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赋权增能的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问题研究

□方励筠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全国妇联《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农村妇女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应该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建设者。随着全面脱贫任务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脱贫时代”，这一时期，女性虽然已不用面临收入贫困的困境，但仍然出现了新的贫困表现，最典型的就是“缺权”与“弱能”。

如何通过赋权增能，消解农村女性缺权状态，激发和加强农村女性内在潜能和能力建设，对于农村女性稳定脱贫不返贫具有重要意义。在消解女性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如何发挥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确立农村女性的主体地位，亦存在重大价值。

1 女性赋权增能理论释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社区心理学家拉波特提出“Empowerment”一词，后被翻译为赋权增能。早期赋权增能的含义在于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控，减轻受外部力量的控制。随着社会发展，赋权增能的含义经过数度扩充，并被广泛应用于各发展领域，成为理解个人、组织和社区发展的重要框架。

赋权增能由两方面组成，即“权”与“能”，通过外部的“赋权”，帮助弱势群体为反抗和改变不公平、不平等的关系而进行斗争。后续发展中，赋权理论模型逐步形成，被理解为通过利用有利条件，使赋权主体获得定义自己生活选择并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从而最终取得成果的过程。“增能”更多表现为内部力量的形成，通过运用环境资源与机会，获得自身对生活空间的掌控力，提升自信心，进一步帮助个体形成更多能力的过程。

对于女性赋权增能的研究也在持续进行中，目前已形成一些研究成果。国外对女性赋权增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研究对女性赋权给当地带来的影响，说明女性赋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Galie A 等（2019）[1]通过对坦桑尼亚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说明女性赋权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二是通过研究女性赋权以后的投入与产出，证明女性赋权措施的有效性[2]。

国内针对女性的赋权增能研究多集中于探究通过赋予女性外部力量，在女性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刺激女性群体内在动力的挖掘，进而改善其自身状况。这一过程往往既包含了外部助力的支持，也包含了内部潜能的激发[3]。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对女性赋权增能，消解女性“缺权”状态，缓解女性除收入贫困以外的多维贫困，也是研究方向之一。

2 乡村振兴与妇女参与的关系

我国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治国理政重中之重的位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保障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受“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口号的感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着农村女性素质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到城市化、市场化的新阶段，农村女性在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农业生产经营、农村家庭建设、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贡献有目共睹，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形成了农村女性在农村社会功能与社会影响力发挥中具有“超半效应”的农村社会现象。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5 个重要方面。在这5 个方面，农村女性始终是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群体之一。

农村女性是产业兴旺的重要参与者。受传统农业生产社会分工的影响，男性在农村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女性开始肩负起农村生产的重要责任，传统的分工模式开始改变。随着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女性开始接受新现代化农业产业教育。通过探索新的生产形式、经营方式、商业模式、销售渠道，农村女性开始在产业兴旺中扮演重要角色。

农村女性是生态宜居的共同建设者。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乡村环境，持续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是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的前提。无论是从家庭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农村女性始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科学研究及大量事实证明，女性对环境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农村女性是乡风文明的积极倡导者。乡风文明强调的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女性以妻子、母亲的身份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对农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升发挥着隐形教育功能，推动着乡风文明的实现。

农村女性是治理有效的踊跃实践者。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女性民主政治参与意识的加强，女性群体开始积极争取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近年来，农村治理工作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楷模。女性价值不断被挖掘，女性群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女性是生活富裕的有效推动者。农村女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受益者。生活富裕是农村发展的目标之一。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只有帮助农村女性实现生活富裕，农村才能真正实现生活富裕。

3 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的现状与问题

3.1 农村女性多维贫困困境

全面脱贫工作完成标志着我国已脱离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性别不平等文化使得这样的贫困表征在农村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了“贫困女性化”的现象。以教育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等为表征的多维贫困限制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忽视了女性内生性需求，阻碍了内生性能力建设进程，无法从内部挖掘农村女性潜能和赋活女性的发展能力。这进一步加深了男性村民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加速降低农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形成恶性循环。农村女性的多维贫困困境使得女性群体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多个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面临众多挑战。

3.2 思想观念的束缚

农村女性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导致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缺少追求、安于现状。受“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女性认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只是男性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发挥的主体作用。农村女性对于妇联等机构组织的参与性活动常常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虽然设有“妇女之家”等女性基层服务组织，但基本流于形式，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农村女性对于乡村事务决策性活动能避则避，或需请示家中权威男性。乡村基层组织中，妇女参与度几乎为零。农村妇女群体明显表现出缺乏信心和自我发展意识。这种依附于男性的思想观念束缚了女性乡村主体意识，阻碍了农村女性的作用发挥。

