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视角下《装台》与《大秦赋》的比较研究

2022-03-17 09:37宋紫薇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戏剧化题材历史

宋紫薇

(西安广播电视台, 陕西 西安 710000)

人民性标准是习近平主席文艺思想的精髓所在,主要内涵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只有来自于人民生活,服务于人民需要,传达人民的心声,引领时代的风气,方可体现其社会价值;二是文艺只有注重民族传承,反映历史真实,才能体现其文化价值。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以此考量2020年央视压轴大戏则可发现,《装台》和《大秦赋》,它们均以视听艺术的方式试图彰显自身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但是,由于两部剧作对文艺人民性标准的理解维度不同,实践力度各异,因而展示出的审美效果便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1 现实题材里的时代厚重感与历史外衣下的当代轻浮相

《装台》和《大秦赋》题材迥异,类型不同,差异性显而易见。前者言现代都市之情,后者述华夏一统之状;前者着眼于现代故事的传统解读,后者立足于历史题材的现代阐释;前者形塑现代都市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描摹柴米油盐酱醋茶背后的辛酸苦辣甜,后者截取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历史,反映国家一统的特定瞬间,通过铺叙历史进程中的固有事件,展示民族精神的熠熠光辉。虽然由于两者在题材上的虚与实、轻与重之差异,导致了首播之前在受众的审美预判上形成了明显的心理比差,即对《大秦赋》表现出了满满的期待,对《装台》却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冷淡和漠视,但是,开播之后,以媒体热评、网络炒作为前兆的审美批评缓缓颠覆了受众原有的期待和定位,结果是《装台》草根逆袭,《大秦赋》却未达预期。惊讶之余,我们开始了冷静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这两部电视剧发生了观剧感受的改变?分析之后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创作者自身的内因不可忽视。

较之题材组选标准,《装台》以艺术虚拟之极,反映生活真实之重,《大秦赋》成于素材真实之重,败于市场需求之轻;前者以创作夸张之型,体现人民质朴之态,后者以场面铺张扬厉之表,尽显迎合庸俗之实。《装台》对“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素材千挑万选,精心锤炼,构成故事线索上的串串珍珠,朴素得近乎寒酸的生活片段里蕴藏的是普通人坚韧的生活态度和时代特有的厚重,而《大秦赋》彷徨在历史本身的“拙朴”和收视喜爱的“精彩”之间,狐疑于迎合市场、俯就收视还是坚守历史、尊重受众之中,导致迎合甚于坚守、俯就甚于尊重的现象时有发生,悖逆艺术的人民性原则。造成的结果是轻浮看似表于肌肤,实则深于骨髓。警示足够深刻:当题材来自于生活,主旨服务于人民,人民便喜闻乐见;一味追求精彩和好看,忽略了历史必须耐看,观众便会弃之若履。

较之题材的吸引力和震撼性,《装台》毫无疑问属于既不宜讨好又不宜讨巧的题材类型,底层属性决定着刁大顺们的生活平淡无奇是永恒旋律,单调乏味是主要基调;《大秦赋》的题材却因其历史性重大性而自带光彩,易于引发收视激情;前者缺乏震撼力度的琐碎情节,司空见惯的生活冲突,极易引发审美的厌倦与赏析的昏沉,后者只需借鉴发扬其姊妹篇成功的经验——以史为正为重,以编为辅为轻,便可收获基础性成功。两部作品首播时虽均好评如潮,但杂音多指向后者发人深思!以小题材而迸发大能量,主因无过乎《装台》在展现社会底层的真实与真挚、平凡与伟大时最大限度拉近了艺术本体和审美主体之间的距离,来自人民讴歌人民,必为人民所喜爱;《大秦赋》为获取收视率所做的过度努力或多或少地消解了题材本身固有的庄重、严肃,收视效果之所以未达预期,可谓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面对千古罕见的大争之世,却在还原历史还是极力寻找娱乐大众的故事核中摇摆不定,速写略写时代的疾风劲草、铁血烈火、江河横溢,迷恋于儿女情长,热衷于野史演绎,这种舍“国争”而就“宫斗”,舍尊重而就功利的现象反映出对观众审美品质和审美水平的误判和低估。

