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曾凡云

(盐城师范学院 新四军研究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坚持全民族抗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国共合作抗日之精神，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新四军的统战对象十分广泛，新四军尤为重视将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纳入到抗日阵营中来。作为“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新四军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以后，以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为代表的新四军领导人大力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目前，关于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有了初步研究(1)如曹景文、唐连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陈虎山《新四军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载《百年潮》2018年第2期)，朱乐《中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载《党史文苑》2015年第1期)等。，但缺少专门论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新四军对知识分子开展统战工作的动因、统战方式以及统战的历史意义。

一、新四军对知识分子开展统战工作的动因

(一)做好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是实施全民族抗战的应有之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356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1]387。对于民族革命战争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特别重视。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强调，作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分“必须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抗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进步的资产阶级”[2]559-560。新四军在深入华中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之际，中共中央又相继发出动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到民族抗战中的具体指示。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扩大自己”，“要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3]112。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509而且“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5]37。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逐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中共中央坚持全民族抗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新四军领导人在领导华中军民抗战期间，遵照中央有关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动员知识分子起来坚持民族抗战。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开展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提出了“热情欢迎，大量吸收，关怀爱护，积极培养，严格要求，大胆使用”[6]101的知识分子政策。1939年12月，彭雪枫在《为展开文化运动而斗争》一文中呼吁：“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和半知识分子，大家携手共进，立即在敌后方组织起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7]2501940年11月，陈毅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四军“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而且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各人可以保持个人的立场，但并不妨害统一起来联合起来向日寇进攻。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8]18。

(二)做好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是新四军组建、发展中急需大批干部的必然要求

新四军是以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由于长期战斗于深山之中，游击队员受教育少，文化水平不高，在整编为新四军后，亟需大量高素质的干部充实新四军，尤其是军政人才特别缺乏。尽管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方面调动了一些干部予以支援，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时包括中央在内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江苏省委要“在上海进行各种国内国际的宣传工作，形成供给新四军和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工作干部的基础”[9]529。同时，新四军组建之后为吸收大量高素质的干部，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等十分注意吸收团结各种知识分子。如军长叶挺动员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医生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负责筹组军医处；邀请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毕业的林植夫参加新四军，担任敌工部部长。著名音乐家任光，应叶挺要求，于1940年从重庆来到皖南军部，领导新四军的音乐创作工作。皖南事变后，随着新四军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更加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因此，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4月17日致电各师，转发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训令”，要求“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10]265。根据这一指示，为扩大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新四军各师积极创办抗大分校及行政干部学院，广纳人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以及生活上大力支持知识分子，使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不仅推进了新四军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进程，而且解决了新四军发展过程中干部不足的问题。

(三)做好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是新四军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促进根据地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保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残酷地对中国人民进行屠杀，尤其是大力开展对沦陷区人民的伪化教育，妄图消磨掉中华民族的抗日意识。而国民政府在南京保卫战后的大溃败，给人民群众造成心理上巨大的阴影，使不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失去了斗志，失去了希望，甚至个别知识分子转而加入到伪政府中帮助宣传伪化教育思想。

为振奋知识分子抗战之决心，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展开对日伪作战，并且不断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这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虽然在华中敌后新四军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不大，但是积小胜为大胜，还是极大地振奋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来抗战的决心和信心，鼓舞起他们与日军斗争的勇气。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英勇杀敌的消息传播出去后，“沦陷区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纷纷远道投奔”[11]13。如湖南湘潭医院医务主任崔义田，得知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后，便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经徐特立介绍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

毫无疑问，新四军领导人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努力争取和团结进步文化人投入到敌后抗日斗争中的细致工作，也是知识分子源源不断来到苏北的重要因素。为做好苏北知识分子与爱国士绅的统战工作，1940年11月，陈毅邀请苏北著名士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在苏中海安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苏北新文化等问题。当月，著名文学家许幸之从上海来到苏中，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人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接见，向其了解困在“孤岛”文化人的近况，对他们的艰难处境表示关心，使许幸之深受感动。后来，两次前往上海，动员了几十位文化人来新四军参加抗日文化工作。这些文化人的到来，与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积极开展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

