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新型港航智库 聚集与培养高端海事人才

史春林，付媛丽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1]。新时代海洋强国、航运强国、交通强国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和沿海各省市海洋强省与强市等建设，都迫切需要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的海事人才。而在此方面，新型港航智库可充分发挥其在人才聚集与培养方面的系统性及集成性的作用，这既是新型港航智库本身建设的重点，又是其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对此，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与部长李小鹏强调，要“建立健全智库专家库，积极培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在阐释理论、解读政策、研判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积极作用”[2]。

一、新型港航智库的兴起

智库源于英文“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等，多以“研究所(中心)”“学会”“咨询公司”等名称出现[3]，是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主要是站在宏观与中立的立场，通过提供研究报告、情报信息以及参与有关法规与文件起草、举办会议与论坛等，为政府管理部门等科学决策提供战略、策略、思想、方法、建议等智力支持，以便能够及时、高效解决现实热点、难点、焦点、疑点等重大问题。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是政府、行业、企业与公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承担着“第三方角色”[4]，因此是影响政府理性决策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助于促进相关决策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透明化、法治化，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权力”[5]。因此，智库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关系处理起到重要参谋作用：一是咨政建言，对有关战略目标、方向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从而起到公共政策孵化器与管理制度助推器的作用；二是开展重大风险预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及事后评估等工作；三是提供情报信息服务，引导公众舆论；四是为有关人才聚集、储备与培训提供平台；五是促进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增强重要国际议题设置能力，提高中国外宣准确性与公信力，发挥好“第二轨道”公共外交作用。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通过统筹推进，“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6]。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与五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等也都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2015年1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与此同时，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也都制定了相关建设方案，如：2014年教育部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7年原国家海洋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海洋智库建设的通知》；2017年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出台了《智库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与《智库活动的评价考核与奖励办法》；2018年交通运输部提出了《关于促进交通运输新型智库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部属科研单位建立新型智库[7]；2020年中国航海智库出台了《中国航海智库章程》，明确了中国航海智库规范化建设的核心内涵与具体要求[8]。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中国新型智库迅速兴起并呈现以下两种发展趋势：一是综合性智库，一些著名的大型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益向综合集成方向全方位发展，其所涉领域广泛、多元且有一定深度；二是专业化智库，即瞄准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急需的政策与要求，选择和聚焦某个或某些擅长及切合自身特色的专业领域，集中优势力量进行专门与深入探讨。其中，近年来日益发展的新型港航智库就属于这种专业化智库，主要是将其研究设定在有关港航及相关领域，集中围绕国家交通强国、海洋强国等相关重大发展战略与工作重点，聚焦国内外行业前沿发展态势与企业需求，组织开展事关港航业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长期性、前瞻性的重大战略与公共政策等跟踪研究，如对有关港航工程、技术、经济、金融、物流、管理、法规、环境、安全等宏观问题进行制度与政策设计，从而提升行业治理水平与促进行业发展，并为有关国际交流合作与开放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促进中国海事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

根据目前中国港航智库的创办主体及其自身定位，具体来说可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政府部门创办的智库，如浙江海事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二是高校创办的智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海洋与海事院校创办的专门智库，如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发展研究院，大连海事大学的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院、中国海事政策法规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海洋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港口经济与船舶制造研究中心，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深蓝研究院等；另一类是综合性大学创办的智库，如南京大学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三是研究机构创办的智库，如中国社科院的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等。四是学(协)会创办的智库，如中国航海学会组建的中国航海智库等。五是港航企业创办的智库，如广州港务局成立的广州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等。六是民间智库，如厦门沃燊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定位于数据型、研发型、智库型发展目标。七是有关部门联合创办的智库，如由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建交委、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等21家单位共同成立的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宁波航运交易所等单位联合成立的宁波通海航运金融研究院，由上海海事大学、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研究院，由大连市港口与口岸局、大连港集团等联合成立的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智库等。

