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与全球化

邹力行

（1. 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北京 100067；2. 国家开发银行 研究院，北京 100032）

一、数字货币历史联系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漫长的演进中形成丰富的货币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买卖双方需求双重巧合下，一些特殊商品自发地从众多的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发挥价值储藏、计价单位、交易媒介的职能。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不同条件，许多商品都充当过货币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先进技术的发明，货币发生和发展经历了物物交换、实物货币、商品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演化，延展到数字货币、股权货币，种类繁多。但是，不管货币历史怎样演变、货币类型怎样变化、货币使用方式怎样进步，货币职能并没有发生改变。

（一）自然联系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探索利用不同材质和技术制作一些特殊商品，作为流通货币。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Lydia）铸造琥珀金币，在以古希腊为主要代表的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铸造圆形金币。公元755—768年，法国铸造德涅银币，成为中世纪欧洲银币之始，后在英法战争时（1337年）铸造法郎金币，赎回被捕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使法国国王恢复自由，法朗一直沿用至今。公元775年，英国萨克逊王朝铸造1磅重的银币，开创英镑时代。美国殖民时期农场主，曾用兽皮作为货币发放工资，1792年发行半角银质硬币。伊斯兰货币体系源于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又有自己的特色，硬币面饰不用人像，而是打印文字或《古兰经》内容。近代世界还有多个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如东加勒比国家的多美尼亚、格林纳达、安提瓜等岛国共同使用东加勒比元。

在各种货币形态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如太平洋雅浦岛人，曾把海洋冲刷磨成的石轮当作货币使用，后创造石轮占有权概念，用占有权交换物品，形成一种介于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之间的货币形态。二战纳粹集中营，香烟也曾作为货币使用。各种货币由于所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而有不同形态，但职能是一样的，都能够起到价值储藏、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的作用。

中国传统货币具有东方特点，丰富了世界货币文化。中国货币起源已有四五千年历史。《管子》中有“粟重万物轻”句子，以“粟”对立万物，较早形成货币雏形，但“粟”还不是一般等价物。中国最早货币，是用自然的贝充当的。后来发展用仿制品：用龟壳仿制、用软石仿制、用兽骨仿制，殷商晚期开始用铜仿制，形成金属货币。几千年来的山谷村市居民，既用钱币、绢帛交易，也用实物进行交易。为了换盐，或麻、或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皆因所便。在各种商品交换过程中，玉足以庇荫嘉谷，珠足以御火灾，金足以显尊贵，体现自然经济特色。

在中国货币演变过程中，货币和生产工具有密切联系。如春秋战国期间的布币就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如铲、刀、纺轮，这些工具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逐渐演变成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从而显现货币魔力。“中国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力和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要通过货币表示出来。同时，货币又是支付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作为交换媒介才能取得。货币作为拥有交换功能的特殊商品，成为推动货币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形制为外圆内方的圆钱，货币魔力进一步显现。西晋鲁褒《钱神论》，描写了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边力量。可以说，尽管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但货币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

中国货币还开信用货币之始。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中国“交子”纸币开始作为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纸币作为财富占有权的凭证，或者说作为信用的凭证，使得货币商品的属性发生质的变化，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革命。货币商品属性的变化，促进信用机关的发展。唐朝有柜坊，宋朝有兑坊，明朝有钱庄，清朝有票号，官僚富豪私家还有窖藏。中国历史上虽然比较早出现以信用货币为特征的信用经济，但主要还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近代以来，随着金本位、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崩溃，以纸币为主要形制的信用货币才开始在世界上逐渐成为货币形态的主流。中国也是在近一百多年才比较广泛使用以纸币为形制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不论是以金银为本的信用货币还是以法定纸质的信用货币，都是以信用活动为基础的、能够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交易媒介。信用货币成为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技术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入，信用货币的种类越来越多，包括银行支票、股票、电子货币，构成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特别是以大数字为基础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进入市场，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看，由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构建的虚拟王国，正在成为现实社会的重要一部分。在网络联系的虚拟现实世界，进行任何一种经济试验比以前都要容易得多，因而完全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全面的经济试验，进而带来数字经济革命。数字经济革命对货币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新的现实世界，产生新的货币需求。与数字经济相适应，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对货币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一种替代各种货币形式的交易媒介（替代货币），这就是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

