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

孙秋月 蔡 宁 张 露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可能造成社会公共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重大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肆虐全球，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危害。伴随而来的是“信息”疫情，大量网络谣言在互联网上产生和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误导公众舆论，扰乱社会生活秩序。网络谣言指的是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种旨在使人相信，但未经证实真伪、被故意篡改事实或凭空编造的，甚至带有恶意目的的信息［2］。语言是社会符号，话语是人类社会交际中语言运用的过程。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表征着社会关系，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3］。网络谣言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网络谣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批评语言学，聚焦社会现实问题，从批评的角度，通过交际话语，分析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问题的解决。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话语是社会行为，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社会结构及其权利关系影响话语的产生，同时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确立社会关系，并试图使其合法化，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变化［4］。话语是社会秩序的微观层面，权利和控制是社会秩序的宏观层面。批评话语分析聚焦三个主要关系：话语与社会、话语、权利和控制、话语与意识形态，可以为网络谣言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理论支撑。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为例，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揭示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互动和操纵过程，以便更好地了解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实践行为。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的互联网语境

谣言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传媒［5］，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过去，谣言主要是人们的口耳相传。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大量增加，人际交流不局限于小范围空间，而是借由互联网实现了巨大的扩展。同时，电子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进步促发了自媒体的兴起。自媒体是指传播者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平台，以点对点或点对面的形式，将自主采集或把关过滤的内容传递给他人的个性化传播渠道［6］。因此，谣言传播的媒介和交际语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谣言从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开始，通过互联网空间中的圈群迭代关系，高速扩散传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场景中，人们面临极大的不安全、威胁因素，信息不对称现象异常突出。人们往往通过自媒体表达个人的判断、观点和情绪，互联网上的相关事件信息井喷式爆发，其中也会流动着一些网络谣言，严重影响社会舆论，扰乱社会生活秩序。

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提供了传播媒介和制作手段。以往的网络谣言大多是以文字为主，造谣者以文字形式虚构事件发展情况。目前，随着移动终端和各种新型APP的出现，网络谣言主要为多模态谣言。多模态谣言指的是造谣者运用信息技术采取多种模态形式传递虚假信息，除了文字之外，可能包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以增强谣言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手段也愈加丰富，网络谣言也借助技术的发展，形态也更为复杂［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模态网络谣言主要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谣言制造者使用图片、音频处理工具、视频剪辑工具，借用网络上已经有的图片、截图、音频或者视频，配上与之并不相符的话语，或者添加代表官方、权威机构的图标。谣言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再造事实”［8］。有些网络谣言是由谣言产生者在生活中看到了某个场景，进行图片或者视频拍摄，在未经证实的情况，发表个人的主观臆断，然后发布到互联网上进行传播。

互联网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提供了传播途径和环境，但是也为核实信息、阻断谣言传播提供手段［9］。例如：网络谣言过滤工具的开发，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进行谣言的预警，运用人工智能手段提取网络谣言话语特征、多模态网络谣言中视频、语音和图片等元素特征，以进行谣言的自动识别。另外，我们需要加强互联网语境的管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语境中的交际者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制造谣言，不传播谣言；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完善信息发布的核实机制。目前，政府、权威媒体、机构和网络服务平台建立的各种网络辟谣平台为抵制谣言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和话语权滥用

