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志士血与火中脱险奇遇

贾昭衡

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数百名红岩志士倒在了血泊中。但在血与火中，先后有33名共产党人、志士和2个孩子奇迹般地脱险。笔者曾先后采访多名脱险者，记录下了当年发生的一个个奇迹……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此后，国民党蒋介石为对付以共产党人及其他政治对手，大肆发展特务组织。

1939年春，军统头目戴笠亲自到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一带选址，最后选中了原四川军阀白驹的白公馆，并用重金买下，改造为监狱。

白公馆监狱背靠林木蔽日的歌乐山，四面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的制高点上设有岗亭和碉堡。监狱大门终年封闭，人员仅从侧面小门搭一狭窄楼梯进出。狱内一楼一底的别墅主要用作牢房，共计20间，而原来的地下贮藏室和防空洞，分别改为地牢和刑讯室。在白公馆内关押的均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例如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和妻子徐林侠及其幼子“小萝卜头”等。

韩子栋

渣滓洞，原是座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为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十分隐蔽。1943年，军统特务设法占有了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造为监狱。

渣滓洞监狱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个放风场，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女牢2间。外院则为特务的办公室和刑讯室。1947年4月一度关闭，同年10月重新启用为看守所。

20世纪40年代末期，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暴动浪潮，令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加强了镇压的手段。此后，白公馆和渣滓洞便成了囚禁反抗者的集中营。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权在撤离重庆前夕，在这两个集中营内外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在大屠杀前后，有33名共产党人、志士及2个孩子，从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里成功逃离，成为那场大屠杀的见证者。

在长篇小说《红岩》中，有一位从监狱里逃出去的“疯老头”华子良，其原型是已故贵州省政协原副秘书长韩子栋。他是从壁垒森严的监狱中成功脱险的第一人。

1934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韩子栋打入敌特务组织“复兴社”，因为被人密报，不幸落入了特务的魔掌。1946年7月，特务将韩子栋等人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不久，韩子栋和监狱里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当时，特务为掩饰关押政治犯的行为，给政治犯安了个“修养人”美称。由于狱中管伙食的特务层层克扣，难友们的伙食极差。经过斗争、交涉，监狱当局决定将伙食交“修养人”主办。特务知道韩子栋老家在山东，在重庆人生地疏，难于逃走，加上已关了十几年，一直没弄清其身份，就让他出面搞伙食。

韩子栋千方百计地改善伙食，既增强了难友们的体质，又让特务们觉得他办事认真，还有点能力。不久，他又兼管狱中的小卖部。这样，每过几天，他就需要到外面进货。于是，韩子栋挑上担子，在看守的监管下，去2公里外的磁器口街上进货。

韩子栋趁此机会，悄悄地观察监狱周围的地形、岗哨等情况。狱中的党组织竭力支持他冲出这天罗地网，给他出了不少点子。党支部书记许晓轩还叮嘱他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徐林侠得知韩子栋越狱的条件日趋成熟，决定送他一件礼物留作纪念。最后，她缝制了一只漂亮的枕套。随后，她让“小萝卜头”悄悄将枕套送给了韩子栋。

原来带韩子栋出去购物的是狡猾的看守长杨进兴，有几天他不在，韩子栋就故意催着要进货。于是，看守长就让另一个看守卢兆春带他出去。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挑上一副空担，随卢兆春前往磁器口街上。因为感觉那几天机会难得，他每次出去进货，都悄悄地把徐林侠送的枕套和一点积蓄带在身上。

走到唐家院子门前，遇上了看守所医官王殿。王殿和卢兆春是麻将桌上的牌友，便拉着卢兆春不放，要求打牌。

卢兆春看时间充裕，便欣然同意。可一摸口袋，他发现没有带钱。韩子栋反应极快，马上从身上摸出几张大票递了过去。韩子栋则坐在客堂躺椅上，一边拿蒲扇扇凉，一边假装打瞌睡。其实，他正在想脱身之计。

