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道德经注》道藏本

边家珍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通过源流考述与版本对比，笔者认为，道藏本是重要的王弼《道德经注》善本，较之他版本更具文献价值。下面是具体意见，祈愿大方之家正之。

一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初载于《隋书·经籍志》，谓“《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旧唐书·经籍志》作“《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新唐书·艺文志》作“王弼注《新记玄言道德》二卷”。宋代的刻本，于今可考者有二：一是宋政和五年乙未（1115年）晁说之刻本。嵩山晁说之题记云：“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然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欤。”[1]291(a)二是宋亁道六年庚寅（1170年）熊克重刻本。熊克跋云：“王弼所注言简意深，真得老子清净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稀有，盖久而后得之。往岁摄建宁学官，尝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题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无篇目，喜其近古，缮写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复镂版以传。”[1]291(b)熊刻《道德经》只分上、下，无析道经、德经，亦无各章篇目（谨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道德经》不分章，八十一章的区分大约始于东汉的河上公本），所言与今本相似。晁说之刻本、熊克刻本均已散佚，其序跋通过明正统《道藏》中的《道德真经注》保存了下来。

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中的《道德真经集注》十卷，末有宋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一日前权英州军事判官梁迥《后序》，文中称：“昔之为注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说，其间不能无去取，然各有所长，要其归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于道德性命之学，而老氏之书复训厥旨，明微烛隐，自成一家之说，则八十一章愈显于世。……太守张公深达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经术训多士，常患夫执经者不知道，乃命黉舍之学者参其四说，无复加损，刊集以行于时而广其教。”[2]此书所录王弼注基本上是完整的，其最初刊行之年亦当早于晁说之刻本。

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中的《道德真经注》四卷（以下简称“道藏本”），是明代王弼注的重要刻本。此书卷数较宋代晁说之本、熊克本增加了一倍。据王葆玹先生考证说，《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收书卷数大多加倍，《道德真经注》四卷是“由于统一改编，重行分卷，非由所据底本的荒谬所致，亦非对王本特加改窜”[3]。此本也是现存最早附有晁说之和熊克序跋的版本。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张之象刊行了《三经晋注》，其中有老子王弼注二卷。张之象原本虽已难寻，所幸还完整地保存于清乾隆《四库全书》中的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四库馆臣序文谓：“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弼注《老子》已不传，然明万历中华亭张之象实有刻本，证以《经典释文》及《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张湛皆引弼注以释之，虽增损数字，而文亦无异。知非依托，曾盖偶未见也。此本即从张氏《三经晋注》中录出，亦不免于脱讹，而大致尚可辨别。”馆臣以张之象本为底本，所有参校《永乐大典》《经典释文》的地方均被一一注出，更因三十八章后《永乐大典》本缺注，因而“姑仍其旧”，也就是说除个别地方对校《经典释文》外，完全照录了张之象原本。

道藏本与武英殿本所据张之象本相异之处相当多，现依前后顺序列举如下：二章注文“始与无也”，“无”，张之象本作“母”。三章注文“知者”，张之象本作“智者”。四章注文“则不能赡也”，“赡”，张之象本作“瞻”。五章注文“莫不赡矣”，“赡”，张之象本作“瞻”。十章注文“应而不昌”，“昌”，张之象本作“倡”。十章注文“非玄如何”，“如”，张之象本作“而”。十六章注文“则乃至于不有极”，“不有极”，张之象本作“不穷极”。十七章注文“不能复”，张之象本“不复能”。十七章注文“非智之所济也”，“济”，张之象本作“齐”。二十章注文“鸾雀”，张之象本作“鸷雀”。二十章注文“若享太牢”，张之象本作“如享太牢”。二十章注文“不可为名”，“名”，张之象本作“也”。二十二章注文“不自见其明”，“明”，张之象本作“名”。三十二章注文“川谷之以求江与海”，张之象本无“以”字。三十五章注文“不徧不彰”，张之象本作“不偏不彰”。三十五章注文“乃更不如”，张之象本作“乃更不知”。三十六章注文“不假形以理物”，张之象本作“不假刑以理物”。三十八章注文“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张之象本无“德”字。三十八章注文“犹各得其德”以下，自“而未能自周也”至“万物”共二十四字，张之象本缺。三十八章注文“故仁义可显”，张之象本作“故名仁义可显”。四十一章注文“不加机匠之裁”，张之象本作“不如机匠之裁”。五十章注文“十分亦有三耳”，张之象本作“亦十分有三耳”。五十八章注文“隐匿”，张之象本作“隐慝”。六十四章注文“复众人之所过”，张之象本无“所”字。七十九章注文“已至而德以和之”，“故必有余怨也”；张之象本无“以”“必”二字。八十章注文“当何患不足也”，张之象本无“当”字。