在此基础上，新型港航智库开始走向联合以扩大影响，如2018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研究院与广州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签订了共同打造国际航运智库的合作协议。同时通过整合，把各分散的智库组建成智库联盟，如：2016年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外13个智库发起成立了全球航运智库联盟；2016年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校成立了江苏船舶与海洋类高校协同发展联盟，并成立了江苏船舶与海洋发展战略研究院智库建设委员会；2017年大连海事大学、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联盟；2018年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25所高校联合成立了中国高校极地联合研究中心；202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33家单位成立了交通运输部新型智库联盟。这种新型港航智库的横向联合，有助于打破部门与区域界限，形成以智库联盟为龙头、以行业为导向的矩阵，充分释放各自优势力量。

二、新型港航智库在人才聚集与培养方面现状分析

新型港航智库及其智库联盟可通过搭建高水平交流与共享平台，促成有关人才打破机构身份界限，吸引国内外港航界学者、企业家、政府管理者等共同合作，因此在海事人才聚集与培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确立了人才服务的职能。人才服务是智库的一个基本职能，如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智库确立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人才服务[9]。宁波通海航运金融研究院智库三大任务之一是打造国际化、开放式教育培训平台，为区域航运中心建设与港航物流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广州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智库三大任务之一就是为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培养人才；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研究院智库三大目标之一是将其打造成供应链研究的高端人才集聚区，在人员培训、学历教育、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做出贡献；中国航海智库目标之一就是针对船员队伍建设与青年航海科技人才培养问题开展研究[8]；中国高校极地联合研究中心智库联盟四大定位目标之一是成为极地交叉人才培养基地。

第二，搭建了人才依托的载体。目前一些新型港航智库设有专门的人才聚集的品牌或者其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专门智库。一是2020年成立的交通运输部新型智库联盟依托“交通智库名家”等载体，发挥人才聚集作用。二是2013年上海海事大学成立了以“打造高端航运服务人才智库”为目标的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通过开设EMBA班等培养航运金融、物流等领域高层管理人才，旨在为业界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前瞻性战略思维，适应国际航运竞争需要的航运金融高端人才。三是2016年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一带一路”应用型海事人才研究院，通过开展应用型与高素质海事人才研究，发挥其高层次与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创新务实的研究团队作用，专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人才服务平台。2012年成立的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智库的秘书处就设在航运人才市场，统筹其三大机构之一的航运人才研究院。

第三，提供了人才交流的平台。近年来新型港航智库通过多种途径吸引人才并为其提供交流平台。一是邀请专家开设讲座，如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围绕港航市场热点与行业需求开展讲座，为从业人员开阔视野、掌握前沿、提高专业素质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二是举办港航名家论坛，如中国航运50人论坛等；三是选派专家出国交流，如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智库多次派员参与国际海事规则谈判，为完善国际港航投资贸易与海事法治贡献中国智慧；四是通过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吸引国际人才，如2014年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成立了第一家海外机构——新加坡分中心，以便吸引东盟港航专家与行业领袖提供信息咨询。

第四，加强了人才培训的力度。一方面开发培训产品。如中国海事服务中心以打造“海事高端智库、中国船员之家”为愿景目标，积极承办全国船员、引航员、磁罗经校正人员统一考试工作，开展船员就业指导等业务，为船员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又如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智库所开发的“智航共享”系列产品，涵盖“船员工作适任培训系列”“船员转型增值培训系列”等领域，为海事人才综合实战培训提供支持，成为港航人力资源职业化与差异化创新培养的标志性产品。

另一方面共建培训与实习基地。如2015年12月上海海事大学、新丝路企业集团、中港物流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海事产学研基地，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智库“航运领袖培养基金”获得新丝路集团注资500万元；又如，2019年9月民间智库厦门沃燊海事服务有限公司与大连海事大学共建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

尽管近年来新型港航智库发展迅速，并在海事人才聚集与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这些新型港航智库成立时间短，受各种条件限制，在高端海事人才聚集与培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人才数量不足。目前一些不同类型、各种层次的港航智库人才的良性流动、职业发展、福利保障等由于受到传统体制与机制的制约，如政府机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具有完全功能的智库数量较少，其人员编制基本上还是由人事部门根据行政或事业单位性质核定，不仅造成智库专业人才较少，而且人才保障、激励手段等自主灵活空间较小[10]。