3.3 能力素质的制约

造成农村女性能力短缺的核心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教育资源短缺是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但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教育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生源质量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

农村女童丧失教育机会的比例比男童高出很多。在家庭条件限制、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童比男童更难接受教育，这使她们陷入“被迫辍学、务农或打工、谈婚论嫁、生育、贫困传递”的恶性循环。女性自身有限的文化程度反映在子女抚育的过程中，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有限，导致能力素质不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运用资源的能力匮乏，获取信息的能力不足，缺乏现代信息手段，在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被排斥在乡村振兴建设者角色之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4 组织机制的限制

即使在农村女性主体自我觉醒、自我意识强烈的情况下，农村女性想要参与自我提升或者公共事务决策等活动，但当地的政策与体制、社会政策的性别歧视，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农村女性社会地位较低、政治参与度不足。

女性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是女性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之一。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女性在平等充分表达自身诉求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在我国现行法律政策中，对农村女性参政议政方面的政策保障不到位。关于女性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表述较为模糊，缺乏透明性和可操作性。即使参与到乡村事务决策团队中，女性也多成为满足政策要求的挂名角色，未能真正参与实质性工作，使得农村妇女参政议政流于形式。组织机制的限制，导致女性政治生活参与积极性未被激活、女性权利缺失。即使自身具备一定能力，农村女性对乡村振兴的贡献仍大打折扣。

4 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路径

促进农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实践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应着重突出女性群体的主体能力建设。通过赋权增能，将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与外部引导扶持支撑相结合，重视农村女性的内生性需求。要增强农村女性主体性作用的发挥，需要强化该群体对权利的运用，提高行动力。将女性潜能与发展能力从内部激活，并借助外部力量真正唤醒女性对自身应有权利的追求。通过满足农村女性的保障性需求、权利性需求以及发展性需求，鼓励农村女性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基于赋权增能的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路径，见图1。

图1 基于赋权增能的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路径

4.1 教育赋权：健全农村教育体系

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推动农村教育健康普惠发展，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体系。深入调研农村女童失学情况，建立健全女童教育保障功能，设立农村女童救助机构，建立农村女童入学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企业、学校、家庭的作用，解决儿童失学辍学问题，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权利，营造人人向学的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乡村教育体系。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建立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制度，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扩大农村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新型农业人才，反哺农村。

4.2 能力赋权：制订素质提升计划

积极制订并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设立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明确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的角色，以方案指导行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针对性地搭建女性素质提升多维立体平台，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创业帮扶，帮助农村女性形成现代化手段运用能力，提升贫困妇女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补偿式、发展式教育，提升农村成年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弥补由于教育环境劣势带来的能力不足问题，提升农村女性的整体素质。适时开展妇女技能竞赛，加强学习交流，发挥良好的提升带动作用。

4.3 结构赋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加强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妇女之家”等基层组织在妇女权益保障中的实际作用。强化妇女党员的带头作用，激发基层妇女组织活力，使基层妇女组织真正成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和乡村振兴的阵地，为农村女性持续性参与乡村治理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女性在基层组织中的“缺权”状态普遍存在，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变这一现状，扩大女性在基层组织中的“声量”，使农村女性组织通过参政议政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与看法、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提升决策贡献度、真正做到当家做主。

4.4 心理增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提升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是加强农村女性乡村振兴参与的根本途径。增能理论认为，观念意识在个体能力的发挥中具有重要作用，观念的改变能够推动行为的变化。因此，要加强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必须帮助她们摈弃对女性边缘地位的传统认知。针对农村妇女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缺乏独立决策意识等现状，应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解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主人翁意识，提升农村女性的自信心与社会责任感。以形式多样的载体加强宣传，丰富农村女性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村妇女的精神风貌，促进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

4.5 榜样增能：树立乡村巾帼典型

通过树立典型、打造榜样的形式，帮助农村女性理解自身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与应该作出的贡献。以基层妇女组织为抓手，推出巾帼示范个人与团队，充分利用新媒体宣传优势，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平台对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女性参与者和典型事迹进行宣传，充分发挥榜样力量。通过标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农村妇女主动加入到乡村振兴中，充分释放妇女主体活力，培育乡村振兴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