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角下《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研究

2022-02-11 13:41宋雪雁霍晓楠刘寅鹏邓君
现代情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数字人文社会关系全唐诗

宋雪雁 霍晓楠 刘寅鹏 邓君

摘 要:[目的/意义]基于数字人文的视角,通过数字工具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可视化展示与分析,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方法/过程]通过对《全唐诗》贬谪诗人数据的采集、清洗,通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检索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分析。[结果/结论]从《全唐诗》贬谪诗人的总体社会关系、核心人物及其网络特征、社会群体模块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以帮助人文学者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数字人文;《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关系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2.02.002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22)02-0014-08

Research o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Relegated Poets in“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Song Xueyan Huo Xiaonan Liu Yinpeng Deng J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Purpose/Meaning]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using digital tools to visually display and analyz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relegated poets in“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to provide new research ideas for humanities research.[Methods/Process]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cleaning of the data of relegated poets in“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the social relations of relegated poets were searched in the CBDB,and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visualiz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relegated poets display and analysis.[Result/Conclus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overall social relationship,core characters,network characteristics,and social group modules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to help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Key words:digital humanities;“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relegated poet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ocial relations

数字人文近些年来在国内发展迅速,数字技术正不断更新人文领域学者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为其利用文本资源提供便利,帮助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深入挖掘,丰富人文领域研究成果。《全唐诗》贬谪诗人是《全唐诗》作者中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遭贬谪的诗人大多曾身居高位,貶谪诗人的社会关系也因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更为复杂,社会关系中涉及政治、学术、亲属等诸多因素,包含大量有待挖掘的信息资源。数字人文领域学者致力于将技术融合进学术研究,并确立了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其中包含数字化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等[1]。本研究立足于数字人文视角,以《全唐诗》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和技术——社会关系分析与可视化技术,对《全唐诗》中贬谪诗人人物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此展现知识发现的过程。本研究拟为《全唐诗》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促进文学考察从单向交往转向复杂网络建构探究,同时体现出数字人文研究范式在人文领域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1 研究回顾

数字人文是一个新兴发展的交叉学科,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不断进行跨界融合。随着数字人文在国内的发展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字人文以各种技术手段为人文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本研究内容,下文将从数字人文领域下诗歌研究与社会关系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在数字人文领域的诗歌研究方面,赵小克等[2]利用文献计量法、词频分析法等对顾城诗歌进行“量化”解读和分析;邱伟云等[3]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处理中唐唐诗中的空间方位词,统计得出最高频次空间方位词,并将空间方位词重回文本进行阅读分析;刘昱彤等[4]提出了一种古诗词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法,并以唐诗为例,说明了古诗词图谱在诗词分析中的必要性;姜育彦等[5]利用文本分词与情感极性分析的方法,对苏轼词作按创作时间顺序进行文本分析;胡华华[6]使用向量空间模型对《全宋词》文本进行表示,通过机器学习建立宋词风格的分类模型并对其进行分类评判,以可视化技术对宋词风格和词人流派演变历程进行呈现。

在对社会关系研究方面,严承希等[7]通过符号分析法对宋代政治网络的结构特征、核心人物、结构拓扑等要素进行分析讨论;范文洁等[8]以《左传》中战争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春秋战争格局,对战争关系进行社群划分;宋雪雁等[9]通过对王世杰日记资源的内容挖掘,对日记中包含的人物关系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许鑫等[10]则以毗陵庄氏古家谱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毗陵庄氏姻娅交往情况;邓君等[11]着眼于明代科举进士群体,对其亲属关系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深入探究;潘俊[12]则从明代进士群体的网络拓扑特征、社会关系分布、核心进士群体特征等角度对明代进士群体的社会关系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在对数字人文领域的诗歌研究,通过统计计量、分词、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结合其他学科研究,丰富相关领域研究视角;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从判定核心人物、网络结构特征、社会关系分布、结构拓扑等角度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以可视化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展示。因此,本文将以《全唐诗》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技术对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分析,以此对贬谪诗人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挖掘。

