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理论研究

陶思炎

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中国民俗艺术学的发端已有百年的历史，其名称与“民间艺术”“民艺”等常见词汇，概念不清、混用不分。随着“艺术学”学科的建立及其研究体系的构建，“民俗艺术学”在我国发展迅速，以理论著作《民俗艺术学》的编纂出版等为标志，表明“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在我国已率先初步完成。同时，它在实践层面，对“非遗”保护工作、乡村振兴项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节日活动兴办等起着引导的作用。本专题中，陶思炎的《论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一文，从名称由来、概念界定、学科建设等方面入手，着重论说中国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与当代新实践，指出其“中国化”“体系化”“多层化”的理论特征已经形成。程万里的《汉画神仙世界的理念设定与形态构建研究》一文，系对汉画这一精湛的古代民俗艺术成果做艺术哲学的分析与研究，透过汉画图像揭示出宗法共同体的身份隶属与集体情感的社会结构、宇宙结构、人生信仰的文化层位。万惠玲的《徽州纸马的地域特征与艺术要素研究》一文，系经典民俗艺术的专题研究，文章着重对徽州纸马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加以考察，以纸马作品作实例分析，指出其艺术要素具有层次井然、图文有致、多类统一、俗极致雅的基本特征。薛红艳等的《古村落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深化与活化之路径——以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为例》一文，系民俗艺术的应用研究，它对古村落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对运用新技术使其深化与活化之路提出了新见。

（主持人：陶思炎）

一、民俗艺术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称由来

“民俗”与“艺术”的语词在我国汉朝前就已存在并使用。“民俗”一词，司马迁在《史记·孙叔敖传》中有“楚民俗，好庳车”之载，此外，在《礼记·缁衣》《汉书·董仲舒传》《管子·正世》等文献中也都见有对“民俗”的表述。①《礼记·缁衣》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汉书·董仲舒传》曰：“变民风，化民俗。”《管子·正世》则曰：“料事务，察民俗。”民俗作为在一定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专指接受教化的百姓们的各种生活习惯，包括他们的集体审美和艺术创造。

至于“艺术”，《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附伏无忌》载：“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这里所谓的“艺术”，当指各种技术与技能。《辞源》艸部释“艺术”曰：“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可见，“艺术”所涵盖的领域具有宽广而动态的应用性，我国古代就曾以“艺术”来“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①［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五《列传六十五·艺术》，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7页。当代的艺术所追求的是精神的愉悦与审美理想的表达，即对人性情的陶冶、对崇高道德的教化、对人生的探求与认知，并激发战胜各种困难与灾祸的信心与勇气。

“民俗”与“艺术”这两个语义明确的词汇虽古已有之，但其相互搭配，构成四字格式的词组则出现在近代的日本。日本社会曾全面推行过汉化，汉字在假名创用以前曾长期为日本通用的唯一文字，直到现在日文中常用汉字还保留1945个，其在日文使用中所占的比例仍高达近40%。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约在1926年“民俗艺术”这一词组已作为学术用语在日本学界应用。当时有数十名民俗学家、美术家、文艺研究者、建筑师与音乐家等共同发起，建立了一个学术团体，起名为“民俗艺术之会”，该会于1927年1月创办了会刊《民俗艺术》，在5年内共出刊48号，使“民俗艺术”成为正式的学术名称而跻身学术界。日本“民俗艺术之会”还重视社会教育和民间推广工作，他们于1931年9月开办了总题目为“民俗艺术学问体系的完成”的11场系列讲座，②这些讲座包括：“民俗艺术概说”“乡土舞蹈的基本形式”“神乐的系统与分布”“偶人的种类与欣赏”“民谣研究”“故事的种类与变迁”“民间音乐概说”“民俗造型物”“神事与艺能”“农村的娱乐研究”“儿童游戏的研究”等，见《民俗艺术》1931年9月终刊号。这标志着“民俗艺术”学科已初步建立，并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

