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傅安国 岳 童 侯光辉

从脱贫到振兴，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民族地区如何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呢？在脱贫摘帽民族地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增强民族地区及其群众的内生发展能力，全面推进乡村人才、产业、组织、文化和生态五大层面的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1]”“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脱贫攻坚期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创造条件分阶段逐步解决。[2]”如果说贫困是现代化不足的问题，那么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就是人的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之一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①”，故而提升民族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着眼于脱贫人口的脱贫能力和内生动力的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民族地区从根本上实现稳定持续脱贫，实现从脱贫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重要方面。

脱贫能力可在短期内通过培训提升，但内生动力的激发却要复杂得多。从过去的扶贫研究与实践来看，对民族地区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关注与重视，恰恰是我国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中所欠缺的。已有研究发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内生动力，涉及价值观、自我观、脱贫行为倾向等基本概念，它是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自我通过个人奋斗主动追求脱贫致富目标的行为倾向[3][4]，故而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为何民族地区人口在同样的外力帮扶下，有的人能积极脱贫，有的人却消极被动？这就需要从人格与动机的视角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动机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的若干动机理论也影响不小。但是，这些理论一旦用来分析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境、尤其是用来探究人口的内生动力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是研究人格动力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问题，亦是研究动机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是却又往往被国内学者所忽视。较为尴尬的是，国内心理学界在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时，往往只能削足适履地采用西方的理论来勉强应对。为此，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视角，阐明内生动力研究过度依赖西方理论造成的有效理论缺口及弊病，并探索生产地方性或民族性知识的研究路径，以期未来能构建出契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内生动力理论。

一、西方人格动力理论及其局限

总体上看，可以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诸多动机理论。

(一)需要视角的动机理论

通俗来讲，动机心理学探究的就是行为的诱因与方向。早期的动机研究者往往采用“驱力”(drives)或“需要”(needs)的概念，来解释各种行为发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各类需要具有推动有机体从事各种行为的动能，有些研究者强调需要或驱力的先天生理层面[5]，有些则重视其心理上的意义与后天习得的属性[6]。作为最早系统地建构出需要理论的心理学者，默里(Murray)[6]认为“需要”是一种假设性概念，可用来说明个体为什么要去改变不满意的既存状态。他根据需要内容的不同，分类并界定出数十种类型的需要。之后的许多需要论者均根据其需要分类开展研究，其中聚焦成就需要(need of achievements)的研究最多。

在默里研究的基础上，麦克利兰(McClelland)等人[7]将成就动机或成就需要界定为：“个人在做事时与自己持有的优秀或良好标准相竞争的欲望或冲动”，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本质上，无论是默里还是麦克利兰等人，都将成就动机看作一种单维的心理建构(psychological construct)，它是人格中相当稳定持久的特征。外界刺激会诱发个体产生行为，成就需要则是推动有机体追求成功或特定目标的内在动力。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理论都是以个人对自己所设定的优秀标准作为成就动机的方向，认为成就目标的内容与标准是由个人自行设定的。显而易见的是，对生活在封闭落后地区的人们来说，要树立外界也认同的“优秀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具影响力的动机理论是德西(Deci)与瑞安(Ryan)[8][9][10]在需要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它非常重视在目标追求过程中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的重要性。自我决定理论指出胜任(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三类基本心理需要为个体内化、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等不可或缺的条件[11][12][13]。在自我决定论的早期理论框架中，自主性与胜任感被认为是天生的内在心理需要，亦是个体形成内在动机，以及外在动机内化的主要原因[12]，而人际互动主要被看作抑制或鼓励内在动机，以及影响外在动机内化的社会情境[8]。在后来完善理论时，德西与瑞安才加入了第三个根本的心理需要[9]：关系。所谓“关系”需要是指人类天生具有的与他人交往、联系等人际互动需要，还包括爱和关爱他人以及被爱和被关爱的感觉[12][14]。然而瑞安与德西却指出[14]，关系需要只是内在动机的“远因”，有时为了满足关系需要，甚至可能放弃自主性，进而削弱行动的内在动机。换言之，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满足关系需要对于内在动机而言并非绝对必要，在中国这样高度重视关系的文化中，这是很难说通的。