数字货币体现区块链技术优势。传统的“三记账法”，通过清算中心集中对账、清账、支付结账再到结算，数字、手续繁多，难免出现“双花攻击”重复记账问题。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性特点，可提供随机平行的记账方法：根据具体需要，随机在市场按条件选择公共账本监护人。这种“去中心化”有助于人与人关系更加自由与公平，但也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数字货币还体现人工智能优势。常规技术发展能够创造新的数据流，为政策研究提供信息，但这些数据缺乏标记，使数据的可利用性大受影响。数字货币在现代区块链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解决标记数据稀缺问题，比较好地跟踪市场轨迹，有助于机器学习和各种应用程序，预测和绘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更好地反映数字经济特征。但是，每个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都还会拥有货币主权，数字货币在国际上的互操作性极为复杂。

（三）实体为本

数字货币离不开实体经济。不论技术发展到怎样水平，也不论商品市场和信用市场发展到怎样水平，社会经济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始终发生作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任何时候都不能分离，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要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是连接两种经济形态的纽带。从实体性和虚拟性出发，有实体货币和虚拟货币。实体货币对应实体经济，如石油货币、煤炭货币、金银货币等，这些实物货币、商品货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内在价值。有内在价值的货币被称为实体货币或传统货币。虚拟货币对应虚拟经济，如有价证券、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些信用货币、电子货币是由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规定的、但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以信用为基础发行的货币被称为虚拟货币或法定货币。数字货币是一种由数据码和标识码组成的虚拟货币，与在经济中发挥实际作用创造产品和服务等社会财富的实体货币比较而言，数字货币只是有价证券的电子复本。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所有有价证券，都是虚拟的，都是实体货币的衍生物，都离不开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

数字货币目前侧重于作为支付方式。支付方式是货币的外壳，货币的灵魂是信用或财富。支付方式的变革，从支票、电子支付到数字货币，为最终付款而产生新的系列运转。这种变革不论使支付方式运转多么迅速，不论支票是一个月到账，还是电子支付、数字货币即时到账，只是指示金融机构从账户中提取资金，并将其转账给您“付款顺序”中所写姓名的个人或公司。这至少和货币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支付方式和货币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一个账户没有信用、没有财富作为支撑，支付方式再多、再便倢也是没有意义的。

实体经济是数字货币的本源。数字货币对于实体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进优化配置提高实体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改进治理模式，促进央行宏观调控发挥作用。数字货币可以改善金融结构，有助于金融发展。但是，与虚拟货币一样，数字货币过度膨胀，会使金融增长快于实体经济增长，造成泡沫经济，加剧系统性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展望货币趋势：有实体经济和市场，就一定会有交易和货币；随着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式和使用方式会有很大变化，但货币功能不被改变。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等公众很熟悉的支付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先进的支付方式取代。但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起点不一样。美国20世纪末就实现了1/3多的非现金支付，虽然美国目前移动支付交易同比增速不如中国，但不能就认为美国基于技术的支付方式落后于中国。第二，支付方式不等于货币。支付方式的改进，提高货币流动性，增加资产兑换为货币的便利，但并没有改变货币的灵魂。第三，未来几乎没有理由在不同国家维持不同的记账单位。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需要共同认同的国际货币。

由此看出，货币的演变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不断演变的过程和发展水平，社会的稳健发展需要稳健的货币文化。货币发展除了需要考虑各种先进的条件外，还需要考虑包括生产力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各种典章制度。

二、数字货币运行机理

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看，货币运行机理涉及两组重要的均衡式：

第一组是经济学均衡式。从经济学角度，良性发展总需求等于总供给，也就是说：实际货币余额市场总需求（LM）与物品劳务市场总供给（IS）必须相等。这就是著名的IS—LM 均衡模型。这个模型把两个市场众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得到一组方程式：

在IS曲线，物品劳务市场总供给是消费函数、投资和政府购买之和；IS代表投资和储蓄，表示物品劳务市场的情况。在LM 曲线，代表货币供给，代表物价水平，为货币流动函数，是实际货币余额供给；LM代表流动性和货币，表示货币供求变动情况。由于利率影响投资，又影响货币需求，因此利率成为联系IS—LM 均衡模型两个部分的重要工具。由于涉及流动性和货币，我们还需要考察第二组方程式。

第二组是金融学均衡式。从金融学角度看，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关联因素：

其中，分别表示基础货币、流通货币、商行储备金总量。分别用表示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准备金率、活期存款，则有=+，=×。将此二式代入式（3）则有：