同时，对校道藏本与武英殿所依《永乐大典》本，我们发现二者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例如：八章注文，“言人皆应于治道也”，《永乐大典》本作“言水皆应于此道也”。十五章注文“豫然者欲度”，“者”，《永乐大典》本作“若”。十六章注文“得道之常”，“道”，《永乐大典》本作“物”。十七章注文“言从上也”，《永乐大典》本在“有之而已”下。十八章注文“于慧立善”，“于”，《永乐大典》本作“施”。二十章注文“鸾雀”，《永乐大典》本作“燕雀”。二十章注文“不可为名”，“名”，《永乐大典》本作“明”。二十五章注文“而免殆”，《永乐大典》本作“而危殆”。三十三章注“未若自知者”，《永乐大典》本无“未若”二字。三十三章注文，《永乐大典》本缺“力用于己则物无改焉”九字。三十四章注文“各得所”，《永乐大典》本“各得其所”。三十六章注文“各得其所”，与《永乐大典》本“各得其性”有异。

可以看出，道藏本是与张之象本、《永乐大典》本不同的刻本。较之张之象本，道藏本脱讹较少，而《永乐大典》本已非全帙；《道藏》中的《道德经集注》十卷虽收录了王弼注文，但其经文来自唐玄宗本，文字讹误亦较多；道藏本不分《道经》《德经》，不分篇章，合乎宋晁说之等所言王注本旧貌。

二

万历年间的王弼注刻本，还有孙矿（1542-1613年）《老子道德真经》二卷。德国汉学家瓦格纳称：“它的王弼《注》依据的是道藏本。这一版本的钞本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中，严灵峰的《集成》中的本子是据此重印的。它是现存最早的日本版本——阜谷东赟本的基础，它一直是一系列关于王弼《老子注》的日本研究的基础文本。”[4]

清代乾隆时的《四库全书》钞本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已如上述。由《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本又产生各省局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浙江书局刻印的《二十二子》本《老子道德经》上下篇（以下简称“《二十二子》本”）。此本内虽然标明“张之象原本”，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它吸收武英殿聚珍本的校勘成果而未加注明。例如，四章王弼注曰：“……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武英殿本馆臣按，“‘赡’，原本作‘瞻’，今据《永乐大典》校改。”十五章王弼注“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武英殿本馆臣按，“‘若’原讹作‘者’，今据《永乐大典》校改”。又如十六章王弼注“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武英殿本馆臣按，“‘皦’原本讹作‘敝’，今据《永乐大典》校改”。又如三章注文，武英殿本馆臣按，“‘心虚则志弱也’六字原本缺，《释文》有，应在此注之下，今校补”。又如四十九章注文，《二十二子》本无“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按，近人刘国钧先生说：“予于故宫博物院，见进呈之聚珍本，用墨补书此七字，可见张之象本原有此句，聚珍本于排印时偶脱去，遂致沿误。”[5]由此可知，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所用底本，并非“张之象原本”，而是武英殿聚珍本。《二十二子》本异于张之象原本者，亦有数处。例如，三十八章注文“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礼”，张之象本、道藏本、《古逸丛书》本相同，唯有《二十二子》本作“德”字，未详所据。

日本明和七年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东都书林刊行宇惠考订本《王注老子道德经》。宇惠在《刻老子王注序》中说：“老子正文，诸书所引有不存者，则固有脱文，而文字异同亦甚多矣。焦竑《翼注》有《考异》，王注旧刻附孙矿古今本考正，今共标于层，冠以考异、考正。二考外尚有异同，诸上随见随记，及王注错误今改正者，共冠考一字，而标于层。”[6]

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据集唐写本影印《古逸丛书》本《道德经》王弼注，题为《集唐字老子道德经注》。黎庶昌在《叙目》中说：“日本有摹刻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甚精，与石本无异。又有南总（地名）宇惠考订晁以道本王辅嗣《老子道德经注》，今合以局刻华亭张氏本集张唐二家经字为之。”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缩印《四部备要》本，均与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相同。

综上，通过源流考述与版本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藏本是重要的王弼《道德经注》善本，较之他本更具文献价值。遗憾的是，此本一直未能引起研究王弼《道德经注》者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