我国对“民俗艺术”名称的提出与采用是从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当民俗学研究的领域涉及“歌谣”和“民间艺术”时，“民俗艺术”的研究工作实已悄然展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轫正是由歌谣征集所推动。1914年周作人在浙江刊登儿歌、童谣的征集启事，他指出：“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③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1922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又在其《发刊词》中写道：“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民谣”作为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构成了民俗艺术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我国在民俗学运动兴起之初，就已注意到艺术与民俗的相互关系并提出“民间艺术”与“民间的信仰和风俗”“民间文学”是Folklore研究的三种事项。④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1921年1月。1923年5月筹备中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制定了一份《风俗调查表》，其调查的对象除了“歌谣”“戏剧”之外，还有“美感”，它的调查对象包括“雕刻、图画、音乐、唱歌、织绣等”。它已涉及口承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美术与工艺等类型，虽未使用“民俗艺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构成了民俗艺术的研究体系。

在我国的学术著述中，使用“民俗艺术”概念较早和较有影响的，当数常任侠先生于1943年9月在重庆出版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和岑家梧先生于1944年11月写成的《中国民俗艺术概说》一文（1949年收入他的《中国艺术论集》，由考古学社出版）。至此，“民俗艺术”同“民间艺术”一样，成为中国学界习用的类型名称。它在名称启用上虽晚于日本十数年，但其研究实践可谓同步推展，难分伯仲。

（二）概念界定

“民俗艺术”具有“民俗”与“艺术”交叉融合的性质，其构词特点是以“艺术”为主词，“民俗”为偏词，因而“民俗艺术学”归属于“艺术学”，成为其下的一个分支学科。民俗艺术作为传统的、生活的艺术形态，往往成为民族特色浓郁的文化遗产。岑家梧先生曾说：“民俗艺术，均经长期之传授，而渗入民众生活之深处，今日固已不辨其渊源来历，然传统之力量，已使此种艺术生命，以不期然而然之方式，继续滋长。民间每一神像、每一歌谣、每一工艺品，均为传统精神之精华，吾人苟欲理解传统生活习俗，则当自民俗艺术始。质言之，民俗艺术之研究，可为理解民间生活之钥匙，当无疑问。”①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版，第114页。岑先生强调，民俗艺术作为历史的、传统的精神精华和生活习俗，体现在民间信仰、口承文艺、工艺美术等方面，能成为“理解民间生活之钥匙”。这是从民俗艺术的存在特征与价值作用等所做出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俗艺术”所下的定义。

近百年来，与“民俗艺术”相类的概念还见有“民间艺术”“民艺”“大众艺术”“群众艺术”等，它们各有侧重，各有规律，并非随处可相互替代。其中，“民间艺术”和“民艺”与“民俗艺术”常见概念不清、混用不分。其因，乃由研究对象经常同一，而分析的角度相异所致。例如，剪纸作品《老鼠嫁女》等，可以说它是“民间艺术”作品，因着眼于它出自下层社会；可以说它为“民艺”作品，此说强调它的题材由来与制作主体为普通平民；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民俗艺术”作品，因其题材和应用都具有传承性和传统性，它被当作风俗的工具而用之于社会生活之中，并传导着象征的精神意义。

这几个概念都与“民”相关，但论说的文化层面却不相同：“民俗艺术”强调艺术的传承性和风俗性，及其与文化遗产的紧密联系；“民间艺术”强调艺术来源的社会空间性，着重于其所属民间社会空间的考察；“民艺”则强调艺术创作与享用的主体，这一主体是庶民百姓，而非皇家官宦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

“民间艺术”和“民艺”虽也包含着一定的传承因素，但不像“民俗艺术”那样以传承性为其存在的首要前提，而出自民间的、普通百姓之手的作品也未必都能称作“民俗艺术”。这一判断使“民俗艺术”在概念界定中得到理论的发展，推进了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科建设和传承维护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学科建设

