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云门宗禅师安庆行化文献辑考

黄文翰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悉能成佛。这与儒家的性善论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还认为，平常心是道，运水搬柴中可体道、悟道。这与道家任运自然、道在屎溺的思想亦很相契。禅宗在佛性论、修行论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渊源与互动，使之成为佛教中国化颇具代表性的成果。

平心而论，即令在教下诸宗（如天台、华严等宗）方兴未艾的唐宋时期，禅宗一花五叶（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的宗势，较之前者依然是更为蓬勃强劲的。这一情况在北宋安庆地区（当时称舒州）亦可得到印证。据笔者粗略统计，北宋一百六十八年（960—1127）的历史中，载诸佛教文献且有机语或事迹可寻的弘法安庆之僧侣，宗派多属禅门，人数至少有七八十位之众。

禅门五宗之中，沩仰宗的法系入宋后即迹晦不彰，法眼宗的传承在北宋中期以后亦不绝如缕。行化安庆的禅宗大德，其法脉主要出自临济、曹洞、云门三家。本文仅对云门宗禅师弘法安庆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辑考。

云门宗祖文偃禅师（864—949），俗姓张，浙江嘉兴人，于韶关云门寺大阐宗风，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有传。北宋时期行化安庆的云门宗禅僧，主要是文偃的再传至七传弟子。其中，尤以五传、六传弟子为多，影响为大。

一、云门再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再传弟子二人：仁永禅师、通禅师。

（一）仁永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龙门山（在太湖），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二一有机语。《天圣广灯录·目录》“隋州龙居山明教宽禅师法嗣”下，有“舒州龙门山仁永禅师”[1]600a。明教宽，即文偃法嗣师宽禅师，《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有机语。

（二）通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投子山（在桐城），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有机语。《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上“郢州林溪脱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投子通禅师”[2]2b。林溪脱，即文偃法嗣竟（一作“敬”）脱禅师，《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有机语。

二、云门三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三传弟子三人：显同禅师、通禅师（与上文竟脱法嗣通禅师并非一人）、龙门禅师。三人共同嗣法于师戒禅师。

（一）显同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海会寺（在太湖）。《天圣广灯录·目录》“蕲州五祖山师戒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海会显同禅师”[1]601a。师戒禅师，师宽禅师法嗣，《天圣广灯录》卷二一有机语。

（二）通禅师

生平不详，亦曾住舒州海会寺，《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三有机语。《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上“蕲州五祖山师戒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海会通禅师”[2]3b。

（三）龙门禅师

生平不详。《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上“蕲州五祖山师戒禅师法嗣”下，有“舒州龙门禅师”[2]4a。这里的“龙门”，所指为地名抑或人名，不能确知。笔者私揣或指前者——“舒州龙门禅师”即一位法号失落的住锡舒州龙门山的禅师。

三、云门四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四传弟子二人：法宗禅师、贤禅师，二人共同嗣法于重显禅师。

（一）法宗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投子山，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有机语。《五灯会元·目录》卷下“雪窦显禅师法嗣”下，有“投子法宗道者”。显禅师，即重显（980—1052），俗姓李，四川遂宁人，曾住明州（今浙江宁波）雪窦山，为光祚禅师法嗣、澄远禅师（与师宽同嗣文偃）法孙。《五灯会元》卷十六《舒州投子法宗禅师》记载，法宗在当时有“道者”[3]605b之称。有僧问“如何是道者家风”，法宗答以“袈裟裹草鞋”。僧又问“意旨如何”，师答以“赤脚下桐城”[3]605b。不难想见，法宗禅师应是一位物欲淡泊、逍遥任运的禅师。

（二）贤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东禅院，《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五“明州雪窦山重显明觉禅师法嗣”下，有“舒州东禅院贤禅师”[2]91a机语。

四、云门五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五传弟子六人：慈云禅师、文铣禅师、冲会禅师、诠禅师、宗贲禅师、法秀禅师。慈云、文铣、冲会均曾住锡三祖寺；冲会、诠、宗贲、法秀均出义怀禅师之门。