过了个把小时，见几人玩兴正浓、笑语喧哗，韩子栋把帽子往椅子上一放，佯装去厕所，大大方方地踱出门去。

一出大门，他穿街过巷，飞快来到了嘉陵江边。此时，江水正在上涨。正发愁时，他突然发现一只小船，便上前央告船主：“老乡，我可以多给一些船钱，只是请你快快送我过江。”

上船后，韩子栋怕背后有人追来，便假装肚子痛，趴在船舷上哼叫起来。船夫赶紧招呼他到船舱里躺下。

船到江对岸，韩子栋脱下旧鞋换上草鞋，便匆匆向山坡上行进。此后，他晓行夜宿，跋山涉水，历时45天，终于到了解放区。

1985年，年逾古稀的韩子栋重返白公馆，深情地追忆当年的战友情谊，并把那只有些泛黄的枕套捐献给了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馆。

1949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歌乐山上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渣滓洞监狱旁边，靠楼下男牢过道不远处一段约两米宽的土墙因年久失修，加上长期雨淋水泡，一下坍塌了。

第二天，特务们着手组织修复，为了防止泄密，节省开支，决定不雇外工，让楼上一室的共产党员杨虞裳、白深富、陈丹墀和难友刘振美等10人修复断墙。

差事派下来后，几个难友暗中商议：借此机会搞一段不堪一击的墙，不就可以为以后越狱创造条件吗？

于是，几个人拿着工具，像模像样地干起来了。监工的特务见状，便渐渐地放松了警惕。几个难友趁机尽量地多往墙中掺沙石腐草，并粗筑轻夯，力求内虚外实，一推即倒。

10多天后，这段质量低劣的土墙又轰然坍塌。特务们让他们继续修筑。难友们仍然采取应付战术。断墙筑好管了一个多月，秋雨来临，这段墙又不推自塌，留下了一个几米宽的缺口。

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在重庆郊区响起。特务们忙着处理囚犯和安排撤退事宜，一时也顾不上修筑这段断墙。

1949年11月27日入夜，天空下起了小雨。晚上8时多，外号“猩猩”的特务头子、看守所看守长李磊来到了渣滓洞监狱，传达了大屠杀的指令。

特务们开完会后正式开始行动。他们先以转移地点的名义，从牢房里提出了24名难友，押解至远处的松林坡刑场枪杀，由此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午夜时分，渣滓洞监狱里尚有145名囚犯。根据西南长官公署特务头子徐远举的指令，特务们决定采取极端的手段。

28日凌晨2时，特务们到各牢室通知楼上各室人员全部到楼下集中，听候点名。不一会儿，楼上男难友全部被并入楼下1号到7号囚室，14名女难友包括2名婴儿被转到楼下8号囚室。难友们此刻相聚一起，却不知道楼下8间囚室的门外已聚拢了数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刽子手。随后，这些刽子手端着冲锋枪，疯狂地从各室风门、窗口向屋里扫射。

當年渣滓洞监狱被烧毁后未修复时的场景

枪声响起时，曾担任川军某部连长、因从事反蒋活动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张学云，正站在靠近牢门口的地方。他迅速侧身，躲过了呼啸而来的子弹，随后跨前两步冲到了牢门前，猛然伸出两只大手，死死抓住从风门伸进去的冲锋枪枪管，拼命向风门里面拖，同时大声呼喊：“同志们，我是军人。我掩护你们，你们要设法冲出去！”

然而，冲锋枪被风门卡住，张学云和刽子手反复争夺。结果，旁边的刽子手举枪向他猛烈扫射。张学云身中数弹，鲜血四溅……

1938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任重庆《新民报》记者的胡作霖;曾担任国民党第五军官总队上校教官，退役后参与组织武装起义，因叛徒出卖被捕的何雪松，也在枪声骤起时，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扑向牢门风洞，紧紧抓住洞框。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难友们建起一道安全屏障。

特务们对着8间牢室疯狂扫射了十几分钟后，见室内渐渐沉寂，马上转身奔向后窗，继续通过窗口向室内扫射。

察觉牢房内没了活人的气息，特务们停止了射击。他们打开牢门，分组进屋翻检尸体，补杀受伤未死者。

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郊，特务们担心成为俘虏，因此翻检尸体时十分慌乱。随后，他们搬来桌椅板凳，堆在楼下各牢房门前，淋上汽油分头点燃，便慌慌张张地奔向狱外的停车场，准备撤离。

