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吴 飞，王 涛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战略命题。[1]（p35）作为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与新鲜经验集中抒写的重要典范，新型举国体制既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体制表达，也是我们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完善、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战略举措。[1]（p1，3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团结带领人民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实践，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都明确提出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构想。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7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更是首次以“意见”的形式确立了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重要作用。[3]这些都表明，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课题建构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举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新型”二字则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较之于其的显著发展。具体而言，这种“新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新”在以新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下的资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等有关重要论述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发挥提供了根本指引。其二，“新”在以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为理论背景。新时代面临更多更为错综复杂的“新”背景“新”问题，诸如生物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新问题的出现均使得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展开需要建立在切合时代、立足当下的基础之上。其三，“新”在以新的领域——生态文明、脱贫攻坚等领域为作用域。较之于举国体制的作用域，新型举国体制将其指涉领域拓展到诸如脱贫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以及疫情防控斗争等领域，充分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新”的时代性特征。其四，“新”在以新的保障方式——民主法治为形塑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更加强调将一切涉及改革、发展的事项都纳入法治的轨道，更加注重全过程法治与民主因素的嵌入，民主和法治既是推动新型举国体制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又是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境界不断丰富、不断成熟定型的重要形塑依托。其五，“新”在以新的未来前景——新形态为建构意义。新型举国体制定位于以更加成熟、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方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希望建立起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套新“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本身、历史源流的发展脉络以及举国体制在党的百年奋进历程中的实践经验三层逻辑出发，梳理出支撑新型举国体制接续发展的底蕴动力。

二、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

（一）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与利益共同体思想

新型举国体制的要义之一即在于围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健康福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难题、重点领域，以多方资源的协作互动为基础，实现生产力与生产效率的高效供给、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成就。对此，马克思在劳动协作理论与利益共同体思想中已进行了系统论述。

在协作理论中，马克思指出：协作的本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协同劳动，[4](p378)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重要组织形式，劳动协作始终嵌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5](p6)在这里，马克思将协作视为自我突破个体性获得社会性的重要方式，协作劳动带来的线性个体与规模性他者在同一生产域的邻接、触碰使得个体生产力的跃升成为可能。在《资本论》中，他在阐述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三种基本协作形态——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协作、大工业时代的协作——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协作劳动的四重积极效应，即协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创作出一种特殊生产力，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节约非生产费用，可以提高利润率；[4]（p378-383）同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领导核心的重要意蕴，他指出：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6](p560)马克思关于“乐队总指挥”的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权的重要性，唯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与法治化，始终牢固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劳动协作”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作用，继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泉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智识供给与真理支撑，这是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利益共同体思想中，马克思指出：共同利益即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是与个别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区别，“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还有更多联系”的利益。[7](p2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过去种种“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于被统治者而言，“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8](p199)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命题，他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8](p199)在这种共同体中，“他们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相互分离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8](p202)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应当为公民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发挥空间，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实现创造制度可能性，在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不仅个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并且集体亦为这种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障。

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共同体思想的生动实践。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为利益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充实的制度底蕴；另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使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多个部分的力量统筹组织，使各个地区、企业、部门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体；[9](p11)同时，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现代化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一种“协同合作、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真正利益共同体”不断形成，个体在“利益共同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利益成果，在这种辩证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利益共同体”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勃发。

（二）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民主集中制理论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与领导制度，也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不断发展，科学内涵与地位作用不断丰富，系统科学、内涵丰富、严密完备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体系已建立起来，相关学术研究也蓬勃展开，这使得民主集中制理论对推动我国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起到了更为强劲的催化作用。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要内容的新型举国体制无疑是民主集中制理论进行实践创新与理论迁移运用的重要表达，而同样，民主集中制理论也为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实践提供了丰沛的理论供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主集中制理论关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观点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0](p1023)具体而言，这种结合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民主与自上而下的集中相结合：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设计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11](p5)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集中是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形成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强大合力的重要方式。[12](p167)这种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也为我们建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一方面，重大战略决策、重大项目立项等必须通过论证咨询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由相关机构统一进行部署、做出决策，充分发挥集中的优势，提升决策效率，形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

其二，民主集中制理论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容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实践技术遵循。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进行了诸多论述。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13](p375)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对于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4](p18)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15](p32)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将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16](p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是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来抓。[17](p23-24)这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成熟系统的思想理论来源：新型举国体制作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奋进新时代、解决新问题的重要制度依凭，必然面临许多更为复杂的新情况新风险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不迷失航向。[18](p80)