用分别表示货币供给量、货币乘数，则有=×，由此式可推出：

这两组均衡式表明：货币供给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今社会，金融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个基本的货币运行原理仍然对添加数字货币后的货币市场和物品劳务市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突出表现在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之间仍有货币乘数关系。

在数字经济中，决定基础货币量的核心力量，仍然是物品劳务市场总供给GDP，货币发行增量速度（基础货币发行率）需要与GDP挂钩。实体经济的价值可通过货币形态展现出来。包括数字产品服务在内的物品劳务市场情况仍然可通过IS曲线的投资和储蓄反映；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实体经济价值数量和流动情况仍然可通过LM曲线表示。在IS—LM均衡模型中，只有当货币发行数量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物品劳务市场与货币余额市场才能处于均衡。

引入数字货币之后，无论发行数字货币还是兑换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可直接影响流通货币的结构和速度，进而影响经济中储蓄水平、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三者关系，影响货币乘数效用，影响整个市场。虽然近几十年发达国家货币乘数效用逐渐减弱，1994—2014年货币乘数从3降到1.8，新兴国家广泛采用先进手段，其货币乘数效用总趋势也在减弱，但货币乘数的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特别是会计机制（Accounting Mechanism）显示出更强的作用。因此，数字货币的功能和应用等同于央行在公开市场增加一个新的操作窗口，此举必然影响一系列资产负债表T型账户。资产负债表T型账户是所有金融机构运作的基础。为了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改进货币结构、提高货币机制运行效率，央行增发一定量的数字货币，这样在央行的T型账户负债端就增加了一笔负债，商业银行或企业的T型账户资产栏也增加了一笔以数字货币形态表现的金融资产。这个过程虽然很复杂，但仍可用剥离后的精版T型账户表示（如表1所示）：在商业银行或企业负债栏列，数字货币转换为类似于活期存款的流动资金，或可称之为新型活期存款。

表1 数字货币资产负债表

显然，央行的负债由于新添一定数量的数字货币，央行的资产也就相应增加。按会计原则，在这个信用创造和操作转换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货币运行机制有了改进，但货币运行机理的规律性原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数字货币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也提高既定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时的收入水平，但当货币供给水平并非既定，而是以惯常的有增无减时，数字货币实际很容易提高通货膨胀水平。这说明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货币供给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央行理论上还可利用数字货币建立对所有人提供全天候开放的支付结算平台，进一步体现技术优势。但是，这里的数字货币也是一种由央行或授权机构发行的法定货币，是金融机构信用创造的货币，是一种信用货币。因技术先进而引起的货币替代，并没有改变信用货币的内涵，必须遵循货币运行机理，确保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或基本均衡。

三、数字货币对金融秩序的影响

（一）数字货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普惠金融，方便实体经济和日常生活，加速货币流通，但也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增加通胀压力。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到86%，网络支付费率少于0.6%，较好满足小微企业“小、频、急”融资需求。数字货币及金融科技的广泛使用，提升货币流通速度，进而引起名义GDP变动，产生类似新增货币发行效果，加速通货膨胀，影响公众现有货币实际价值。这就是说，“方便”是有代价的。

二是有助于跟踪货币流通轨迹，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促进完善央行工作机制，促进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数字人民币将在某些场景中替代人民币现钞，但人民币现钞不可能退出市场。因此，货币衡量指标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传统的通货C、M1、M2、M3、L指标，都需要相应地把数字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三是产生数字服务税问题。科技金融企业利用高技术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可能获得额外利润；政府或授权机构发行数字货币，还可能形成一种类似金（银）铸造税的收入。这种新的垄断利润和税收红利，对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都有一定影响。2021年初，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就提到，美国试图解决与其贸易伙伴在数字服务税上的分歧。

四是产生数字资本收入问题。如消费市场，消费者是相关数字的本源，但这些消费者是大众化的、社会化的，消费数据缺乏标记，很难一对一联系起来，因而消费者数字应该是得到安全保障的公共数字，由这类公共数字资本产生的资本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收入。但是，目前仅由少数企业把持、开发、得益。这就产生了数字资本收入矛盾。

五是增加市场不确定性。如外币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日变化宽幅超2%，加大不确定性趋势。如2020年9月1日至11日上涨2 000基点，2020年9月12日至19日下调1 200基点。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很可能进一步加大市场的不确定性。

