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的惯习化
——基于J市33名农村边缘青少年的质性分析

周锦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媒体陆续曝光了不少农村校园欺凌的案例，特别是学生备受欺凌的视频在网络上的肆意传播以及涉事学校的不作为，使得这一长久以来困扰农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顽疾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已有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与个体、家庭、学校和同伴因素有关，并对其日常生活和健康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p86-97)[2](p51-56)[3](p60-67)这类研究最大的问题并非是它们无法探究欺凌行为发生的模式，而在于它们无法在研究中涵盖反事实的情境。因此，尽管它们对一些现象贴上“原因”的标签，或者利用数据统计来表示动态的因果关系，却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实际证据支撑结论。还有的学者关注青少年欺凌行为的类型及意义，并将之视为成长中的戏剧性事件，认为其对青少年的社会认同和同伴群体的形成影响巨大。[4](p68-107)然而，一旦仔细倾听农村边缘青少年的声音，我们将发现欺凌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其直接给生活带来痛苦、恐惧或兴奋，而是由于其反复出现使人见怪不怪，即关键事件变成“关键的延续”。[5](p95)

有鉴于对当前农村青少年欺凌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说明旁观者、施暴者或受害人在反复经历欺凌事件后逐渐习以为常的原因，本文提出“欺凌的惯习化”这一概念，目的是探究农村边缘青少年经历的累积性欺凌或被欺凌的体验。“欺凌的惯习化”与其他学者在描述渗透到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各种暴力形式时所提及的“习惯”或“常规”经验类似。[6](p710-728)虽然关于欺凌正常化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于习以为常的欺凌效应如何嵌入日常生活经历的分析仍是凤毛麟角。本文的主旨是检视农村青少年对欺凌与被欺凌的不以为意以及相关经验的累积如何导致其对此熟视无睹的过程，从而为分析欺凌的惯习化提供理论视角。

二、理论视角：欺凌的惯习化

所谓“惯习化”，指的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践，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主观体验之中，理所当然无需讨论或质疑的社会互动方式和价值观。它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情境下的反应性行为，个体通常视之为“无足轻重”或认为“造成的后果微不足道”。人们在言谈间对欺凌事件的重要性或影响轻描淡写，将其当作家常便饭；或者无视欺凌的意义及欺凌事件中体验到的痛苦、恐惧、焦虑或不适等情感，对其置若罔闻，这就是“欺凌的惯习化”。同时，“欺凌的惯习化”的概念，也呈现了暴力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苦难等的切身经验。[7](p261-283)本节将展示这一理论视角的渊源及其对农村校园欺凌行为研究的补充，从而推动学界从农村青少年的生活背景出发阐释作为生活体验的欺凌。

一是犯罪心理学视角。在犯罪社会学研究领域里，学者们大多采用叙事犯罪学和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经历，即呈现无处不在的暴力体验如何导致人们习惯成自然并据此建立暴力的社会认同。[8](p15-34)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探讨暴力经验的积累如何导致人们对其习以为常。涉及暴力“习惯化”或“常规化”的文献，主要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对女性生活中的暴力惯习进行批判。[9](p337-358)这些研究表明，传统社会性别话语使人们在年轻妇女遭受性暴力时保持缄默并熟视无睹，他们对女性遭受侵犯漠不关心，甚至对战时强奸安之若素。本文借鉴了上述研究视角，并试图揭示累积性的欺凌与被欺凌的经历如何导致人们对欺凌遭遇保持缄默并习以为常。另外，本文认为，这些经历并不局限于女性的生活，可以从理论上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充分涵盖欺凌的权力和社会文化维度。

二是身体社会学研究推崇的“涉身性”（embodiment）视角。涉身性概念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身体的时间性、空间性、流动性、多元性和主体间性，将身体理解为话语、制度、技术实践与意识形态塑造和主体建构的共同产物。[10](p34)受此启发，本文亦将社会意义上的身体置于研究的核心。同时，身体并非固定的生物体，而是变动不羁且被局部的意义、实践和经历不断改变的社会体。[11](p1-24)社会的身体及其功能、使用、感觉和情感，与欺凌的经历和叙事相互影响。文化犯罪学研究已经考察了暴力的身体经验，如肾上腺素飙升、[12](p285-304)“小偷小摸的刺激性”[13](p52-79)和暴力的情感动态机制。[14](p20-21)本文将研究聚焦于涉身性，将有助于更加详细地了解身体的经验和受实践影响的身体，尤其是欺凌的涉身性如何导致对其司空见惯的过程。