整体来看，需要视角的动机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内在动机，亦即重视个体追求并呈现自我内在需要、兴趣和效能的动力，且此类理论强调的是个人自主设定的成就目标与标准[8]。台湾地区学者在批判西方动机理论的局限时就指出[15]：此类成就动机理论认为，无论在任何文化情境中，个人的成就动机或需要都具有相同的形态。然而，此类理论重视个人对成就的看法、对成就目标所持的价值，以及心目中对成就标准的设定等因素，实质上蕴含着以个人为中心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观，即认为西方社会中的成就需要或动机的本质、内涵和特征等具有文化普适性。米勒(Miller)亦指出[16]，自我决定论等成就动机理论笼统地将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行为表现，视为自我决定程度较低的动机形式，并且将所谓“自由自主”的动机形式，看作比受外在社会要求影响的动机形式更具适应功能。米勒还进一步指出，从元理论(meta-theory)上来看，此类观点隐含着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权利(personal rights)的价值观[16]。此外，这类观点还预设研究者可以排除一切外部环境的影响，找到隐藏于个体内部稳定的真实自我(true self)。虽然过去有研究考虑到外部因素影响，但大多使用时限、报酬、监督等条件进行实验控制，鲜有探讨文化规范或社会期望对成就动机的影响。换言之，过去西方关于需要视角的成就动机研究，很少涉及社会或文化价值方面。

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价值观是成就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者早就发现，白人儿童的成就动机与“自我决定”息息相关，但亚裔儿童追求成就行为不只源自个人自主的选择，也会受到社会期望所促进[17]。对成就动机跨文化研究的元分析亦发现，西方人的成就动机重个人取向，东方人的成就动机则重社会取向[18][19]。米勒还特别指出[16]，在一些重视社会期望与角色义务(role duties)的社会文化中，人们追求成就的过程和形式，很可能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一般形式。这些社会中人们追求成就的行为，并非只重视个人内在动机和兴趣，还看重内团体的要求和期望，而内团体期望又往往与社会文化普遍认定的成就目标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能否脱贫致富，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家庭的需要，更是社会的期待。这种同时受到内部调节与外部社会影响的现象，很难用强调自我决定的需要理论来进行解释。

(二)认知视角的动机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就动机理论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流行的认知心理学思潮的影响[20]。认知取向的视角将人看作具有分析能力的个体，认为个体会寻求信息、组织信息，并且建构行动的意义。认知论者认为，人并不只是被内在需要或驱力所摆布，也不只是受到外界刺激才做出反应，人会计划、归因并且选择行动。亦即，认知视角的动机研究者并不只是将成就动机看作一种需要，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的认知过程或认知活动。据此，许多研究者开始探讨成就动机与成就追求行为等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根据认知视角的观点，认知因素是环境刺激与行为之间的中介过程，是影响个体成就行为的关键变量，这类认知因素包括个人赋予行为后果的价值、个人对于努力与能力的看法、个人对成败的主观概率等。

针对贫困个体动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贫困和短视是互为因果的，相对富人来说，穷人更偏好进行短视的决策，看重短期而放弃长远的收益[21][22][23][24]。贫困能使人们在诸如生育、健康、教育、存款、投资、消费、贷款和环保等一系列选择中表现出短视行为。首先，穷人的决策会受到认知资源的限制。与富有的人相比，低收入者由于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他们更愿意将大部分的认知资源都用于解决关系当下生存的吃饭、穿衣、住房等经济类问题，而缺乏使用认知资源去思考学习、投资以及储蓄等与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从而导致贫困不断恶化[22]。长此以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短视选择造成贫困，贫困又导致短视的选择[21][23]。其次，穷人的决策亦会受情绪影响。积极正面的情绪会让人主动规划未来，而消极负面的情绪却使人目光短浅[25]。这是因为积极情绪能够提升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帮助其建构更高层次的思维水平，故而眼光更加长远[26]。贫困常常给人带来消极的情绪，而减贫却会带来积极情绪[27]。研究亦发现，只是对将来情境展开消极想象(未来歉收亏本)就能令人眼光更加短浅，而对未来情境展开积极想象(即将丰收致富)则会让人目光长远[28]。最后，增强信任感会使个体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研究发现，在跨期选择中推迟满足需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相信未来长期收益能够实现；二是在考虑长期目标的情况下，仍能充分满足当下紧迫的经济需求[29]。在缺少信任的情境下，追求眼前有保障的小利而放弃未来不确定的大利亦是一种理性选择[26]。增强信任能使个体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发生改变，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规划未来[24]。此外，具备信任的情境有助于减少压力和消极情绪，从而提升人们长期决策的质量[21][22]。然而，在所有的情境中，缺失信任可能是导致贫困者采取短视决策的潜在要素[29]。