六是增加系统性风险。数字货币具有潜在的信用创造能力，易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数字货币由于其低成本、灵活性、便利性，应用场景呈越来越广泛趋势，甚至可能给洗钱等非法活动创造沃土，易削弱央行对支付体系的控制力；数字货币缺乏有效规制，人为炒作常常导致价格剧烈波动，也易增加维护金融稳定的难度。数字货币有可能挑战传统银行业经营模式，造成金融系统混乱。数字货币还可能让央行承担商业性职能，构成和商业银行不必要的竞争。这些都会对现有金融体系有所冲击。

（二）数字货币不容易改变国际经济格局

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金融力量是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至关重要的力量还是基于实体的原始创新能力及其产业支配力。现实世界是一个由实体经济支撑的世界，虚拟经济只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表象。2020年全球GDP为84.2万亿美元，金融资产为26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达到464万亿美元。尽管现实世界大量财富表现为金融资产，尽管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确实表现为金融资产的巨大增加，但国际社会第一看重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一个国家的长期强大的力量，主要还是要靠实体经济的力量，只有强大的产业支配力才能有可靠的金融力量，只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才能有强大的金融。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把高新技术产业做强做大，这才是真正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力量和产业创新力量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二战后，德国货币马克康复，德国经济稳健恢复发展，德国逐渐成为欧元区的领导国。但是，从根本上看，德国的发展主要还是基于产业创新力量的发展。德国一直不断地开发出革命性技术，从高精尖技术到日常工艺技术无不如此。美国一直致力金融创新，特别着重因应形势变化开展金融制度创新，对维护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美国更加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原始创新发展，有完善的研究型大学体系和工业实验室、研发机构、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发达国家创新发展过程中，数字货币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甚至还不是主要方面，基本上是处于谨慎发展。

（三）正确认识国际金融体系的“变”与“不变”

当今世界经济大变革，为中国发展提供重要机遇，中国金融力量成长很快。中国外汇储备2012年6月达到3.18万亿元，占全球外汇储备1/3。银行业总资产增加很大，1983年只有3 661亿元，2020年达到319.70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超17.60万亿元，同比增长38.7%。中国资本市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起步成为目前世界第三大市场，在全球占比达到7.5%。这不能不说，中国资本市场是一支令人敬畏的力量。

但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始终稳固，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反而呈现“经济下行压力越大，国际金融市场越动荡，美元的垄断地位愈加巩固”的局面。在全球结算货币中，2020年美元占39%，人民币占4%。在外汇交易中，2020年美元为88%，人民币为4%。人民币债券相较发达国67家债券具有130BP-300BP的利差。在全球外国货币储备中，美元2021年为59%。2021年，人民币支付金额占所有货币支付金额的2.5%，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之比2.3%，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人民币排在第五位。美国资本市场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市场，仅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额2020年为30.9万亿美元，占全球股票市值40%。

美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数字货币有可能改变美元霸权体系的形态，将一部分美元代币化，用数字美元代替绿色美钞。但美元霸权体系的核心利益不容易改变，且可能增强。2020年，“数字美元是美联储的直接负债”“将美元代币化，使数字美元成为一种新的更具活力的央行货币”。2021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不会与中国竞争开发CBD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中国计划中的数字人民币不会取代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地研究美元霸权体系的基本原理以及成为国际金融主导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四）数字货币很有可能强化美元霸权体系

全球范围的数字货币在一个时期内很有可能加强美元霸权体系。一是美国以国际货币霸权地位，操纵国际货币，既有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又有数字技术的支持，大量印制美元，获得货币税，并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出口金融产品，低成本吸收美元。二是用美元在全球投资，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科技产业，特别是投资一些原创型科技企业，可以更高收益回收美元；三是全球资本流动加剧，用美元与商品交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国，全世界各国争先恐后把商品卖给美国，美国可以享受更加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美国鼓励全球拥有美元资产，自觉、非自觉地维护美元地位；五是全球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攀升，进一步加大对美元的依赖。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外债规模总额超过11.1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需要用美元偿还。六是世界各国在维护美元地位方面有基本的一致性，美元把世界捆在一起，需要增持美元以保障国际收支与经济金融稳定，从而维护美元霸权的使用惯性。这些都有助强化美元霸权。但是任何霸权生命都是有周期的，这是自然规律。