（一）慈云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三祖寺（在潜山），《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下“真州长芦祖印禅师法嗣”下，有“舒州三祖慈云禅师”[2]14a。祖印，俗姓夏（与宋仁宗朝宰相夏竦同族），江州人（今江西九江），重显禅师法嗣，曾住真州长芦寺在今江苏仪征，居顶《续传灯录》卷六有生平与机语。

（二）文铣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三祖寺，《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中“江州圆通居讷禅师法嗣”下，有“舒州三祖文铣禅师”[2]14b。居讷（1010—1071），俗姓蹇，四川三台人，子荣禅师（与重显同嗣光祚）法嗣，《禅林僧宝传》卷二六有传。

（三）冲会禅师

浙江杭州人，曾住舒州三祖寺，《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九“越州天衣义怀禅师法嗣”下，有“舒州山谷三祖会禅师”小传及机缘语录，小传曰：“钱塘临安，师之生缘也。山谷、褒山，师之住处也。冲会，师之法名也。圆智，师之禅号也。天衣老怀，师之嗣法师也。超悟猛利，师之妙性也。直语拂情，师之为人也。圆照、圆通，师之道友也。如此则师之道可知也。吏部侍郎贾公易，以师礼敬之。年七十余，洒然真隐”[2]149b。

冲会禅师之师义怀（989—1060），俗姓陈，浙江乐清人，重显法嗣，《禅林僧宝传》卷十一有传。冲会曾住“山谷、褒山”。前者指舒州山谷寺，因三祖僧璨大师曾住于此，又名三祖寺；后者指和州褒禅山寺在今安徽含山，《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八亦称冲会为“和州褒禅冲会圆智禅师”[2]272a。冲会道友“圆照、圆通”，前者指宗本禅师（1020—1099），俗姓管，江苏无锡人，与冲会同嗣义怀，哲宗皇帝赐“圆照禅师”之号，《禅林僧宝传》卷十四有传。后者指法秀禅师（1027—1090），俗姓辛，号圆通，秦州陇城（今甘肃天水）人，与冲会同嗣义怀，法子之中有《建中靖国续灯录》作者惟白，《禅林僧宝传》卷二六有传。“吏部侍郎贾公易”，即贾易，字明叔，安徽无为人，嘉祐六年（1061）进士，《宋史》卷三五五有传。

（四）诠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桐城金绳寺，《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九“越州天衣义怀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桐城金绳诠禅师”[2]155a机语数则。

（五）宗贲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龙门山，《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上“越州天衣义怀禅师法嗣”下，有“舒州龙门宗贲禅师”[2]12b。

（六）法秀禅师

俗姓辛，号圆通，秦州陇城人，曾住舒州四面山（在太湖），元祐五年（1090）示寂，寿六十四。《禅林僧宝传》卷二六有传，《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七有机语。纪荫《宗统编年》卷二十“嘉祐二年（按，即1057年）”条记载：“禅师法秀出世四面山。秀参天衣怀，嗣其法。出世淮四面山，杖笠之外，衣具而已，衲子追逐。秀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4]

天衣怀，即义怀禅师。禅师出世某处，其意与俗语所说“出徒”“出道”相类，即辞师而于某处独立住持寺院。法秀是北宋云门宗宗风丕振的关键人物之一，《禅林僧宝传·本传》记载：“冀国大长公主造法云寺成，有诏秀为开山第一祖。开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传圣语，表朕亲至之礼。皇弟荆王致敬座下。云门宗风，自是兴于西北，士大夫日夕问道。”[5]法秀住持汴京法云寺，事在元丰七年（1084）十月。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元丰七年”条记载：“冬十月……建法云禅刹于国城之南。既成，诏法秀开山，赐号圆通禅师。”[6]法秀成为云门大宗匠的端倪，从其嘉祐二年（时年三十一岁）初主四面山时就可窥见。作为一寺住持，他“杖笠之外，衣具而已”，生活极为简朴。“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倍获“衲子追逐”。由此不难想见法秀禅师之高风。

