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吴雪丽

如果把藏族作家达真近50万字的《康巴》当做一部叙述与故事意义上的小说来读，也许会遭遇困难，因为内容的丰厚与驳杂，叙述的多元与迟缓，在这部小说中混杂在一起。当然，也许他志不在此，因为《康巴》试图呈现的是藏地的大历史叙述，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志与地方史。因此，我更多关注的是这部小说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经验与历史伦理，以及它之于近年来藏地历史书写可能的意义和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从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藏地三部曲，到晚近的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应该说都是有史诗追求的藏地大历史叙述，他们或讲述藏地魔幻的历史传奇，或讲述民间的苦难与悲伤，或讲述个体的精神与心灵史，但达真的《康巴》别有不同，“交流、融合、文化混血”的历史叙述使这部长篇小说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小说分为“大梦”“悲梦”“醒梦”三部分，分别讲述了从晚清到民国半个多世纪中康巴风云变幻的历史，康定云登土司家族的兴衰变幻，回族青年郑云龙从内地到藏地的传奇一生，布里科草原的驼队首领尔金呷和土司降央的家族仇杀。从“大梦”“悲梦”到“醒梦”，在长风不息的康巴，交流、融合、大爱、悲悯成为历史的最终注脚。

一、文学地理: 民族志与地方史

康巴不仅是作家达真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小说《康巴》同时也建构了他的“纸上故乡”和文学世界，在这个“纸上故乡”，康巴有血有肉，丰满蓬勃。“康巴”这片丰厚的土地滋养了作家的文学表达与审美想象，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的“康巴”不仅回馈了这片滋养他的土地，而且伸展出更丰富的地理图景、人文景观和文化意蕴。《康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一部囊括了藏民族风俗、宗教、日常生活与康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地方史志。小说讲述了上至土司家族、达官贵族，下至普通民众、士兵走卒的生活变迁和历史命运。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了康巴特有的人文景观，并建构着特定的历史空间、民族志与地方史。杨义在“重构中国文学地图”中一再强调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等的重要性，认为，中华民族的经历和命运，“历史地规定了文学的民族学的问题，已经成为从总体上考察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根本问题。”[1]在这一脉络上，达真的《康巴》无疑提供了民族志、地方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可能性。

《康巴》可以视为一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大杂烩，它不仅以丰富而驳杂的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大历史叙述提供了有效的注脚，而且有效地拆解了对藏地那种或神奇或疏离的文学想象和历史想象。彭兆荣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助于“多元声音的还原”，构成对单一性历史叙述反思的起点。因为“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包含着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知识的了解和描述。‘异文化’既指那些‘被压抑了声音’的民族和族群，也指那些被埋没的、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地方知识’与‘民间智慧’(folkwisdom)。因此，尊重这些民族与地方的历史，无异于重构历史。”[2]可贵的是，《康巴》所展现出的丰富的民族志、地方史和文化景观，不仅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而且打开了从地方性走向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一种认知，其旨归在于通过对康巴地域、风俗、民情的书写展示其文化混血的开放与包容，而这种开放与包容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前提。

小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彰显了藏民族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这使康巴成为非常典型的民族融合之地。从诺米章谷北边远迁来的藏族祖先，曾穿越松潘草地，沿着大小金河，散居在沿岸的台地和山坳里。吐蕃东扩后，当地的戎人羌人又与吐蕃人融合成为现在的嘉绒藏族，而东迁的羌人流入汉地几乎被汉化。从明末开始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陕西、青海、甘肃迁徙到康定落户的回民有近四千人，茶马古道联系了内地与藏地，是“不拿武器的商战，它所蕴含的魅力，超过了狰狞怒目，兵戎相见的战争，它在经商的表面背后隐含的是一条宁静温和的和平之路。”[3]241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在康巴大地，带着各自不同的信仰，从战争最终走向融合。正如商会的冉会长所说的：“藏族是一个心胸开阔的民族，他们不排斥外来之人，包括那些洋人。数百年了，我们这些汉地来的商人和部分戍边的军人，同这里的藏人、纳西人、回族人是骨头连着骨头，筋连着筋地生活在一起。”[3]262达瓦曾这样形容自己常年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驼队：“我们的驼队是一锅‘大杂烩’，锅里装着汉人、藏人、回族人、纳西人，就像康定的酥油茶混有茶、盐、酥油、核桃渣、生鸡蛋一样。”[3]391

