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祖国观教育强化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略

2022-03-13 02:19刘海军曹洪滔
民族学刊 2022年9期
关键词:共同体祖国中华民族

刘海军 曹洪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这是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立足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做出的战略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祖国观教育凝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凝聚国家发展的普遍共识,进而汇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地理环境,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为凝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针对“祖国观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祖国观”的概念界定、“祖国观教育”的具体举措。在“祖国观”的概念分析上,当前研究方法和主要切入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祖国观”的理论源头上对其定义,如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祖国观定义为“一个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而形成的对祖国的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领土、主权以及社会制度的基本看法、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2],这种定义坚守了“祖国观教育”的底色,揭示了祖国观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致性;二是在“国家”与“祖国”的区分中构建“国家认同”与“祖国认同”的互通机制,如有的学者认为“‘祖国’是长河,是有五千年从未间断过的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国家’是组成这条长河的一个一个片断”[3],这种概念分析模式是合理的,区分“国家”与“祖国”为“祖国观教育”的内容划定、方法选择提供方向指引。在“祖国观教育”具体举措的研究上,无论是平台打造、载体培育,还是队伍建设、机制创新,大部分学者均将祖国观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提出了较为丰富的实践对策。

从研究数量上看,围绕“祖国观教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祖国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祖国的立场、观点的总和,从存在形态上看,“祖国观”是一种理论形态;“祖国观教育”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最终目标的过程,是一种实践形态,所以“祖国观”与“祖国观教育”两个概念在存在形态上并不等同,当前对“祖国观”的概念研究虽然为“祖国观教育”提供内容指引,但并不能为祖国观教育提供全面的实践安排,这意味着“祖国观教育”的概念界定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所规定的内容基础上,揭示祖国观教育的实践机理与社会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指明祖国观教育的政治使命。因此,应在社会建构的视角下理解“祖国观教育”,在精准把握“祖国观”的正确标准、具体内涵、最终目标的基础上,关照人的意识发展规律,探索祖国观教育的社会实现方式。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核心要义:强化认同、维护团结、推动复兴

“祖国观教育”是一个实践概念,是对正确祖国观形成过程(包括目标、主体、方式等要素)的总结。对“祖国观教育”的定义不仅着眼于“祖国观”教育本身,更应将“祖国观”的理论维度与“教育”的实践维度统一于社会建构的叙事框架。祖国观教育是对社会心理引领和塑造的系统性工程,是对社会认知、价值逻辑、行为逻辑的集体塑造,需要在社会建构的逻辑结构中指明其目标、内容、方法。因此,祖国观教育是以马克思国家学说为理论原点、目标指引和实践导向,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凝聚人民关于主权、领土、政治、经济、文化等认知的统一性,增进全社会对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思维价值、交往理念、民族性格的认同,汇集民族发展的历史合力。

(一)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本质是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认同是人在社会关系中对自身集体身份的确认。马克思将人的社会属性上升至人的本质高度,他指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因此,现实的、社会的人需要集体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实现个人与集体统一的逻辑前提。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本质是提升民族地区人民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是国家学说的理论遵循,也是实现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要求。

情感认同作为认知共识是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纽带。情感认同表征着人与人、人与群体和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主观上的共性关系,其根本是价值认同。“祖国”本身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因此,祖国观教育根本上是通过引导实现情感的认同、归属与凝聚。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之间具有相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利益诉求、趋同的发展目标,祖国观教育从目的上讲就是将其转化成思想共识,强化对价值一致性的认知,以此强化民族地区在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我们”感,引导民族地区人民对自我身份的确证。

格局认同作为评价共识是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前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发展的产物。新石器时代以后长城外牧区与中原华夏文明不断交融,形成农牧统一体,在救亡图存、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5]。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从内容上讲就是要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消解“多元”与“一体”在认识上的张力,提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并使之成为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强化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方向认同作为信念共识是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目标。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他就丝毫不加掩饰了。”[6]与以私有制为基础、资本驱使下的资产阶级民族剥削关系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团结,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明确平等和谐的价值指向、围绕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因此,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从方向上讲就是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充分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认同。

(二)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要旨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民族团结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其前提是意识形态安全。开展祖国观教育要旨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巩固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