五、云门六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六传弟子九人：德颙禅师、当禅师、明广禅师、灯禅师、修颙禅师、慧灯禅师、普聪禅师、唯义禅师、道渊禅师。六传诸师大多出于法秀、宗本门下（德颙、当二人为法秀法嗣；修颙、慧灯、普聪、唯义、道渊五人为宗本法嗣）。

（一）德颙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甘露寺（在潜山），《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七“东京法云圆通禅师（按，即法秀禅师）法嗣”下，有“舒州甘露德颙禅师”[2]254a机语。

（二）当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兴化禅院，《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中“东京法云圆通禅师法嗣”下，有“舒州兴化当禅师”[2]22a。这里的“兴化”即兴化禅院。《白云端和尚语录》卷二所载，即《舒州兴化禅院语录》[7]。端和尚，即临济宗杨岐派老祖方会禅师（996—1049）的弟子守端禅师（1025—1072）。

（三）明广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甘露寺，《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中“和州褒禅冲会圆智禅师法嗣”下，有“舒州甘露明广禅师”[2]23b。

（四）灯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王屋山（在桐城）崇福寺，《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八“庐山贤栖迁禅师法嗣”下，有“舒州王屋山崇福灯禅师”[2]271b机语。迁禅师，即智迁（？—1086），俗姓高，浙江杭州人，曾住庐山栖贤寺，义怀禅师法嗣，《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九有小传及机语。

（五）修颙禅师

俗姓梁，晋州赵城（今山西洪洞）人，曾住舒州投子山，《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六有小传及机语。传文记载，禅师“幼同父不拜乡祠，不受书训。俄曰：‘当为人天师，安慕此耶？’寻依本州霍山文广上人出家，圆具，横经讲席，洞晓佛意。华严九会，敷演三四。远造苏州瑞光圆照禅师法席，扣问禅宗”[2]234b。圆具，即受具足戒而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区别于未受具足戒的沙弥等。“华严九会，敷演三四”，指修颙曾讲《华严经》三四遍。《华严经》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及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两种。关于世尊集会大众演说华严妙法的次数，前者记为八会，较后者少一会。修颙所讲《华严经》，当为唐译的八十卷本。瑞光圆照禅师，即宗本（1020—1099），俗姓管，江苏无锡人，哲宗皇帝赐“圆照禅师”号，曾住苏州瑞光寺，义怀禅师法嗣，《禅林僧宝传》卷十四有传。

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二三载录修颙于投子山接引富弼悟道之事，文曰：“丞相富弼居士，字彦国。由清献公警励之后，不舍昼夜，力进此道。闻证悟修颙禅师主投子法席冠淮甸（按，即淮河流域），往质所疑。会颙为众登座，见其顾视，如象王回施。公微有得，因执弟子礼。趋函丈，命侍僧请为入室。颙见即曰：‘相公已入来，富弼犹在外。’公闻，汗流浃背，即大悟。寻以偈寄圆照本禅师（按，即宗本禅师）曰：一见颙公悟入深，夤缘传得老师心。东南谩说江山远，目对灵光与妙音”[8]318a‐b。

清献公，即赵抃（1008—1084），字阅道，谥清献，浙江衢州人，景祐元年（1034）进士，《宋史》卷三一六有传，居顶《续传灯录》卷十二将其列入法泉禅师法嗣，属云门文偃六传弟子（文偃-缘密-应真-晓聪-晓舜-法泉-赵抃）。富弼（1004—1083），字彦国，天圣八年（1030）及第，至和二年（1055）拜相，英宗即位后，封郑国公，熙宁二年（1069）再度拜相，致仕，进封韩国公，《宋史》卷三一三有传。富弼受“清献公警励”本事，见《续传灯录》卷十二《清献公赵抃居士》：“富郑公初于宗门未有所趣，公勉之书曰：伏惟执事，富贵如是之极，道德如是之盛，福寿康宁如是之备，退休闲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能专诚求所证悟，则他日为门下贺也。”[9]545b由“退休闲逸如是之高”句可知，富弼彼时已致仕。富弼致仕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八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三“熙宁五年”条记载：“三月，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10]。