《装台》的成功印证了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就必然“为群众所喜爱”,只有“从人民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吸取营养”,才可能“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题材本身并无贵贱高下之分,热忱于生活真实,忠实于艺术规律,选择贴近人民的题材,《装台》于是收获好评;舍弃更多的庄重事件,曲意迎合庸俗,极力寻找“热点”,铺张演绎“看点”,《大秦赋》于是失去姊妹篇原有的自信,险成“市场的奴隶 ”。最终,我们只能说,《装台》体现了现实题材里的时代厚重感,而《大秦赋》却认真演绎了历史外衣下的当代轻浮相。

2 芸芸众生精神追求的庄严与王公贵族情感隐喻的媚俗

《装台》与《大秦赋》皆属围绕一个核心(刁大顺、嬴政)的烘云托月式结构。前者人物塑形之庸常与内涵的伟岸、刁大顺们浮于生活的委琐与沉于精神的豪放,较之后者人物塑型的伟岸与内涵的庸常、帝王将相浮于表象的庄严和沉于其后的轻佻,亦反映出编导赋予艺术形象稍显不同的价值维度。

以形象和环境的构成要素而言,《装台》选择了大开放背景下喧嚣的城中村作为育人环境,选择了装台拆台——拆台装台的循环往复为主要线索,选择了一群挣扎在文明与落后、困苦与物质交叉地带的装台人,一群在坚守和沉沦、高贵和庸俗中反复纠结而不失自我的普通人,一群卑微到了多数人只配有个响亮绰号的下里巴人,环境与人物群像尽显贫贱之色!《大秦赋》则不同,作者在历史巨幅震荡的背景下,用秦王嬴政获取王位、平灭六国、一统天下的主线串联了各种自带光环者,大到帝王将相,小到达官贵人;上溯文贤武圣,下至宗室显亲,环境和人物群像力彰高贵之态!一贱一贵、一显一微之中,形象本身的震撼力和差异度显而易见。单纯较之收视率,则刁大顺战胜了秦王嬴政,装台工打败了大秦铁军。《大秦赋》居高而处卑,《装台》以下而克上,说明艺术创作永远不能低估民众的审美水平和高度,只有热爱人民,尊重人民、敬畏艺术,方能获得来自观众的认可。

以形象内涵来看,《装台》让人在轻松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沉重,于艰辛里体会到了普通人特有的坚韧和踏实,《大秦赋》却若隐若现让人嗅到了形象处理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投机意味——对庄重的弃之若履,对浮华的趋之若鹜;前者醉心于小人物生活上的贫贱、精神上的高贵,后者忘情于对历史的个人演绎;前者热忱于易于为人忽略的琐碎小事,后者时有进入历史重大事件便忽忽而过、草草收场,一至嬴政的出身隐私、嫪毐的变态畸情、赵悼倡后的淫荡风流等宫闱秘闻便情难自禁,欲罢不能之态,赋予人物身上的个人属性、自然属性多了些,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少了些!于是,血海漫漫、气壮山河的中华一统之壮阔历史,几近变作少数人情海欲河的私密历程;历史前行过程中究竟是人心所向、上下同欲起作用还是家族理想更重要,历史前行的动力在于人民还是个人在此成为并无必要的二难选择!

3 陕西文化的真实演绎与秦风秦韵的后现代阐释

《装台》运用当代生活演绎陕西文化的真实精神,《大秦赋》运用秦风秦韵阐释历史的未来走势,前者极力叙写秦人秦史秦文化之果,后者大张陕西文化之后现代之源。《装台》以悲悯的情怀又不乏智慧的态度描绘用汗水为别人装点梦想,自己却常被忽视甚或无视的“下苦人”的生活,以视听艺术手段传达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因而主旨并不轻松,话题稍显沉重。热播热评之因除得益于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而外,原著中浓浓的时代烟火气,陕西文化特有的厚重质感、亦庄亦谐,谐中寓庄的整体风格皆功不可没,具体表现为:奋斗者的心酸、苦涩、无奈、沉重、压抑往往表化为快乐、醇美、希冀、轻松、放纵,劳动者的朴素、诚实、无私宽厚、包容常常体现为对物质的期盼、小市民的狡黠、普通人的自利。沉重和轻快,艰辛和温暖,在剧中浑然一体。这种对时下流行的类型化创作的“逆行”实践, 在影视艺术惑于市场陷于功利的创作环境中,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意义。