民族地区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关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与平安中国建设。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祖国边疆的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处于地缘政治的最前沿,从地理位置上看,容易受西方国家“人权”“自由”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交织复杂,尤其是跨境民族在民族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下容易刺激极端民族主义抬头。

开展祖国观教育是掌握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由之路。过去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究其根本,无一不是境外反华势力的干涉,无一不是打着“民主”“自由”旗号蛊惑民众,无一不是披着宗教的外衣混淆视听。因此,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符合民族地区现实逻辑的必然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7]开展祖国观教育就是在民族地区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感染力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民族地区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提升民族地区应对各类思潮的“自身防御力”和“自我免疫力”。逐步深化祖国观教育以巩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提供思想保障。

(三)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根本是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1]祖国观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性建构,属于上层建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其必然要服务于经济基础,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开展祖国观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的根本遵循。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8]因此,人类历史是各个主体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并不是单一社会主体力量的简单堆砌,而是建立在意志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各种社会主体力量的有机融合。实现历史合力的最大化,除组织形式保障以外更需要内在的合力生成自觉。在我国,人民意志最大的公约数是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因而以祖国观教育凝聚最大的社会合力成为逻辑的必需。

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需要培育最大的时代合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9]因此,以祖国观教育培育时代合力,为国家全方位发展凝心聚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力量。

二、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时代价值

治理的自主性、民族的多元化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特点。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我国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海南省等地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我国充分尊重各民族地区在历史沿革、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特殊性,设立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1173个民族乡、1个民族苏木,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各项文化社会事业。自治区治理的自主性、民族的多元化要求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依托,树立民族地区建设服务国家发展的价值标准,推动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一)奠定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凝聚助力伟大事业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0]祖国观教育为民族地区巩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精神支撑。

一是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推动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身份的归属,这种归属感基于对其他各民族的了解与互信。开展祖国观教育,推动民族地区对本民族、其他民族以及整个国家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发展历程、制度优势等共同印象的同一性的认知,培育集体尊严,形成确定的认同自觉与归属自觉;开展祖国观教育,在共同身份确证的前提下深化对尊严互契与命运共生的理解。二是深化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依托感。在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前提下,开展祖国观教育使民族地区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成为价值共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道德的凝聚功能,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怀在民族地区转变为民族地区人民的规则意识。三是祖国观教育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感。提升使命感是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高阶段,它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价值归宿、运行机制、战略格局高度认同为前提。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树立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信心,使民族地区人民都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一员,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使命,并将使命感转化成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在建设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二)筑牢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基础,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祖国观教育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强基固本。祖国观教育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体性建构,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引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首要目标是维护人民的利益。

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建设强化思想基础。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为民族地区发展现实和发展战略提供价值引领,构建民族地区共同的祖国情感认知体系,争取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为民族地区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凝聚价值共识,赋予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和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推动民族地区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为现代化建设争取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当前,民族地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开展祖国观教育激发民族地区人民共同推动发展的热情,为民族地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立体化防控体系、群防群治工作机制、现代市域治理体系的运行提供精神支持,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巩固战略定力,为民族地区反分裂斗争争取全局性主动。

(三)筑牢民族地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祖国观教育为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夯实实践平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祖国观教育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方法上是相似的、目标上是相同的、内容是契合的。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民族地区文化土壤紧密融合,使民族地区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祖国观教育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实践依据。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与学术命题转化成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自信,这种对道路的自信是基于情感性、自觉性的政治认同向理性的、思想性的、价值性的高层次政治认同的转化。教育是育人实践的理论化和育人理论的实践化的高度统一,因此,在民族地区开展祖国观教育,引导民族地区人民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自信,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术体系,在学理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解释能力与建构能力,提升学术话语权。这种学术话语权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立足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实践,从根本上消解西方话语体系带来的消极影响,极大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三、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资源优势

提升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效能必须推动祖国观教育根植于民族地区的文化土壤,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积极挖掘深层资源,使祖国观教育在民族地区扎根,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提升祖国观教育的实际效能。