其三，民主集中制理论关于抓住“关键少数”以推动全局发展的方法论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路径启示。加强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一环即在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怎么样，关键看高级干部做得怎么样。[19](p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判断，为更好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明确了政治要求、确立了行为准则，[20](p11)也为新时代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提供了重要路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键少数”的经典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与中国具体国情、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也是民主集中制理论不断丰富拓展、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这为我们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智识资源：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与资源的市场配置互补效应，围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健康福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难题、关键领域展开集中攻关，这种复杂集成的全方位、多领域、系统性工程的推进必然要求动员大量资源，若各个领域同步推进，势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过度挤兑。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科学有效、协同高效的优势，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牵住复杂系统、复杂矛盾中的“牛鼻子”，自觉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这与民主集中制理论关于抓住“关键少数”以推动全局发展的方法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我们说，民主集中制理论关于抓住“关键少数”的方法论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路径启示。

（三）新型举国体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理论

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观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工作方法。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知识论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类社会的系统性特征，他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p505）恩格斯在总结近现代自然科学取得辉耀成就的基础上也明确表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22]（p40）因此，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亦是其认识观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同时，系统观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百年奋进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从系统思维出发认识并改造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注重系统观的运用：在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他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考察，从而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23]（p668）在阐明中国革命的特点及规律时，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必然趋势”；[23]（p651-665）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24]（p198）“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统一的，因此，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25]（p175）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出发继续探索，正确分析并解决了现代化建设过程出现的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问题，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6]（p365）同时，提出通过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27]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28]（p536）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进程中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的运用，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充分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9]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指出：“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p20）等等。这都表明系统观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也为我们构架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

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提出的历史背景复杂性决定了其本质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p44)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30]这是我们提出并分析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背景。从这一层面而言，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宏观层面“社会治理结构的高级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战略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诸如科技创新、脱贫攻坚等分领域需要获得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更意味着各个分系统必须加强沟通协作、深化系统互融、提升系统之间的相互支撑。新型举国体制作为各个分系统达成各自战略目标的有效制度设计，必然要为这种束状全域的历史性跃进提供战略性、支撑性框架。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

另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发生作用的场域环境复杂性也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系统观念。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抓手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环境不仅包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包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包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31]这些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都使得新型举国体制发生作用的场域环境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应对这种空前复杂巨系统的能力，自觉运用系统观念理解把握新型举国体制“复杂巨系统”的内涵特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理论的指引下正确认知内部各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32]从总体上实现新型举国体制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9]

三、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构建，既创造性地继承了农业经济时代传统举国体制的有益成果，又学习借鉴了苏联举国体制的经验教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逻辑。

（一）新型举国体制汲取了农业中国传统举国体制的有益成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传统，从举世闻名的长城、大运河到近现代史上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赢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都是这种优良传统的体现。

农业时代国家采取举国体制主要基于内外两个维度的原因。其一，维护王朝安全、抵御外部军事风险。历史上中原王朝长期面临来自北方草原的安全威胁。为应对这种频繁叠覆的战争状态、保全农耕文明的“和平特性”，[33](p5)赋予中央政权以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支配能力就成为农耕文明的必然选择。在长期的“征伐—反征伐”过程中，中原王朝形成了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典型特征的安全防卫和资源配置体制：一方面，从商周的烽火台体系到秦至明历代对于长城的修建，通过传统举国体制在北部形成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强屏障；另一方面，实现了从军队征集、训练、调动、指挥到军饷、粮草供应的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调配，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国上下统一的组织动员体制，[34](p19)这为中原政权有效抵御草原侵略提供了有效资源供给与坚实制度保障。其二，保障农业生产、防止内部分裂。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基础，但其“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与我国水资源自古以来地域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使得原子化个人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因此依靠国家力量、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承担起大型水利工程的修筑任务成为保障农业生产、防止内部起义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于统治者而言，塑造并维持一种安定有序的差序利益格局是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方式，因此，通过国家集中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等进行国家专卖避免豪强垄断，[35](p2)通过全国一盘棋统筹平衡南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发展，统筹农业与商业、资本的本末关系，[34](p20)进而防止因区域性差距、贫富差距等过大导致内部分裂、冲突甚至战争等都是以国家介入的方式调整“失序”的政治经济关系、实现封建社会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此外，传统举国体制重要特点之一即在于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政府社会相互协作、互相促进的协同效应，如充分发挥地方乡绅在落实国家政策、调动组织广大农民的积极作用，[35](p3)这一过程中，他们所享有的“非正式权力”[36](p282)与封建官僚系统的“正式权力”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乡绅之治”[37](p111)的权力基础，这有效弥补了皇权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缺憾，对促进地方事业的发展、弥合治理缝隙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思想以及大一统的国家观亦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提供了丰沛的底蕴滋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尊尚家国一体、修齐治平的精神信仰，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由此成为不能分割的整体；[38](p40)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也蕴含了丰富的团结合作、勠力同心办大事的思想意涵，“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39](p95)“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40](p76)等都表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聚力进取的豪情壮志。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大一统的国家观也是古代举国体制形成、发挥作用的重要依凭。自秦以来，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一直是历代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41](p24)只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格局，中央政权才能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全国资源完成抵御外敌入侵、组织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格局、避免社会极化等重大任务。因此可以说，传统举国体制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有效巩固帝制统治秩序、探索绕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重要实践，亦是大一统的帝制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这构成了我们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文化积淀：一方面，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前提，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以举国之力调配资源、攻坚克难的优势；另一方面，实现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亦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内容，“国家统一能力”的建设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思维和机制，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统筹国家实力，将战略优势转化为对台湾的影响力、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统一力”，有利于中国政府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42](p30-34)