二、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统战方式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南京等地高校虽大多数已内迁，但仍有众多知识分子留在当地，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关注并支持中华民族抗战。1938年夏，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进行抗战，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及海外知识分子内迁变得异常艰难。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特别注重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不断创新统战策略，使大量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新四军中来。

(一)组织文化界各种协会，吸收培养各种抗日知识分子以加强文化统战工作

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战之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尤其对青年学生更为重视。军部要求各部积极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抗敌后援会等组织，以集聚知识人才。1938年1月，新四军教导总队成立，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前来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教学内容既包括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为加强对广大知识分子与爱国士绅的统战工作，新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积极组建了苏北戏剧协会、苏北诗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苏北分会等组织。经过精心筹备，1941年4月16日，苏北文协代表大会在盐城召开，来自东台、盐城、淮安、涟水、兴化等地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包括新闻记者、诗人、音乐家和作家等，代军长陈毅到会祝贺，并号召苏北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把苏北的文化事业做好，然后再推广到全国”[12]97。同时，陈毅强调：“苏北一些旧的知识分子应该用统一战线方式去动员出来，那很多。应该派一些人到学校中去。一个学校派一个人就可起很大作用。”[13]40政委刘少奇也出席大会并作了《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的讲话。他指出，“文化运动是整个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推动整个抗日民主运动前进，文化运动才更可能前进，文化的大规模建设才有可能，才有新的题材领域与基础”，希望文化人“努力参加整个抗日民主运动……这种参加的具体形式，即是参加到政府中工作，加强它，过问它，督促它”。刘少奇认为，“凡是在苏北文化教育事业机关服务的人及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员，不论他的年龄、性别、信仰、立场是什么，也不论他所从事的文化工作是新式的，是官办的民间的，都可以加入文协”，而且应努力“使文协成为团结全体文化人的统一战线的有工作能力的战斗力的团体”[14]。他要求通过文化协会等组织、培养一批文艺骨干，以推动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在军部与华中局的重视与指导下，至1941年7月，淮南、淮北、苏南、苏中、苏北等地先后成立了文抗协会，组织文化人学习和创作，对文艺作品进行讨论，加以引导。此外，还成立了苏北文化协会及其下属的戏剧、歌咏、木刻等协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抗战中来，为新四军抗战与根据地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成绩。

(二)创办鲁艺华中分院，广泛招纳、培养知识分子

为动员吸收文艺工作者加入华中抗战，建设巩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特别重视对青年学生、文化人的统战工作。1940年10月，刘少奇对作曲家孟波谈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即将在苏北会师，苏北广大地区可以连成一片，“那里的学生知识分子比较多，要争取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将来可以办些学校”[15]105。

皖南事变后，随着上海、苏中等地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陆续抵达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中央建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和抗大分校。经过商讨，11月11日，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决定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12月15日，《江淮日报》刊登鲁迅艺术学院招生启事。青年学生纷纷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报名求学，一时间，“报考点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经过充分筹备，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成立大会在盐城召开。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亲自担任院长，邱东平任副院长，华中鲁艺下设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四个系。华中鲁艺集聚了以陈岛、戴平万、蒋天佑、许晴、章枚、孟波、贺绿汀、许幸之等为代表的著名知识分子。

华中鲁艺成立后，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多次莅临指导。他们鼓励广大师生好好学习，“把鲁艺华中分院办成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堡垒、培养新四军文化人才的摇篮”[16]。经过广泛宣传，苏北抗日根据地群众踊跃报名，仅一个多月，首批学员就达400多人，他们毕业后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1年8月，华中鲁艺因日伪“扫荡”不得不暂停。在不足9个月的时间里，华中鲁艺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文化人才，活跃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尤其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组织群众投身于民族抗战、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1941年6月下旬到7月初，鲁艺华中分院师生在帮助农民夏收过程中通过文艺宣传抗战，宣传新四军抗敌事迹，增强了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斗志。群众踊跃参军，“三个村子就有两千名农民自愿报名加入新四军和农民自卫队，充分显示了抗战文艺宣传的巨大力量”[16]。