富弼致仕后因受“清献公警励”，于佛禅之学颇为精进，“闻证悟修颙禅师主投子法席冠淮甸”遂“往质所疑”。据此，修颙与富弼相会的时间上限，当在熙宁五年（1072）三月。《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元丰六年”条记载：“闰月（按，指闰六月）……丙申（按，即廿二日），太师、守司徒、韩国公富弼薨，谥文忠”[11]。据此，修颙与富弼相会的时间下限，当在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富弼在目睹修颙禅师登座顾视四众“如象王回施”后，折服于其威仪，因而以宰相之尊，对修颙“执弟子礼”，并寄诗给宗本禅师，向其述说对修颙的服膺、感念。修颙禅师领众投子山之高风，盖可想见。

（六）慧登（一作“灯”）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太平寺（在潜山），《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六“东京惠林宗本圆照禅师法嗣”下，有“舒州太平慧登禅师”机语。有僧问“如何是太平境”，慧登禅师答以“多年三级塔，未老万株松”。又问“如何是境中人”，师答以“一似不曾斋”[2]243b。禅门机语虽不可尽作文字解会，但其依然具有表意功能（否则面对学人启问，禅师大可杜口不言）。由慧登答语可约略推知，太平寺当为一安隐于山林中的寺院，而慧登本人，当为一淡然忘机之僧。另，慧登法名有异说。《续传灯录》卷十四作“舒州太平慧灯禅师”[9]562a，未知孰是。

（七）普聪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投子山胜因禅院，《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六“东京惠林宗本圆照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投子山胜因禅院普聪禅师”[2]241a机语。

（八）唯义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四面山，《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中“东京惠林圆照禅师（按，即宗本）法嗣”下，有“舒州四面唯义禅师”[2]20a。

（九）道渊禅师

生平不详，曾住舒州永明寺，《建中靖国续灯录·目录》卷中“东京惠林圆照禅师法嗣”下，有“舒州永明道渊禅师”[2]21b。

六、云门七传

行化安庆的文偃七传弟子，笔者仅辑得策禅师一人。

策禅师，生平不详，曾住舒州三祖寺，《嘉泰普灯录·目录》卷上“法云佛国惟白禅师法嗣”下，有“舒州三祖策禅师”[8]16a。惟白禅师，即《建中靖国续灯录》作者，为丕振云门宗风的法秀禅师法嗣。

七、余 论

据笔者初步统计，北宋行化安庆且有机语或事迹可寻的云门宗禅师，凡23人。诸师住锡之地，多集中于桐城投子山，太湖龙门山、四面山、海会寺，潜山三祖寺、太平寺、甘露寺等处。诸师安庆弘法之势，以文偃再传至四传为平，五传为兴，六传为盛，七传为衰。一粒米中藏世界，云门宗在安庆的兴衰，与其在整个北宋的宗势消长，亦若合符节。宋室南渡（1127）后，云门宗宗势转衰，逐渐难与临济、曹洞同辉。南宋时期载诸佛籍的弘法安庆之云门禅师，几乎寂寥无闻，与北宋时期二十余位禅师先后出世弘法的盛况判若云泥。

安徽自古以来即是禅宗弘法的重镇。姑以北宋舒州一地为例，先后就有云门宗法云法秀、证悟修颙；曹洞宗投子义青、泐潭惟照；临济宗浮山法远、白云守端、五祖法演、佛眼清远、佛鉴慧懃、牧庵法忠、灵源惟清等大禅师于此弘宗演教。管中窥豹，安徽全省的禅宗文化资源之丰富亦可想见。笔者以为，目下学界对于安徽禅宗文化的挖掘以及禅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尚存很大的开拓空间。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有学者更是认为，“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12]。禅宗在历史上的强劲宗势，直观反映了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教赴时机（亦即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好安徽及安庆的禅宗文化，不惟是对古来禅门诸大德人格、思想的一种瞻礼与承续，更是为佛教中国化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恢弘图景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