(一)历史资源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奠定核心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11]历史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开展历史观教育、引导人民正视历史成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民族地区历史为民族地区归属提供最具力度的解释力。一是从人类史前文明至今,各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12]在长期的发展中,各民族人民相互依存、团结融合,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赋予中华文明鲜明的整体性和强大的吸纳力。二是历史表明,任何鼓吹民族地区分裂都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治噱头。纵观民族地区发展史不难发现,无论是1888年英国武装侵略西藏、1904年占领拉萨,还是一战期间以冯·亨蒂希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在新疆的非法活动,均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扩张殖民范围的政治产物,均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大肆宣扬“民主”“人权”“自由”以试图解构我国意识形态的政治企图。三是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到自觉民族实体转变的重要力量。农耕文明的发展将各民族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华民族成为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西方殖民侵略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从鸦片战争中三元里抗英,到中日朝鲜战争中回族人左宝贵英勇牺牲到抗日战争中回族人马本斋建立的回民支队,展现了民族地区人民在中华民族反对西方列强斗争中自强不息,英勇斗争的民族精神。

民族地区历史为民族地区坚定发展信心提供最具底蕴的感召力。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和成就表明,中央对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已转化为凝聚民族地区发展的巨大感召力。一是财政支持始终坚持不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全力推进财政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中西部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全力推进各种经济扶持和财政补助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二是灾后重建始终不遗余力。从西藏1954年楚河特大水灾、1956年那曲特大雪灾,从60年代西藏连续性自然灾害到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进行巨额的财政拨款、物资援助,多位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灾区慰问。三是人才支持始终不断强化。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全力推进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不断完善援藏、援疆等工作机制,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宗教资源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关键载体

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要求。在世界观意义上,唯心主义指导的宗教与社会主义有根本上的分歧,但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产生宗教的社会基础的消亡作为宗教的终点,并指出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毛泽东指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13]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阶级因素作为宗教产生的唯一根源,将人民的宗教信仰视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14],它是个体心灵得到慰藉的手段,是人追求自我实现的文化表现,其修身养性、向善向爱的追求是人摆脱物化、回归本性的理性规训,这与社会主义是不冲突的。

宗教资源成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源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理念和情感的阐释,对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宗教能整合社会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下,我国宗教实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政治认同,保证其发展与国家根本利益相一致,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引导下,我国宗教发展逐渐与我国传统文化进步相协调,开拓社会价值交融的空间,推动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另一方面,宗教具备社会服务功能,近年来,我国宗教不断适应、参与、服务世俗社会生活,宗教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宗教团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如汶川大地震后,截至2008年5月底,全国宗教界共向四川灾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4亿多元,其中佛教界约2亿元,道教界约4000万元,伊斯兰教界约2400万元,天主教界近1亿元,基督教界约1.2亿元。在我国,诸多少数民族人民有宗教信仰,比如藏族人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满族人民信仰萨满教等,党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宗教的发展,全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大力发掘宗教中健康向上的内容,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宗教资源。

宗教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宗教中健康向上的内容被不断发掘和阐释,如藏传佛教提倡止恶行善,因果报应的伦理准则,倡导人要脱离“三恶趣”,皈依“三宝”进行自我修炼,树立主体意识和人格理想以脱离“六道轮回”;道教主张“齐同慈爱、济世利人”;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两世吉庆”;天主教、基督教主张“作光作盐、荣主(神)益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要“爱上帝”,而且要“爱邻人”。在我国,宗教事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诸多教义追求向上、向善,倡导修身养性,其对人性的价值关怀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其在现代对协调利益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三)共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确立现实支撑

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成就是开展祖国观教育最直观、最现实的教育资源。近年来,民族地区在经济、民生、生态建设等方面成果丰硕,其进步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依靠中华民族的进步,这是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最现实的宝贵资源。

一是民族地区在总量和质量上取得飞跃式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提升、GDP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以2018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速6.6%,大部分民族省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水平,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显示出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贵州、云南、西藏增速大于预期的目标8%,贵州、云南、西藏提前完成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十三五”规划目标。二是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以“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理念取得重大成就,2020年民族八省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10770元,相较2016年增幅达156%,全国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同时智慧教育覆盖率逐年提高,医疗和社会保障工作等成效显著。三是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以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至2019年底,民族八省区公路网总里程达122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3.6万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14.2万公里,路网等级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20年7月,5个自治区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8%,自治县实现光纤、4G网络全通,自治州全部建成“光网城市”。四是民族地区生态建设成就显著,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江河流域综合建设规划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生态环保系统“十三五”对口援疆规划》《全国生态环保系统“十三五”对口援藏规划》,协调安排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推动19个援疆省(市)、23个援藏省(市)累计投入15.32亿元,推动解决民族地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16年以来,生态环境部配合财政部安排专项资金约35.4亿元,支持五个自治区开展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调查及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工作。