各牢室部分侥幸活下来的难友，从血泊中爬起来，砸烂铁窗牢门，冒着特务呼啸的子弹，奔向那段未及修复的断墙。此刻，这段断墙成为难友们奔向自由与光明的神圣之门，七八名难友先后从这里冲了出去。

1949年12月8日，由重庆市军管会组织的清理遇难者遗体小组来到了渣滓洞监狱。当十几天前从这里逃离绝境的孙重走近断墙处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身中数弹，趴在断墙处。

孙重见状悲愤地大喊一声“伍老师”，便号啕大哭起来。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曾多次采访过孙重。回忆起当年脱险的经历，老人提起鲜为人知的共产党员伍时英时，总是带着深深的敬意。

当时，孙重被关到了楼下3号囚室。当特务疯狂向室内扫射时，他已经睡下，借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会儿，几个特务提着枪进门从墙角开始补枪。

孙重不敢乱动一下。当特务从他身上跨过，出门上锁后，他躺在地上，听着外面的动静。确认特务们走远后，孙重立即从尸堆中爬起来，想打烂后窗冲出去。然而，后窗上的木栅比杯子还粗，他哪里能够掰断。

他正有些着急，只见尸堆中又爬出两个人。借着火光一看，一个是年近五旬的共产党员伍时英，一个是进步青年周洪礼。

见孙重着急的样子，伍时英果断地一挥手：“跟我来！”他带着孙、周二人来到后窗。他用手掰了掰窗上的木栅，见纹丝不动，立即又带着二人转向牢门。伍时英察看了一下牢门，吩咐二人：“门下头有些空隙，我们一起来扳！”

三人将牢门扳歪，扳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大空隙。之后，他们便钻了出去。

此时，撤到狱外停车场的军警尚未发觉有人逃生。而距楼下8号牢室10余米处，就是那段断墙。伍时英要带领几个人逃出去可谓易如反掌。然而，他却果断地对孙、周二人说：“牢房里也许还有难友活着，我们赶快到后院去看看，能救出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几个人快步冲到8号牢室旁边，爬上了一个1.5米高的坡坎，从侧面巷道来到了监狱楼房的后面。他们从1号室开始，依次观察里面还有没有活着的难友。

孙重走近6号牢室后窗，借着火光发现里面有人影晃动，立即喊了一声：“伍老师，这里面有人。”

伍时英马上奔过来，果断地决定：“赶快把窗子砸开！”他临危不乱，立即招呼孙重一起，奋力抬起一块石头向6号牢室后窗砸去。牢室里的难友萧中鼎、刘翰钦在伍、孙二人的帮助下爬了出来。

突然，不远处枪声大作。借着火光，冲到断墙一侧的难友们发现，一群军警正向监狱扑来。

情况危急，曾打入军警内部担任万县九区城防司令的萧中鼎十分沉着地说：“大家莫慌，等特务机枪扫射的间隙，听到我喊‘冲’，大家就一起跟我冲！”

等了几秒钟，待军警机枪点射的间隙，萧中鼎高喊一声“冲”，几个人便飞快地朝断墙口跑去，另外一些难友也随后而至。

这时，军警的机枪又响了。大家冒着弹雨，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

孙重跑出断墙口后，见墙外10多米处有一片竹林，立即快步钻了进去。

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了重庆城。孙重找到了城里的“脱险同志联络处”。他急切地向其他脱险同志打听伍时英的消息，然而没有获得任何音讯。十几天后，当他重返那段断墙时，才发现伍时英已牺牲在那里。

2020年12月31日，95岁高龄的孙重老人与世长辞。

从渣滓洞监狱断墙处幸运逃生的孙重、钟林、杨纯亮、周洪礼、杨培基等人冲进歌乐山后，不幸又落入虎口。

从楼下5号牢室冲出监狱断墙的钟林，在黑夜中不顾一切地顺着歌乐山山脚奔跑。途中，他碰到了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难友杨纯亮。跑了七八里路，天色已亮，两人便来到一片名叫金刚坡的树林里休息。