康巴也是文化混血之地，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康定作为茶马古道内地链接西藏的咽喉之地，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在晚清迅速发展为一个边疆重镇。贸易、商旅、元明清三朝军队的驻守，使康定由最初的帐篷逐渐演变为有北方民居、川西民居、藏族民居汇集的重镇。康定的大街上还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建筑，修道院和天主教的尖顶房、伊斯兰教的圆形建筑分散在道路的两旁。汉、藏、回民族杂居，清真寺、天主堂、三圣寺、关帝庙、娘娘庙、财神庙众神汇集。藏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但在康巴这片大爱之地，宗教多元并存，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庙坛多年以来可以和平共处。在进入康定的那一刻，根呷“就感到尔金呷把他带进了康定这个五颜六色的大染房。看见那些穿黑袍挂十字架的神父、戴白色号帽的阿匐和穿绛红色袈裟的喇嘛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地方。”[3]335小说开头可视作一个隐喻性的场景，在土司云登老爷从噩梦中醒来的迷茫与恍惚中，唤醒他意识的不是藏传佛教的诵经声，而是清真寺唤礼楼上阿匐召集信徒晨礼的声音和天主教堂做弥撒的钟声。而云登土司终其一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汇集多元宗教的“巴宫”，在这个宗教博物馆中，将不分派别地收藏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经典文献，可以同时供奉释迦牟尼、唐东杰布、登巴泽仁等众神的塑像，使凡人和神仙共处一堂。

正是在这片多元文化汇集的大爱之地，孕育了康巴人海纳百川的包容与开放。这里有对藏传佛教虔诚信仰的朝圣者，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和沉默的力量、对生与死的坦然与从容，甚至动摇了西方人鲁尼作为一个白人的优越。这里也有包容不同信仰的开放性，信仰伊斯兰教的郑云龙到了康巴后不仅接纳了藏人的宗教还娶了藏人的女儿，藏人的女儿泽央措成为了虔诚的天主信徒。康定人都是既喝汉茶又喝藏茶的混血儿，康巴文化是融合了藏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的混血文化。民族学和人类学认为成熟的地方书写应该在“小地方”与 “大历史”之间建立联系，“区域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这是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身的情感价值。在各种不同情感的影响下，每一个区域都与一种特定的宗教本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有了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具一格的品性。”[4]《康巴》不同于其他藏地书写，因为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的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康巴是藏文化的代表区域之地，这是它的独特品性，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性”的特质，但康巴也是多元文化的汇聚地之一，揭示了“小地方中的大历史”。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脉络上，它可以“将‘地方中的全球’(global in the local)和‘全球中的地方’(local in the global)同置一畴，而且成为实现小型人群与民族志学者互动关系的重要部分。”[2]