在这种情况下，港航智库实体化程度不高，人才定位不清晰。如目前一些海洋、海事、交通等院校的智库绝大多数是通过整合、利用校内现有科研力量组建而成，实体机构较少，大都挂靠在学校的二级学院或管理部门之下，基本上没有独立编制与专职研究队伍。因此，智库研究人员主要是以挂名、兼职为主，其主要身份还是教师并分属于各院系。这种虚体智库较为松散，不利于有关人员管理与团队合作[11]。另外，高校教师与智库人员任务不同，前者以教学与科研为主，后者以政策咨询与服务为主，因此如何平衡两者之间关系，做好智库人员身份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

由此可见，目前一些港航智库人员外部身份重叠与内部身份不一问题会造成智库人员个体与团队发展沟通不畅，再加上研究经费少且使用受限多、出国手续繁杂等，都会对智库人才队伍壮大形成一定的制约，造成能够适应咨政需求的专业人才相对缺乏，不利于人才梯队建设。

第二，人才结构不合理。港航与海事政策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工程等诸多领域，需要多样性、多元化与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但目前从知识结构和决策经验来看，智库人才类型与层次单一，缺乏复合型人才。一是政府部门、港航企业等智库人员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素养欠缺，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库人员多以科研人员为主，应用型人才较少，他们更擅长理论探索，而缺乏港航从业经历与政府海事决策经验，研究成果与海事工作的适应性不够。

第三，人才评价标准不科学。目前一些新型港航智库人才管理制度不完善，考评与激励机制不合理。智库人员主要是以实践应用研究为主，咨询报告与政策内参是其产出的重要载体。但目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智库人员多为兼职，还需要发论文、出专著以满足有关学术评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智库人员撰写的报告和内参等在职称评聘和绩效奖励中如何科学认定还未获得应有重视，同时学者的时间与精力也是有限的，如果仅以学术论文与专著等作为职称评聘的主要指标，提交多篇咨询报告还不如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就会导致智库人员参与咨政服务的动力不足。

第四，人才国际交流合作不充分。新型港航智库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智库人才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但目前国内港航智库人员与境外智库专家交流、互动不够，多以短期出国参加会议为主，缺少海外驻地的深入调研，因此相关外文成果缺乏，国际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强。

三、将新型港航智库打造成高端海事人才聚集高地与培养基地

在新时代，为尽快提高海事软实力，需要不断地储备人力资源[12]，将新型港航智库打造成高端海事人才聚集高地与培养基地。为此，有关智库及其管理部门需要创新人才发展战略，锻造人才核心竞争力，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共享、开放、创新的平台，解决目前智库人员分散、学科壁垒、信息不畅等所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促进港航业引智育才。

一方面，将新型港航智库打造成高端海事人才聚集高地。战略性人才储备是智库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新型港航智库建设应秉承“小主体、大网络”与“小核心、大外围”的发展理念，从而组建一支专兼职结合、内外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相对稳定、协调有力、有特色、高水平、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与高效有力的运营团队。

“小”是指新型港航智库应拥有自身的核心骨干专职研究人员与科研管理团队，因此应以科学、恰当、高效为原则，重视精干人员的配置，并注意人员数量、来源构成、知识结构与任职年限，同时调动有关优势学科资源进行专业化调配，遴选那些阅历与学科背景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港航人才，打造一支跨学科、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科研创新与应急响应团队，既避免人浮于事又避免人力不足的情况，以确保相关咨询与决策服务能够顺利进行。为此，在选好新型港航智库“掌门人”的基础上，应重点招聘那些享有较高行业声誉的资深专家，同时智库各类人才应保持合理比例，形成领军人才、骨干力量、后备新秀等高标准的人才梯队，以及由研究辅助人员为支撑的团队组合模式。通过智库学术带头人及其项目协作攻关，实现老、中、青相结合，从而在智库内部形成良好的传、帮、带氛围，共同打造有关港航人才汇集、储备、交流与创绩的平台。