（二）借鉴了苏联举国体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74 年的执政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实践性参考。纵观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集中统一”的苏式举国体制贯穿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发展的始终，列宁模式与斯大林模式则是其主要表征。

列宁模式下的苏式举国体制主要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为打赢内战、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列宁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人通过“集中统一”的举国体制调动全国资源投入战争，这主要体现为经济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采取。列宁指出：“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就是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43](p233)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将“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43](p418)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施行，苏维埃政权成功应对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战后该政策的持续实施给农民和工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应当更大胆更广泛地采取种种办法，从各方面来解决问题，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允许资本和私营商业存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只要能够迅速加强流转，使农业和工业得到复苏就行。”[44](p26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后延续带来的社会动荡。

斯大林上台后很快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代之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展开，俄共（布）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斯大林提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是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45](p242-243)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大农庄和集体耕种制”以及将“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的大农庄”。[46](p210)通过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苏联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其社会历史面貌与综合国力得到了迅猛跃升，这也为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斯大林模式下的苏式举国体制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统筹国家社会治理全局，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如工业高速发展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业发展为代价，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农业集体化推行得过急过快、强制行政命令开路、违背自愿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47](p23-24)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指令高度集中无所不包，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生产经营自主权，“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48](p603)以行政手段进行国家经济管理，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层面排斥运用税收、贷款等间接经济手段，在微观管理层面排斥利用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手段改进管理，发展生产[49](p71)等均使得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体制不断强化。由于缺少民主法治等程序要素的制约以及高度集权体制本身的巨大惯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人做出的诸多改革尝试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并最终导致苏联不断衰落。

苏式举国体制的成败衰亡史对我国举国体制的构建具有重要镜鉴意义：一方面，必须始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摒弃跃进式思潮的诱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两种方式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一切涉及改革、发展的事项都纳入法治的轨道，充分发挥法治稳根本、利长远的治理效能；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观，牢牢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毫不动摇，并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50]

四、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属性、根本逻辑在于其实践性，党领导人民的百年奋进征程中始终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作为克敌制胜、成就事业的最大优势与重要法宝加以遵循，[51]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举国体制始终贯穿其中并发展完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举国体制继续发展丰富并展现出新的历史样态——新型举国体制。

（一）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和优良传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积累了丰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党提出建立并领导的抗战举国体制与解放举国体制两个维度。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民族责任感指出：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52](p254-255)实现这一任务的基本策略即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52](p152)经过党中央的艰苦斗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代表的抗战举国体制开始形成。这一举国体制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其一，强调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也即，“担负起抗日救国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52](p262)其二，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52](p155)其三，坚持团结民主，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23](p751)“必须使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23](p348)通过抗战举国体制，党团结带领人民汇聚起走向胜利的磅礴力量。

面对国民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党带领人民充分吸取抗战举国体制的成功经验，形成广泛团结的解放举国体制。这一时期的举国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种领导方式，不仅确保了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对各革命根据地、军队的全面领导，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性，还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力和最高权威性，使党中央能够在一盘大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而为巩固、完善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53](p16)其二，将党的群众工作提到新高度。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54](p1180)其三，组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必须将他们组织起来。”[54](p1225)其四，强调地方服从中央。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必要性，他指出：“必须要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54](p1264)其五，战略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态势，毛泽东指出：“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同时，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54](p1199)

当然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地位，能够领导、动员的资源还是相当有限的，使用的手段方式也受到相当的局限，但其历史经验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经验参考：其一，始终牢固坚持党的领导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底线与生命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的最根本保证；其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执政理念，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将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新型举国体制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其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挥央地两个积极性是新型举国体制克服地方各自为政与中央政策失灵的有效工具，必须始终坚持贯之，这既是新型举国体制建构发展的基因密码所在，亦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实践观的生动表现。

（二）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实现国家工业化既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现实需要，亦承载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深沉历史情感。世界工业发展史证明：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外乎自然演进型的西方模式和国家建构型的苏联模式两条道路，前者因其生成周期长、资源积累方式野蛮等特点并不适于后发国家；相较之下，后者更加强调发挥国家的资源配置基础性效能，这种举全国之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更适于后发国家；于当时的我国而言，选择苏式道路既是基于“一边倒”的政治考量，亦是中国共产党对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优势的一以贯之。