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和应用，包括美国参与在内的数字货币有可能在全球货币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只是货币形态结构发生变化，全球货币体系格局并不可能轻易地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格局更不可能轻易地因为数字货币形态的出现而改变。一个国家要在国际金融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实体经济发达，产业创新水平高，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独树一帜；商品市场全球开放，金融市场全球开放；实体与虚拟经济相得益彰；深谋远虑的全球战略。美国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课题”，但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十分艰难，对美元远远构不成挑战。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完全表现为经济规模GDP，更多在于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支配力，在于整体发展质量。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包括金融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完善和补充，数字货币创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种积极补充。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积极探讨各种有效的发展途径和交易模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

四、数字货币政策分析

务实推进货币体系改革。在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时候，人民币的定位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替代美元？创新开发的数字货币能不能成为新的国际通货？从全球发展规律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需要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需要有全球统一的交易媒介、记账单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对全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和将来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从全球发展规律看，以一个国家的信用作为全球货币，是有缺陷的、是不完善的、是不能适应全球社会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的。美元以美国信用作为全球货币特别是长期作为全球货币，在设计和应用上是有缺陷的；欧元以欧洲国家信用为载体，要想作为全球货币是不大可能的；人民币要想替代美元、代替欧元作为全球货币也是不大可能的。应用高新技术创新开发的数字货币，只是虚拟货币的一种新形态，虚拟货币缺乏内在价值，很容易脱离实体经济，数字货币即便得到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法定后也只能作为现有信用货币的补充，数字货币也是不太可能选择作为新的国际通货。比特币在网络小众市场看似很有价值，但仅是一种网络虚拟货币，是一种总量恒定2 100万枚的虚拟货币，每个比特币需要通过特定算法才能获得，耗能巨大，与实体经济不相干，比特币更加不太可能选为全球货币。务实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从三个方面平行考虑。

（一）正确定位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只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和补充，但补充的空间很大、需求很大。需在积极争取参与全球外汇交易同步清算系统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机制建设，使人民币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需要更重视研究现代货币理论与实践案例；需要考虑数字货币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方向、途径和条件。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综合考虑数字规划。数字货币的应用，除考虑市场动力外，还要考虑全局。需要着重规划应用数字技术加强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论证数字货币发行的通胀约束、竞争性约束、金融风险约束、数字主权约束、实体经济约束，使市场交易更加便利、稳定和安全。

二是正确宣传数字货币。目前，区块链、比特币、ICO几乎成为全民讨论焦点；马勒戈币等各类打着数字货币旗号的代币和虚拟货币，混淆投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清醒地提出引导性政策和限制性政策：不支持人民币对比特币这类虚拟货币的交易；反对让人有暴富幻想的投机产品；要很谨慎地套用货币概念。

三是正确定位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充分采用先进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一定规模上成为现行货币的替代品。在央行系统货币政策中，数字货币数量的增加，必定是传统纸币相应减少，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数字货币不大可能完全代替传统纸币。

四是加强数据库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区块链技术，通过加密算法、共识机制和特定的数据存储，选择具有先进学习能力的分类器集，合理设定评价函数和优化功能，构造可靠的公共数据新模式，使社会各个节点在不熟悉情况下能够不通过第三方，实现数字在网络节点之间的安全转移，为数字货币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技术条件。

五是进一步完善数字法规。完善数字服务税法规，规范数字税的纳税主体、应税业务范围、税率；建立健全数字经济下市场秩序规则，防范数字寻租、数字租金、数字犯罪，维护数字产权和数字主权。既要鼓励和支持数字产业发展，又要避免数字产业对传统产业造成更多的成本。既要鼓励和支持国际数字链在中国延伸和发展，又要避免国际数字巨头薅中国“羊毛”。这是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趋势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

六是加强数字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既要防范数字集中垄断产生的风险，又要防范数字“去中心化”可能产生的风险。中央集中管理和第三方传递，这种方式权力过大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用算法代替中心化的第三方机构，虽然有比较先进的加密算法、共识机制和数据存储方式，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问题，但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层性，以及人类社会对秩序和权威的自然要求，“去中心化”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需要深入研究、提升宏观脚本编程技术水平，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要求，防控“权力过于集中”和“去中心化”两种途径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七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2021年欧盟AI监管草案全面禁止大规模监控及基于AI的社会信用体系；俄罗斯称永不让比特币合法化。这些国家的政策值得分析参考。行业监管措施也值得参考。美国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质疑现行医疗人工智能设备评估方法，认为用历史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与变化中的现实世界有偏差。这给予重要启发：人工智能监管偏差不光存在于生物医学，而且也可能存在于金融社会，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在21世纪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复杂多变敏感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金融战略和政策首先要立足于稳定和安全，“以不变应万变、以务实创新促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存在的战略性原材料和核心技术大多不能自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变高成本筹资、低效率投资、资本与负债不配备的现象，严防金融自我循环成长，严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妥善处理五大关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各种不利因素，给全球带来巨大不确定性，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一是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关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措施，需要逐渐转化为防疫常态化的长期战略。需要遵循生态平衡规律，深入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妥善处理每个经济主体在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促进全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