两人又饥又渴，一夜未眠，困倦至极，只想背靠着背好好地睡上一觉。不承想，刚眯上眼睛，树林里突然钻出几个带枪的乡丁，两人被抓。

不久，“反共保民军”几个乡丁又在歌乐山密林中抓到了孙重。

原来，冲到山顶后，孙重停下来喘了口气，观察山下，监狱方向渐渐归于平静。不一会儿，东方曙光初露。渣滓洞方向大火已经熄灭，只有浓烟在缓缓地飘散。孙重走到金刚坡的密林中，坐下来想喘口气。哪想到，刚抓住钟林和杨纯亮的几个乡丁偶然发现了他，冲过去把他团团围住。

乡丁们将孙重、钟林、杨纯亮带到附近一个岩洞口，一阵毒打，逼他们承认是“抢劫”的罪犯。

或许是因为高额赏金的诱惑，乡丁小头目坚持要押送三个“俘虏”进城交给卫戍司令部。

杨纯亮因脚部中弹受伤，行走十分缓慢，有个乡丁押着他走在后面。乡丁小头目等人押着孙重、钟林走在最前面。到了离歌乐山街上不远的重庆市立师范学校门前时，迎面走来一名身穿长衫的青年。

这名青年是重庆相辉学院的进步学生刘继涛，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给乡丁们分析了时局，劝其放人。

乡丁们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连忙给两个人松了绑。这时，刘继涛指着一条较为偏僻的小路，叫他们赶快离开那里。

怕事情生变，见落在后面的杨纯亮迟迟没有跟上来，孙重和钟林谢过刘继涛，只得沿着那条小路离去。

刘继涛等到杨纯亮被押过来时，也让乡丁们将他放了，并给他指了一条逃生之路。

此时，重庆正处于混乱状态。孙重和钟林摸不清情况，翻过后山之后，便在一座坟洞较大的古墓中躲藏起来。

第二天凌晨，两人商定：由孙重先出去侦察，如出去久不回来，就是遇到麻烦了;如果平安无事，就找人来抬钟林下山。

此刻，天色渐亮。孙重一步步朝山下走去。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一位老大娘，忙上前打听情况。大娘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城两天了。为了尽早找到党组织，及时救助钟林，孙重拦下一辆过路的载货卡车，说明了情况。司机一听，立即让他上车，一直将他送到了市区。

孙重立即赶往沧白堂民盟办事处，找到了《民主报》著名记者、老党员唐弘仁，并告诉他歌乐山上古墓中还躲着一位脱险负伤的难友。

白公馆监狱外景

唐弘仁立即找来一辆小汽车，和孙重一起向歌乐山上驶去。到了山上，他们将车停下，找到钟林藏身的古墓洞口，但不见了钟林的身影。

其實，钟林已被路过的行人所救，行人还帮他找到刘继涛。刘继涛马上护送钟林下山进城，找到了重庆市军管会。

杨纯亮最终也回到了亲人身边。

周洪礼是1948年因“共匪嫌疑”罪名，被逮捕关押到渣滓洞监狱的。枪声响起时，他右臂有两处被子弹击伤。从楼下3号牢室冲出来越过断墙之后，他一口气跑到了歌乐山密林之中。后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户农舍，窗口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他立即快步走过去，轻轻叩了叩门。开门的是个老农民。进屋后，老农找出了一件衣服让他换上，叮嘱他赶快远逃。

周洪礼重新上路之后，天已经亮了。由于受了枪伤加上饥饿，他行走十分艰难。这时，他看见有乡民带着一些红苕，便走过去要了一个充饥。听到他讨吃的声音，乡丁们细看他身上衣服，有几处还有伤口渗出的血迹，立即联想到了昨晚从渣滓洞监狱逃出来的囚犯。他们随即一拥而上，将周洪礼绑了起来，押回了新发乡乡公所。

进了小屋，周洪礼一看，里面还关着难友杨培基。

“乡公所关了两个共产党的逃犯”的消息很快在新发乡一带传开。晚上，家在本乡、多次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正阳学院学生冯永亨听到这一消息后，试图营救他们。