《康巴》还以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康巴的地方风俗与民族风情，如活佛给云登土司的孙子松吉罗布赐名的仪式，其中房间的布置，仪式的过程都事无巨细地予以描摹。其中，与云登土司家族有百年姻亲关系的米巴土司家娶亲的仪式，节日里的杜吉扎寺上演骷颅舞的盛况等，更像是民族志学者的田野记录。小说更是以戏谑的语调描述了在米珠土千户儿子的婚礼上，米珠穿的格萨尔铠甲是300年前与仇家争战时缴获的，腰际挂着祖辈遗传下来的将近30斤的银质嘎乌，脖子上里三圈外三圈地挂满了配有天珠和珊瑚的项链，肩上和背上还挂了6个两斤重的铜质金刚杵。藏族上层尚武、尊崇祖先、炫耀财富的风尚一览无余。康巴人勇猛尚武，云登土司的保镖桑根不堪受辱，勇斗一头勇猛的藏獒，朗东在被降央土司抓到被杀时宁死不肯说出谁给他提供了枪支弹药。尤其是小说中的“天断”显示了藏族解决争端的独特方式，昌旺土司和白玛友珍的上吉都拉草场和下吉都拉草场因为边界问题兵戎相见，互相仇杀，大少爷绒巴在巡视领地时以“天断”解决了争端。①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康巴》不能简单地看作一部有关康巴的历史书写，小说有更大的诉求，那就是记录康巴大地自身的丰厚与驳杂，并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换言之，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康巴的政治史、文化史，也是一部藏族的生活史、风俗史，更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云登土司一生梦寐以求的多元宗教并存的“巴宫”因历史的风云际会未能建起，但小说《康巴》却成就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融合的文字博物馆与纪念碑，作为“物质”的历史也许会被时光销蚀，但作为“文字”的历史却可以穿越洪荒的岁月，这正是这部鸿篇巨制的《康巴》之于藏地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之一。

二、史诗追求：时间、空间与叙述的难度

《康巴》无疑是有史诗追求的，小说以云登土司的一场噩梦中惊醒开始，以王正西夫妻来不及同法朗林神父见面而看到了1949年中央政府发布的西康省安民布告终，跨越了从晚清到民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间囊括了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衰落、清政府的改土归流、赵尔丰的平定边疆、民国政府走马灯似的政治变迁、西康省的建立，历史的大事件和个体的悲欢交织在一起。史诗常常被认为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隐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和历史命运，史诗追求也经常成为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维度之一。“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5]作家陈忠实称自己创作《白鹿原》的写作契机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6]588，“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6]596。巴赫金也指出: “恢弘的史诗形式(大型史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应该描绘出世界和生活的整体画面，应该反映整个世界和整个生活。……长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应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自身来代表某一时代的整个生活。”[7]当然，这种整体性包含了历史的总体性和精神的深度与普遍性，必然也隐含了在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中对历史本质的揭示，对个人与大历史的纠葛的演绎。

在巴赫金称为“时空体”的小说中，时间上，必然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跨度，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与精神结构，空间上，一般也涵盖了从上层到下层，从庙堂到民间，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叙事。所谓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必然是在一个长的时间段落中才得以展现的。小说《康巴》的时间跨越了从晚清到民国大半个世纪，云登家族曾经怀揣清朝皇上册封的写有藏汉两种文字的印信在康定叱咤风云。但到晚清年间，朝廷势力式微，海外势力涌入，土司的权力岌岌可危，陕商、晋商、川商、徽商、滇商汇集于此，也威胁了云登家族的生意。虽然云登家族以“睦邻友邦，亲汉近藏”为宗旨，云登也梦想“能建出比德格巴宫更加宏大的‘巴宫’，将康定变为一块没有仇视和血腥的大爱之地，让自己的名字同登巴泽仁一样，在康定的天空与日月同辉，在广袤的藏地和汉地形成一个持久的标志——爱的吉祥地。”[3]但历史有其不可悖谬的逻辑与轨迹，在康定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边地重镇上，曾经辉煌的云登家族已是风雨飘摇。云登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大少爷是个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人，为人过于直率，果敢而缺乏理智，二少爷全部心思都在唱歌跳舞和爱好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上，对权力没有任何兴趣，三少爷是云登最赏识的，但前世注定是要做皈依佛门的高僧，被云登视为仇人转世的孙子成为一名藏地杰出的画师。“大梦”以云登土司的噩梦开始，先是清廷的“改土归流”对土司权力的削弱，后是民国年间走马灯似的政治变迁，历史巨变无情地粉碎了他20年前建立“巴宫”的梦想，松吉罗布重振云登家族的梦想也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长风不息的康定，没有人能够挽住历史的脚步。

