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宫史“书籍”类看清帝文治*

董依文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清代《国朝宫史》是乾隆七年（1742年）上谕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主持编修的一部宫廷史，记录了清代内廷相关的敕谕诰诫、宫规制度、宫殿布局、经费管理、文献书目，现有研究多注意到《国朝宫史》与《国朝宫史续编》的史料价值。针对《宫史》及续编的文献研究重在分析编纂目的、介绍整体内容，对“书籍”类的设立、特殊体例等内容着力不深。“书籍”类收录种类广博，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图书，实际上是清前五代帝王的御制文献。在前人研究上进一步探讨清宫史中的特种目录，有助于了解清代君主专制对目录发展的深刻影响。

1 《国朝宫史》增设“书籍”类特种目录的必要性

明末太监刘若愚辑著的《酌中志》记录了明代腐败混乱的内廷，吕毖在此基础上选编成《明宫史》。乾隆阅览后即谕旨编辑本朝宫史，并指明内容：首载敕谕诰诫，诸如宫殿、舆服、典礼、爵秩、经费，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该[2]。

成书后设有训谕、典礼、宫廷、经费、官制、书籍六类，唯“书籍”类是额外增设。这类御制书籍目录体量占全书1∕4，最为宏富。续编延续这一门类并进行扩充，展现了御制文献对于清代内廷的重要意义。

清前期禁毁图书、敕修文献，以官修经史推行官方意识。康熙年间撤明代旧制经厂，于内廷设武英殿修书处，清代共编修多达七百多种御制文献[3]，编修书籍成为重要文治策略。《国朝宫史》中明确指出了书籍为统治服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宫史》“书籍”类“皆穷理致治之作”。“书籍”类序认为：“宫史志书籍，垂法守也。”又称：“已综而录之，皆列朝心传之要，手定之书，圣作明述，以为出治之本者，而非如刘略，班艺以下，徒侈网罗古籍，搜辑旧文，无关政理者比也。”批判前代史志书目仅搜罗古籍，无关政理。作为御制文献目录，《宫史》鲜明地强调书籍的“纲纪”与“治理”作用。乃至诗文：“而政治圭臬，经世范围，胥可由此领要而旁通焉。”

同时，修刻图书成为清代内廷的重要内容。《酌中志》二十二卷中设有“内板经书纪略”一卷，是太监刘若愚观察并记录下的明代内廷库房中的刻板，可见，修刻图书在明代内廷中已经比较重要。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武英殿下设修书处，将原属于经厂的修书职能逐步收入内廷[4]。清代官修书籍渠道以武英殿修刻为主，武英殿日常人员已有一定数量，监造处和翰林处各有规模，但实际人员又常因修刻书籍的需要而不断扩充。如乾隆元年（1736年）时本已有固定的旗匠220余人，外雇工匠200余名，刊刻汉文《大藏经》时，又雇匠役869人[5]。在实际编修中也常开馆修书，如著名的四库馆、实录馆，在四库馆任职的儒臣就达360人。一些学者将其分为常开、例开、阅时而开、特开书馆[6]，人员调度繁冗复杂，修刻书籍成为紫禁城内工作的重要部分。

相对前朝皇帝，清帝对文化修养也较为自得。乾隆在御制诗文集自序中称：“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又“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要旨……”对于皇子时的作品不甚满意：“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命内廷诸臣悉心校阅。帝王、内廷、统治与文献紧密联结，使“书籍”成为内廷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 《国朝宫史》及续编“书籍”类体例的创新

两部宫史“书籍”类体例简明。首列书目，附有提要，并收录历代清帝的御制序。续编增加了子目按语、上谕、御制题诗、御制题词。作为专收御制文献的特种书目，其按语、序跋、提要等体例有鲜明特点。

2.1 书目提要：清帝紧握编修的主导权

《宫史》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最后修正，《宫史》书目提要短小。以《钦定大清会典》为例：