综上，认知视角与需要视角的动机理论其主要差异在于：前者则强调追求目标时，个体赋予外界与自我行动意义的认知过程，认为这些认知过程可以引导行动的方向；后者探讨的是追求目标行为的内在驱力或外在刺激造成的动能。然而，从元理论角度来看，这两类理论取向仍有共同的预设或立场。首先，这些理论主要是探讨“个体”的特质或特征，无论是着重于个人动机的需要倾向，还是认知过程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联，都是着眼于个人的心理特征及其个体差异，未能考虑成就目标本身的性质与社会意义。其次，这些成就动机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自主自决的动机形式，大多未考虑受到社会期望影响的动机形式。故而，这些成就动机理论的概念及其理论放到“非西方社会”或“非个人主义文化”时，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如黄光国在研究中指出[30]，华人在追求目标和成就时，非常重视社会评价与面子等因素，其目的主要是获得社会或所属团体的正向评价。显然，西方的理论难以解释上述现象。

由此可知，中国等华人社会中人们对成就的追求，与认知视角的动机理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许多现象也很难采用西方的理论进行解释。显而易见的是，以麦克利兰等为首的欧美学者所提出的成就动机的本质与内涵，深具西方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以此所界定的成就动机应称为“个人取向的成就动机”(individu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31][32]，亦即，个人取向成就动机是指个人打算超越一种自我决定的目标或优秀标准的动态心理倾向，而且个人的行为倾向以及行为结果的评价与后果，也是由个人自己所决定。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社会的成就动机，包括家庭能否脱贫，都是与家庭责任(如，让孩子将来过上好日子)和社会责任(如，追求集体的脱贫)等相联系的，因而它是一种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soci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31][32]。更确切地说，在华人社会中，所谓成就的目标与标准(包括脱贫致富)不仅是由个人自我设定，还包含社会或内团体(尤其是家庭)的要求或期望。总而言之，无论是需要视角还是认知视角的成就动机理论，在理解我国民族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发展出具有情境与文化契合性的动机理论，用来探究民族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内生动力的接口悖论及理论缺口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知，若学界勉强求助于西方的各种动机心理学理论，用其来解释脱贫与振兴情境下民族地区人口的内生动力问题，就会产生牛头不对马嘴的“接口悖论”；可是，回应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中国化理论又先天不足，亦即，内生动力这一中国化的概念存在着较大的理论缺口。

首先，舶来的西方心理学理论必然脱离中国的社会实践。整体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为宏大叙事阶段，一些大思想家在18～19世纪期间构建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大家通过其著作建构出宏大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第二阶段为中观叙述阶段，主要在二战前后，众多著名学者在大思想家们的基础上完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中观叙述，涌现出诸多我们今天广为使用的理论；第三阶段为微观完善阶段，当代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大都集中在微观层面或者方法论层面进行检讨完善，因为这两个领域较易生产新的知识[33][34]。但是，我们如果把当代西方微观的心理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就很难回答宏观甚至是中观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们学习了欧美的方法和理论，简单地运用它们来解释中国，忽视宏观和中观的理论背景，过分拘泥于微观的研究会使得我们很难认识中国。所以，今天中国的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中国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就陷入一个尴尬的窘境，西方关于减贫的心理学理论与我国民族地区的扶贫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内生动力的研究与实践存在着脱节，即内生动力机制的研究脱离社会实践，研究结论难以指导扶贫实践[34]。若学院派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多不能转化为实践运用，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心理学的实践效能，心理学学科若要争取进一步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必须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提升[35]。