“大”是指通过灵活的制度如何更好地广泛、充分利用外部研究资源，善于积极吸引来自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学(协)会、企业、媒体、民间以及国外等各层次与各领域的优质人才做兼职。为此，就要通过柔性引才机制，组建社会化、网络化、多元化的兼职研究团队，特别是通过聘请特邀研究员、高级访问学者等外部人力资源来增强智库的咨询能力，破解综合、疑难问题，扩大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将新型港航智库打造成高端海事人才培养基地。在国外，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会定期到智库学习。中国港航智库也应具备这样的基本功能，即对海事行政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其能力与素质。因此，新型港航智库除了要承担海事高端人才聚集的责任外，高校与科研院所等智库还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条件，积极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为社会不断培育更多的海事人才，特别是向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输送更多的海事人才，不断提升海事治理能力。为此就要提升新型港航智库人才培养的自主权，通过汇聚优势学科与先进教育资源，锻造一支学科交叉、协同创新的师资培训队伍，着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海事教育品牌，构筑高端化、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输出基地，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高素质海事管理人才，以改变目前海事高层次人才培养分散、数量较少的状况。

鉴于目前中国港航智库刚刚兴起，正处于从传统的学术科研机构向新型智库的转型时期，虽然前面提到的有关机构在其官方网站及相关报道中将其自身定位为智库，但实际上跟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智库还有一定差距。如新型港航智库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但其并不是传统的学术科研机构，更不同于教学单位，而是以服务国家决策与社会需求为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集中充分发挥其为有关海事公共政策制定与制度构建服务的基本功能，高校与科研院所等有关港航智库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应以学历教育特别是学术型硕士培养为主，而应以社会培训为主，即大力开展以实务性与应用性为目标更具时效特征的非学位项目，推动学校与社会资源深度融合，这有利于港航智库资源、产品等及时扩散至更为广泛的培养对象，实现海事教育的学与用的全覆盖，从而取得更具影响力的成效回馈。为此，一方面新型港航智库应及时推出面向在校及应届毕业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项目，或设计基于新型港航智库研究领域与特色方向的研究生训赛项目，鼓励其参与新型港航智库基础性研究工作，以全面促进有关研究生海事综合素养培育、能力训练与经验积累，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训与创新创业的实战性与公益性；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沟通，量身定制个性化培训计划，承接对现有港航企业、海事管理机构等在职人员的订单式或委托式培训项目，以及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培训项目，尤其是要侧重对当前有关海事政策形成与决策过程相关人员的体验式培训，通过采取工作坊、训练营等新型培训方式，使其获得情境模拟与实践经验，有效提升有关人员专业水平与技术能力，特别是培养更多能够在国际海事舞台上独立阐述自身观点的高级人才。这将对新型港航智库与政府管理部门及决策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咨政渠道，促进智库研究人员政策观点传播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把新型港航智库打造成高端海事人才聚集高地与培养基地，就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全面深化与统筹推进有关智库人才评聘、机构建设、科研评价、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与创新，增强智库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与身份认同度，构建智库人才自我实现与职业生涯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科学、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为智库人才成长提供良好、宽松的生态环境，以及为智库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有力保障。

第一，完善智库人事组织管理机制。首先应加强新型港航智库实体化建设，为智库人才提供独立的职业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智库人才的凝聚力与创新力，应建立结构合理、柔性顺畅、协作高效的组织体系，通过模块化与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打破学科与单位壁垒，成立理事会(董事会)，实行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理事长(董事长)负责制、首席专家组阁制，并设办公室与秘书处负责智库重大事项的组织与协调；同时建立管理委员会、专家学术审议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并通过面向海内外遴选特约研究员建立专家库。另外，智库还应组建公共传播等方面的专门团队，以便为智库人才的研究成果及时发布提供媒体与会议等方面支持并获取政策反馈，同时还应为智库研究人才与海内外专家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创造条件，从而使智库的研究人才能够专心于调研与政策报告的产出，并增强其社会传播能力[13]。