(三)诗词唱和，成立“湖海艺文社”等文艺团体，最大限度团结知识分子

新四军领导人特别重视团结文化人，尤其是代军长陈毅对于文化统战工作更是以身作则。早在1940年10月，陈毅即在海安主持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欢迎刚从上海抵苏北的许幸之等一批文化人，新四军内的文化工作者和地方上的一些士绅一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虽然这次座谈会参加人数并不多，但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发出了“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运动而斗争”[17]6的呼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投奔延安抗战的知识分子进行种种刁难、阻挠和破坏，因而前往延安很难实现。苏北盐城遂成为热心抗日的知识分子的重要选择地。因此，不少党内外知识分子纷纷从上海、香港等地辗转来到盐城，他们与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抵达盐城的文化人汇合，形成文人荟萃的局面。

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灵活积极地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不仅团结新知识分子，而且尤为重视开明士绅中的爱国知识分子。比如他采用诗词唱和，以文会友，鼓励知识分子以诗为武器，投身抗战。这“不仅使中国的古典诗词形式在苏北被广泛地运用于抗战，……也丰富了苏北新文化运动内容，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范围”[18]36，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10月，陈毅抵达海安后，登门拜访苏北著名士绅韩国钧(2)韩国钧，前清举人，辛亥革命前后两次出任江苏省长。，与其真心交朋友，获得其对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使新四军在苏北逐步站稳并不断得到发展。此外，陈毅还积极与苏北著名士绅庞友兰、臧良父、杨芷江、顾希文(3)庞友兰，清末举人，候补内阁中书，时任阜东县参议会副参议长。臧良父，阜宁县开明士绅。杨芷江，曾任黄埔军校教员、吴佩孚秘书，时任阜东县参议员。顾希文，阜宁县开明士绅，南京师范学堂毕业生，时任阜宁明达师范教员。等以诗文会友，大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了扩大与苏北地方士绅中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诗文交往，在陈毅的倡导下，《盐阜报》自1942年8月1日开始，开辟“弦歌脞录”专栏，连续出版三期，发表了陈毅、庞友兰、杨芷江等人的和诗二十余首。代军长陈毅数次与居住在文化村的知识分子诗词唱和并进行交流，进一步巩固了与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身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与根据地人民心连心，他们热衷于新四军与苏北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以自己的辛勤工作，甘愿为抗日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事业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为团结更多知识分子，代军长陈毅积极倡议成立文化统一战线。在盐阜区参议会召开期间，就提议成立一个广泛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士的诗文社，发挥文艺团结抗日的作用。1942年10月27日，陈毅约请参加参议会的文化人士起草诗文社缘起。11月15日，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文化团体“湖海艺文社”成立。“湖海艺文社”社约明确规定：“愿以艺文为抗敌服务者方得入社，有破坏抗敌行为经检举证实，同人共弃之。”“湖海艺文社”致力于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士，在“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抗敌斗志和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是起到了一定的特殊作用的”[19]108。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东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开展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统战工作。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1941年8月成立的淮南大众剧团总团，该总团包括8个分团和1个美术队。据不完全统计，“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农村先后建立了300多个剧团，吸收民间艺人和青年演员1 500多人”[20]217。

(四)建设文化村与文化场所，为知识分子提供各种保障

皖南事变后，代军长陈毅对知识分子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41年1月，在“文化人座谈会”上，陈毅作了《关于文化运动意见》的讲话。他号召大家继续“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运动而斗争”。自1941年5月后的一年间，“一大批知名文化人士有的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有的从上饶集中营九死一生逃出来，有的从沦陷区的城市投奔而来，有的是从万里遥远的香港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苏北根据地”[21]67。尤其是在1941年12月，日军入侵上海租界后，陈毅代表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向上海抗日文化界发出邀请，欢迎上海文化界人士到苏北根据地创作新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如戏剧家阿英，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孙冶方，著名记者范长江，新闻专家邹韬奋，文艺理论家蒋天佐，音乐家贺绿汀、孟波、何士德等，共有数百人先后来到盐阜地区。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1942年夏，代军长陈毅为使自来敌占区和大后方的文化人有个较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指示军部转门设置一个“文化村”，并在“文化村”设立招待所、食堂、俱乐部，专门用以接待文化界人士。留在“文化村”的知识分子受到新四军将士的热情招待，他们“在这里寻找到了一方净土，一个崭新精神的‘家园’，焕发了工作激情，创作了不少精神产品。成立各行各界的抗日协会，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21]70。