其次，从实践上来看，中国乡村的脱贫与振兴自古存在另一层面的“接口悖论”：即无法将外部资源输送给乡村没有资源接口的人。若忽视这一接口的突破，外部帮扶就如同向一个封闭的罐子注水。费孝通最早提出“接口悖论”，针对清末民初的“文字下乡”，他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中国“只有语言而用不着文字”的特点导致“文字下乡”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36]。史维东(Sweeten)也坦言，因与中国乡村伦理规范冲突不断，清末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扫盲收效甚微[3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8]。就是因为党和政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解决问题并积累经验，从农村内部构建内生理论、找到扫盲运动的“接口”。清末以降，中国在学习西方并取得进步的同时，接口悖论也困惑精英们百年之久，归根结底，都与社会科学领域过多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外生理论而造成的内生理论缺口有关。当前理论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缺乏有效理论供给。而理论至少具备两个层面的价值：在学术上，理论应该能够有效地描述并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为概念和理论，从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从政策上，理论应该能够有助于改善各种决策的有效性和制度体系的运行，进而达到实践上的预测与控制[39]。正因为内生理论的巨大缺口以及依赖外生理论的接口悖论，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研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研究者来做。

三、内生动力研究突破西方理论束缚的可能路径

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研究内生动力大多采用的是客位化的研究路径，即以引进与移植前文所述的西方人格动力理论为主，翻译相关研究工具、采取与美国类似的研究设计与做法，进而收集类似的实证资料，以验证美国发展的模型是否有效，或是理论是否具有跨地域的一致性。由前文可知，无论是需要视角的动机理论，还是认知视角的动机理论，均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人取向的成就动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各民族文化重视社会(或所属团体)评价或社会意义的“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但这种客位化的研究路径近三十年来越来越成为国内研究主流，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容易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亦容易在西方主流期刊中进行发表，进而有利于学者职称晋升与获取研究资源。这种研究路径往往假设中西方的情境是类似的、理论是文化中立或情境独立的，把西方的文化特殊性等同于文化普适性，因而，可以采用移植引进的方式，主要是验证西方主流概念与理论。其优点是可以快速地模仿与学习西方的研究模式，了解西方理论的应用与类推程度；缺点则是忽略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具有其文化情境的，并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只为既有理论而检验理论，将会忽略许多民族心理方面更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与现象，而导致创新性不足，进而限制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效果。

要打破过度依赖外生的西方心理学理论而导致的“接口悖论”局面，或者更具体地说，要生产出契合我国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知识或理论，学者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能为了知识而知识，更不能把知识生产当作一种达成其他目标的工具，而应该确立自身对知识本身的认同，把知识视为无上价值，让知识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所生活的世界、所建构的关系发生关联，进而生产出扎根民族本土且能解释和回应身边具体问题的地方性知识。首先是不能为了与国际知识界“接轨”而否认民族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其次是知识建构不能仅仅从话语到话语，要实事求是地以行动研究为导向。

(一)建构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

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内生动力的研究应尝试建构地方性理论知识。近四十年来，科学哲学的新建构主义流派深刻影响着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些新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认为：从根本上来看，科学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其转译的结果[40][41][42]。地方性知识转译到另外一个情境下也成立，那么人们也认可它，若在不同的情境下建构起来了，而且具有同样的形式，人们就把这种形式看作是普遍性的[40][43]。“地方性”实际上是对具体情境的重视，知识是依赖于特定情境的，就其本身来说一定是具体的，而这个特定情境包括特定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43][44]。因此，首要意义上的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遍性知识，民族文化情境下的知识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普遍性知识并非科学实践追求的终极目标，只不过是“地方性知识从一个地方经过标准化而非去情境化转译到另一个地方的中间环节”而已[43]。