三是暴力社会学的惯习研究。有关家庭暴力的研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人和目击者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对暴力习以为常，对暴力造成的痛苦亦不足为奇或麻木不仁，[15](p395-430)正如长期生活在战争暴力环境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对暴力置若罔闻并安之若素。这些研究表明，在局部意义体系内反复遭遇暴力或社会折磨，使人们在涉身体验中对其视而不见。然而，惯习化不能与涉身性混为一谈，反复经历欺凌与被欺凌将累积为涉身性的经验，从而促使欺凌的惯习化。此外，美国犯罪学家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Sykes）和戴维·马茨阿（David Matza）所描述的“中和技术”，[16](p664-670)也有助于我们探究欺凌如何从意义构建的角度出发，通过否认责任和无视痛苦将之惯习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以往学界就有研究过去与现在、加害与被害之间的时空交错联系的传统，如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dt）的研究揭示了被欺凌者如何转变成欺凌者的经历。[17](p203-233)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欺凌如何潜移默化地造成过度警惕和攻击性的增加，较少涉及参与欺凌也可能导致对其数见不鲜，如对于预料中反复出现的欺凌消极应对等内容。本文试图构建相应的理论视角以呈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欺凌经历如何以复杂和非线性的方式导致青少年对欺凌不以为奇的惯习化态度。本文认为欺凌的惯习化与欺凌经验的时空交错密不可分。以往对于青少年群体间的欺凌行为研究往往局限于特定的社会空间，如学校、社区或家庭；或将欺凌与暴力实践视为具体时空中的身体遭遇。然而，欺凌的时空交错经历与作为生活体验尤其是惯习化的欺凌经验息息相关。本文将关注时空交错的经验，并据此分析不同社会空间中的欺凌经历如何以变动不羁或流动的复杂模式相互影响，即考察受害人、施暴者或旁观者的角色流转和互换过程。这一转变所呈现的相互交织的事件的复杂性，为以往单一线性的欺凌行为研究向纵深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欺凌的惯习化概念揭示农村青少年在叙事中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欺凌惯习化，其核心是欺凌的累积性、涉身性和时空交错。这些叙述并非是所发生之事的中立报告，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清楚地表明过往的经历和当下的意义建构。通过分析作为叙事的访谈资料，本文重点关注个体如何归纳切身的经验并将之与集体经历加以勾连。此外，本文将聚焦于暴力的涉身性经验。虽然很难通过叙事话语分析涉身性的经验，但可以直接从叙述的语言和访谈中身体的姿态（如微笑、悲伤、不安和沉默）加以解读。因此，在对农村青少年访谈中侧重从文化和社会角度叙述他们的欺凌经历。研究的定位不是个体的叙事，而是农村青少年经验的关联性。本文并不认为所有研究对象都具有共同的欺凌经历，而是指出不同的个体叙事都体现了欺凌的惯习化倾向。在下文中，本文将借助“欺凌的惯习化”这一理论视角，通过聚焦于农村青少年持续性和日常化的欺凌经历，分析涉身性和累积性的经验如何形塑农村青少年的生存方式，为理解农村边缘青少年生命中的欺凌行为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三、农村青少年的欺凌经历及日常体验