民族地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民族地区的直观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性在民族地区的生动诠释。因此,民族地区的诸多成就为祖国观教育提供最具亲和力的现实支撑、最具说服力的现实依据、最具解释力的现实资源。

四、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是社会精神的建构,这种精神的社会建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论逻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和民族认同的实践逻辑,其遵循“理论导引——资源利用——合力培育——实践转化”的内在机理,这与祖国观教育机制互通、逻辑相契。因此,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祖国观教育生态的培育,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不动摇,积极推动域内教育资源的科学整合和充分利用,充分发挥各教育主体作用,实现教育协同,使祖国观教育合力转化为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一)坚定习近平民族观的理论指导,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导引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精神建构的系统性工程,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全局性、关键性,也要求祖国观教育的深刻性、广泛性。习近平民族观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明确了开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凝聚思想共识。因此,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观的理论指引。

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14]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9]民族梦和国家梦的实现过程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过程。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依靠中国梦的价值感召力、服务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因此,必须牢牢抓住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将中国梦的内涵融入民族地区人民的认知体系,将中国梦与个人梦的统一融入民族地区人民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使民族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价值共识。

始终围绕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5]政治认同、道路认同、思想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因此,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争取人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16]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时刻牢记最大程度凝聚认同的工作主线,在此前提下将认同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自信,以认同巩固团结、以团结深化认同,推动民族团结深入人心。

始终强调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统一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15]新时代民族地区以祖国观教育激发爱国热情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底色,提升政治定力和价值定力,务必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杜绝爱国主义泛化,严防以消解国家观念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前提的“普世价值”。新时代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使民族地区人民深刻把握民族地区发展规律,使“只有党才能领导民族地区发展”成为民族地区人民的思想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价值原则和目标方向。

(二)推动祖国观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营造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生态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理论指引下的教育实践,虽然是精神建构,却非理念思辨。作为一种教育实践,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依托于社会资源,在推动祖国观教育资源的充分整合与科学利用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生态,提升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现实效能。

以“四史”教育为契机,强化民族地区发展史教育,引导树立正确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7]历史观教育是祖国观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在民族地区开展历史观教育要紧紧围绕“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使民族地区人民在了解民族地区地域发展史、建设史、文化史中更深刻地把握民族地区在疆域上对中国的必然归属、在建设上对国家发展的绝对依托、在情感与价值上与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在此基础上,依托全国范围内“四史”教育,着力引导民族地区人民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整体性思维与大局观念,逐步坚定民族地区人民的历史自信,推动历史自信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信的有效转化。

加强教义阐释,增进“五个认同”,推进宗教发展与祖国认同相结合。一是对宗教要充分提炼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弘扬宗教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道德相协调的内容,积极推进教义教规、礼仪习俗、信仰方式的改革进步,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实要求,也是充分尊重宗教信仰、宗教礼仪、宗教教义的重要体现;二是加强对宗教教义的时代阐释,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导向,构建既尊重宗教基本信仰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既符合宗教实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时代宗教体系,全面评估宗教经典译本进行,注释、修正、重译不符合时代进步的内容;三是加强宗教历史梳理,将宗教仪轨与政治上的历史定制结合起来,以藏传佛教为例,以《藏传佛教教义阐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文集(第一辑)(汉藏文本)》为依托,充分展现藏传佛教从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下成为农奴主统治农奴的工具,到新中国成立和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正本清源、逐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再到新时代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彰显党的领导对宗教发展的引领作用。