二是国家发展与全球合作关系。国家发展一定是开放的发展；全球合作一定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合作。各国都应该维护国际大环境，对全球健康发展有担当。在创新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三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关系。在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科技产业的同时，也要大力支持用先进技术积极协助和扶持传统产业发展。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环境、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服务模式。即便在发达国家，传统经济模式、传统信用货币，也是有生命力和特色的，不能够完全否认和替代。

四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新的金融形态层出不穷，为社会提供新的服务，也带来新的问题，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和稳健监管面临新的挑战。金融创新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需要加强防范因采用金融创新模式可能产生的风险，需要支持金融体系完整性和稳定性措施，促进创新体现前沿科技探索与传统技艺发掘的有机统一，鼓励科学探索精神与社会健康道德的理性结合。

五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及时增加资金，但需要把握“度”，不宜超越适“度”。虚拟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升，但必须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保持资本支配力与产业支配力的平衡。

（三）探讨“球本位”的市场交易媒介

现代人类基于相互信任和对未来的信任，发展出一套信用货币制度，跳出了长期以来快速增长对资本需求的困境。正是信用，让人们能够打造现在，筹划未来，交易四海，但目前的信用货币制度主要是基于国家或地区的信用，很难说是全球信用货币制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信用货币制度及其资源很难保证全球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全球化信用货币体系。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世界是一个以人类地球内在价值为依托的世界，全球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球本位”经济。以人类共系的全球发展、全球规划、全球资源这些内在价值为依托，以维护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大有可能探讨出一种“球本位”的货币体系，代替长期以来使用的“金本位”“银本位”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

可先从解决比较急切的国际股权投资所需要的资本金着手，探讨一种与实体经济为依托的国际股权货币。这种股权货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内容为标的，也就是以人类共同依赖生存的地球上的财富、规划、潜力为标的而特殊设计，在目前具有补充基础货币功能和补充政府债券作用，成为投资组合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在将来可以方便与“球本位”货币体系接轨的金融制度。这种国际股权投资资本金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将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财富、规划、潜力与人类社会信任、信心、信用有机联系起来。什么是信任？能够一起劳动、协同进步、共同创造财富和文明，是最大的信任；人类具有“共命运”本能，能够共同创造财富，这是人类相互信任的基础。什么是信心？能够看得远而不是鼠目寸光、能够规划发展而不是急功近利，是最大的信心；人类能够总结经验、规划长远，这是人类具有信心的源泉。什么是信用？有资源、有潜力是最大的信用；人类共有地球资源和无穷的创新能力，能够共同维护、共同开发、共同享用地球资源，在共建人类家园过程中孕育无穷潜力，这是人类创造信用的条件。第二步，通过金融创新，把这种“信任、信心、信用”，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财富、规划、潜力”这些内在价值形成的现金流进行证券化，并协定为国际股权货币。第三步，这种国际股权货币，可先在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当作一种“零风险资本证券”、一种与货币和国债等级相同的国际股权类融资工具使用，然后逐渐推广。第四步，先在实体经济发生作用，股权投资越多，收入越多，就业越多；然后在金融市场发生作用，与传统货币需求成反比，影响和调节利率，促进实物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发展。这就是本文得出的结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球本位”货币理论与实践，很可能是创新推进金融体制和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人类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人类全体财富的增长，在于人类共同创造财富的动机；人类健康发展的条件，在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在于个体行为的社会责任，在于经济上双赢多赢、政治上也是双赢多赢。共生、共享、共赢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财富与道德并非一定对立，强盛与公正并非一定矛盾。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总之，数字货币是人类创新发展的重要体现，数字货币仍然需要遵循货币运行机理这些规律性要求和约束。国际上正在出现“多元需求多重巧合”的挑战和机遇，激励有识之士探讨人类的未来、货币的未来。中国需要和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球本位”货币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促进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