第二，探索智库灵活用人机制。一方面，在新型港航智库研究人才录用与团队组建方面，应突破传统行政化人事选拔机制，分类管理、统筹规划人才类型与队伍梯次，全面推行项目攻关揭榜制、招标制、责任制以及经费包干制。特别是根据新型港航智库的特点，应建立任务导向型的人事聘用管理制度，即依托智库多学科、多部门、多平台的优势，通过双聘制来整合智库内外人才资源以及通过项目制来集聚不同领域的学者，并由首席专家领衔，用好智慧众包与众筹方式，从而建立起包含专兼职研究人员在内的多层次人才体系。

另一方面，在保持新型港航智库自身人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保持智库人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即通过派遣制、兼职挂职、人员借调以及互聘、进修与研修等多种形式建立智库人才充分交流与互动的渠道[10]，并借鉴欧美的“旋转门”机制，即个人可在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以及日本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研究所、企业等可向有关智库派出研究员，工资由原单位照发，工作2～3年后再回原单位[13]，以畅通智库人才在政府机构、港航企业之间的有序流动，建立起政、产、学、研、用的智库人才环流体系，从而形成常态化联动沟通机制以及密切的人际关系与传播网络。

第三，优化智库人才考评与激励机制。为保持新型港航智库业务与人才的稳定性，应优化、调整智库人才考核与激励机制，界定好智库人才中心工作与核心职能，把握好智库个人与团队、人才准入与退出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智库人才的积极性，激发其创新动力，从而实现人才汇聚优势。

一方面从人才考评来看，应探索科学、客观、公正的人才评价标准与流程，构建政府、社会、同行等多元评价主体，减轻学术科研考核指标的约束，突破以论文、著作等成果数量为主的单一评价机制，发挥智库人才专业特长，强调有关研究的增量、难度、特色、影响与效果，以重大任务牵引与实质贡献为评价标准，特别是应打通智库研究成果的认定通道，单列评价指标，以代表性成果作为智库人才评价的主要指标，将高水平的咨政报告与决策服务等纳入学术评价、职称评聘体系并适当增加权重。

另一方面从人才激励来看，有关新型港航智库应实施绩效管理，建立有利于激发智库人才活力的荣誉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具有竞争力的薪资与福利机制，按岗计酬，健全个人与团队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成果与贡献相结合的灵活、规范、多元、分类、正向的绩效激励机制。

第四，健全智库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一方面从国内交流与合作来看，应按照平等、共建与共享原则，加强横向沟通，促进各类新型港航智库搭建合作平台，提升人才资源吸附力。同时坚持内外脑并用，探索实施合伙人制，拓展海事政、产、学、研、用的合作发展空间与沟通渠道，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推动新型港航智库联盟化发展，加强有关智库学科、人才、信息、产品有机联合体与共同体的建设，以促进有关人员交流互动。

另一方面从国际交流与合作来看，应促进中外有关智库学者在二轨层面上的制度化交流。为此，应在坚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中外智库人才开展制度化交流安排与深度项目合作。一是在机制上应给予更多的便利，吸纳外国人才来华参与智库工作，为国内港航智库的政策咨询提供多元化视角。二是对于国内智库人才出国审批与经费使用等方面应给予宽松政策，支持其出国访学、调研或参加国际会议，外宣中国海事政策[14]。在此基础上，启动海外布局[15]，鼓励有条件的国内智库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在国外开辟争夺国际海事话语权的舆论场。三是加强双边与多边密切合作，国内港航智库应加强与韩国水路学会、马来西亚海事研究所、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以及英国格林尼治大学海事研究所等国外相关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互派研究人才、合作开展海事人才培训以及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完成联合课题等。同有关国际智库学者站在同一高度交换观点，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彼此共识，而且有助于中国培养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与对话能力、熟悉与参与国际海事规则制定的智库人才队伍。

总之，中国新型港航智库通过构建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前沿交流平台，可凝聚行业共识，成为高端海事人才聚集高地与培养阵地，充分发挥智库、机关与企业等互为人才蓄水池与引力场的作用，为促进港航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与地方有关发展战略，以及提高国际海事影响力与竞争力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