皇上以《会典》自雍正五年告成以后，阅岁既久，爰命开馆重修，亲定成书。以《会典》为纲，《则例》为目，各区部分，条理毕贯。《会典》凡一百卷，《则例》凡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六年校刊[2]。

对比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修的《四库全书》提要。提要回溯周官六礼、对比历代文献、总结源流变化，“不仅对历史文献的考异纠谬具有重大价值，而且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一项系统工程”[8]。《宫史》提要没有进行学术上的观察及理论总结，仅保留了“编修”过程。提要不以文献为核心，而是以编修工作为核心，《宫史》书目更多关注编纂者的编修功绩。

这种记录也有美化的成分，如重刻“三通”的提要中称“皇上命经史馆诸臣校刊”。而《重刻文献通考》的御制序中称“朕允儒臣之请，校刊三通”。又如《古今图书集成》的提要称是康熙、雍正钦定：圣祖仁皇帝以载籍极薄，浩如烟海，爰命庭臣仿古人左图右史之义，统为一书。卷帙繁富，久而未就。世宗宪皇帝继承先志，特命详加编校，列为六篇，析为三十二典[2]。

学者指出：“编撰《古今图书集成》，使‘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是诚亲王胤祉的主意，而不是如雍正所说，是康熙皇帝所发起。”且“编撰此书没有设局，而是由陈梦雷一人承担，即所谓‘遂以一人独肩斯任’[9]。”

《宫史》提要学术价值较低，文献批评作用未能展现。并且通过选择性的描写、有意识的扭曲，着重强调皇帝对于官修书籍的主导，以修书行为作为文治功绩。但不能完全否定其史料价值。《宫史》属于少有的收录清代官修书目的文献，修编时间也早于《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志》。其提要所记述的书籍编修过程，能纠正《四库全书》的误漏之处。如前文所举的《钦定大清会典》一例，《四库全书》在编修时间上就存在错误记录，《皇朝文献通考》亦延续了这一失误[10]。

2.2 御制序及上谕的收录：清帝把握文献批评的权力

《宫史》书目收录了皇帝御制序，续编增收了上谕。使得提要、御制序、上谕组成整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书目解题系统。这也显示着目录将“辨章学术”发声权移交给帝王，使御制序及上谕成为实际上的“提要”。

相比精简的提要，序、上谕内容丰富，以经部文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收录的康熙御制序为例：

六经皆孔圣删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述所闻以为传，门弟子各衍其师说。末流益纷，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微言既绝，大义弗彰。至于灾祥谶纬之学兴，而更趋于怪僻。程子所谓炳如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书也。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大学士王掞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畔于传者勿录。书成凡若干卷，名之曰传说汇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贤不能赞一词。司马迁称“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而人人异端。当时已无定论，后之诸儒，欲于千百年后悬断圣人笔削之旨，不亦难乎？是书之辑，亦惟择其言之当于理者，虽不敢谓深于春秋，而辨之详，取之慎，于属辞比事之教或有资焉。是为序[2]。

序言先追述《春秋》解经的流派，再抨击前朝主流胡安国，并肯定朱熹。随后指出编纂缘由是“朱子未有成书”，阐明编选标准：以“四传为主”“集说为辅”，不合经传的皆舍弃。最后评价该书。

余嘉锡先生言：“盖叙录之体，即是书叙，而作叙之法略如列传。故知目录即学术之史也[11]。”又说提要能“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12]。考此处御制序，已将《春秋》流别及弊端阐明，并评价本书之善，已经具备了提要应有的内容。御制序对《四库全书》的提要也有明显的影响，如《四库全书》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提要：

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于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于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7]。

该书提要的思想观点、语言组织、论述顺序都和御制序有紧密的联系。有学者就指出，《四库全书》提要对书籍序跋的继承：“这就产生了序跋与提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内容上有一致性，有重复性。只是提要往往是后出之作，综合了一书的诸多序跋，更加精简[13]。”