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范·戴克提出，社会权利是具有某种优势的群体对另外群体的行为和思想实施的控制，影响他们的行为、认知、态度或者意识形态［10］。权利来自于对财富、地位、公共话语和交际传播等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优势获取。控制是一种社会权利的滥用，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关系。近些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网络谣言大多产生于自媒体。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自媒体在社会交际中快速兴起。普通民众可以采用自媒体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系，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的发声机会和话语权。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突发性和严重性极大的威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感，迫使人们渴望快速获得相关信息。疫情信息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政府部门或者权威媒体、机构和单位不能及时、客观、透明和有效地公开疫情相关信息，民众不能享有知情权，那么，自媒体的话语权就会变得异常活跃。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的各方面情况，民众在自媒体环境下表达自己的判断、观点、看法和态度。当疫情话语秩序和社会语境不一致时，网络谣言就会大量产生。有些民众基于个人的观察和判断，从自身的动机出发，在自媒体环境下发布缺乏事实根据的谣言。例如：互联网上曾传播的一则2022年春节物流停运通知，详细地标注着全国各地的快递停发时间。然而，上海网络辟谣平台从快递公司官方获悉，春节期间不会停止快递服务。网络谣言通过圈群社会关系进行裂变式传播，影响受众的认知和行为。网络谣言是自媒体环境下民众话语权的滥用，扰乱舆论场，支配和控制他人想法，影响社会生活。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部门和机构、权威媒体、从事社会服务的单位和团体应该积极启动工作预案，主动地发布客观、真实的疫情相关信息和应对措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避免出现真实信息的空缺地带，建立正常的信息格局，阻止自媒体话语权滥用导致的话语不平等支配，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社会生活和各种活动的有序进行和开展。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指的是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话语传递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和评价，表现为说话者的视角、情感和个人认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网络谣言通常采用了多样的主观化手段，属于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话语实践。例如：2021年12月份的一则关于治疗新冠肺炎药物的网络谣言。该网络谣言通过使用丰富的情感词汇表达，“瘟疫终结者、重大利好消息、特效药、效果100%、效果非常好、痊愈、非常方便、伟大成就、治愈、非常便宜、非常安全、疫情大流行终将结束”，并辅以点赞和笑脸等表情符号，来传递说话人的高度评价和喜悦兴奋的心情，来影响受众的情绪。同时，该网络谣言以“张文宏也表示，离结束已不远”为其背书，以增加其可信度。事实上，张文宏医生并未有这样的公开发言，网络谣言中提及的药物是否能够成为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尚待进一步观察。

一些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的主观性表现为以谣言发布者自己的时间、空间或者社会关系作为参照，没有明确的时间指称，经常用“昨天、今天、现在、昨晚”这些需要语境参照的时间标识，来增加谣言话语的事件代入感，容易使受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网络谣言中涉及的人员经常使用“家长、亲戚、朋友、同事、医生、护士、清洁工、专家、学生”等社会关系身份进行指代，以减少谣言的距离感，增加表面的“真实感”。例如：“同事的亲外甥”透露新冠肺炎防治秘方的网络谣言。有些谣言发布者以本人作为事件的角色，例如：有网民在朋友圈内发布网络谣言，大致为“已检测出新冠阳性，本人在夫子庙上班接触的人多，比餐饮行业接触的人还多，请远离我”。该网络谣言属于极端的主观性表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通过采取强情感词汇、强语境依赖性的指称表达、主观制造虚假的权威信源或者使用自我信源等主观化手段，使话语充满主观性，易于打动受众和进行传播，从而操纵受众的心理模型和意识形态。因此，人们应该提高媒介应用素养，善于辨析自媒体环境下疫情相关话语信息的主观性表达，抵制网络谣言的操纵和支配，对于网络信息，应该多方求证，以获得事情的真相。对于网络辟谣平台，应加快人工智能的谣言识别研究，这些主观性的表达手段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重要语言学特征，可以作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操纵性

操纵产生于交际互动实践，是一种导致不平等关系的权利滥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通过话语行为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实现其操纵意图。话语行为主要包括断言行为、指令行为、承诺行为、表达行为和宣告行为。新冠疫情网络谣言主要实施断言行为和指令行为。例如：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布“用棺材封路”的网络谣言，表达了自己对封路的态度，“不能盲目封路，不能一刀切地封路，不能恶心人的封路”，同时实施了指令行为，要求相关人员采取行动，“一定要想想给人民带来不好的影响，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封路措施一定要商讨对策，响应国家号召是好事，不能扭曲国家的政策来巩固自己的政绩”。这段话语似乎是在批判疫情防控中的不合适的做法，然而却是发话人仅凭臆测发布的谣言，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其根本目的是以新奇的信息博取网络空间受众的眼球，赚取流量。

