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阈下民俗文化传承路径探析

乔再超

(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底蕴，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应当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寻求新的传承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1 传承民俗文化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1.1 凝聚人心，增进文化认同

民俗文化即民间民众风俗生活文化，是特定地域、民族共享的生活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即是表达生活于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之间情感上的融通。传统社会因交通不便、地理阻塞等原因使乡村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因而民俗文化在小范围内发挥团结村民、凝聚人心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俗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中彰显出强大生命力，海内外寻亲访祖、修族谱建祠堂曾热极一时，反映出民众浓郁的乡土情结。山西阳城县皇城村的重阳习俗宣传敬老、尽孝的传统美德，每逢清明、重阳多举办文体活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增进文化认同的效果，其影响也在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为实施乡村振兴夯实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1.2 教化民风，推进乡风文明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而民风作为民间良好的风尚凝聚着民众的集体意志与价值取向。乡村“熟人社会”里民俗文化担负着道德规范的作用，具有教化、约束功能，如传统村落有村规村训，家族有家风家训，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言行举止与思想观念。诸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口头民俗传递着忠孝、勤俭、诚信等美德，传统戏剧“四郎探母”“钓金龟”蕴含着对忠义孝的诠释，传统节日也包含着安居乐业、孝亲敬长的价值追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合理利用民俗文化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例如我国现阶段开展的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推荐工作汇聚了全国各村落建设的经验与成就，对学习和借鉴有深远意义。

1.3 融合三治，完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蓝田乡约”为乡村自治提供了范本，而乡村社会里的乡绅、乡贤以及村规民约为实现乡村自治提供了人才与文化基础，让“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1]成为可能。法治、德治、自治各有侧重，三者融合则能够取长补短，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充分利用民俗自治传统，发动、依靠群众处理社会问题，形成可现实借鉴的“枫桥经验”。因而基于乡村民俗自治的传统配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与德治精神，不断完善乡村治理，将为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保障与支持。

2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俗文化传承存在的困境

当前社会各界对民俗文化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民俗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民俗文化的传承也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

2.1 传承生态破裂，面临后继无人

一方面是民俗文化传承空间的压缩乃至消融。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36小时就有一个古村落消失，光是2005-2015十年间我国古村落数量就从5 000个锐减至2 500个左右”[2]。随同消失的，是依附于村落的民俗文化，以及转业的民俗文化传承人。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疏离，民俗文化组织关系淡化，靠人情维持的“熟人社会”不复存在，最后导致民俗文化传承生态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民俗文化传承主体面临后继无人。城市吸引乡村青年进城务工致使乡村空心化，乡村青年人才流失且文化认同感下降，同时代际关系中子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不愿传承或传承兴趣不大，一些依靠代际传承的民俗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2.2 过度商业开发，民俗内容失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政策、资金和人才引入乡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民俗文化成为可消费的对象。民俗文化商业化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开发模式主要有“民俗旅游和以手工技艺制造品为主的民俗特色产业”[3]，在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庸俗化发展、机械模仿式开发和‘伪民俗’开发等现象”[4]，造成民众对当地民俗传统的片面认知和误解。过度的商业开发出现了民俗文化“腾笼换鸟”“民俗主义”、旅游商品同质化发展等现象，严重威胁、损害了原生态民俗文化内涵。以上究其根本，在于开发者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在对民俗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做出盲目的发展规划。

2.3 缺乏完善体系，保障力度不足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传承民俗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成为其传承创新的新选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以山西省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为例，其“产业化形式单一、规模化程度低”[5]易造成资源浪费，文化宣传意识淡薄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产业化发展进程。形式单一、产业链较短、分工模糊是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在保障民俗文化传承方面，社会各方略显不足，政府经费投入单一、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足、学校民俗教育资源匮乏等限制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些底蕴丰厚的古村落因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成了民俗文化“走出去”的障碍。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建立起民俗文化博物馆，用以珍藏、展览物质形态的民俗，一定程度上使民俗文化得以保存，但脱离人的民俗文化缺少了人文气息。另外，现代社会里更需要区分迷信与俗信，如羌族的白石信仰，应保障其传统的精神追求。

3 乡村振兴视阈下传承民俗文化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传承民俗文化，有以下几条路径选择。

3.1 坚守文化根脉，多元主体传承

坚守文化根脉，需要拓展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首先，传统村落兼具传统生产与生活，以评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形式能使其空间与文化的完整性得以保存。其次，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注重对传统建筑、景观布局、历史古迹的保护，制定相应措施，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最后，要发挥乡村民俗文化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主体作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保护民俗文化发展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

传承民俗文化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民俗文化人才培育机制，给予民俗文化传承人各方面补贴，面向社会引进相关人才，完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发挥文化职能的作用，引导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开发商应当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提供符合民俗文化内涵的商品和服务，以保证其本真性。专家学者应通过田野调查，了解、掌握民俗文化发展状况，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需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宣传民俗文化，提高社会民众对民俗文化的认识。

3.2 挖掘民俗资源，创新发展形式

民俗文化资源是隐藏在乡村的宝贵财富，应加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根据民俗文化类型的不同，精准开发，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建档，盘活乡村民俗文化存量，制定明确的民俗文化发展蓝图，将其转化为具有特色的文化生产力。在整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基础上，加强传统精神与伦理的培养、重建，使蕴含在家风家训、村规民约、民间故事里的合理价值观和伦理观复归于乡村，从而与乡风文明建设并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养料。

创新民俗文化发展形式，为传承民俗文化注入新活力。文旅融合方式，即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为旅游增添更多风土人情的韵味，是民俗文化商业开发常见的方式，应当在确保民俗文化内涵真实的前提下合理开发。选择在资源丰富的乡村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辅以现代科技手段如媒体动画等展示当地民俗知识。利用现代媒体、互联网大数据，通过“云直播”的方式对传统歌舞、戏剧进行宣传、教学。同时学校教育应将当地民俗文化融入教材，通过课堂授课、课外实践强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了解与兴趣。

3.3 完善产业体系，打造特色品牌

“文化产业要想书写新时代，必须创立属于自己的时代品牌，才能在市场化经济中落地成长”[6]。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培育民俗文化产业，要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首先，构建科学完善的民俗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汇聚资源、信息、技术的产业园区、特色小镇，打造民俗文化品牌，做到“一村一品”“千村千面”，使之成为民俗文化的新名片，景德镇陶瓷产业、宁波象山渔文化产业就是典型例子。其次，依据当地民俗资源，拓展产业化发展形式，探索民俗文化与旅游业、影视业、服装业的融合模式，延长民俗文化产业链条，提高资源集约化程度，推动民俗文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最后，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无论是民俗传统技艺人才，还是现代专业性人才，民俗文化产业化都需要彼此协同发力与配合，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与前瞻性的人才的引进，促使民俗文化产业朝着专业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4 结 语

民俗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基因，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文化软实力。传承民俗文化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积极推动民俗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