御制序代为叙录解题，虽具备提要内容，但缺失了客观性。《宫史》所收几乎全是御制文献，以皇帝之口评价皇帝所修图书，难以客观公允。《四库全书》的提要则沿革和征引了御制序的观点，“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14]，提要亦可成为这种左右思想的佐证。

2.3 子目案语的增设：塑造清帝文化领袖的形象

《四库全书》在目录体例中增加了案语，凡例称：“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15]。”案语在类序之下，进一步辨析门类、梳理学科体系，“为四部分类体例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且“将小叙和提要之间的鸿沟填平”[16]。《宫史》续编始于嘉庆五年（1800年），增加的子目案语，一定程度受到了《四库全书》目录分类的影响，但其内容又与《四库全书》有鲜明区别，不具备“剖析条流，发明其旨”的功能。

以典则类案语为例：臣等谨案：典则之书，所以表仪文，崇政令，一代之典章制度存焉。钦维高宗纯皇帝经猷炳焕，模范古今，溯乾隆壬午以来，巡跸时勤，寿犁迭晋，一切鸿规茂举，著为程式，纲目粲然。而百司庶府之所奉行者，莫不治要修明，恪循一定之准则。我皇上丕法守，躬受禅仪，比年来仰继前谟，增修会典诸书，钦定宫中则例。即今宫史之续编，既烦亲赐鉴裁，复荷冠之御序，信今贻后，允臻千古政经之大备焉，不特缥缃增重已也[17]。

首句阐明“典则”内容后，颂扬乾隆、嘉庆功绩，表彰文献价值。其他类案语也依循此例，主要盛赞皇帝编修某类的事迹、臣子对“帝学”的仰慕、文献治世教化的意义。案语内容未明确揭示各类目的关系，对子目缺乏客观解释，评价多有重复。

臣子对帝王的颂扬并不流于浅表，而是有意塑造其在文化思想上的领袖形象，石刻类称“帝王之学，本异儒生”，字学类云：“其功甚巨，岂区区小学家之徒侈会通云尔哉。”御题类也称赞：“即自来嗜古文献家，亦断无能如此条贯赅通，折中悉当者。”认为帝王思想价值远超臣子儒生，并且更进一步：“斯则《周礼·诵训》‘道方志’之所未及者矣①。”又称史部文献：“其间或上溯唐虞，下逮胜国，人所不敢言而圣人言之。”将帝王之学凌驾于“礼经”“唐虞”之上，使清帝成为文化思想的圣人领袖。

3 《国朝宫史》及续编“书籍”类目录分类的成熟

《宫史》“书籍”类共设立了16个子目：实录、圣训、御制、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附）、类书、校刊、石刻。续编又新增了圣制、御题、鉴赏、钦定、图像、图刻、图绘7个门类，删减了仪象、总集、类书。这种略显草率的分类方式为学者批评：“但是书中的分类方法稍显混乱，门类之间多有重复之处，故不宜被采用[3]。”御制文献的发展是长期而缓慢的，直至清代御制文献才成为成熟一类。而“子目的设立，是对小类的深入划分，这是目录分类的进步，因它反映出编撰者对图书的进一步认知和揭示，从而使书籍更加准确的归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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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类的特点：清前中期的治理焦点和政权特色

自《隋书·经籍志》起，官修书目均采用四部分类法。《宫史》类目可在《四库全书》中找到一定痕迹的有：方略、典则、经学、史学、志乘、字学、总集、类纂、类书。除经学、史学外，其他门类在四库中均属于二级类目甚至没有单独的分类，类目上升体现其重要性的变化。

典则类收录的文献数量仅次于石刻类，占比较大。“典则”实际上属于“政书”②范畴，但用“典则”之名，可以看出御制文献中尤重盛典、则例。重视“则例”显示着清前中期规范法令条文以完善统治的需要，但这和《四库全书》的收录状况很不一致。《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著录了两种文献，存目也只有5种文献，远少于通制、典礼、邦计之属，《宫史》中的多部则例、条例也不见于《四库全书》。馆臣在法令之属的案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17]。”馆臣为宣扬盛世之道有意删节，《宫史》则保留了清前中期繁多的“法令则例”。