在“悲梦”中，郑云龙从一介平民到执掌一方水土的将领，首先得益于从内地到藏地的空间流转。郑云龙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玉珍受辱，杀人后亡命茶马古道，在康定的一个锅庄暂时安身，在康定不甘再次受辱的玉珍把刘胖子推入河中后跳河自尽，郑云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行伍之中，成为一名清军士兵。对真主的信仰支撑着他，面对苍茫的康巴大地、沉默的高原，命运是如此地深不可测。在赵尔丰视察军队时，郑云龙高亢的杀敌叫喊声使他崭露头角，后又在一次平息叛乱的枪林弹雨中冲到了最前面，在章浪寺战役中，他先是身先士卒后又以歇斯底里的变调狂吼《单刀赴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易守难攻的火拉寺因机缘巧合再立奇功。在这片主要信奉佛教的土地上，回族人郑云龙迎来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琼泽堪布活佛说郑云龙眉心有一个菩萨，从此他真的平步青云，成为康巴大地上的一个传奇。在边地政局走马灯似的人事更换中，短短十年，郑云龙正式掌控一方水土，并在康定建立了安逸舒适的郑家花园，儿女绕膝，妻子贤惠。从成都到康定、从康定到巴当，空间的流转给了郑云龙改变命运的机会，从坚贞的穆斯林到对藏传佛教的接纳，他在康巴大地处处逢缘。

《康巴》不仅讲述了云登土司、郑云龙等在康巴大地驰骋风云的大人物和历史风云变幻，而且也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锅庄、茶马古道上的民间与底层生活。郑云龙逃到康定落脚的汪家锅庄其实就是汉地到藏地货物的集散地，女主人白阿佳精明能干，把锅庄经营得有声有色。背夫们在茶马古道上讨生活的苦难生活，达瓦的驼队经历雪灾、强盗、瘟疫的九死一生，在小说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对康巴广阔的生活图景的描摹，小说立体而丰满。“空间既包含事物，又包含着事物间的一系列关系。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8]不同的空间生产着不同的社会关系，而“空间和地方/场所总是与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有关，也就是说权力的地方/场所，标记着有关这个地方/场所的意义的争辩。”[9]在康巴这片土地上，不同的人因为处于不同的“空间”和“场所”，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但阶层、性别、种族并不是作家关注的，因为在他那里，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人们演绎的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历史大叙事，当然，这也损害了小说所可能有的张力与深度。

《康巴》所显示出的对史诗叙事的追求与努力，还表现在作家建构康巴交流、融合的历史大图景时，并没有单纯地在“接纳”的封闭空间中展开，而是在内地与边地更广阔的空间流转中拓展了历史叙事的边界。在康定，云登老爷已经在阅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三国演义》。民国年间，《马路天使》《火烧红莲寺》《夜半歌声》等电影已进入康定。多吉顿珠的愿望是修一座电影院，开一家照相馆。美国人在康定修建了福音堂和教会医院。“康定城就是在一代接一代地目睹外来人带进的各种神奇而引发的尖叫声和惊叹声中变老的。”[3]141而且，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勇敢地走出去，云登土司是送孩子去汉地上学的第一人，郑云龙的儿子郑显康在成都中学毕业后报考重庆的军校，最后参加了抗日远征军。泽央措的儿子王振康去南京、成都、重庆学习，并在回到康定后创办了“华康完全小学”。借此，康巴的地方叙事再次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建构联结起来。“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的主体眼前展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的视景’是很重要的。有了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选择、批判的东西就多了。”[10]可见，达真的康巴叙事是有宏阔的史诗视野的，他试图从多个角度、多重面相建构其复杂的历史场景，但多元、多面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叙事的枝蔓繁多常常使叙述陷入某种含混之中。