2  《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

2.1 数据提取与清洗

首先对《全唐诗》贬谪诗人数据进行提取与清洗。本研究对象选取自“全唐诗库”[13]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14](套装全15册),通过“全唐诗库”中贬谪诗的检索及在《全唐诗》中的补充检索,对贬谪诗人范围进行初步确定。经统计,“全唐诗库”及《全唐诗》中共检索出929首贬谪诗,涉及162名贬谪诗作者。接下来对检索出的162名贬谪诗作者进行数据清洗,将其中无名氏、作者不详的贬谪诗作者进行剔除,此外,部分贬谪诗作者并不具有贬谪经历,这部分作者写的贬谪诗是为记载他人贬谪或为他人贬谪所作,因此将不具有贬谪经历的作者进行剔除,最终确定75位贬谪诗人。

其次对贬谪诗人社会关系进行数据提取与清洗。以上文数据清洗后的75位贬谪诗人为基础,在中國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中对其进行检索,通过贬谪诗人的姓名及朝代确定检索对象,对社会关系进行筛选。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中人物关系分为两类,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社会关系包括学术关系、朋友关系、政治关系、著述关系等9类。本研究对贬谪诗人的所有的社会关系与亲属关系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618—960年(960年为五代截止时间,《全唐诗》中有部分唐末五代的诗人,所以时间设置为五代截止时间),距离限制为2,循环数限制为5进行检索,检索出75名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网。其中对没有社会关系网的贬谪诗人建立与自己关联,并对检索出的社会关系进行清洗,去除重复的社会关系,最后共计6 434条社会关系。将整理出的75位贬谪诗人整体社会关系表处理成Gephi可识别格式,利用Gephi软件构建《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共现图。

2.2 社会关系总体分析

《全唐诗》中贬谪诗人之间大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包含思想层面、文学领域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关联,本文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数据,筛选《全唐诗》中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及亲属关系,建立贬谪诗人之间的映射,使用Gephi工具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并形成人物同现关系图谱。图谱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贬谪诗人,节点越大表示与该人物发生关联的人物数量越多,从聚合网络中可以看出人物之间的社交关系。

由《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图还可看出有一些孤立的点,这些点所代表的诗人在CBDB中可以检索到该诗人,但检索不到诗人的社会关系,本文将其设置为与自身关联,以一个点的形式展现在贬谪诗人关系图中。

基于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及属性,将《全唐诗》中75位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1所示,在《全唐诗》贬谪诗人总体社会关系图谱中,李隆基(唐玄宗)、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世民(唐太宗)、李显(唐中宗)、李豫(唐代宗)、权德舆等的关联人物数量较多,形成以上述人物为中心的几大模块。纵观唐代贬谪历程,无论是武后与唐中宗时期的神龙政变产生的神龙逐臣,还是唐玄宗时期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又或是“永贞革新”失败后出现以刘禹锡与柳宗元为代表的“八司马”,都体现出唐代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中因政治事件被贬诗人与皇帝之间社会关系占据主要地位。在图1中可以看出,李隆基(唐玄宗)的社会关系最为庞杂,其中与李隆基(唐玄宗)社会关联较强的是贬谪诗人张说,印证了开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被诛,张说入朝为检校中书令,权秉大政,而半年玄宗即贬之为相州刺史,其后再转岳州、荆州、幽州、并州四地[15]这一史实。

在《全唐诗》75位贬谪诗人中,刘禹锡、张说、元稹、权德舆、武元衡等人都曾是内阁辅臣[16],身居要职,在当时朝代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白居易、杜甫、李白、杜牧、姚合、贾岛等是因为其才能被当权者赏识,这些大多都是文坛领袖;“大李杜”的李白、杜甫,“小李杜”中的李商隐、杜牧,合称“姚贾”的姚合与贾岛,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时期优秀的代表;韩愈、张说、元稹,这3人都最少历经两次的贬谪,被贬多地。这些核心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全唐诗》中贬谪诗人在当时社会影响力之大,上至皇帝下到诗人文士,包含范围广阔。

2.3 核心人物分析

度中心度(Degree)指某节点与其所有邻居节点的连边数之和,是衡量网络节点地位与核心性的最基本度量指标之一。如果考虑到有向图网络,度中心度可以分为入度中心度(Indegree)和出度中心度(Outdegree),其中入度表示节点的声望高低程度,出度则是表现出该节点的合群性[17]。因为本文涉及的均为无向图网络,因此仅通过度中心度衡量《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网络节点地位与核心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k-core与小世界理论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进行进一步分析。