有些网络谣言是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预防措施，实施了断言行为和承诺行为，例如：饮用高度酒可抵抗新冠病毒、香油滴鼻孔可防病毒传播，这些伪科学网络谣言造成受众盲目抢购和囤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有些新冠疫情网络谣言是关于某社会名人或者权威人士，当各地暴发疫情时，钟南山院士会被网络谣言说成去了西安、满洲里、宁波、石家庄、成都等疫情暴发的地方。例如：网络谣言“满洲里的疫情，惊动了钟南山院士，于今晚到达呼伦贝尔市，强大的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满洲里加油！我们一定战胜疫情！”该网络谣言表面上充满了正能量，实施了表达行为，赞扬钟南山院士及专家团队支援满洲里，强大的祖国，万众一心。事实上，钟南山院士并没有前往这些地方，完全是说话人编造出来的谣言，有的是为了借助名人效应获得受众关注和转发，增加流量，或者是为了个人某些情绪的宣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通过话语行为对受众实施操纵，影响民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促使民众构建对社会、政府带有偏见性的心理模型和认知表征，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行动。这些网络谣言表面上是利他的，为了受众的利益分享重要的“疫情信息资源”，批判一些“错误的做法”，督促受众采取“关键的防控措施”，传播“正能量”抗疫信息，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但谣言背后的真正意图是利己的，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者是以营销为目的，获取账号流量，有利于直播卖货的物质利益，或者是发泄在社会生活互动中积累的个人情绪。因此，受众应该认识和警惕网络谣言的操纵行为，提高科学素养和认知辨别能力，不信谣，不传谣，通过权威和具有公信力的渠道获取信息，要采取理性的行为，而不受网络谣言行为的操控。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情绪负载和传播力

情绪是人们行动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神经认知科学的躯体标记假设，情感过程指导行为，躯体标记与情感相联系，如果人的积极躯体标记被感知，激活多巴胺回路，引发快乐、满足、兴奋等积极情绪；如果人的消极躯体标记被感知，激活去甲肾上腺素回路，促发恐惧、怨恨、愤怒等消极情绪［1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人们的情绪感受会异常强烈，促使人们迫切获得信息，采取一定的行动，保障自身安全。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的产生者在话语中加入大量的情绪因素，作为一种常见的话语修辞手段，用来刺激受众的情绪，增强谣言的传播力。

例如2021年12月，很多西安市民看到这则网络谣言：“重要通知：相关部门紧急通知，目前，疫情防控全员检测已进行第三轮，根据当前陕西省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大数据通报，防疫形势不容乐观，非常严峻。市政府明确：自今天上午8:30起，西安市公安部门及派出所对全市各大街道进行戒严，警务人员在全市各大街道对外出流窜人员进行严查、拘捕，并对拘捕人员个人及单位进行重罚，同时对本单位企业法人等相关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仍有外出流窜人员，一旦被警务人员拘捕，单位立即开除处理，部门负责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第二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望周知！！！”

上面这段网络谣言中，加粗的词语是负载了强烈情绪的词汇。谣言产生者在这段话语中使用了“重要、紧急、非常严峻、戒严、流窜人员、严查、拘捕、重罚、刑事责任、立即开除处理、承担责任”和强调性的感叹号，激发紧迫、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促使受众进行网络谣言的转发和传播。

有些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使用过去社会语境中的话语，激发受众的情绪感受。例如，有网络谣言使用“抓壮丁、藏好、被抓”这样的旧社会词汇，是为了唤起历史记忆，虽然话语风格和时代不一致，但是人的躯体标记和诱发的情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长期记忆相联系，因此，能够引起受众的恐惧情绪体验。同时，谣言中使用“他们不问你检没检测核酸！ 也不问你是否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孩子！”来表达无情和冷酷，使用“可怜、瘫痪、儿子没来得及给她买吃药”的话语，并且辅以一张穷苦环境的图片，来激发受众的同情心。

自媒体环境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其圈群传播的动力来自谣言话语所激发的情绪能量。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话语加载了强烈的情绪，使受众的情绪被感染和强化，促使受众进行转发。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的情绪疏导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政府部门、权威媒体和单位应该预先地、充分地考虑到民众的情绪认知；在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过程中，及时做好受众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建设，减少网络谣言的消极影响，促进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与民众进行互动时，注意话语的得体性，避免“恶意返乡”之类的话语，引发民众不满。

七、结语

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其网络谣言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和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网络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话语实践，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我们透过网络谣言话语看到其背后的自媒体话语权滥用，蕴含在谣言中的主观性、操纵性和情绪化等特征。社会现实潜在地塑造话语实践，话语实践表征并建构社会结构。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这一社会问题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充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理自媒体的话语权滥用，帮助民众提高媒介和科学素养，识别网络谣言的主观性、操纵性和情绪性，抵制网络谣言的不良影响，进行理性和得体的话语实践，建立良性的社会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