《康巴》虽然有史诗追求，但是“康巴”从晚清到民国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已无法在传统的史诗意义上被讲述，因为不管是开明的土司云登、骁勇善战的将领郑云龙还是富甲一方的驼队首领尔金呷，都无法在大历史的裹挟和命运跌宕中成为历史的主体，换言之，他们无法成为史诗叙事中的英雄，也无法在历史的滚滚浪涛中击楫中流，英雄格萨尔的时代已然远去。这使《康巴》对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当然，这种叙事的困境与难度不仅是小说艺术本身的，更是历史的难度。另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时间和空间的丰满也在某种程度上搁置了对历史的整体性精神图景与个体的心灵挣扎的探寻，也就是缺失了亚里士多德在论及诗和历史的区别时所强调的“哲学意味”，“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1]

三、历史伦理：大爱、悲悯、文化混血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向叙事与修辞历史学转向，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认为，历史叙事包含着审美的(情节化)、认知的(论证)和伦理的(意识形态蕴涵)三个维度，开启了一个关于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关系的哲学思考的新起点。中国当代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出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创作思潮，尝试反抗和解构一元化的宏大历史叙事，民族史、民间史、边缘史等成为当代作家的重要叙事选择，《白鹿原》《长恨歌》《故乡天下花黄》《尘埃落定》等成为新历史写作的重要收获。而达真的《康巴》并不旨在解构历史，相反，在宏大历史叙事被质疑的当下，他依然在尝试关于族群的大历史书写。历史诚然是一种叙述，但正如杜赞奇认为的：“对历史的探索就是一种徘徊在语言和历史真实之间的活动”，为了打破主流历史叙述的遮蔽，从一体化的民族国家叙述中拯救历史，他提出了涵盖更多元、宽泛的“多歧的历史观念”，也就是发掘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所遮蔽、扭曲或者挪用的“他者”的声音和表述。[12]《康巴》不旨在解构，他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事、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提供独属于“康巴”的地方史以及探寻康巴和民族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

在小说《康巴》中，对于康巴地方史的书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关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的“共同体”书写，那就是民族、宗教与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康定这个边地重镇，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甚至不同国别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大爱”之地。但是，小说更有价值的部分不仅在于这种叙述所可能提供的“地方性”和“民间性”，更包含了小说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探寻人性与灵魂的深度的努力。云登家族作为统治康定500多年的荣耀家族在晚清已是风雨飘摇，云登并没有逆历史潮流而行，而是努力地顺应这一时代，他内心的惶惑与挣扎，更多是来自于作为仇人转世的孙子顿珠的出生再次激活的个人记忆，来自于建立“巴宫”的梦想破灭的历史伤痛。而郑云龙的内心忧患也并不是伊斯兰教徒遭遇藏族宗教时的巨大冲击和震惊，而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不仅欣喜于活佛对他“眉心有个菩萨”的指认，而且顺势而为，在藏地军旅生涯中平步青云。

一般说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在建构自己的“主控叙事”时，往往对地方性、族群性的单位叙事进行选择性解释，那么，地方性的族群叙事的意义恰恰在于提供这种被遮蔽的历史可能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彭兆荣所认为的，“作为‘民族’ 的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然而，历史的现实经常因民族——国家政治话语的强势，覆盖了不同地缘、不同族群文化的表述形貌，变成了‘多元文化’的‘一种声音’。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民族的表述既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的’，还可以是‘族群的’，它们都拥有各自的历史。”[2]但在《康巴》中，康巴作为边地的历史经验和身处康巴的人们的生命经验并没有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被淹没。小说尽可能多侧面地展现了历史进程中边地族群的生命经验与历史命运。《康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个历史隐喻不同于以往藏地历史书写中的边地与中央、压抑与反抗、传统与现代等二元的叙述方式，而是把康巴作为一个地方性“主体”而非“他者” 主动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并没有在“我族历史”与“他族历史”的边界关系中确认自我的历史存在，而是通过广阔、多元的时空叙事在确认“康巴”这一特定的边地表述单位时，打通了这种地方性的地缘文化表述和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通道。

