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视域下的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陈 莉，陈煜焓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美国特拉华大学，特拉华 纽瓦克 19711）

一、社区嬗变：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社区作为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发生了深刻嬗变，社区成员的社会互动模式也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型为“陌生人社会”。以往，一个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社区成员之间基于人情和面子形成的社区文化成为基层文化的主流。而今，城市化进程打乱了以单位职工为主体的社区成员的构成，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地域的社区成员混杂居住于同一小区，使得以往范围比较狭小的陌生人社会的边界逐渐扩展，社区中更多的居民成为彼此陌生的人［1］，这样的社区逐步被贴上了“陌生人社会”的标签。

回顾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每一次基层社区的历史嬗变必然引起社区文化相应变迁。但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之前的社区，无论如何变迁，其纽带或依托于血缘关系，或依托于工作关系，或依托于邻里地缘关系，基本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基本属于由“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区。但在“陌生人社会”情景下，社区的文化内涵、行为模式尚未完全定型，仍处于探索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进程中。据此，笔者认为，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嬗变定位为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起点，具有一定的时空意义。

基层社区嬗变所引发的社区文化的相应变迁，为学界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对“熟人社会”背景下的社区文化予以批评和否定，认为“熟人社会”就是“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熟人社会”中类似入学入托、求职就业、看病就医等等，没有关系就寸步难行。［2］有的学者对“陌生人社会”情景下社区文化进行了分析评判，认为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一方面对“人性冷漠”的抱怨和对陌生人的处处提防，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另一方面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又提醒亲朋好友遇事少“出头”、少“惹麻烦”，彰显了人们对重构社会信任的纠结。［3］有的学者以比较研究为视角，对“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社区文化利弊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在“陌生人社会”逐步定型的今天，熟人社会办事“找关系”“托门子”的弊端依然存在，陌生人社会“人性冷漠”的痼疾尚未消除；并指出社区文化建设既要崇尚法治，也要推崇德治，法治是现代文明的结晶，德治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讲法治就要讲究规则意识，讲德治就要营造和谐人际关系。通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离不开人情和面子，这就要求对我们传统社会的人情和面子予以重新审视，赋予其时代内涵，探究新时代人情和面子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理；以人情和面子为视角，来寻找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点，进而消除“熟人社会”的痼疾和“陌生人社会”的弊端，不失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新路径。

二、人情和面子：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原点

研究表明，无论是忠、孝、仁、义等我国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体系，还是人情、面子、关系等人们多年使用且历经多年沉淀的行为规范，是“熟人社会”社区成员互动的重要纽带［4］；基于人情和面子的自然情感居于“熟人社会”社区文化的核心原点。那么，在“陌生人社会”逐步定型的今天，人情和面子等自然情感是否仍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原点呢？笔者认为，在崇尚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今天，人情和面子依然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逻辑原点。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人情和面子是儒家文化在“熟人社会”社区文化中的反映，讲究人情和面子就要注重礼尚往来，有时推崇礼大于法。［2］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人情和面子不应再成为今天社区文化建设的原点，并指出基于熟人社会的行为规则对陌生人社会的约束力在逐渐减弱。笔者认为，对传统文化不能完全抛弃，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和面子亦不能完全否定。从西方社会科学的视角分析，人情和面子是一种被西方社会科学界定为一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有的学者试图以一种偏西化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的人情、面子等很难定义的经典概念予以概念化诠释，试图来区别性地寻求到社区文化中的正式人际关系。笔者认为，从古至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情和面子虽精神内核清晰，但边界较为模糊，以概念化的思维对其进行明确的边界界定，可能会无功而返。从法治社会的视角分析，人情和面子注重“关系”和“情感”。有的学者因此认为，以“关系”代替“契约”，以“熟人情感”代替法治尊严，败坏了社会风气、侵蚀了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和谐，进而弱化了法治社会功能、阻碍了社区作为正式组织的功能的实现。［2］笔者认为，应以进化论的思维来审示人情和面子，抛弃消极因素，吸收积极因素，赋予人情和面子以新的时代内涵。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笔者认为，在“陌生人社会”逐步定型的今天，人情和面子依然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原点。上述专家学者的论述尽管十分严谨，但与人情和面子在“陌生人社会”社区居民之间仍有发挥空间的实际情况有所背离。人情和面子固然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但在今天仍没过时。不讲究人情和面子的社区，必然给社区居民带来“人性冷漠”等社会负面情绪。即使在法治社会不断健全的今天，“法治的温情”依然为社区居民所推崇，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人情和面子的因素在发挥潜在作用，只不过这里所讲的人情和面子是广泛意义上的人情和面子，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社会所谓的狭隘意义上的人情和面子。

