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苏联剧变问题研究史回眸

左凤荣

苏联解体以来，有关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学术话语中，苏联剧变不只包括苏联解体，还包含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苏联共产党是联盟国家的承重结构，它失去政权直接导致了联盟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改旗易帜。本文对中国学界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三十年学术史进行回顾，梳理和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与观点，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

一、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研究的进程和主要成果

从苏联解体至今的30多年里，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总结其教训，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焦点。

(一)20世纪90年代老一代苏联问题学者对苏联剧变有深入解读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教训，成为最具有时代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课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重视研究苏联历史，很快便出版了一批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著作和文章，如: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刘克明、吴仁彰主编的《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周尚文等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姜长斌主编的《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赵常庆等著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多方面研究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前两本比较注重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问题，后四本比较注重对苏联剧变更深层的体制问题的研究。为回应江泽民1996年提出的要认真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要回答在苏联剧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因素，汪道涵在上海组织了多次以苏联剧变问题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于1997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中国苏联史学界的40多位学者参会。改革开放论坛也曾组织国内外专家研究这一问题。2001年，中联部也召开了苏联解体十周年讨论会，有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与会。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成果有: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和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两本书被看作20世纪90年代对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总结，涉及历史与现实，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

科学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对中国意义重大，是大家的共识，正如宫达非所言:“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样一个与我们具有历史、思想以至情感上都剪不断、理还乱的层层关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应该认真、严肃、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进行认识，不应该盲目置之，更不应该讳言莫论。”①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在关于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的分析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是比较客观的，既重视现实中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也重视历史因素的影响，认为苏联剧变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体制机制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苏联体制的问题，通过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及其特征、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等方面来探讨体制问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郑异凡的著作《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系统研究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遗产。姜长斌的《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斯大林早期活动的专著。姜长斌主编的《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研究了斯大林一生的政治活动及其所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得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结论，认为斯大林与列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认识、政治行为和实施理论原则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等许多问题上都有明显不同，该书也分析了斯大林理论体系确立的原因和斯大林的理论特色、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清洗等问题。郑异凡的《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认识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也很有帮助。邢广程的《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研究了苏联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到苏联过度集权的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苏联解体10周年前后苏联剧变研究取得不错的成绩

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和问题研究的深入，2001年苏联解体10周年前后出了一批成果。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很有代表性，该书以苏联体制为主线研究苏联兴亡的问题。苏联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在以后的苏联历史发展中，苏共未能对其进行根本改革。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具体的历史材料，对苏联74年的历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了苏联由兴盛至衰亡的历史轨迹，全方位展示了苏联兴亡的进程，从而揭示了苏联兴亡的关键，即苏联的体制模式对苏联的兴亡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张盛发的《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左凤荣的《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张建华的《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闻一的《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龙闪的《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立茀的《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郭春生的《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等。2005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徐天新的《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杨存堂的《世纪性的实践》、郑异凡的《史海探索》和叶书宗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朱庭光在序言中写道:“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①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此外，还有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沈崇武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陆南泉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吴恩远的《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沈志华主编的三卷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28个专题，是这一阶段影响比较大的一套书。除图书外，2006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的8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苏联解体20周年前后苏联剧变研究成果显著

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前后是苏联解体30年来对苏联剧变研究最活跃的时期，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批成果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主要有:陆南泉等主编的三卷本《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收录了35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从多方面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进行了总结，把学术性与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周尚文等著的《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和李永忠等著的《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是我国学术界从苏共执政模式的角度研究苏共成败和苏联解体的著作。韩克敌的《美国与苏联解体》(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用详实的资料说明了美国对苏政策是一贯的，不能把苏联剧变说成主要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他得出的结论是:“内因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内部的问题、危机，让美国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介入和干预，实质上也利用了各种危机，加剧了苏联的各种矛盾。”②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这些客观的研究对于认识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很有帮助。

这一时期苏联剧变研究的一大盛事是多卷本苏联史的出版。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主编的九卷本苏联史中的五卷:《俄国革命》(姚海著)、《新经济政策时期》(郑异凡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天新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叶书宗著)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著)。这套书历经十几年，倾注了作者们大量心血，把我国的苏联剧变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闻一的《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该书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有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认识苏联的历史演变及苏联解体的教训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还有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2013年党建读物出版社还发行了李慎明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纪录片，该纪录片强调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上的主要责任。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争论比较大，陈爱茹编的《苏联解体之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了不同观点的文章，认为关于苏联解体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竭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苏联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存在根本性缺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方向，苏共无力进行改革，必然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持前一种观点者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者，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