冯永亨家在当地，有些关系和影响。他与乡公所的人比较熟悉。到了乡公所，经一番交涉，他见到了周洪礼和杨培基。

冯永亨在纸上用英语与他们交流后，离开乡公所。他利用了所有的关系进行疏通，并向乡长等讲了当时的局势，最终为解救二人扫清了障碍。

11月29日上午，冯永亨领着人来到了乡公所。当天，又奔走联系，傍晚时将周、杨二人接到了一座僻静的古庙里安顿下来。

30日，冯永亨获知解放军已占领全城，便立即雇了一乘滑竿，将周洪礼扶上去坐好，然后和杨培基一起走下歌乐山，进城找到了共产党组织……

从渣滓洞监狱里成功逃出的15名脱险者，经历了生死考验。然而，11月27日当晚，白公馆监狱里的17名红岩志士和2名小孩，却较为顺利地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另外，加上尸坑中的唯一幸存者谭谟（身中3枪未死），白公馆监狱共脱险20人。

笔者两次在当年从白公馆脱险的唯一成年女性、共产党员郭德贤老人家中，聆听她讲述脱险经历。

1949年11月27日，由特务杨进兴、雷天元组织，在白公馆外面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好几批政治要犯。当他们正想着如何杀掉剩下的19名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囚犯时，雷天元突然接到李磊打来的电话：“渣滓洞这边囚犯太多了，一下子处理不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支援一下！”

雷天元赶紧带了些特务赶往渣滓洞。临走时，他叮嘱杨进兴，暂时代管剩下的19名囚犯，待他们回来再处理。

此时，解放军已兵临重庆市郊。杨进兴左思右想，剩下的囚犯反正不归自己管辖，莫不如争取时间，早点逃命。于是，他赶紧回家收拾好包袱，又赶回去领了赏钱，并指挥剩下的看守将二处寄押的16名男犯统统集中到楼下2号牢室，女犯郭德贤与她的两个孩子仍然被关在楼上。

随后，杨进兴给雷天元打电话说：“我们任务已了，奉命马上撤离。你们寄押的犯人，请急速来人处理。”说完不顾雷天元好言央求，只让当天值日的看守杨钦典和杂役李育生留下照管，自己带着一帮看守急匆匆地摸黑登上歌乐山顶，准备候车逃往成都。

杨钦典和李育生见杨进兴一伙已走，没有心思照管。见狱外还留有一个警卫排，二人一商量，就私下离开了白公馆，往监狱后面的歌乐山顶爬去，也想乘车往成都跑。李育生对杨钦典说：“不如下山回白公馆，能救些人出来，也是我们眼前的一条生路。”于是，他们一起摸黑下山，回到了白公馆。

这时，狱外的警卫排正准备撤离。李育生知道罗广斌等16名男犯被锁在楼下牢房里。恰好，见李育生、杨钦典朝牢房走来，罗广斌便趴在窗口将手一招：“杨班长，你过来。”

罗广斌

罗广斌平日里做工作时知道杨钦典与其他看守并非铁板一块，忙和难友做工作。

杨钦典最终拿定主意，打开了牢门。他此举不仅改变了狱中19个人的命运，也为自己打开了求生的大门。

2004年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11·27”惨案55周年的大会上，一位由一名青年搀扶着的老人引起了众多记者的关注。他就是时年86岁、专程从老家河南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杨钦典。

当杨钦典与郭德贤重逢时，二人都无比激动，感慨万分。当年，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人后，跑到了重庆市区。重庆一解放，罗广斌等人就找到他，证实了他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之后，杨钦典带着脱险者和相关人员回到白公馆等地，寻找、处理遇难者的遗体。后来，他回到家乡，其因“少尉特务”身份被政府審查时，罗广斌、郭德贤及时为他写下了证明，结果他还受到政府嘉奖。“文革”中，杨钦典又因国民党特务身份被判刑，还是郭德贤等脱险志士写了证词，最终使他获得了平反。

1948年，川西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包括郭德贤和她4岁的女儿蒲小波、2岁的儿子蒲小可（后分别改名为郭小波、郭小可）。