一百年来，围绕“民俗艺术”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为“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随着“艺术学”学科的建立及其研究体系构建的需要，带动了“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使得其发展迅速，理论逐步趋向完善。它以东南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民俗艺术学”培养方向的确立、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中有关项目的设立、国内有关机构的成立、国际间学术研讨与联合考察的展开、理论著作《民俗艺术学》的编纂出版等为标志，表明“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在我国已率先初步完成。

作为学科建设理论成果的《民俗艺术学》，②陶思炎等著：《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获得教育部第七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包括“绪论”“民俗艺术学体系论”“民俗艺术学方法论” “民俗艺术类型论”“民俗艺术特征论”“民俗艺术功能论”“民俗艺术传承论”“民俗艺术审美论”“民俗艺术作品论”“民俗艺术应用论”“民俗艺术传播论”“民俗艺术保护论”等共12章，比较完整地论述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民俗艺术学》还提出了作为学科理论中最具个性特征的三大支点，这成为对民俗艺术学进行理论阐发的中心。这三大理论支点可概括为“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

“传承论”的要旨是强调民俗艺术为传承性文化现象，它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传承”作为动态的文化过程，本立足于时间的跨度，成为传统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传承论”的理论则是对民俗艺术传统所做出的文化判断与学术表述。“传承论”包括对传承人、传承空间、传承时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传承媒介、传承节律等范畴的考察与论说，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作为民俗艺术学首要的理论基础，“传承论”把握了存在特征这一最重要的学科规律。

“社会论”的着眼点是强调民俗艺术的群体属性和社会风格。民俗艺术作为民间的传统艺术，在成果形式、题材内容、材料选用、工艺技术、功能取向、应用时空、信仰表达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基础——社会的需要与认同。社会以地域的、历史的、民族的、行业的人群所构成，因他们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才形成一个个各有传统的整体。“社会论”专注于民俗艺术的主体成分，包括制作者、表演者、赏玩者、享用者、传习者等，研究其群体属性，从主体成分和社会背景等方面对民俗艺术学的理论进行概括。

“象征论”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而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象征将意象与物象、事象相联结，形成自身的文化逻辑和解读方式。《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艺术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一。象征的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因此，“象征论”从意义解读和功能分析的角度，也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理论框架的重要方面。①关于“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的论述，详见陶思炎等著《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页。

二、民俗艺术学的新实践

（一）“非遗”保护工作的强化

所谓“非遗”，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民俗艺术是传承性的文化事象，具有物态的、动态的、语态的和心态的综合展开层面，本身就显示出文化遗产的性质。就民俗艺术的品类说，它又大多以非物质文化形态与象征的内涵而存世。

我国的民俗艺术保护工作可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民谣征集和编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民间文学、民族文化、民俗资料的采集、整理、编纂与研究，不过，“非遗”保护意识的增强，并形成遍及全国城乡的保护与传承运动，则与我国加入联合国组织并签订了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1989年又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明确指出保护的对象和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同年我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制定了相应的保护办法。我国在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从第一批的《昆曲》到2020年12月的《送王船》共42项列入名录，居世界第一。这些项目大多可归属民俗艺术，其申报工作的上下联动推动了我国的保护与传承实践。

近些年来，“非遗”保护体系在我国已形成了四级保护与传承机制，即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区、县级，通过各级名录的申报，以及普查、陈列、展示、传承、教习、利用等方式，促进了各地民俗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其新实践创造了机缘和空间。尤其是保护工作对传承主体的高度重视，为民俗艺术学的实践把握了根本方向，在见物见艺又见人的前提下，将民俗艺术的直接传承人（民俗艺术的从业者、传艺人）和间接传承人（民俗艺术的收藏者、研究者、爱好者等）都分别纳入保护工作的重点和中心，使其成为保护传承实践中的新焦点和新领域。