这一时期可以被看作苏联剧变问题研究的转折时期。一方面，苏联史学界关于苏联历史、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深入，出版了不少以档案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学者的成果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他们强调苏联解体主要是由戈尔巴乔夫造成的，戈氏推行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四)2014年以来苏联剧变研究略显滞后

2014年以后关于苏联剧变的研究不那么活跃了，九卷本苏联史另外四卷仍未交稿。这一时期出版的学术论著不多，主要有:左凤荣和刘显忠合著的《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是一部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对苏联解体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张建华的《思想为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该书研究了从1936年到1991年期间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助于我们从知识分子命运变化的侧面，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沈志华的论文《“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人终归还是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走向，而且为世界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2017年出版的与苏联相关的专著主要有:陆南泉的《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第二编关于苏联的部分，围绕政治与经济体制问题，剖析了苏联现代化进程及其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李永全的《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与坍塌》(社科文献出版社)，该书上卷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党诞生、发展和成功的历程，以及苏共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下卷研究了苏共权力金字塔的坍塌，重点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各个方面，揭示了苏联改革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导致苏联解体的必然性与偶然性。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郑异凡的《苏联春秋》(全三册):第一卷“革命与改良”，主要阐释了苏联成立前的革命以及成立后的社会改良;第二卷“大转变”，主要介绍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历史;第三卷“改建与易帜”，主要论述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经验与教训。但这不是新著作，是以往发表的论文的汇集。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苏联史学界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也有一些有分量的成果。沈志华主编的《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从总结教训的角度研究了美苏的冷战及其教训。此外，还有两本研究苏联时期个案的学术专著值得注意。一本是宋永成的《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该书以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中心，主要论述了从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一历史时期苏联犹太人对打败法西斯所作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反犹运动及其影响。另一本是肖瑜、江艺鹏的《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该书研究了苏联从支持以色列建国，到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历史。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利用了近年来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以色列解密的档案文献，研究工作扎实，结论也具有说服力。

中国苏联史学界还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沈志华和余伟民的《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深入分析了美苏冷战的起源。余伟民的《改革如何寻求共识——简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总结分析了中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认识。张广翔和王金玲合写的《德国专家与苏联核计划(1945－1956)》(《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研究了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采用法律、经济和强制手段，通过在德国本土签约和从战俘营中挑选两种渠道招募了324名德国专家，这些德国专家在苏联原子弹、氢弹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冯绍雷的《苏联解体的长时段考量》(《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从文明史长时段的视角探讨了苏联解体的问题。余伟民的《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1期)，从制度和领袖行为的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过程，认为苏联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联盟的解体并非唯一的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历史虚无主义被看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相关领域研究者发表了关于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论文。2019年6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发行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的五集党内教育参考片《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该教育片回顾了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的历史过程，认为苏联剧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

二、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原因的主要看法

中国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的学者基本由两部分人组成:苏联史学界的学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前者更注重研究造成苏联剧变的体制性问题，他们主要依据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后者更重视研究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和苏共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主要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衡量苏联的改革。因为研究的基础不同，两部分学者在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上各有侧重点。

(一)关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史学界大多从体制维度寻找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宫达非在《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序言中写道:“苏联的剧变与失败，领导人的失策与错误当然有关系，但从总体讲，其责任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能承担得了的，在旧俄国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根本就不存在建设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①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所长徐葵认为:“如果把苏联的剧变仅仅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那是不可能全面说明这个历史事件并总结其深刻教训的……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末在苏联的特殊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高放认为:“与其说是戈氏一个人葬送了苏共，无宁说是苏共饮下了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制的苦酒、毒酒而自尽。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留下了大患，以致后人难以有效地进行根本改革。”②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陆南泉和姜长斌也强调，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要“与历史因素联系起来探讨苏联剧变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如苏联经济发展、民族、‘左’的理论根源、苏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分析这些重大问题与剧变的关系”③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绝不能走苏联模式的老路。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苏联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他们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苏联内部官僚利益集团理想信念蜕变、阶级立场转变，加上外国颠覆势力利用这些因素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尤其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他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特别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横行，其结果是改革夭折、苏共丧权、联盟解体。为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反腐败斗争。