为了详尽展示农村青少年的欺凌经历及日常体验，本节试图通过对J 市33 名农村边缘青少年的深度访谈揭示欺凌与被欺凌的经历如何形塑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性。访谈均采用半结构的方式，涉及暴力、社会交往、日常生活和校园管理等议题和风险经历相关的背景信息，这些经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童年的经历以及和家庭成员、其他监护人、朋友的关系等问题。所有研究参与者的年龄在14～20岁之间，他们分别来自两项关于校园不良行为的研究项目。①研究者对于青少年负有道德义务，因此在访谈中采用基于情境伦理的评估法。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会一再提醒参与访谈完全出于自愿且结果保密，他们在研究中可以随时中断访谈。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所有案例的主人公均采用假名。第一项研究主要关注农村青少年的校园欺凌行为。2016—2017 年，项目组在J 市某镇H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研究对象是18 名农村青少年，他们都曾卷入校园欺凌，因此成为被研究对象。在当地教委和学校教师的协助下，项目组与研究对象开始接触。所有研究对象都接受了访谈，在田野调查期间约半数接受了2～3 次访谈。访谈地点在学校，采取单独访谈的形式或者焦点小组的方式。项目组一共进行了35 次深度访谈并加以转录，详细描述了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对话、思考和参与式观察。第二项研究则重点考察学校风险青少年的经历，如夜不归宿和轻微犯罪。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来自2017 年间曾经在J市B 社会工作事务所接受安置帮教或服务的青少年。项目组接触了30 多名青少年，其中20 名来自农村，15 人同意接受访谈。访谈的时间持续45 分钟至两个小时，地点以青少年便利为主，通常在社会工作机构、大学办公室或麦当劳餐厅。所有访谈对象都曾遭遇欺凌：14 名是欺凌的目击者，11名是受害者，7 人则是施暴者。虽然本文的数据来自不同研究旨趣的项目，但参与对象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似之处，这使得本文可以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将二者加以整合。这两个项目的参与对象都来自不甚富裕且问题丛生的农村家庭。此外，多数研究参与者缺乏与年龄相符的教育，他们挣扎着生活在违法犯罪的边缘。

本节的讨论基于对访谈材料的反复阅读和循环编码，同时也借鉴了犯罪社会学和人类学暴力研究的前沿成果。初步编码和分析揭示了两项研究在主题上的交集，即欺凌是访谈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遭遇。为了进行交叉研究分析，我们编制了“欺凌遭遇”的代码，以此来表示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或攻击行为。我们将两项研究中农村青少年提及的目击、施暴或受害等欺凌事件进行归纳。在全部33个访谈中，大约涉及60段欺凌遭遇。基于此，本节将欺凌视为一种“经验的连续体”而不是简单的肢体暴力或突发的事件，即欺凌是一种充满意义且对生命有着潜移默化影响的社会过程，反复遭受虐待或满目疮痍的生活经历将使青少年习以为常并学会安之若素。

（一）累积性欺凌

1.校园欺凌

在青少年的学校生活中，暴力司空见惯，他们将之与自己的欺凌行为联系起来。多数青少年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两个研究项目所搜集到的欺凌叙事都将暴力视为日常生活的共同遭遇，同时还伴随着频繁出现的争执、口出不逊和各种不良行为。

小谢提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粗暴。在H 职校上学，你不强硬一点，别人就骑在你头上。这里的人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老师也拿我们没办法。”（2016011106）

多数农村青少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暴力行为，他们的理由是声望竞争，即在一个遵循丛林规则的地区使用暴力是最有效的先发制人策略。由于生活在周边暴力频发与欺凌行为丛生的环境里，大部分农村青少年逐渐对此颇为期待甚至习以为常。小李和小丁分别指出：

打人不是好事，但在我上过学的地方这是正常现象。学校好无聊，有时打一架就觉得舒服多了。（2016011220）

我其实也不喜欢欺负人，但在宿舍里，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柿子都拣软的捏，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觉得你是软蛋，这样你走到哪儿都要遭殃。（2016010911）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欺凌在道德意义上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但同时他们也解释了在特定社会领域内出现欺凌行为的原因以及欺凌在这些地方被赋予了特殊的期待意义，人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家庭欺凌

同伴欺凌与家庭欺凌相伴相生。许多农村边缘青少年见证了监护人之间的暴力相向，甚至成为父母或兄弟姐妹欺凌的对象。对于一些孩子而言，家庭欺凌是家常便饭，充斥在日常生活之中。

小林说：“你知道，这（打小孩）在农村没什么新鲜。我妈看我不顺眼就揍我，我想你不会同意打小孩，但如果我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我根本就一无是处。”（2017020603）在小林看来，母亲的欺凌行为不仅“没什么新鲜”，而且具有“正当性”，因为她简直无可救药。小林不仅将欺凌惯习化，而且认为自己罪有应得，采用暴力手段规范和监管年轻女孩合情合理。

