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北特委的发展及其历史贡献

马举魁，郭东敏

(榆林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军阀井岳秀 “清党”反共，对陕北的中共党、团组织及党、团员进行疯狂地破坏和搜捕，白色恐怖笼罩陕北黄土高原，陕北革命一时处于低潮。1928年4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陕北特委。

在近七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共陕北特委一切从实际出发，多次克服党内“左”的和右倾错误的干扰，化解了各级党组织不同程度地被国民党破坏和领导人员被拘捕屠杀的危机，领导了红军游击队，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建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保存和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而且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点一存”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共陕北特委的发展历程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先后隶属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以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陕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党组织，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初步创建工农武装(1928年4月至1933年7月)

1.中共陕北特委成立。192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特委，要求“12月中派得力同志一、二人赴陕北，组织陕北特委，指导该区域内工作”[1]。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南丰寨古庙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依据陕北社会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军阀的实力和矛盾，提出开展的主要工作是积蓄力量，开展斗争，恢复和建立扩大各级组织机构，讲究秘密斗争策略，加强对党员的培训，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普遍建立农村党支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区党、团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

陕北特委成立后，先后领导发动了绥德、米脂、府谷等地群众的斗争。开展了绥德“抬龙王楼子斗县长”、 义合4500多农民“抗烟亩税” “三皇峁盐工打盐局”、 四十里铺4000多农民“打倒顾家杂税局”、镇川农民“抗白地捐和吃大户运动”、 府谷 “开展反厘局斗争”等群众运动，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米脂中秋节”事件。1928年9月下旬，陕北特委决定在米脂县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会议尚未开始，来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会议被迫中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贾拓夫、李文芳在米脂被关押半月后释放，杜衡、焦维炽被押送到榆林，12月获释。这就是“米脂中秋节”事件。10月初，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临时特委紧急会议，应对这一突发事变，会议决定杨国栋、贾拓夫代理党、团特委书记，并调白明善、霍世杰到特委工作。

3.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把陕北23个县“划分北部、三边、南路，相互配合，准备南路十余县建立两个区域”[2],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批评了杨国栋独断专行的错误，并给以党内警告处分，但继续代理特委书记。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正式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陕北特委部分委员于3月上旬在清涧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为中心开展斗争，并利用一切可能，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3]。

4.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1929年春末，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天门、地门之间的洞穴内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革命武装斗争的问题，刘志丹在会议上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三色理论”，他认为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根据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应该以搞白军工作为主要任务[4]。会议还决定要加强党的领导，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撤销陕北特委代理书记职务，选举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

红石峡会议后，陕北特委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建立中共秘密组织，开展兵运工作。1929年11月，陕北特委派遣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井岳秀八十六师军官教育团受训。1930年初，组建了军官教育团党支部和炮兵营党支部，有党员三十多人。谢子长、刘志丹还派出张秀山、牛化东、高岗、李树林等一批党、团员去宁夏苏雨生部王子元团搞兵运工作，成立了“中共宁夏骑兵第四师兵运工作委员会”[5]。1930年4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要求陕北特委“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的宣传，建立群众的组织。但开始须集中力量于几个中心区域与中心群众斗争，特别是榆林的工人斗争”[6]。 随后，榆林党团组织在井岳秀兵工厂中秘密建立团组织，加强对手工业青年工人的宣传团结教育。

5.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1930年10月初，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陕西省委指派担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央北方局交通杨璞，中央派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祯和高维翰等二十多人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将陕北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合并，统一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刘澜涛、张德生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发现逮捕(后经组织营救释放)。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7]。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陕西省委与陕北特委同归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3月下旬到7月，赵伯平等人赴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返回榆林后，一路巡视检查工作，整顿各级组织，总结经验教训，改变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特委指示领导机关包括县委和团委，全部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特委成员分散居住，尽量少开会，党的指示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在佳县南坬村以创办冬书房的形式，来掩护同志开展革命活动。赵伯平回忆说：“1940 年5 月，毛泽东同志谈到陕北党的组织为什么保存很好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①特委在没有地主、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建立秘密赤色村，这是锻炼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公开斗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二)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