如果说融合、交流是大历史的叙述，那么《康巴》作为“虚构”的历史文本更具有生命意义的则是作者对大爱与悲悯的历史伦理的指认。长篇小说往往承担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伦理的探求，“在最基本的层面，一部长篇历史叙事作品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它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经验陈述，这一经验由事实、材料、客观叙述甚至是个人记忆所组成；第二是它应该有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由叙述者的道德臧否、价值取向和审美喜好所构成，也就是说，它应该有一种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历史判断。”[13]云登土司在年轻时杀死了自己的情敌，在晚年却备受精神的折磨。贪婪的昌旺土司在土地争端后抛开了尘世的富贵荣耀出家为僧。在以“天断”的方式解决了昌旺土司和浪波土司的土地争端后，看到一边是哀伤一边是欢乐，虽然大少爷绒巴的心情有点凝重，但他也觉得，“这个结局比起双方无休止的械斗和死亡，算是最为仁慈的裁决了”。在匪兵抢劫康定城，众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平时总认为这些外来的汉人、满人抢占了他的地盘和生意的云登土司，在生死存亡的劫难面前，感到“命运在生死与共时超越了一切差异”，平时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在灾难面前，唇齿相依，“什么藏族、汉族、回族这抽象的赋予人的符号像是悬浮在半空，而人却牢牢地站在大地上，共同组成了一道保卫家园的生命之墙。”[3]126达瓦在目睹了益珍阿妈在雪灾中救助驼队和獐子，却导致自己冻饿而死后，他开始反省父亲尔金呷在布里科草原散尽钱财的复仇，“虽然老天带给生灵的灾难是无法回避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是可以化解的，冤家可以各走各的路。”[3]416尔金呷在亲眼目睹女儿阿满初为爱情惨死后，痛心疾首，后悔自己的冤冤相报。泽央措在得知降央土司家在多年前已被杀绝的消息时，并没有惊喜狂欢，而是格外平静安宁，在基督的慈悲面前她内心宽宥了所有的罪人。所有的恩怨、血泪、争端都会被历史淹没，而悲悯、大爱的精神之光却可以穿越晦暗的历史而留存，这是小说《康巴》最重要的伦理诉求。

总之，《康巴》在历史叙事上打破了中央与地方、边缘与中心、族群与民族国家、东方与西方、外来与原住的族群叙事模式。虽然康巴仅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点”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但经由这个“点”，却揭示了一个终极的真理：中华民族的文化混血。达真说：“康巴这片多个民族、多个信仰的交汇地，同样告诉我，大量‘混血’的故事在风中受孕、怀胎、分娩、成长。能将这些题材演绎为‘混血’精品，让人在阅读中领略杂居地多个民族的秘史，是我的终极目标。”[14]康定古城的包容与开放，茶马古道连通内地与藏地的脚步，“敲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使中国历史上寂寞千年的大西南开始空谷传音，开始蠕动，开始苏醒，开始繁荣，而康定的锅庄犹如这条大动脉上的心脏，不停地传输着南来北往的新鲜血液。”他从族群记忆出发，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康巴大地立传，也呼唤悲悯、大爱的伦理关怀。海登·怀特强调说：“当人们忘记了‘历史’——既包括事件又包括对事件的描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发生过、而且制作出的，那么历史的意识也就完结了。而且我们还要补充说，‘历史’是在于街垒两边制作的，一方的制作和另一方的制作都同样有效力。”[15]所以，如果说那种“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的解读有助于对历史复杂性的体认的话[16]，那么，我们也需要肯定达真建构“康巴”世界的努力，因为这也是历史的一张面孔，而正是这张面孔铭记了“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艰难历史实践。

注释：

①“天断”即在活佛选定的日子里，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地界上，放一只公鸡，让公鸡按照神的旨意行走，规定时间一到，公鸡走到的地方就是双方的分界线，“神”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