另一名女孩小陈也表示暴力是正常的，身体的创伤根本不值一提，雪上加霜的是父母不屑一顾的情感伤害。她进一步解释道：

我真的不介意。只是被打两下而已。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有时甚至觉得很好玩。（2017010111）

小陈在讲述侮辱和虐待时将之与欺凌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觉得“好玩”，这意味着她在日常生活中认为受害和攻击他人的经历都不值一提。

家庭和同伴群体之间随处可见的欺凌，影响了农村青少年对于何为欺凌的认知。对某些人而言，欺凌的“真实性”只与恐惧或肢体暴力相联。正如小戴所言：

小时候一旦犯错，我们哥仨常常挨爸爸的揍。一开始觉得疼，也哭，但渐渐就皮了不当回事。直到有一次，我弟弟在挨打时撞碎了玻璃，血流不止被送去乡里的医院。当时我都吓傻了，这也太粗暴了。（2017020515）

按照小戴的逻辑，只有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才被视为“欺凌”。无独有偶，来自离异家庭的小马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在我爸爸的家里，这只是正常的暴力行为。但在我妈妈那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2016011021）

这些看法表明欺凌是一个流动且含混的概念，家庭内外的暴力经历累积使欺凌的社会含义发生了变化，即仅仅指严重的身体暴力行为。因此，虽然对某些农村青少年而言，诸如暴力威胁、谩骂、取绰号或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令人震惊，是不折不扣的欺凌，但对于另一些参与者而言，这些行为稀松平常，根本称不上欺凌。因为根本就没人受伤，所以这都是“小事”，这导致他们无视这些欺凌经历，认为无须小题大做。

3.习得性无助

一些农村青少年对欺凌的视而不见源自某些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做法。小贾在14 岁时和老师谈及她家发生的欺凌事件：

有一天老师问我怎么手上有伤。我说我妈昨天又打我，棍子都打折了，而且还问我服不服。老师笑着说，你肯定闯祸惹妈妈生气了，下次自己注意点。下次碰到你妈妈我再跟她聊聊。（2017020611）

尽管目前我国有关青少年保护的法律执行体系不够健全，但如果教师发现学生存在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也应该在第一时间提供庇护。从一些农村青少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一旦家庭欺凌事件遭到忽视或缺乏干预，青少年就会认为这样做合法，从而导致对暴力的隐忍。当小贾被问及缺少回应的感受时，她说：“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老师能管学生家里的事吗？”（2017020611）小贾的消极态度反衬了教师的失职。教师的不作为使农村青少年觉得暴力是正常不过的事情，长此以往，便逐渐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

总之，欺凌遭遇的累积导致农村青少年对其熟视无睹。首先，不同暴力形式嵌入在农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里，在家里或在学校。其次，生活里反复遭遇欺凌使农村青少年只关注严重的暴力欺凌行为。最后，由于成年人和教师等失职，不能及时处理发生在家庭或同伴群体中的欺凌，致使农村青少年将欺凌当作家常便饭。

（二）欺凌的涉身性体验

作为欺凌的目击者、施暴者或受害人的遭遇形塑了青少年的“社会身体”。[11](p1-24)反过来，“社会身体”也塑造了青少年一系列的性情倾向、实践和策略，并就此自得地享有某种独特的惯习（例如欺凌等），这就是所谓的“涉身性”。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指出，涉身性是过程性的现象，是一个持续互动的社会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肉体化过程”（corporealization）的实践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者最终掌握一系列的“身体技术”，获得独特的“惯习”。[10](p34-35)农村边缘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关于暴力、混乱、虐待和欺凌的经历，使其视之为家常便饭并转化成涉身性的经验。

1.身体经验

19 岁的小苏在成长过程中数次目睹了母亲实施的家庭暴力事件，从11 岁开始，她大部分时间都不敢回家，有时住在祖父祖母家，有时则寄居在同学家。她每天处在一种惶恐的状态，朝不保夕。小苏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混乱的状态为她提供了一个意料之中且安全的空间：

