论问题需要深化研究。本文重点从理论创新的维度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创新路径、理论主题等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必须随着时代发展、实践变化而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灵活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中国进一步引进、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20世纪初，《民报》和《新民丛报》、中国社会党与其反对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两场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得到较为集中的传播②汪越:《从20世纪初两场社会主义论争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王朝庆:《“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互动研究——以20世纪20－40年代为考察范围》，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4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③李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与主要理论成果》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这种观点值得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之前，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或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在各式各样的思想流派和革命理论比较中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实际”问题，经过了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生联系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1942年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应用马克思主义之时“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毛泽东此语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实质就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研究、解决中国之根本问题的理论创造，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守正和创新的统一。这一理论创新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所分析研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显不同，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性质和内容也自然不同，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简称“一个结合”)⑥具体表述不一，但大同小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时也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原理、普遍真理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和根本途径。1930年，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他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一定要纠正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115页。。这一观点，当时还难以为党内多数人接受。到1938年10月，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发展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录了《论新阶段》的部分内容，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知。1941年，“一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成为全党共识。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全党真正认识到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这一表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念周年庆典的经典句式。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的纪念活动的重要讲话中都在强调“一个结合”问题。1981年，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②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2日。。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八十年。”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明确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两个结合”是对“一个结合”的深化拓展，是运用恩格斯的“过程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规律总结。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和反映事物的“概念”、思想都处于历史的“过程”之中。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尽管有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过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直到晚年恩格斯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因此，离开发展“过程”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任何价值。那么，由“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学界众说纷纭，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⑧顾海良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划分为四个阶段:1919－1949年，1949－1976年，1976－1992年，1992年至今;分别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界限划分历史阶段。参见顾海良总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四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百年辉煌》(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等论文中，没有详细指明年代起止时间，只沿用《决议》的四个时期宏观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中国化”的命题提出为开端，按照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统一性来划分阶段，主要有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为1938年至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历史时期。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谈时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1956年4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又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根据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尽管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人民实现了从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跃升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变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至今仍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第二个阶段为1978年至2012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一个结合”，走自己的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第三个阶段为2012年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的时期。一段时期内，国内学者多将改革开放到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作为第三个发展时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后，理论界开始重新分期，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历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看待。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和《决议》以“四个庄严宣告”和“两个结合”新论断，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阶段的划分提供了权威依据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采用了“七一讲话”关于四个阶段的历史分期，只是“四个庄严宣告”的论述在文字上稍有差别。。这一阶段迄今只有十年的时间，下限应到2050年，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整个发展阶段“理论上”应有30多年的时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特定涵义。顾海良将其概括为“化中国”和“中国化”，前者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③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结合》，载《长江日报》2021年6月18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这种新理论(或新学说)在内容上具有独创意义、在性质上“姓马”，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或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形式上是“化”为“两个结合”的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此乃毛泽东所说的“‘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看，“一个结合”思想实际上内涵“两个结合”的意蕴，但毛泽东并没有贯穿始终的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意识。毛泽东1938年所说“一个结合”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现实和历史两方面的“实际”，既包括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现实条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实际上隐含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寓意。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去应用它，要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因而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和“风格”的理论表达方式。1943年，毛泽东甚至明确提出“三个深相结合”，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但是，毛泽东主要从文化的时代性维度来界定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主基调是否定，把它归结为“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大多被作为“四旧”，即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处于被“彻底破除”之列。尽管毛泽东也主张“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的东西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内在地含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蕴，可纵观毛泽东一生及其重要论述，“一个结合”的涵义更准确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阐释，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表述更恰当。如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是实践之统一的理解”，“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4页。。1961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⑥转引自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习近平强调的“两个结合”，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论述，而且从广度和深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毛泽东虽然主张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强调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此，费孝通曾评判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⑧《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页。。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肯定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后来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1页。。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和开花、结果，不是偶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比如，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知行合一”等思想异曲同工;毛泽东把“实事求是”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并逐渐把“实事求是”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赋予“小康”“小康社会”现代内涵，以标识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的“两个先锋队”思想，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理念，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汇合的范例①徐光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历程和宝贵经验》，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古代典籍中关于立德、修身、敬民、为政、廉政等经典名句，屡屡被习近平引用且赋予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比如，用“天地之大，黎元为先”阐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励党员干部实干笃行，用“独阴不成，独阳不生”说明万事万物辩证统一②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二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习近平运用历史典故、谚语、古代圣贤和仁人志士的思想等传统文化的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具有了中国人喜爱的话语表达形式。