所幸，特务在她的家里没有搜到任何证据。郭德贤被押解到重庆后，先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一周后被转到白公馆监狱。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杨钦典打开牢门释放了剩下的19名难友后，罗广斌立即上楼找到郭德贤：“郭姐，特务已经全部撤走了，赶快跑！”同时安排李荫枫、周居正一路同行，协助郭德贤照料两个孩子。

白公馆大门前是一条有几百级石阶的小路，小路连接着下面的公路。李荫枫空着手走在前面探路，周居正背着小波，郭德贤背着小可紧跟在后面。

周居正是一名进步学生，年轻力壮，背着小波快步如飞，很快就和李荫枫走到了离公路不远的石阶上。不巧，从渣滓洞方面开过来几辆运特务的卡车，特务发现山坡石阶上有人，追问口令得不到回答后，便用机枪扫射过来。

慌乱中，郭德贤和后面的难友立即掉头向歌乐山上跑去。周居正那几天正打摆子，心里一慌，便摔倒在地，又滑进了路边深沟里。他背上的小波也摔了下来。此刻，弹雨横飞，周居正在沟里急得乱摸了一阵，不见小波的踪影，眼见特务下车向这里扑来，他只好沿着深沟向歌乐山上猛跑……

其实，小波也摔到了小路旁的深沟里。只是她个头太小目标也小，加上懵懵懂懂不知道危险，也不知道喊叫。结果，不仅周居正没有发现她，就连追击的特务们也没有注意到她。

小波上了公路，便稀里糊涂地顺着公路朝山外走去。走了一段路后，她来到了原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场（今红岩魂广场），天也渐渐地亮了。阅兵场上，停着一辆辆卡车，国民党军警正慌忙地向车上攀爬，准备撤离。

小波好奇地走近一辆卡车，呆呆地望着士兵们。这时，一个军警发现了小波，大概以为这是驻守此地的特务或者哪个长官的孩子，与家长一时走散了，便顺手将她抱上了军车。

军车行驶了二十几里路后，进入了重庆市市中区。到了一个路口（今青年路口），军车停下，军警们纷纷跳下车，顺手把小波抱了下来。小波见路口摆有一个卖柑橘的小摊，便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不声不响地蹲在了旁边。

小摊摊主王素珍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见这个小女孩在摊旁蹲了半天也不回家，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她：“小妹，你家在哪里住呀？”

小波只知道住过的白公馆，于是回答：“在白公馆。”

王素珍只知道住公馆的不是当官的就是富翁，根本就不知道白公馆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心里不免嘀咕：住公馆的娃娃，怎么穿得脏兮兮的呢？

天色已晚，王素珍要收摊回家了，见这个小女孩仍然不回家，便关切地问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小波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王素珍见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她走过去把小波拉起来说：“走，跟阿姨回家去。”

到了家里，王素珍给小波洗了澡，并给她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随后，她们挤在一起住了下来。

郭德贤母子当晚转身奔向歌乐山上后，大多数难友不一会儿就跑散了。郭德贤母子身边还剩下李荫枫照应。

特务很快停止了追击。郭德贤带着儿子跌跌撞撞在密林中穿行，上到歌乐山山顶时，已是凌晨。见歌乐山顶的成渝公路上难民成群结队，她便带着儿子混入其中，边走边注意打听消息。

11月28日傍晚，她走过白市驿镇后实在走不动了，看见公路旁有一间茅草棚，便走过去打探。见棚里有一个老婆婆，郭德贤便恳求道：“婆婆，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想往成都去，能不能让我和娃儿在你这里住一下？”

老婆婆见母子二人可怜，立即答应下来，并先后给了他们一些食物。那两天，住在茅草棚里的郭德贤随时都关注着公路上的动向。

30日，郭德贤坐在茅草棚门口，突然发现公路上出现了一队解放军战士。她立即冲到公路上，拦住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简述了自己的情况。那名战士一听，立即让她赶快到机场。

郭德贤立即返回茅草棚，抱起儿子向白市驿机场奔去。到了机场，解放军官兵听了她的介绍，立即用电话向市区有关部门联系。没多久，相关部门派来一辆汽车，将郭德贤母子接到了市区“脱险同志联络处”。