方略是清代独创的叙述战争的专史。从这种体裁的独创乃至《宫史》单独为其设立分类，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军事行动频繁。志乘类收录的均为地理类文献，但基本是方志和八旗志，展现辽阔的疆域以及清代特殊管理体系。方略、志乘两类上升为一级类目，是清前期实现大一统需求的体现。

字学类除了少量汉文字典外，均为满、蒙、藏等民族语言字词典。总集类为皇帝亲自选定的各代诗词文赋，15种文献中有11种是康熙所选，明显以唐诗为重。清代御选诗词的兴盛，一定程度体现了清帝对诗词的好尚和明显的教化意图：“清代帝王亲操选政，是为了以温厚和婉的文学，树立社会清正和平的气象[18]。”以唐诗清真雅正、温柔敦厚的诗风感染士子文人，符合清初巩固政权的需要。

《四库全书》所收清代类书情况几乎与《宫史》一致，清初大量编撰的类书在类书史上形成了最后一个高峰。在政权初立之际组织编修大型类书是历代帝王的文治手段，既能安抚知识分子，也能重建文化体系，亦成为帝王文治功绩的纪录。

《宫史》类目有独创性的是：实录、圣训、御制、仪象、类纂、目录（附）、校刊、石刻。实录、圣训、御制与清帝直接相关，且位列各类目之首。帝王文献列其他文献之首，可在前代目录分类中找到痕迹。《四库全书》凡例称：“《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但御制文献单独分类始于明代，《文渊阁书目》将御制文献、官修书目收入“天字号”，位于所有书籍之首。《内阁藏书目录》首类为“圣制部”，专收御制文献。清代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大量编修有关皇帝言行、创作的文献，实现对帝王思想、言行的鼓吹。君主专制的发展影响着这类文献类目的细化。

类纂是对文献资料的编选、抄撮，在《四库全书》中以“类纂”命名的书均以内容定归属，如《朱子语类纂》入儒家类，《类纂古文字考》入小学类。《宫史》以“类纂”统领图书，强调的是编修方式，这一类书目提要的首句均是“某皇帝采择诸书”之语，以展现帝王的“亲选”“亲纂”。“类纂”序言也说皇上“取义兹大焉”。“校刊”“石刻”类的设立也有记录皇帝功绩之意。

类纂所收的书在《四库全书》中全属于子部儒家类，史学类书目中《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也鲜明地反映出清帝对“朱子之学”的偏好。两类都能说明清代统治者“崇儒重道”，主动融入儒家文化，积极汲取其中的统治思想，依傍它建立自身的统治生态。

仪象类杂收了天文、历法、阴阳、音律、数理书，诸如《律历渊源》《钦定天文正义》一类，吸纳了不少西方天文学、数学、五线谱知识，展现着清代前期西学科学的流入，以及帝王对其接纳的姿态。

总的来说，《宫史》的特种目录分类体系充分展现了清代前期教化民众、稳定秩序、拓展疆域、确定大一统的迫切需要，亦充分展现了民族政权下满汉文化、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但作为图书目录，它过分地颂扬了君主的治理功绩，以内容、编修方式、编修主体等多个标准设立门类，分类方式上存在交叉重复等不当之处。以一级目录区别百部文献，没有深入揭示各类目文献的关系，未能形成清晰、系统的御制文献目录体系。

3.2 分类的变化：嘉庆对前代帝王的崇敬与倚赖

由嘉庆下令编修的续编基本继承了前书分类，但新增了圣制、御题、鉴赏、钦定、图像、图刻、图绘7个门类，删减了仪象、总集、类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库全书》全部编修完成，《四库全书总目》《四库荟要》等亦在前后编就。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祸及昭仁殿，《天禄琳琅续编》得以在《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后编修，五经萃室也获得恢复。乾隆朝中期至嘉庆朝初期的这几项修书工程是造成子目变化的客观原因，也就是臣子所称的“新事别增子目”。