该时期的举国体制主要见之于以“一五计划”为代表的五年计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两弹一艇一星”“石油大会战”等重大国防工业科技领域。“一五计划”以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要任务，“计划”指出：应根据国家统筹兼顾的方针，对公私工业的生产进行统一安排；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进行私营工业的改造……把这一行业的所有私营工厂统一加以安排。[55]经过三年的努力，1956 年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取得重大进展，计划实施期间，我国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以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694 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在计划结束之时绝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计划15.3%，平均每年增长18%。[56]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迈进，并取得了“两弹一艇一星”“石油大会战”的胜利等重大成就。

这一过程中的举国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强化顶层设计。“两弹一艇一星”的研发由中央专委专门负责，其得到党中央授权并由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有权调动任何部门，并对任务的结果负责。[57](p1)其二，注重战略规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牵头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3—1972 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等文件，明确指出了国家建设所需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心问题与发展方向。其三，注重政治动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58](p83)这为党和国家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向实现工业化迈进指明了方向。其四，注重发挥央地两个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58](p90)同时，“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15](p56)

通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建立起巩固国防的重要工业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用三十年时间跨越式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功突破了后发国家的弱势窘境，[59](p7)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其一，注重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提供方向性、引领性指导；其二，注重政治动员，这对于激发新型举国体制所涉领域的战斗热情、凝聚士气圆满完成重大使命和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其三，注重央地两种资源、两个积极性的同时发挥。

（三）丰富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背景下的举国体制使党和人民在国防、工业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这种高度集权的举国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邓小平同志清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60](p264)为克服这种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由此，举国体制的指涉范畴也相应不断拓展。

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举国体制面对的首先是能否在经济建设领域引入市场的因素形成市场与政府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对此，邓小平清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的特点，[60](p17)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60](p203)由此，理论上关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对关系得以明晰，这也为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不断拓展举国体制的作用场域与内容。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举国体制主要集中在以下场域：其一，集中力量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建设。面对日益严峻且持续多发的突发紧急事件，中央提出“建立健全调动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机制，努力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一步制度化”。[61](p71)这期间，我们取得了九八抗洪、抗击非典、抗击汶川地震的伟大成就。其二，集中力量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先后攻克了一批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关键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26](p433-434)并在诸如载人航天工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三，集中力量推动世界性盛会的成功举办。在奥运举办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协调各方关系……取得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圆满成功；在世博会的举办过程中，“举全国之力、集世界智慧，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28](p471)取得了上海世博会的巨大成功。其四，统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全国一盘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把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强大合力，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62](p252)中央指出，必须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按照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继续积极推进。[61](p373-374)

通过不断拓展举国体制的作用场域与实践方式，党团结带领人民办成了许多近代以来想要解决、想要办成的大事、难事，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这一时期的举国体制实践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一，新型举国体制应用的前提即在于理顺市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这一点已经明确；其二，必须不断拓展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场域，使其形成可供借鉴、可供复制使用的中国经验典范；其三，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两个基本特点，围绕其作用领域灵活应用。

（四）完善于党领导人民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后，举国体制在党领导人民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发展丰富并展现出新的历史样态——新型举国体制。

具体而言，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主要集中表现于以下领域：其一，集中力量进行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形成了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为引领；以举国同心、合力攻坚为主要特征；以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为方式；以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为方法，形成了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63]其二，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形成梯次接续的重大科技项目系统布局”、[64](p780)“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法宝，在充分发挥市场……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64](p26)其三，集中力量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65]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66](p9-10)其四，集中力量进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体系建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加强与完善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体系建设、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努力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然灾害防治格局，不断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67]其五，集中力量进行疫情防控斗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68](p13)坚持全国一盘棋，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69]先后取得武汉疫情保卫战、上海疫情防控攻坚战等重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其六，集中力量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5G网络覆盖所有地级城市、大部分县城和多数乡镇，北斗系统产业化持续推进等都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与统筹协调能力，充分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所指、优势所在。

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被不断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党领导人民奋进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中国之治”不断行稳致远进入新境界。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雄辩证明：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路径依赖。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偶然的现象发生学，而是必然的历史规律学，其蕴含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统一，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逻辑、鲜明特色、理论底蕴和学术风格；同时，三层逻辑相互支撑、彼此论证，生动揭示了新型举国体制是科学的真理体系、丰盈的历史体系、深刻的实践体系。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新问题，必须始终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主基调，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客观必然性和实践着力点，继续用好这一显著优势，不断推动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定型、更可持续，沿着这三大逻辑的轨迹，我们必将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推动“中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境界，开创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