此外，新四军为了便于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还积极建立各种文化场所，妥善安置奔赴华中敌后的知识分子。为更好地安排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为民族抗战服务，新四军领导人经研究后决定，让他们首先加入战地服务团或教导队学习。随着新四军逐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依据各自实际情况创办文化场所安置知识分子。如淮南路东区党委《关于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总报告》指出，“办学校、训练班吸收地方知识分子，则以行政学院、中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这种名义与形式吸引力大”[22]164，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安置问题，并使他们的才华得到很好地施展。此外，新四军第四师为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在淮北根据地创办了淮北中学，这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

(一)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建设、巩固根据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新四军领导人重视并亲自开展统战工作，使大批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新四军中来，在医疗卫生、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对敌工作等诸方面都为新四军抗战与根据地建设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大批美术、音乐、戏剧、文学等文艺人才的加入，最大限度地宣传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英勇事迹，进一步动员了各阶层民众为民族而战。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孙冶方、李人俊等加入新四军，对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金融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广大医疗卫生专家的加入，减少了新四军战士的伤亡，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还积极创办卫生学校，培养医学人才，使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卫生事业得到重大发展，极大地保障了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准和政治素质，使新四军成为华中敌后战斗力最强的抗日部队

新四军组建之初，其主力是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在深山中开展游击战争，多数游击队员无法受到教育。1938年初，在新四军整编之际，由于新四军领导人十分注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延揽了大批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并把知识分子组成战地服务团，“不断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提高部队文化水准，消灭文盲帮助政治教育更顺利进行，同时从识字运动中，从各种活泼的娱乐中消灭战士的疲劳，提高战士的情绪，并从这些运动中灌输政治教育，达到政治水准的提高……譬如识字运动，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一个不识字的，识字五十个至百个以上，占百分之七十以上”[5]235-236。而且，由于新四军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使新四军各部队建立了比较合理的文化制度，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如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比赛，使新四军战士自觉开展学习，互相团结开展文化教育，使新四军战士的文盲率大大降低，“在敌后的各个抗日部队之中，新四军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23]353。

(三)繁荣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文化事业，振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士气，增强了华中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繁荣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文化事业，振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士气，增强了华中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动员和吸收了广泛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新四军从事教育文化工作，使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了重要保障。经过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至1944年初，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创办中学124所，学生达18 478人，小学5 358所，学生40.1万余人；中小学生总数相当于1941年6月的1.2倍[11]94。同时，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文艺、戏剧积极开展群众动员工作，不断向当地群众揭露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恶行为，耐心地宣传与解释中国抗战的国策及抗战建国之主张，以激发沦陷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鼓舞了华中地区人民敢于抗战的勇气。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说：“关于戏剧与化装讲演，这是农村宣传最有效的方法……假如我们有很好的适合农村的戏剧，来提高他们的抗战意识，比我们讲很多的报告效用还大。”[24]21显然，新四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集聚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根据地开展各种工作，团结了各阶层群众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力量，无疑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同时，这对于“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宣传活动，鼓舞军民抗敌斗志，培养和锻炼新一代革命文化战士”[20]129，增强华中人民的民族意识，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统一战线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对处于日伪顽包围之中的新四军来说更是其生命线。新四军组建不久即孤军开赴华中抗战前线与日伪顽展开作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新四军领导人与时俱进，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加强对各阶层的统战，尤其是大力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新四军领导人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积极对知识分子开展统战工作，使各地文化团体、文化工作者、青年学生、地方士绅以及所有热心于文化的人士源源不断加入到新四军中，建立起抗日文化的统一战线。他们的加入，不仅为新四军各部提供了知识保障，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也为促进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谱写了新四军在民族抗战中不朽的统战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