安顿下来后，郭德贤急切地向已经脱险的罗广斌等人打听小波的下落，可是谁也无法告诉她小波的消息。

其实，党组织也十分着急，马上组织重庆大学、相辉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到白公馆、渣滓洞现场去寻找，甚至连附近的草丛都搜了个遍，仍不见小波的踪影。

各学校的学生们没找到小波，又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结果，住在磁器口的一个居民报告：11月28日凌晨，从歌乐山撤退经过此地的国民党军车上，有一个穿红毛线裤的小女孩。

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萧泽宽当即决定：迅速在《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这天，王素珍又带着小波到老地方摆摊。正巧，水果摊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公报》，不断有人前来看报。听到一些人在议论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枪杀了不少共产党员，有一个脱险者的女儿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王素珍赶快跑过去把报上的寻人启事仔细地读了一遍，而后回过身来问小波：“你是不是叫蒲小波？”

小波点了点头。王素珍又问：“你是不是从白公馆里跑出来的？”小波又点了点头。

王素珍又惊又喜，赶紧叫来丈夫，抱起小波就往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跑去。

那几天，郭德贤母子一直在招待所里接受治疗。12月4日，郭德贤刚回到房间，忽然听到外面有同志兴奋地大喊：“郭德贤，快点快点，你的娃儿找到了！”

郭德贤听到后冲出屋子，见到一对陌生的夫妻怀里抱着的孩子正是小波。

此后，郭德贤和王素珍成了经常来往的好朋友。1953年，王素珍夫妇感到城里面的生意不太好做，听说回家乡可以分到田地，于是便举家迁回了四川遂宁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素珍在丈夫去世后，到重庆一个姐姐家做客，几经周折打听到了郭德贤的住址，便找了过去。

得知王素珍在农村生活得十分艰难，郭德贤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她。以后，只要王素珍来重庆，郭德贤除从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外，还会像亲姐妹一樣地唠起家常……

监狱外面的地下党组织，也时刻关注着狱中的战友，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求营救的渠道。

中共川东特委根据狱中难友传出的信息，多次开会研究营救措施。一方面，千方百计筹措了一些金条，打通关节，或通过社会关系从监狱中赎出了几名学生党员和其他几名难友。另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8月，川东特委先后派遣陈昌、徐云桓二人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武装交警第1旅。经过努力，陈昌被任命为交警旅的中队长。不久，陈昌的职务又莫名其妙地被撤掉了。

劫狱计划暂时搁浅，但党组织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的情况……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

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难友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名重庆市党史工作者在查阅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时，偶然发现了结尾署名为“吉祥”的这封信，落款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写此信时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经多方证实，此信是当年被囚禁的地下党重庆市妇委书记胡其芬代表狱中党组织写的。信写成之后，由狱中难友暗中交给监狱看守黄茂才（信中所提到的“蓝先生”），让他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黄茂才也是贫苦家庭出身，经狱中难友多次做工作，已经悄悄为难友们传递了不少信件与物品。

郭德贤

黄茂才抽空冒着危险赶到市区，及时将此信交给了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重庆大学医学院女生况淑华。

事情重大，况淑华马上将信转交给了中共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此时已是11月22日。

刘康见信心急如焚，便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党组织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两名师长，向他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放开大路，让解放军顺利过江;二是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特务狗急跳墙进行破坏;三是要带领部队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里面的难友。

对于前两点，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点，两人都没有答应，理由是：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2旅的人，武器装备好，实力太强，不易成功。

地下党只得另寻他途。经过刘康、杨子明等负责人的一番努力，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员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而驻守机场的国民党军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兼“反共保民军”团长的陈秉国，同意借给部分枪支支持劫狱行动。

营救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聚集在一起，研究劫狱的部署和细节。

这天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方向红光闪闪，时有枪声。他心里一紧，下意识地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果然，第二天，大家就先后获知了白公馆、渣滓洞发生的大惨案。

营救行动功亏一篑，刘康和同志们心中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而那封“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党组织存入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