1.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1933年7月23日，在佳县高起家坬村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代表普遍认为陕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基本成熟，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清、神府3个游击区域，建立和扩大第一、二、三游击支队，继续领导群众建立赤卫队、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1933年3月，陕北特委归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会议改选陕北特委领导班子。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陕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会后，特委委员毕维周、王兆卿与米脂区委负责人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和中共党员高禄孝6人，被国民党米脂地方当局逮捕残杀，史称“无定河惨案”。

2.佳县南坬村陕北特委党、团联席会议。1933年12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工作会议，决定派谢子长、郭洪涛回陕北工作，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8]。1934年1月底，在佳县南坬村召开陕北特委党、团联席会议。特委大多数成员认为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不符合陕北革命实际发展情况，所以，仍然坚持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决策，开辟绥、米、佳、吴边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4年4月上旬，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又召开了会议，决定在有条件的村庄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一个师的主力红军，争取使苏区连成一大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相应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7月，取得了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中共陕北特委寺墕里会议到中共西北工委成立(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

1.中共陕北特委清涧寺墕里会议。1934年8月28日，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县乡革命委员会，领导广大农民分配土地，扩大红军编制，发展游击战争，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提出要求，希望多派干部到陕北工作，并给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

2.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传达上级指示，要求统一合并陕北和陕甘边两个地区红军武装力量。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地方游击队。陕北特委并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工委隶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二、中共陕北特委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三次赞扬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特殊贡献。他说：“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9]。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开展了武装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建了二十多支红军游击队，组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武装斗争得到空前发展；领导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使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提供了保障，为党中央开创“延安十三年”时期创立了前提条件。

(一)努力建立、壮大各级基层党、团组织

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为恢复和发展陕北党、团组织，领导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统一领导陕北党、团组织，使陕北的革命力量从敌人严重破坏下迅速发展起来，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

1930年后，党在农村的工作得到很大发展。1930年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要求陕北特委“以榆林、绥德、延安为中心区域，特委应当集中人力财力建立中心区域内的中心工作”[10]，“有计划地抽调得力同志集中在这几个区域，健全这几个区域内的地方党部，加强工作的指导”[11]。到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建立和领导了“中共绥德、府谷、榆林、绥清、清涧、佳县、米脂、米东、吴堡、横山、赤源、神木、米佳镇、安定、延川、秀延、延安、延长18个县委和绥清、米脂、镇川、三边、安定、延安、延长7个直辖区委”和100多个县辖区委[12]。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了下寺湾后，郭洪涛对周恩来说，陕北根据地“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13]。

(二)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北主力红军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首先是做好农村和群众工作，经过农村党组织和农民党员的活动，教育与组织群众，在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之后，再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1933年7月，佳县高起家坬会议后“陕北游击战争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4]。 到1935年初，陕北特委组建和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和25支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武装。

1.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创建。1932年3月，清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在清涧淮宁湾寨子，抢缴了反动民团六支步枪，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陕北特委将其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又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西区、北区建立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游击区，并建立了十多个赤卫队组织。1934年4月，新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第二、三、四、五、六支队。

2.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为了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陕北特委于1934年7月决定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陕北游击第一、二、五等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指挥各游击支队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与神府红军游击队南北夹击，经过3个月的转战，先后取得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董家寺四战四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建立。1934年8月，陕北特委进一步扩大红军力量，发展游击战争，将陕北游击第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初，陕北游击队蓬勃发展，又新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七到第二十三支队，“各支队番号，只编到二十三，其中有两个十二支队，两个十五支队，因此，陕北当时实有二十五个支队”[15]。“陕北红军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这是陕北革命武装由游击队迈向正规红军建设的里程碑，是陕北根据地能够存在、发展的重要武装条件，也表明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武装斗争从发展壮大到拥有正规红军番号的武装力量的赞同和认可。

(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包括陕甘边在内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17]