我能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处在一团乱麻之中。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但我知道怎么办，这种感觉非常熟悉。我知道我会挨揍，然后心如死灰，根本就不想回家。我不指望接受谁的帮助，也不指望能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生活会像过山车一样摇摇晃晃颠三倒四。有时我会找茬欺负同学，把班里弄得一团糟，就是想找回那种熟悉的感觉。（2016011207）

对小苏而言，母亲的暴虐使其很早就体会不到家庭生活的温馨，久而久之，她逐渐将这种混乱的状态正常化，与之相伴相生。混乱不仅是由家庭欺凌和身体暴力构成，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一系列痛苦。在小苏看来，暴力不仅带来伤痛，还引人注目，而且日益成为一种在具体时空中的活生生的体验，从而将痛苦和欺凌的经验惯习化。因此，混乱、暴力和欺凌不仅在意料之中，而且是家常便饭。

2.情感动态

小毛也向项目组解释了他逐渐适应暴力生活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在情感上冰冷如雪：

小时候，每次爸爸打我，我真的很害怕，我会爬到床上，然后哭着求他说，对不起，我不想去奶奶家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独立，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爸爸再打我时，我就打回去。我渐渐变得心狠。（2016011122）

小毛在13 岁时就不再畏惧爸爸并在遭受暴力后开始以牙还牙。这与他越来越多地参与朋辈群体的越轨活动的时间相吻合，他频繁地跟人打架，打架成为自我保护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的来源。在家里、学校或街上反复地被打或打人，使其情感逐渐麻木，不管是施暴还是成为欺凌的受害者，他对此皆无动于衷。

当然，欺凌不仅仅是农村边缘青少年日常生活世界中社会或文化的产物，而且是一种实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它不仅塑造了农村青少年的身体，也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10](p35)在一些农村青少年的叙述中，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饱含着冷漠的情感。例如，两位青少年分别提到：

那个女孩真酷，她被扎了一刀却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没有表情。（20161130）

是的，踢他一脚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惊小怪。（2017020413）

这与其他研究大同小异，即经常遭遇暴力的人逐渐适应了一般对抗情境中的对峙性恐慌和紧张。[12](p44)“冰冷”不仅仅是身体的外表，而且是在对抗情境中情感控制的涉身性体验。因此，保持冷酷的姿态使农村青少年在特定欺凌情境中占得先机。

综上，对一些农村青少年而言，日常生活中持续出现危机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涉身性经验。施暴和受害的效应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从而使欺凌的惯习化与日俱增。这与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或社区暴力从而逐渐形成“脱敏”[15](p395-430)或“久经考验”[18](p528-531)的应对机制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些学者指出，脱敏导致暴力变本加厉，[14](p88-137)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结论。本文还发现，反复遭受欺凌的侵害导致农村青少年消极应对和逆来顺受，并视之为家常便饭和命运使然，这与女权主义者对受害人和习惯性暴力的研究亦是如出一辙。[9](p337-358)

（三）时空交错的欺凌经历

1.暴力剧目

对部分农村边缘青少年而言，欺凌的经历不仅发生在学校，而且在家庭、社区或公共空间中也屡见不鲜。小孙谈及自己的经历：

小时候我被爸爸妈妈打，因为不想去上学，常常找借口开溜。随后我住校，因为表现不好，宿管老师也开始打我。我想，好吧，我就是一个出气筒和沙包。后来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他只要挣不到钱就拿我撒气，直到有一次他把我的下巴打脱臼了，我就想算了吧，我还是走吧。（2016011209）

小孙的叙述表明了时空交错的欺凌经历使之习以为常。在不同的场景中被不同的人欺负，使她坚信自己是“出气筒”。这说明时空的交错导致她对欺凌见怪不怪，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直到虐待升级下巴脱臼，才使她意识到欺凌的真实存在，她也因此挣脱命运的魔爪。

校园生活并没有使小孙挣脱暴力之网。少数访谈对象提及曾遭受学校教师或管理人员的殴打。此外，他们还谈到在某类学校的青少年群体中，攻击和欺凌乃是家常便饭。18 岁的小马与17 岁的小许分别谈到自己对学校的看法：