为更清楚地从整体层面理解《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本文引入网络分析指标对其整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通过计算得出网络平均度为3.497,平均聚类系数为0.382,平均路径长度为4.704,密度为0.001,网络直径为9。平均聚类系数较大,平均路径长度较小,即平均通过4~5个人就可互相连通,具有小世界效应的显著特性。

2.3.1 核心人物判定

度中心度是衡量网络节点核心地位的指标之一,较高度数的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核心”,在交往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通过贬谪诗人社会网络度指标的测量,唐代较为熟悉的皇帝与诗人如李隆基(唐玄宗)、李显(唐中宗)、白居易、杜甫、刘禹锡、杜牧、李白等在度中心度上都具有较高的排名,而这些排名靠前的皇帝与贬谪诗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表1是统计出网络节点中心度值排名前30的节点信息。据表1可知,中心度值在50以上的有11位,分别是李隆基(唐玄宗)、白居易、杜甫、刘禹锡、张说、韩愈、元稹、李显(唐中宗)、杜牧、权德舆、李世民(唐太宗)。其中,李隆基(唐玄宗)、李显(唐中宗)、李世民(唐太宗)3位皇帝,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中心,其中心度值高,也是当时社会关系“核心”。

此外,本文统计出75位《全唐诗》贬谪诗人所在时期在位皇帝统计表,如图2所示可知,李隆基(唐玄宗)、李显(唐中宗)、李世民(唐太宗)在位时所被贬的诗人有24位,仅唐玄宗时期被贬诗人有14位之多,占75位贬谪诗人17.5%,这一结果也与尚永亮所统计的结果相印证,据尚永亮的分析统计,盛唐玄宗时期,因肃清太平公主势力,贬宰相萧至忠等人,追中宗宰相旧过,贬韦安石、李桥等人,之后便开启了开元全盛之势,“在位44年中,贬官总计约523人次,年均12人次。诗人文士贬官171人次,占贬官总人次的32.7%”[18]。无论是位于初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还是盛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君主专制一直是贬官的根源,从仕者一旦挑战或者超越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界限,终究难免遭遇被冷落、被诽谤乃至被贬谪的悲惨命运[19]。因此,李隆基(唐玄宗)、李显(唐中宗)、李世民(唐太宗)虽身为皇帝,但其在位期间所贬谪的诗人众多,在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之相关联的诗人数量庞大,体现了皇帝在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中占有较高的中心度这一特点。

在中心度排名前30的人物中,除李隆基(唐玄宗)、李显(唐中宗)、李世民(唐太宗)、李渊(唐高祖)4位皇帝外,经过参照对比核心人物中心度与中心度排名后发现,这些人物的中心度基本与人文领域学者对唐代贬谪诗人的研究成果相吻合。

白居易是75位《全唐詩》贬谪诗人共现网络中中心度最高的诗人,这与白居易在元和初任左拾遗时,敢于直谏,得罪了当时朝廷不少权贵[20]这一史实相吻合,此外,白居易与贯穿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两党都有交往,也印证了白居易在当时文坛“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21]的至高地位。刘禹锡在社会关系中拥有较高的中心性印证了其在当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以及其参与“永贞革新”,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22]这一史实。元稹中心度排名虽在白居易与刘禹锡之后,但其中心度值仍高达58,体现了相较白、李二人,元稹[23]还担任过翰林学士这一高级文官,可以提携文士,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杜甫与李白在共现网络中心度排名中均位于前10,其中杜甫中心度值高达91,位于75位《全唐诗》贬谪诗人中的第3位,这印证了杜甫与李白在唐代文坛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杜甫曾官居左拾遗,身为谏官,更是当时所谓的“近臣”,可近侍皇帝左右[24]的政治身份;而张九龄共现网络中心度排名位于前30名的后列,这与张九龄虽是开元时期最后的一位贤相,但因玄宗对宰相间的朋党相构极为厌恶,使张九龄被外放疏远[25],逐渐远离政治中心这一史实相印证。