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为了一味追求所谓学术话语“中心”的普遍性知识，而把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地方性知识看作“边缘”的，人为地将“中心”和“边缘”变成一组对立关系，而较强的中心情节又使不少人认为边缘的、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学术生活是不值得的，进而制造出极大的焦虑[45]。假如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中心，宁肯把生活的世界、滋养自身的文化、同周围人的关系都舍弃掉，这样就极易成为机会主义者。没有扎根本地本民族，就没有主体性，没有位置，知识生产完全工具化[45]。事实情况是，任何问题如果是真问题，它首先就是民族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当下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研究的概念、理论、话语和方法都已经过分地普遍化、全球化了，学术研究仅仅是为了同行之间的对话和批判，呈现的是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没有办法讲清楚话语对应的事实是什么，更没有办法去厘清实际的问题在哪里。因此，为了抓住在地性的问题并生产出民族性或地方性的知识，就应该重视民族文化(或情境)变量，还应当适当地和全球通用的学术话语保持距离，同时又要具备一定的全球视野，以便在一个大的视野中看到这些民族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所处的位置，这样若能把身边具体的问题讲清楚，其实也就是全球话语(普遍性知识)的一部分[45]，亦为国际学术社群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向。如果只会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那么对全人类心理学知识的贡献也将是十分微弱的，甚至是存在与否都不再重要。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②”概而言之，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是要把身边具体的问题讲清楚，构建出民族性的、地方性的知识。

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有利于为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提供指引和参照。改造世界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41]，我们进行问题的地方性知识表征就是为了干预，为了给干预找到某种契机，找到某种与情境相匹配的切入点[46]。正如傅安国等人[3][4]的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情境中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drive)”，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下自我决定理论[8]所指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该理论指出，胜任、自主和关系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为个体心理健康和心理成长、内化等不可或缺的条件[11][14]。只有当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在组织情境中获得满足时，个体才能体验到目标追求过程中的选择感、意愿感与意志感，维持或增强内部的动机，从而产生更加高效持续的行为结果，进而增进其身心健康与幸福感[47][48]。可是，中国许多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且长期封闭的落后地区，他们几乎从未接触外界，亦难觉察到自身贫困，此种情境下的贫困个体，是很难发展出自主脱贫(从下而上)的内在动机的[48]。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范德(Funder)所言[49]，自我决定论坚信对胜任、自主和关系这类需要的追求是源自人类本质的、内在的天性，却明显忽视了文化的熏陶和环境的影响[48]。更确切地说，西方心理学语境中的内在动机深具北美与西欧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其依据的是西方学者对于人性的具体假设与信念[50]，即基于犹太教—基督教关于“好人”的假设，如自主、独立、与社会相分离的等高度个人主义的价值观[51][52]；而中国情境下的减贫却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是基于集体智慧与力量的一种从上而下的脱贫行为，即基于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信念，通常是与个体的责任、道德、权利等集体主义信念密切相关的，故而脱贫内生动力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48]。因此，建构出契合我国民族地区情境的内生动力知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各族人民的脱贫和乡村振兴，亦有助于我们采取有的放矢的精准干预措施，更有助于我们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另外，科学实践还具有权力维度。传统的科学及科学哲学常常不谈权力，但是劳斯(Rouse)指出[53]科学实践拥有权力维度，他认为权力不是其中的关系或事物，而是某种形塑和场景。他认为实践包含权力关系、运用权力和产生权力效果时，意指实践以某种方式限制或形塑了特定场景中人的可能行动领域。就实践的权力之网来说，每一个行动者都会被塑造、改变、引导或控制，以适应变化不断的实践[43]。建构是在权力的作用条件下进行的。在不同的情境中所受到的权力作用及其条件是不同的。就扶贫来说，中国政府所主导的脱贫攻坚场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减贫场景肯定也是不同的。

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普遍性知识绝对化，亦不能把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绝对化。假如把普遍性绝对化，它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如果不认可某种普遍性，那实际上就把民族性或地方性也整个否定了[43]。当然，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也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在特定情境下，相对这个情境产生的知识。