职业学校不像以前中学管理那么严格，到这里的人也都不是善茬，你必须强硬，因为随时会和别人干架。（2016011021）

你必须学会打架。在社会如此，在这儿（职业学校）也不例外。（2017020510）

暴力剧目是社会生存的必备经验。对一些农村青少年而言，他们在家里遭遇欺凌，然后转移到学校或街上；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在学校或街上学会了用暴力应对麻烦，以欺负他人建立“名声”或取乐，随后便在人际交往中如法炮制。小赖提到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被社会青年勒索或吓唬的经历：

我一直对他们提心吊胆，但现在不会了，我在职业学校里呆过，从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2016011204）

小赖的叙述表明，在学校积累的欺凌和对抗经验使他在社区里开始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从而不再胆怯。

2.冲突的日常化

欺凌并非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但访谈对象分享了相似的经历，即暴力可能是家庭、街头或学校发生冲突后的必然结果，正如小吴所言：

如果我们擦肩而过，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总是在悬着一颗心：下次会怎样呢？你总是记得那些事情，你不会置之脑后。它很容易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2017010118）

在小吴看来，冲突“很容易回来”，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他认为一切皆有可能，需要随时保持警惕。此处小吴指的是以往的欺凌遭遇以及基于个人经验对他者反制可能性的判断。所谓“悬着的心”，其实就是打架。在叙述中，打架作为一种隐藏的能力随时会被激活，并塑造了与“缺席的在场者”[19](p307-341)的社会互动，从而使暴力成为一切冲突的潜在可能。这表明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暴力之间的时空交错，形塑了农村青少年对于冲突和欺凌的日常理解。

两个研究项目也包含了农村青少年在学校时持续参与街角暴力欺凌的内容。由于学习成绩不行，17 岁的小王多次受到家长和老师的体罚与责骂。从12 岁开始他就被安置在工读学校接受改造。14岁时他开始抽烟喝酒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这使他花钱如流水，开始抢劫生财。工读学校老师并没有阻止他与不良群体厮混，也没有对他抽烟或在街上寻衅滋事进行干预。他说：“我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他们盼着我早点毕业省得给学校惹麻烦。”（2017020622）工读学校的教师对小王缺少必要的关心、教养和干预，对他抽烟喝酒和打架斗殴更是无动于衷。小王认为街上的欺凌不足为奇：“我们就是揍他们一顿。大部分人挨揍之后就乖乖地把钱掏出来。”（2017020622）他边说边笑，对暴力不屑一顾。可见，施暴与受害的交错经历使小王将欺凌惯习化并嗤之以鼻。

通过对时空交错经历的探讨，本文试图表明作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历程，欺凌穿越不同的空间，并且与累积性和涉身性的经历紧密相连。这对于以往农村青少年欺凌行为的研究将之视为发生在家庭、学校或街角的单一线性事件是一种补充。还有的研究认为暴力剧目通常是在家中形成，随后在街角和学校的环境中逐渐发展和完善。[4](p68-107)然而，这两项研究中青少年的叙述表明，欺凌经验跨越时空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交错情况。欺凌的经验和社会意义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交错，生成新的抵抗模式，从而将日常生活中的欺凌惯习化并逆来顺受。