（二）民俗艺术应用的拓展

应用是打破文化自然传习的节拍，而对某些文化因素加以强化或制约的有目的的行为。民俗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应用改变着原先的传承方式和流布空间，并赋予其新的功用，因它有着明确的对象性和目的性，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文化的选择。这种选择以功能、时效、价值、道德为基准，经规划、组织，按主体意识和客体规律有序推进。

应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保护手段，它能把潜在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显著的文化成果，使地方的与民族的风情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应用表现为对文化资源的开掘，对民俗艺术产业化和产业群形成的推动，以及民俗艺术景点与景区的设计、民俗艺术传承基地的建设、国际间民俗艺术活动的开展等。

应用也是一个文化再创的过程，它经过勘察、分析、比较、设计、实施等若干环节，将民俗艺术的客观资源进行主观能动的处理，从而使之带上“产品”的性质，达到美化生活、引导生活、繁荣经济、民族团结的目标。

具体说，民俗艺术学的新应用正在取得可喜的成果，它们在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乡村振兴”是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落地，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个关键支撑点，而民俗艺术在“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等方面都有资源优势和发展潜能。民俗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和产业群的形成已成为村镇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大引擎。例如，江苏宜兴丁蜀镇的紫砂陶工艺、苏州镇湖的刺绣工艺等，都是技艺精湛、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声名远播的艺术品类，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品牌，成为各地民俗艺术产业群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先导。

在乡村振兴的若干领域，诸如在创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知名特色品牌、发展乡村旅游，以及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等项目中，民俗艺术都大有用武之地。南京市浦口区不老村以民俗风情民宿著称，江宁区佘村以古民居见长，此外，还有以傩舞傩仪、花台唱戏、民歌演唱、民俗艺术博物陈列、民俗糕点与食物的制作等作为乡村建设的文化抓手，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文化旅游”近年来在国内比较红火，而民俗艺术在文化旅游中的资源特色和利用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其民族的、艺术的、社会的、生活的、时空的风情，总能让人陶醉其间、流连忘返。皖南古村落中以木雕、砖雕、石雕“三雕”为主的民俗艺术，以吉祥文化和禳镇文化为主题，题材多样，源头悠远，睿智多趣，乐生入世，让游客在饱受艺术熏陶的同时，切身感受传统民俗生活的淳厚和志在高远的奋斗精神。南京高淳的魁头面具和傩祭神会，以高一米余、宽约60—80厘米、重达百斤的木雕面具，及傩神依附的众神和花树为背景，以旌旗、大锣、炮铳、花篮、香亭为前导走村穿巷的浩荡队列和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使观者产生神秘而震撼的时空杂糅之感，并透过这一活态的文化遗产感受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和民俗艺术的特殊魅力。此外，民族歌舞、服饰、祭祀等，木版年画、农民画、纸马甲马、泥塑作品、玉雕、水晶雕、小戏、史诗、民歌、傩戏傩舞等，这些具有民族风情或地方特色的、成规模和有故事的民俗艺术资源也成为文化旅游应用的对象。

（三）节日文化活动的兴盛

所谓“节日”，指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相应活动的固定日子。节日往往以民间信仰、口头传说、象征符号、动态活动、特定饮食、特色艺术等，形成一定的文化链接，呈现出循环往复而又多种多样的文化特征。中华传统节日大多建筑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伴随着岁时文化体系的形成，往往具有时序更迭、农事转易、时令信仰、审美表达的岁时节点性质。

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长期的传承与传播中已成为知识传习、民族融合、文化认同和幸福寄托的岁时性民俗成果和交织着历史记忆和现代功能的特殊文化资源。它因功能发挥而传承，因交流而传播，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它以天文历法、地理物产、民族风俗、哲学思考、宗教情感、艺术活动、民间创造等，展现各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和包容多样、性格乐观开朗的特征。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传承因素、生活需要、哲学观念、艺术追求，以及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而在当今继续发挥着功能作用，并显示出永久的文化活力。