以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为平台,软硬件共同发力,凝聚民族共识。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为契机,培育民族地区人民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是对民族地区羌姆、藏舞等艺术符号充分挖掘,对玛尼堆、八卦太极图等宗教符号充分尊重,对新疆艾提尕尔清真寺、佛塔、石窟风建筑符号重点保护,对西夏邦马、南迦巴瓦、冈仁波齐等自然符号充分宣传,最大程度展示民族地区文化的特色,以此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自豪感。二是强化学术研究,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符号历史的梳理、内涵的解读、价值的宣传,“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18],如新疆不断推进所藏古籍中汉文字(汉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阿拉美文字(佉卢文、帕赫列维文、摩尼文和回鹘文等)和婆罗米文字(梵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等)的研究,使民族地区文化具备科学性与感染力。三是以信息化视觉传播手段展现民族地区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贡献,着重展现民族地区文化的共享价值,如青海推出《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等展览,开展“大美青海文化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培育出八瓣莲花等11个中国驰名商标,玉玲珑等12个青海省著名商标,为提升民族地区文化的感染力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充分发挥祖国观教育各主体作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合力

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深刻的社会价值塑造过程,这要求教育主体的全方位参与并优势互补。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发挥政府整体把控的主导作用、媒体引领舆论的宣传功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功能,赋予祖国观教育稳定的机制保障、正向的舆论引领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深入落实,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体意识的协同教育氛围。营造氛围形成教育合力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实践逻辑和必然要求。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合力,根本是以机制保障祖国观教育主体和教育资源的有效结合,上下贯通,提升教育效能。一是深化机制落实,发挥宣传教育部门的主导功能,协同推动社会、高校和家庭在祖国观教育中各自职能的充分发挥,形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为目的的祖国观教育合力。二是深化“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家园、讲文明爱生活”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充分推动教育力量深入基层、宣传覆盖基层,使树立正确祖国观成为人民群众价值共识。三是以“四讲四爱”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平台为依托,创新教育方法,丰富教育方式,逐步提升祖国观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使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易于理解和接受。

创新宣传形式,推进智慧广电建设,加快载体打造,形成多位一体的传播合力。在全媒体时代,民族地区媒体建设应加快脚步、适应需求。一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着力提升宣传的政治价值与社会效益,讲好民族地区故事,传递民族地区声音,着力提升“听民族地区”“看民族地区”新媒体品牌的影响力,为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舆论合力。二是将方针政策宣传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有机结合,积极争取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传输骨干网建设项目,推动政策宣传向移动端延伸、向基层延伸,使政治引领适应新需求,提升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资源的高效传播。三是完善广播电视监测监管体系,持续巩固舆论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驾护航。

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充分发挥学校意识形态教育前沿阵地的作用。学校是祖国观教育的最前沿,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依托民族地区学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平台支撑。一是民族地区高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开展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说、原理、观点的研究与对比工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宗教理论、国家学说等,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为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学理支撑,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的科学性。二是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的平台,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方法,讲清楚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各民族间的统一关系,推动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由学科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化。三是要坚定问题导向,将解决现实中的疑惑、回答思想上的困惑作为民族地区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相统一,重视理论灌输与潜移默化相结合,使理论以更贴近人的方式贴近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耳濡目染中成为价值共识。

(四)推动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的教育转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实践效能

推动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由认知、价值到行为体系的转化是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也是衡量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成效的关键标准。

树立典型,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推动祖国观教育实践转化,发挥榜样在民族地区人民中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一是着眼民族地区历史,挖掘民族地区爱国模范的事迹,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激励民族地区信教群众效仿宗教大师,投身爱国实践。二是以“忠诚戍边十大感动人物”等评选活动为依托,充分挖掘各行业、各领域的先进模范,带领从事各种职业的民族地区人民投身祖国建设。三是积极搭建宣传载体,大力弘扬民族地区榜样的高尚品行,使王瑛、廷·巴特尔、达吾提·阿西木等少数民族榜样的形象更贴近人民、更贴近现实,提升榜样的感召力。

打造平台,营造报国行的社会氛围。报国行作为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的实践表达,是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为此必须积极营造报国行的社会氛围。一是积极打造以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实践活动为代表的报国行的实践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祖国观教育提供载体基础。二是积极构建报国行的政策引领与制度保障体系,为新时代祖国观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三是民族地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完善干部人才培养选拔、挂职锻炼、交流任职机制,将爱国主义实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同时深化完善监督机制,充分巩固民族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过程中领导干部的正向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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