总而言之，本节借助“欺凌的惯习化”这一理论视角，通过累积性、涉身性和时空交错三个概念呈现了农村边缘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将欺凌逐渐惯习化的微观过程和经验机制。首先，累积性欺凌揭示了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冲突，导致其在互动情境中的预判和判断过程处在特定的视域内。其次，涉身性体验则塑造了欺凌的情感隧道，从而在边缘青少年身上植入了强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讽刺的是，这些自我实现的预言能激起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导致发生了所设想的情况。最后，时空交错的经历使边缘青少年将自我感知以及因此形成的情境解读和身体习惯投射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中，并把个体的心理生活和经验指示系统与对方的言语、举止和姿态联系起来，做出本体论受到威胁、意图难以实现、互动方包藏祸心或挫败等恶意的解读，从而陷入欺凌的惯习化怪圈中无法自拔。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欺凌的惯习化”的概念为探究农村边缘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欺凌行为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以往关于欺凌的研究几乎都被道德恐慌的话语所限定。欺凌挑战了主流的校园生活秩序，因此被视为威胁社会道德结构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欺凌行为却与这些边缘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主观认同及亲密关系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作为“剧本”和“道具”对欺凌产生影响，既不是解释欺凌现象的“自变量”，也不是受到社会结构因素调节的“中间变量”，而是农村边缘青少年社会实践的全部基质，是其社会互动和行事方法的工具箱。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或因果来解释欺凌，更应该从边缘青少年的视角探讨其暴力体验。边缘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受害者、施暴者或旁观者的累积性和涉身性经历，及其对家庭情况、校园环境与嵌入其生活的暴力剧目的耳濡目染，形塑了他们的互动方式和社会价值观。换句话说，欺凌行为的含义和逻辑存在于互动、语境、文化和社会制度因素的聚合中。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所生成的情境动力形成了欺凌的习性。如前所述，对一些农村青少年而言，欺凌的经验虽然“多姿多彩”，[4](p1-66)但也平淡无奇，不过是习以为常普通生活的一部分。总之，从农村边缘青少年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欺凌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孤立时空中的身体遭遇。通过将欺凌视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或“时空中的宏观切片”，[14](p38)我们将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欺凌形式彼此转换、丰富并习以为常。本文认为，受害者、施暴者或见证者的涉身性体验和累积性暴力，与农村青少年的生活经历相互交织。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体验形塑了他们的互动方式和价值规范，导致农村青少年在反复实践中建立对暴力的社会认同并据此形成欺凌的习性。本研究对以往关于欺凌习性如何使农村青少年脱敏并肆无忌惮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揭示了累积性暴力导致男女青少年皆对此听而不闻和视而不见。

“欺凌的惯习化”也回应了女权主义者关于妇女和儿童将家庭暴力正常化和习惯化的研究。[9](p337-358)当然，本文认为欺凌不仅被正常化，而且农村边缘青少年认为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惯习，对此逆来顺受甚至听天由命。因此，本文的理论视角更加详细和周全地解释了导致欺凌惯习化形成的社会过程。本文还同时指出，这一理论视角更有利于检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因为它展现了男女青少年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的行动选择。本文承认欺凌和暴力具有性别属性，这已经被女权主义者关于亲密伴侣的暴力、[9](p337-358)街头文化[20](p20-45)和女性使用公共空间[6](p710-728)的相关研究所证实。然而，“欺凌的惯习化”的概念更加有力地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对欺凌习以为常方面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以往关于男女不同欺凌体验的研究对性别差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研究中，男女青少年对于欺凌的惯习化的叙事大体类似。一方面，惯习化的过程基于更广泛的性别脆弱性和受害的话语，这导致女性青少年更容易将暴力视作正常的日常生活实践。[9](p337-358)另一方面，提前预设男性是施暴者、女性是受害者容易忽视男性受害者群体，这可能导致男性遭受暴力之后因害怕被视为女性化而保持沉默。此外，根据现有的数据，性别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日常生活欺凌体验中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相互交织作用。

最后，不管是欺凌行为的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其后果都不利于农村青少年成长。然而，欺凌的惯习化的叙事反映了农村青少年自身、监护人或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都不认为欺凌或暴力具有危害性。本文的研究表明，某些教育机构的管理和干预并没有使农村青少年远离欺凌行为。对一些农村青少年而言，学校甚至再生产了欺凌的惯习化。无视青少年报告中的欺凌和暴力事件，使青少年非常纠结，甚至陷入沮丧的困境。在查默兹（Charmaz）看来，“边缘化产生涉身性体验，以至于在成长中无法摆脱在学校养成的言行习惯”。[21](p7-18)与之相反，部分教育和青少年工作者则认为青少年面临着很高的欺凌风险，他们希望尽其所能保护他们的安全。然而，他们的认知往往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不了解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也不愿意与青少年一起探索成长的困境。这与本文所述——边缘青少年表达的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不想要解决一切的答案，他们需要帮助。明晰欺凌的惯习化、普遍接受与熟视无睹的生成机制，对教育和青少年工作者重新审视和洞悉欺凌习性的社会含义，以及减少农村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欺凌行为及其危害至关重要。因此，在教育学以及社会工作等其他学术领域里探究并进一步阐释欺凌惯习化的概念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