传统节日的文化结构包括节物、节事、节信、节语、节食和节艺等组成部分，而“节艺”作为节日基本结构，其中的民俗艺术不仅营造了节日的欢腾喜庆气氛，而且不少项目已成为特定的节日符号和文化象征。例如，春节贴对联、挂年画、供纸马、赏花灯、舞龙灯、看傩舞、跳马灯、打社火、扭秧歌等，每项都是中国大年的吉祥象征，也都能反映百姓们欢乐喜庆的生活。其他重要的传统节日，也同样少不了民俗艺术的活动。例如，清明节插柳、放风筝，端午节龙舟竞渡、贴五毒图、挂钟馗像和天师符、簪榴花、设端午景，七夕节陈针巧、染红指甲、看《天河配》、讲牛郎织女传说等，中秋节走月赏月、讲嫦娥奔月神话、诵月亮儿歌、拜月光马儿、玩兔儿爷、商家装饰店面、制作木雕饼模，重阳节赏菊花、佩茱萸、插重阳旗，冬至节涂绘消寒图，等等。可以说，民俗艺术作为传统符号，成为节日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为自身的应用开辟了新的空间。

当代的节日活动主要在三大领域推展：传统节日、新兴会节和国际节日。在传统节日方面，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和文化旅游产业的拓展，节日文化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诸如南京元宵节的秦淮灯会已从正月初八延展至三四月间，仅元宵节当天赏灯人数就多达50万以上。夫子庙灯市的花灯品类每年有百种以上，所售灯彩数以10万计，其中的荷花灯、狮子灯、蛤蟆灯、兔子灯之类作为“非遗”代表作而普遍受人喜爱。山西绵山的寒食节和清明节活动，各种花馍争奇斗艳、传说故事与美妙造型珠联璧合、形象多趣。在新兴会节方面，除了一些为商品促销而进行的吆喝外，大多借助其本地的物产或特色文化资源，以办节的喧闹气氛和民俗艺术的表演和展销，促进文化传播和其他商贸活动的开展。水晶节、紫砂节、戏剧节、年画节、花会、歌会等以艺术陈列展演为主的活动，以及乡间的敬神庙会等，也都具有节日的性质。在新兴会节方面，也不乏民俗艺术的应用。这些非传统的新兴会节，从推介地域的文化产品或物产资源出发，以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优势的民俗艺术开场造势和烘托主题。例如，以鱼灯、鱼舞作为开渔节的展演项目，以跳马灯、跳五猖、扭秧歌、演小戏等为茶叶节、螃蟹节等会节暖场助兴。至于国际节日，主要指政治性、纪念性、工作性节日之外的文化节日，尤其是跨国同民族间、邻国间、经济合作框架下的国家之间的文化性节日。这些节日不少本身就是民俗节日，例如春节（新年）、端午节、中秋节等，还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出发而举办的文化交流性会节活动，诸如在“一带一路”国家间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开办文物展、服饰展、民歌节、舞蹈节、龙舟会、舞狮会等活动。

三、民俗艺术学研究的深化

（一）学术研究的推进

民俗艺术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批评、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架构。除了“民俗艺术批评”成果尚不显著外，在其他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论文和著作，诸如《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民俗艺术应用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汉画四神图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民俗造物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等。

《民俗艺术应用论》（卢爱华著）与《民俗艺术学》着重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建设不同，主要对应用源、应用者和应用场的各自规律和相互关系加以研讨，以推动应用理论的深化和应用实践的拓展。《民俗艺术应用论》所涉及的研究范畴，包括民俗艺术的保护与应用需求、民俗艺术应用的体系结构、民俗艺术的应用场域、民俗艺术的应用方向、民俗艺术的应用个案研究，等等。作者指出，民俗艺术是城乡环境的装点、节庆和公共文化活动的看点、传统庙会活动的亮点，也是旅游互动的重点，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民俗艺术“礼品化”“表演化”“产业化”将成为其发展路径。