主观上，续编的收录理念也产生了变化。《宫史》曾在“书籍”类序文中称：“内府所贮图书，具于天禄琳琅，东壁琅函诸编者，彪炳美富，无烦载述。”又称：“非如刘略，班艺以下，徒侈网罗古籍，搜辑旧文，无关政理者比也[2]。”序文中强调的观点是：不收入宫内的鉴藏古籍，所收书目都必须有“政理”功能。续编则打破了《宫史》编修原则，增设的“御题”“鉴赏”“钦定”门类专收鉴藏图书，而这几种门类可视为为乾隆鉴藏古籍量身定做：乾隆的《四库》收书、乾隆的文献题词、乾隆珍爱的天禄琳琅和五经萃室。“圣制”类则把乾隆诗文提到“圣”的高度，以区别于清代前期的其他帝王。从《宫史》到续编，编纂思想已经从“立纲陈纪”走向了夸耀乾隆帝“典学崇深，文思光被”：

嗣后圣文美富，纂辑刊布，增益良多。悉依门类，以次续编。我高宗纯皇帝典学崇深，文思光被……凡此诸目，皆前辑宫史时所尚未举行者，允为云霞彬蔚，金石振声，自有书契至今，无能臻斯美备[17]。

再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子目案语中极尽夸耀之词，都表现了对乾隆帝的崇敬。夸耀先王既是对其功绩的肯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庆帝对朝堂的把握需要倚赖先王之威，治理自信和治理能力都有所欠缺，“表现出性格保守的仁宗，对先祖实录及其所载政治经验的倚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候，也折射出大清帝国决策者创新能力的降低[19]。”这种变化为清代嘉道时期由盛转衰埋下了伏笔。

4 《国朝宫史》及续编“书籍”类的价值

《宫史》及续编增设的“书籍”类目录是现存的清代唯一官修御制文献书目。书成之后仅抄录三册存于内廷，民国时期才得以为外人所见。其目录首先为存世殿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依据。据故宫研究员朱赛虹所述，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中在论述殿本书库藏书时，就以该目录为标准：“本库专收殿版书，以《宫史》及《续宫史》所著录者为范围。其它殿版书，刊刻在《续宫史》以后者，亦一律收入[20]。”近年在海峡两岸学者系统爬梳清代武英殿刻书、御制文献、官修图书的工作中，《宫史》及续编目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证据。同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虽为清代目录学的典范之作，但其完成时间早于《国朝宫史续编》，且后者秘而不宣，从而保留了大量不见于《四库》的文献。

对当下逐步深入的御制文献研究来说，《宫史》分类的目录学价值亦十分重要。中国历代帝王都有御制文献存世，但长期未得到系统整理，明代的官私书目中首次出现了“御制”“圣制”“敕修”等御制文献专类，《宫史》才开始对御制文献系统整理和分类。续编完成后即步入嘉道的由盛转衰时期，内廷修书衰微。御制文献分类是君主专制发展和清代文治鼎盛的必然结果，是对御制文献的深入认知和辨析。《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分别在《四库全书总目》前后完成。虽然《宫史》的分类明显有别于成熟的四部法，但其分类思想、解题系统对《四库》有显著的影响与吸收。

御制文献是“帝王亲自撰著和由帝王敕令编撰的体现帝王思想的文献”，《宫史》及续编增设的“书籍”类反映出清朝鼎盛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执政意图与治理策略。书目的内容、类型都是帝王关注的核心焦点，既记录了战事征伐、法典法令，又通过字词典、经史文献打破满汉语言、文化障碍，显示着清代政权为实现大一统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了把握统治权，帝王开始进一步掌握文化话语权，大量修纂御制文献、书写御制诗文、进行文献批评，从政治领袖走向文化领袖。

注释：

① 在原文标点基础上略有改动，原文为“斯则周礼诵训道方志之所未及者矣”。

②《四库全书总目》将政书类分为通志之属、典礼之属、邦计之属、军政之属、法令之属、考工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