此外,以上6位诗人的中心度排名也与尚永亮对开元与元和两大时期诗人交往诗作数量的统计结果相印证[26]。据尚永亮统计,杜甫、李白分别以743首与460首交往诗在总量上位居开元时期交往诗作数量的前两位,属于与人交往最多的作者;在群体内部主动与人交往者,无论人次还是诗量,均以杜甫为多,属于最活跃人物。张九龄共作117首交往诗,位列第7位;在主动交往方面,张九龄无主动与群体交往的记录,属于很少主动与人交往者。而元和时期,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分别以1 431首、602首、476首交往诗位列交往诗作数量前三甲,是人际交往中活跃的作者;从交往人次看,刘禹锡属于活跃交往者,白居易、元稹次之。

张说的较高中心度值体现了其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为宰相,三作中书令,当政长达20多年,被誉为政坛文坛宗主[27]的身份特征;韩愈[28]曾任监察御史与刑部侍郎,其70的共现网络中心度值印证了其曾位于政治中心这一史实;杜牧则出身名门贵族,京兆杜氏一族为数百年之高门士族,长安民谚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29],其较高的共现网络中心性体现了杜牧虽回京任职不久便贬至黄州,但因名门望族而仍有较广的社会关系这一身份特征;权德舆位于前10的中心性排名则印证了其三掌贡举,乐于奖掖后进,是贞元、元和年间政坛与文坛的双重领袖[30]的社会地位。

2.3.2 核心人物网络特征分析

本文使用k-core分析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网络进行分解,进一步探索《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和空间属性。k-core是图论的一种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节点集合概念,指度值不小于k的极大子图,常被用于揭示网络的核心区域以及划分网络的层次结构。图3~5列举了《全唐诗》75位贬谪诗人共现关系中7-core~5-core的社会网络核心节点共现情况。

由图3可知,按照核心程度,当k=7时,出现的主要节点有李隆基、刘禹锡、白居易、韩愈、元稹、张说,其中除李隆基是唐代皇帝外,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元稹、张说分别从左拾遗、监察御史、宰相等职位被贬[31],这表明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贬谪诗人占据整个《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的拓扑中央。当k=6时,网络中涵盖了《全唐诗》75位贬谪诗人中近半数身居宰辅之位的贬谪诗人,如权德舆、武元衡、张九龄、刘长卿等;同时部分贬谪诗人群体分类也逐渐显现,如以张说、张九龄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群体的初步形成,这印证了开元十年,因受张说牵连,张九龄出为冀州刺史,后改为洪州都督,守洪州刺史[32]这一史实,而张说与张九龄都曾先后做过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因此也与上文提到的《全唐诗》贬谪诗人的整体社会关系是以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贬谪诗人为核心这一观点相符合。随着k值的不断降低,《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群体先后出现,社会关系网络逐步扩展开来,《全唐诗》中剩余贬谪诗人逐渐出现,涉及的贬谪诗人及较高政治地位的人物相关数量与关系占比显著增大,如表2所示(当k=2时,总边数出现率超过60%),即各个贬谪诗人形成的社会关系群体成员逐渐增多,各群体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加强。如以刘禹锡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与以韩愈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群体,在7-kore时可通过柳宗元、元稹等诗人进行关联,当k=2时,又增加李逢吉、王涯等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可将两个诗人社会群体进行关联,而李逢吉与王涯都曾在唐宪宗时期担任过宰相,也证实了随着k值的降低,在《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中靠近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关系、数量占比都有所增大这一结论。

2.3.3 核心人物社会群体模块分析

采用Newman M E J等提出的测量网络社群聚类程度的模块度算法[33],用以衡量聚类效果,模块度值域范围[-1,1],越接近于1,代表网络社群结构强度越大。一般认为,模块度值>0.3,代表网络具有明显的社群结构,该网络模块度值为0.646,说明此网络具有较好的社群结构,且结构强度较强。

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观察,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可划分为以李隆基(唐玄宗)、白居易、刘禹锡、张说、韩愈、李白、刘长卿、李世民为核心的8类社会群体,在贬谪诗人社会网络模块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度值,连线表示贬谪诗人之间相关关系。

在8类社会群体中,第一类与第五类社会群体是以皇帝李隆基、李世民为核心的社会群体,核心人物拥有较高的节点度值,但与之关联的人物影响力却较低。这两类社会群体中除李隆基拥有最高的143节点度值,其他人物的节点度值均不超过50,主要囊括了李治、李渊等皇帝以及姚崇、长孙无忌等政治中心人物。这两类群体主要以政治人物为代表,几乎不涉及贬谪诗人,因此这两类群体在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中占比较小,对《全唐诗》贬谪诗人总体社会关系网络影响较小。