人情和面子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所依托的独特空间，离不开其背后的社会网络。如果把人情和面子放入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去认识，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其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如果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人情和面子的意识就会稀释，就会被忽略。［4］在今天“陌生人社会”情景下，社区居民相对居住于同一小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空间，但由于彼此互不熟识，很少顾及人情和面子，尽管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但相见大多感情冷淡。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一度把人情和面子视为文化糟粕而予以抛弃，忽略了人情和面子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从公关角度看，人情和面子的含义本身就是得到社会网络成员的认可、赞许和赏识，有面子的人要赢得面子就需要以自己的付出来回报社会网络成员的赞许和赏识，同时也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幸福感和自豪感。回顾我国20多年来的社区文化建设历史，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们曾把人情和面子视为文化糟粕而把其排除在社区文化建设范畴之外。新时代，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我们必须以“扬弃”的思维，客观辩证地分析人情和面子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

三、一核多元：社区文化建设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建设社区文化，离不开人情和面子。如在一个社区中，社区成员之间彼此顾及人情和面子，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祥和社区氛围必将重现。而发挥人情和面子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则需要推动社区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重构新时代的人情和面子，进而营造新型融洽的社区邻里关系。这就需要党委政府以有效手段积极推动，按照“一核多元”的思路着力营造和谐社区文化氛围。

（一）以社区党建引领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

“一核多元”关键在“一核”，这就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多元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行党领导下的社区自治模式。依托居民小区组建社区党支部，有计划、分步骤推进住宅小区党的组织建设全覆盖。建立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的治理协调中枢，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各住宅小区、植根于人民群众，动员和鼓励在职或离退休党员领导干部担任所在小区党支部书记，明确街道或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住宅小区党支部党建联系人，明确其小区党建和小区管理联系职责。科学建立各住宅小区党支部建设考核标准，把考核重点放在关心群众冷暖、化解小区矛盾上，把考核方式放在群众口碑、小区规范管理上，杜绝考核工作台账化、资料化，避免党建形式化，减免基层负担。通过卓有成效的社区党建工作，重构新时代的人情和面子，从而凝聚起社区居民的“精气神”，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

（二）把和谐邻里意识融入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既是社区居民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更是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形式。社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居民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形成欢乐祥和、动态稳定的社区生态环境，从而达到社区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目标。在上海抗击新冠疫情的历程中，各封控小区居民守望相助，把有限的米面油以及蔬菜等生活用品默默捐献给生活用品短缺的邻居，在大难中彰显大爱，凸显了新时代的人情和面子在和谐邻里构建中的重要性。为此，我们应通过社区学堂、知识讲座、文体活动、文艺汇演等多样化的社区教育方式，重构新时代的社区人情和面子，从而培育和谐邻里氛围。同时，应注重发挥新媒体受众面广、不受时空和外力约束的长处，把新媒体有效融入和谐邻里教育、融入社区教育，优化新媒体在新时代社区人情和面子构建中的应用环境。［5］

（三）走好智慧社区情景下的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

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也需关注重构新时代的人情和面子。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其必将赋予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新的内容。把大数据技术融入社区文化建设，必将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精准化、参与多元化、措施联动化、决策科学化。智慧社区建设的推进，也为走好新时代社区网上群众路线提出严峻挑战。如何依托智慧社区建设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及时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依托网上群众路线取信于群众、服务于群众、问计于群众，既是重构新时代社区人情和面子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安徽省宁国市西津街道依托各小区业主微信群，打造“宁国云上社区”暨智慧治理六级平台；社区居民只需在微信群里@居民助理，就能上报“小区管理、街面问题、安全隐患、群众呼声”等任意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接到上报的工作人员将在8小时内接单受理，按规定时间办结，实现群众问题在“指尖解决”。［6］安徽宁国的这一做法，为我们重构新时代社区人情和面子，走好智慧社区情景下的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推进大数据时代的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四）把广泛开展基层协商作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

社区文化建设，必然离不开社区居民“天天有感”问题的妥善解决。对广大社区居民来讲，小区绿化、公共卫生、电梯安装、解决停车难、小区公用设施维修等问题的解决，既事关社区居民幸福感、满意度，也事关社区文化建设。社区问题看似不大，但解决起来有的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有的会涉及多个家庭，协调难度较大。为有效推进问题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遇事多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协商理念，把“基层协商”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七大协商”之一。从各地基层协商实践看，对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居民议事“板凳会”等形式，把居民请过来共同探讨问题破解之策，既有利于在共同协商议事中重构社区人情和面子，也有利于增进居民共识，推动问题解决，营造和谐社区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