1.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政府。1933年7月，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就提出，在条件比较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成立工农民主政府。1934年4月，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进一步提出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联成一片，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等任务。1934年8月，寺墕里会议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9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圪垌坬村、玉家湾村进行分配土地的试点工作并试建革命委员会。10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报告指出：“最近苏区的劳苦群众参加分配土地的斗争异常热烈。这些群众的斗争形势直接地、普遍地开展了陕北的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红军与白匪作战时，经常有几百几千的农民武装配合，游击队、红军不论需要多少农民配合，随时就可以号召来，甚至农民一听见枪声自动地跑来帮助红军作战，这一顺利的客观形势直接地创造了陕北新红军与苏区。”[18]土地革命运动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田租、粮款、捐税负担，特别是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和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从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土地分配工作在赤源(安定)、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秀延、神木等县普遍展开。

2.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1934 年年底，陕北苏区十四个县，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随着各级红色政权的建立和每个区域内小块根据地的创建，陕北根据地已基本形成。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3.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1935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作战，刘志丹任总指挥。刘志丹率部连续攻克靖边等六座县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将长期分割的陕北、陕甘边苏区联成一片，形成了一个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拥有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五千多人的正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他说：“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19]

(四)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

1933 年以前，陕北的教育界特别是基层教育，基本上是由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所掌控或影响，青年学生接受的多是进步的革命民主思想，这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基础。陕北特委培养出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杰出代表，以马明方、高岗、刘澜涛、马文瑞、阎红彦、郭洪涛、杨重远、崔田夫、杨琪、贺晋年、吴岱峰、张达志、崔田民、白如冰、王兆相、高朗亭、马万里、马丕勋、杨和亭等为骨干，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党政军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地方及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中共陕北特委发展的基本经验

1.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陕北革命的领导核心，是陕北革命这艘大船劈波斩浪、奋勇前行的掌舵者、领航者。在血雨腥风的苦难斗争中，陕北特委成长为陕北地区党、政、军、群组织的领导力量和主心骨。无论是各级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建立众多的赤卫队、二十多支游击队，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分配土地，还是建设正规红军、各级苏维埃政权，直至陕北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每一步的规划，每一个目标的达成，都是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推动和领导下实现的，各级党组织始终发挥战斗堡垒和模范带头作用。马文瑞认为，“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共陕北特委对各地党的工作的指导，就不会有陕北这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20]。马明方回忆说：“武装斗争一开始，就是在党的较为坚强的领导之下，武装掌握在经过了斗争考验的党与非党同志的手里。因此，游击战争就迅速地发展，游击区域很快的扩大。”[21]陕北特委非常注重“党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每个支队都建有党支部、队委会，并受支队政治委员指导，各游击支队直接受陕北特委领导，和当地县委发生横的关系。注重派忠实可靠与有能力的党员担任游击队政委，以保证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22]。无论革命如何艰辛曲折，党指挥枪的原则始终得到了坚决贯彻。

2.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为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中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多次失而复得，在残酷的“红白拉锯”斗争中，最终发展壮大，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就在于有一大批有志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了信仰而矢志不渝的奋斗。陕北特委特别重视对干部的理想信念培养教育，“在各县还普遍办起了短期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党、团文件，上级指示和法令，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3]。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4]革命先辈视死如归、何死而生、一往无前，在最困难的时侯坚持下去，靠的是理念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3.实事求是是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既怀揣远大理想，又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足，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存续发展的思想基础。陕北特委多次抵制了来自上级领导机构“左”的错误干扰，同时与陕北特委内部的右倾思想和行为，开展了有效的斗争，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形势下，探索了一条深入农村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战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道路。陕北特委不是简单地组织暴动，暴露基层组织，而是利用合法身份(教师)作掩护，下到农村，开展冬学活动，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盲动主义等错误指示。土地革命过程中，执行的是“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务”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从陕北的实际出发，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也适应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使革命最终取得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陕西特色、陕北特点的革命道路，成为践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典范。

4.以人民为中心是革命胜利的根本立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追求。一切从解决人民群众当前最大的实际出发，来动员群众，赢得群众认同、支持。白明善在任米脂县委书记时，组织饥民开展反饥饿斗争，得到学生、市民支持，扩大了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陕北特委组织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分财物的斗争，满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25]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群众放在最高位置上，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取得革命胜利，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赵伯平.回忆1930年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J].榆林党史通讯，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