《大秦赋》则用影像艺术来展现尘封已久的壮丽史诗,旨在唤醒后人对遥远先秦的记忆,编导以秦王嬴政为主视角,多层次、多维度展现国争过程中的纵横捭阖,秦国君臣戮力同心而致天下一统的非凡历程。其宏阔繁复的结构,大开大合的情节,气势磅礴的画面,严谨古朴的人物塑形,扑面而来的大秦雄风及秦人倔强、执着、无畏、厚重的精神传统和秦王扫六合时体现的强大团队凝聚力,于《秦风·无衣》反复吟唱的隐喻中得到精彩的呈现,这也许就是它能够博得观众眼球的成功之处,否则,此剧便会更加遭人诟病。

但是,较之叙事风格,《装台》有意避免“重点情境”的强烈戏剧冲突,《大秦赋》却着意渲染“重点场景”的戏剧矛盾;较之叙事方式,前者从不力求戏剧冲突之激烈和煽情效果之强烈,散文化的场景展示中鲜有人物的正面交锋描写,生活的边角料成为刻画形象、展示性格的重要手段。后者却十分在意情节的大开大阖、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动人煽情的艺术果效,波诡云谲的宫斗往往成为塑造形象的常见手法,反映出舍弃 “厚重”和“深刻”时的后现代风格,这种基于收视率产生的视焦微调,未必是不懂历史,实质是不信任观众。

4 现实的虚拟化与历史的戏剧化

融汇着5000年传统基因又释放着现代文明朝气的西安古城里,未必有一个庸常而伟岸一如《装台》里的刁大顺;但一定活跃着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刁大顺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坐标里必然矗立着一个雄视万代的千古一帝,却未必有过张鲁一式的秦王嬴政。

《装台》在现实虚拟化的过程中,坚持以生活逻辑为支撑,辅之以艺术想象的奇思妙想,形之于逼真精致的视听手段,地方文化的质感形成骨架和神经,艺术想象和虚拟形成血肉脉络。具体表现为:在虚拟的故事里讲究细节的真实、在虚拟的环境里传达生活的真实、在虚拟的人物身上体现形象的真实。虚拟显现对普通人生存需求的整体关注,真实诱发观众的熟悉感和介入欲;虚拟提升作品的主旨高度,真实反映流动生活的本质;虚拟揭示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景深,真实体现劳动者可贵的精神价值。《大秦赋》在历史戏剧化的进程中,坚持以历史真实为支点,以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艺术想象补足历史空缺,忠实于历史的同时又超越历史,还原历史本质的同时又不受其束缚。具体表现为:在追求人物真实时着眼于性格的戏剧化;在描述事件真实时辅之以细节的戏剧化;在还原历史真实时衬之以气氛的戏剧化,虚实结合转换之间,尽显编导用心之苦。如非功利幽灵操控,则不会出现甘罗之死、赢傒的不伦之恋、庞煖自尽等雷人情节,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意补历史与意淫历史之间,距离并不遥远。在目前影视剧创作异彩纷呈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现实可以虚拟化表现,历史也可以戏剧化表现,但现实的精神和历史的真实不能改变,否则就会离人民性越来越远。

以上是我们对两部电视剧在人民性的差异方面所做的分析,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生活可以虚拟化但不能成为虚拟化的生活,历史可以戏剧化但不能成为戏剧化的历史,影视作品如果有了这样的灵魂,打动观众赢得市场就不会是幻想,而能否从现实生活(或历史真实)出发、是否把创作的本质摆在首位,从而挖掘现实生活的真谛,还原历史精神的本质和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成功的根本,是艺术的人民性原则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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