(二)苏联民族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失误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解体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苏共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自然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赵常庆等著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认为:“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政治经济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原因;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行动方面的原因。除各种国内原因外，还有外部因素的影响。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但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潘志平教授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斯大林不仅用人工方法‘组织’、‘成立’、‘建立’民族，而且还用人工方法‘组织’、‘成立’、‘建立’民族国家。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在成立苏联的同时也为苏联掘下了毁灭的坟墓。如学者所指出的:‘苏联把各共和国的民族培养成成熟的民族，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地方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一旦条件具备，半文明的小民族必然将甩掉自己的老师。’”⑤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左凤荣和刘显忠则强调，苏联并没有建成民族国家，俄罗斯民族不承认苏联是其民族国家，苏联的解体与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相关。在国家体制上，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单一制;在理论上，苏共强调民族自决权，但在实际上却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尊重俄罗斯这个主体民族的权利，导致各个民族都对联盟不满。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处理民族问题，改革之初忽视民族问题，认为苏共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民族问题出现后，又处理不当，进而加速了联盟国家的解体。

(三)苏联国家发展战略失误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长期奉行的是强国优先，追求赶超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没有处理好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苏联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重工业和军备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了苏联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姜长斌、陆南泉、沈志华等学者的著述对此研究比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民众不满。苏联虽然达到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平衡，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远不及美国，还不如后来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随着20世纪70年代苏联进入“停滞”时期，日用消费品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苏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自然也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目标仍然是强国，而不是富民，人们对改革逐渐丧失了信心。随着戈尔巴乔夫实施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国民到了欧美国家，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有那么丰富的商品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随之动摇。

苏联的战略失误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苏联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认为实力超过美国的苏联开始与美国争霸，支持亚非拉的革命，并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打了10年，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更是严重败坏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使苏联成为全世界声讨的对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苏联发展战略的失误还表现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苏联长期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历史使命，搞世界革命，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互信关系。苏联的改革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紧张，没有开放的改革只能在原体制中打转。对此，前面提到的许多著作都有论述。

(四)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剧变关键在党，苏共领导干部从“人民公仆”蜕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①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下)，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4页。苏共蜕变的进程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斯大林的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地窒息了民主，损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大清洗”中，苏联各民族大批优秀儿女死于非命，对此，郑异凡和马龙闪有详细研究。叶书宗和郭春生的研究揭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干部特权的发展，以及苏共是如何发展成不代表人民，只代表党的机关利益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共完成了蜕化变质。

三、简要评析

从苏联解体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看，学者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历史事实出发，充分利用大量资料，特别是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不断把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对其剧变原因与教训的总结并没有否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基本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为数不多的背景下，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着眼于探究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是很自然的，但在对苏联问题进行研究时，学术界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苏联时期取得的成绩。学者们承认，苏联开辟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新路，并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苏联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在促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推进殖民体系崩溃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与危机，苏共未能克服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

其次，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原因与教训的总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把苏联的人与事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中国学术界尤其是苏联史学界在研究苏联剧变时，承认戈尔巴乔夫负有直接责任，但没有把少数领袖的“叛卖”归结为苏联剧变的唯一原因，因为这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能回答为什么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的问题。学者们努力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探寻其中的原由。苏联史学界的学者普遍认为，从历史条件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列宁当时的设想是先夺取政权再来补生产力发展这门课，但从苏联70多年的历史看，这门课并没有补上。符合苏联国情的新经济政策持续时间不长，便被斯大林模式所取代。苏联模式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力量，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经济发展速度逐年递减，越来越无效率，苏联的剧变不是偶然的。

最后，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学者们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维埃联盟国家解体时，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苏联人民为出发点，从人民的视角看待苏联的问题。在理论上，苏共和苏联人民应该是一致的，苏共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联盟，应该代表人民和服务人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向民众许诺的和平、土地、面包、自由并未变成现实。苏共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大清洗”、农业全盘集体化、权力过分集中、干部特权等，都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苏共没有兑现列宁当初设想的让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诺言，没有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宁的生活。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到，苏联剧变恰恰是苏共丧失民心的结果。

为了使社会主义发扬光大，科学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些研究在国际上曾处于领先水平，但近些年的研究有些滞后，未来仍需要加强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探究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共失去政权的深层原因，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