《汉画四神图像》（程万里著），是一部从艺术史和民俗艺术图像志的视角对汉画进行的系统而严谨的专题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四神图像的渊源、汉画四神的兴盛、汉画四神图像的艺术分析、汉画四神图像的内涵、影响与演化等。汉画四神图像研究综合了艺术学、考古学、天文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认识：汉画四神图像有一个基本“元素”被不断改造与积累的过程；它在汉代既被视为天文图像的一部分，又带有占卜意义，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模糊的天象知识和主观臆想的人文因素的融合体；四神图像存在“龙虎逆反”的复杂绞合的现象；四神图像的组成元素在汉代已经出现了祥瑞化倾向；它演述了汉代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现实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和成仙的世界被组织安排到一个画面中。

《中国民俗造物研究》（韩波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其研究领域涉及民俗造物与系统思维，民俗造物的功用系统、存在系统、制用系统、价值系统，系统发展逻辑、系统维度嬗变，造物符号与象征系统，以及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民俗造物等。该书通过分析民俗与造物、造物与艺术之间的逻辑关联，对民俗造物的艺术特质给予较充分的论证，提出了“民俗造物艺术”的概念，使之成为“民俗艺术学”框架中的重要方面。

此外，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突出，表明了民俗艺术问题的庞杂精深和理论研究的深化致用。在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张道一著《吉祥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华书局，2005—2011年）、陶思炎著《中国镇物》 （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苏南傩面具研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和《中国鱼文化》（商务印书馆，2019年）等。其中，《中国鱼文化》应用了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方法，涉及了各类鱼图、鱼物、鱼信、鱼话、鱼俗的研究，突出了功能和演进论说，为民俗艺术和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典型范本。

（二）基本特征的形成

中国民俗艺术学经过数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参与，已在发展、成熟的路上突进，并以“中国化”“体系化”和“多层化”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学科特征。

所谓“中国化”，即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浩繁庞杂的中国资料，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理论与方法，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中考察民俗艺术的内外部规律，找到其传承、传播、应用的有效途径，从而体现中国人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自信。“中国化”与“国际化”本不可分割，“中国化”的成果更易于参与国际交流，并以中国的符号系统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引领的标志作用。“中国化”正以中国学术与中国成果对世界做出贡献。

所谓“体系化”，即中国民俗艺术学在理论体系、实践体系等方面正逐步展开，建立起学科的理论框架，以及成果与活动的系列。就理论体系而言，由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应用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所进行的基本理论概括和类型规律的探索，成为民俗艺术“体系化”的主要方面。就实践体系来说，在学校教育、社会宣传、项目设立、传承鼓励、传播推展、文化旅游设计、生活应用、产品创意、成果出版、艺术展演等方面，均有全方位的呈现。

所谓“多层化”，指近年来中国民俗艺术学在文化的各基本层面上均有推进和实绩。在物态文化（物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古村落、古街、美丽乡村等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茶馆、餐厅等公共空间的民俗装修等，都使民俗艺术产品的应用扩大了。在动态文化（行为文化）层面上，各种地方戏剧和民间小戏、民族舞蹈和傩戏傩舞、民俗踩街和节日活动等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语态文化（口承文化）层面上，民族史诗和传统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谚语俗语和各地方言等，得到传承、保护和利用。在心态文化（精神文化）层面上，求吉避凶、俗神信仰、宗教艺术、庙会活动、民间禁忌、占验、避讳等得到分析研究，其中艺术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和重视。

结 语

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是学科发展与成熟之路，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百年探索，正是经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努力而取得的初步成功。它在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发挥了支撑、完善的作用；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具有定位和推进的意义；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最易显示民族自信和中国特色。民俗艺术学的“中国化”“体系化”和“多层化”的学科特征已经形成，而其理论支点“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将随时空范畴的拓展而继续扩大。此外，指导当代实践的“应用论”、纠错存正和除陋存良的“批评论”等理论将会发展起来。中国民俗艺术学必将同艺术学学科一道逐步成熟、完善起来，并以中国的理论风格和艺术成果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