(二)以行动研究为方法导向

西方学者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在于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能力，对西方心理学最强烈的批判往往来自于他们自己。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的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其内部则要沉默得多。没有争论的心理学，不是发展的心理学，有争论的心理学，才是不断发展的心理学。正如郑永年所言，当下学界，理论缺口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思想贫穷的背后却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39]。对于方法论层面，不少学者常常变成西方工具的奴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并未找寻民族地区的命题，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西方命题，并利用国内各民族的材料来论证(抑或反证)西方的命题[39]。由于沉迷于西方的工具，一些学者为了能用上西方时髦的工具而去找寻相应的素材。这样生产出来的知识表面上似乎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它实际上是虚假化的。这些知识，既不能反映现实，亦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民族地区中的实际问题。

探究内生动力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还是需要心理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和质性研究，提出内生动力的概念并构建有生态效度的理论。目前，采取行动研究探索内生动力是一条较为可取的路径，即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从现实工作中寻找课题，开展研究，由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其中，使实际工作者能够理解、掌握并运用研究成果，进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善社会行为的目的[34]。正如黄希庭指出的，行动研究要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34][54]。封建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两千多年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贫困群众特别依赖直接经验，不重视间接经验，这就导致轻视书本知识、目光短浅的心理倾向；小农经济不需要多少知识即可应付生产，故而不重视文化知识；他们有了钱宁可用于盖房、修庙、买电视、打麻将、建坟、祭祖，却舍不得花钱送孩子上学，这些都必然导致较低的内生动力。此外，小农经济是单家独户的生产单位，自给自足，家长制是必然的产物，家庭内部缺乏民主和协商习惯，因而民主、法治难以推行，继而难以适应组织化的生产。小农心理让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容易滋生宗教迷信思想，并导致宿命论的心理产生，进而难以产生主动进取的内生动力。当然，小农心理的影响既深且远，决不限于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的内生动力及其心理扶贫，绝不能脱离民族地区人口的现实。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使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小康生活，这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然而，民族地区的富裕依然维持在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上，民族人口的精神生活依然贫乏，即还没有摆脱心理上的贫困。例如，有些村民客厅家具陈设很讲究，甚至是豪华奢侈，但缺少书报杂志等文化用品。农民物质富足了，可精神生活还较匮乏，科学文化知识欠缺，私彩赌博、封建迷信、算命看风水等陋习已有苗头。民族地区群众面临的现实处境是：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内心贫乏的精神生活将长期并存。这些都是需要通过长期培植内生心理动力来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内生动力的行动研究应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要采用系统论的观点。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内生动力应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以生命历程为线索，从儿童早期阶段开始，针对生命历程的各阶段所表现出的内生动力贫乏问题开展心理帮扶。比如，对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儿童内生动力进行研究与干预；对新婚夫妇进行新家庭建设以培植内生动力，教会他们优生优育和科学抚养婴幼儿。对民族地区来说，激发内生动力的基本任务是抓好乡村“软扶贫”，改变民族社区的落后心理观念和陈规陋习，培育民族社区居民积极主动的内生动力[34]。同时，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要素，使之为民族地区的脱贫与振兴服务；引导贫困群众积极适应商品市场文化、转变落后生活方式的同时，要保护并提炼出民族文化的精髓[2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①”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内生动力牵涉的变量、问题和层面都相当复杂，仅仅依靠单一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导致研究的外部效度与推广价值堪忧。因此，内生动力的研究除了要有量的研究，还应该有质的研究；除了要有通则式(nomothetic)的解释，还应该有个案式、特则式(idiographic)的研究；除了要有演绎式的实证研究，还应该有归纳式的质性研究[24][54]。而当务之急，就是要系统建构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实际的内生动力理论。

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的心理学越是发展，就越是为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做注脚，无法为全人类的心理学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这种局面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也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不相称[55]。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获得的经验与成就，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把中国各民族的扶贫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难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在这种情境下，探究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及其心理扶贫也许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契机。心理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用行动研究构建民族地区扶贫的心理学理论，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心理支持，用心理学知识增进民族地区群众的内生动力以及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注释：

①新华社北京2017-08-31发布，《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6月23日)。

②新华社北京2016-05-18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