社会群体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以白居易、杜甫、元稹为代表的第二类社会群体,该社会群体内节点度值在30以上的有25个,总人数最多。第二类社会群体以诗人为主体,白居易、杜甫、元稹为主要代表,这3人也是《全唐诗》贬谪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两位诗人生前已经以“诗派”名世,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4]。第二类社会群体的人物影响力最大,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贬谪诗人的文学成就对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刘禹锡、权德舆、武元衡、柳宗元为首的第三类社会群体,核心人物度值相对较高。此类社会群体以“永贞革新”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曾投文于权德舆门下[35];武元衡则是被“永贞革新”的改革派所诽谤被贬,刘禹锡与柳宗元皆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这说明“永贞革新”所形成的社会群体也是《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群体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类中还有诸多与“永贞革新”事件有关人物,如王叔文、韩泰、韦执谊、吕温、窦群、贾耽、高郢、严绶等,皆聚类于此,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模块度算法的准确性。由此可见,政治变革是贬谪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政治革新的成功与否会牵连到一个政治集团中的多数人,当政治变革失败,其参与者便会沦为政治的牺牲品,遭到政治竞争对手的打压,继而遭到贬谪。

第四类社会群体以张说、杜审言、沈佺期为核心,此类社会群体人数虽不及第二、三社群,但是其核心人物度值较高,所涵盖的人物影响力不逊色于二、三类社群。张说、杜审言、沈佺期皆因神龙元年李显(唐中宗)与武则天两党政治斗争而遭贬谪,而政治斗争的结果便是引发了初唐首次大规模地贬流诗人的事件。这与《旧唐书·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中记载“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娇、宋之问、杜审言、沈侄期、阎朝隐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36]相印证。

第五类与第八类社会群体呈现诗人与政治家相融合的特征。在這两类社会群体中既有与贾岛并称“郊寒岛瘦”的孟郊、大历十才子之三的钱起、卢纶与皇甫冉,也有唐朝时期宗室、宰相李程,还有“唐宋八大家”之首、官至吏部侍郎的韩愈,“边塞四诗人”之一、礼部尚书高适等。

第七类社会群体以李白、贾岛为中心,此类社群群体人数不多,核心人物度值也不高。此类社会群体主要集中官职较低的诗人以及归隐的诗人。这与李白最高任职供奉翰林,贾岛从遂州长江县(今遂宁市大英县)主簿升至普州司户[37],方干[38]在懿宗咸通中隐居于会稽,罗隐[39]因久试不中、躲避战乱,隐居九华山这些史实相印证。

此外,在各个群体中,存在多维社会关系交织融合现象。这些诗人、政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其关系纽带是形成《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全唐诗》贬谪诗人为核心社会关系网的观察与分析,既可从微观层面解构个体人物之间互动关系,也可从宏观视角剖析社会网络结构本质。《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中包罗的人物关系具有多维属性,多种社会关系交织融合,如著述关系、政治关系、朋友关系等,暗示着贬谪诗人之间具有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这对研究诗人贬谪成因提供重要信息。

3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数字人文视角,运用数字工具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的总体社会关系、核心人物及其网络特征、社会群体模块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分析,发现该群体的社会网络符合小世界效应特征,通过对《全唐诗》贬谪诗人不同社会群体构成特点的分析,印证了政治要素对贬谪诗人的影响。此外,贬谪诗人都曾为官从政,其中不乏文学大家,因此在《全唐诗》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网中不仅汇集了政治领域的达官显贵,也包含了文学领域的宿儒大家,这也侧面证明了《全唐诗》贬谪诗人在当时社会影响力之大。

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为《全唐诗》等传统文本的挖掘与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将为人文领域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技术与工具,帮助人文学者更直观、便捷、有效地开展研究,同时随着人文学者对数字技术与工具逐渐深入的应用,数字技术与工具也将更有效地融入人文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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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国雷)

收稿日期:2021-0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角下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研究”(项目编号:19BTQ102)。

作者简介:宋雪雁(1980-),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人文与知识服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霍晓楠(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人文与档案资源开发。刘寅鹏(1998-),男,本科生,研究方向:数字人文,文本挖掘。邓君(1977-),女,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人文与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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