让马克思“讲中国话”，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和因子作素材去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有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照、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以德立人、勤勉奉公等15个方面的思想，可以为当今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进行道德建设等提供有益启迪和启示③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但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不是回归儒学，“两个结合”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单向勾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对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和处理，不能“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④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生根、开花于中国的“养料”和土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和相互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契合、相通的因素进行改造、转化，使马克思主义由刚传入中国之时的“外来文化”，“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在1940年就曾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按此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已经从外来文化而转化为中国的新文化。而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就是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个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甄别中国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优秀传统文化被改造和激活、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⑥秦志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逻辑关系》，载《文化软实力》2021年第4期。，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科学化，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只有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马克思主义才能具有鲜活的民族形式，并“内化”为中国新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以现代视野接续中华文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制度发展等方面深度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仁爱、民本、诚信、和合”等传统文化资源;将传统修身养性和党性锻炼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界定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①布成良:《共产党人初心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品格》，载《南京日报》2019年6月19日。;以“天下”情怀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习近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标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新高度。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创新

马克思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主题就是“为人类求解放”，理论核心内容呈现为“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实践中获得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和制度成果，被马克思批判继承，但“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原有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第二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422页。。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理论与实践大多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解放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实践推进、理论创造以及理论与实践交相互动、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层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个结合”的进程中，不断解决近现代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问题。在理论层面，则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实践过程中，运用、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反思、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教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使之提炼、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主要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实质上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过程论”;后者主要是中国的实践概括和升华，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过程”的结果。它们交互作用、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历程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在这一理论谱系中，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序列，既反映了时间、空间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内涵式发展创新。在中国语境下，一脉相承的这四个概念在指称重点上又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但并未包含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涵之中，后者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第三次飞跃成果。“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国外理论界使用的并不多。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保罗·科克肖特在2007年发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较早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术语使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也使用这一概念，2006年出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他学者大多没有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范畴来单独论述，更多使用“马克思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趋势”等提法。中国所说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则明确指向和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科学回答了当今时代面临的主要课题。时代是思想之兆端。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提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关注帝国主义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毛泽东着力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在“一个结合”中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际”问题，使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彰显出改变世界的强大威力。习近平在集中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基础上，接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笼统地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顾海良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基本主题的。参见顾海良总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总序第17页;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术和学理的创新性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陈金龙也持此论。参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系——访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金龙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第10期。。对这种观点，笔者难以苟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某一政党、某一阶级单独胜任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不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单独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荣任务，而且要带领人民群众完成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与此相适应，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以至复兴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创造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内容，“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概括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阶段的首要主题。当然，这些概括并非完全不同，因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等描述，既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又辩证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奋斗历程中:革命时期有建设和改革内容;建设时期也包含革命和改革;改革本身是一场革命，也内含建设意蕴;今后在实现民族复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包含革命、改革、建设的内容。如果对整个历史进行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是不断“创新”的成果:在实践中开辟道路，在理论上提升或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不断出场、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既依据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照中国实践问题，又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完善理论，以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由此看出，笼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概括为民族复兴，无法涵盖、展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胸怀和与时俱进的品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形成、发展，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中持续推进，在涵括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理论主题，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这一主题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从国家层面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民族层面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人民层面看则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①布成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载《南京日报》2021年12月22日。。而美好生活的涵义更广泛，包括物质生活更丰裕、政治生活更民主、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社会生活更有保障、生态环境更美好等。这一主题既承继了19世纪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以及中共党史的百年主题，又与之有所不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主题，而且在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线、在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问题、在应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难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在把握人类命运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以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破解为本质要求的创新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和创造性升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展现出崭新形象，有助于国际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无产阶级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域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长期面临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二是工人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②姜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对于第一个历史问题，苏联进行过70多年的探索，但终究因解体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尽管有过失误和曲折，但改革开放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第一次成功地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能否建成并得到巩固发展问题，充分检验、贯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③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2页。，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的新境界。2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多次较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国际性、单一性走向民族性、多样性，形成了21世纪“两制并立”的时代格局。习近平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潮流和新动向，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解决“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的当代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一思想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为世界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弥补资本主义全球化弊端，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展现了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狭隘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呈现和必然选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要继续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力，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自觉构建、不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