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造境
——汉代陶俑造型中的场景性因素

潘 曦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景德镇，333000）

中国雕塑未有制作者留名惯例，因在匠工序列地位不高，史料文字论述与材料视觉遗存少，一直无法与书画一般流传有序的研究讨论，核心一点就是缺乏典籍正宗般的名家与作品。这种缺憾感实际来源于不自主的与西方相同雕塑学科进行对比观察。

20 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不断发掘出诸多震撼人心的墓葬，中国历史各时段的考古在同一个时空段共同出土，我们突然间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也没来得及讨论继承的一个巨大的材料库，巨大的遗存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墓葬艺术延续千年的世界独有性。如何从各角度解读构建出独有的文明叙事方式，是我辈艺术从业者值得注意的问题。

1974年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注视“俑”一类造型。以“唐三彩”为例我们见到的诸多情况是墓葬出土不明，摆放位置关系无法窥见的单个“雕塑”。秦始皇兵马俑首先给我们的感受是在其他单个古文物中无法感觉到的“大”，此种“大”的感受不光流露在那些与人等高甚至乎高于人畜的陶俑，还在于那种扑面而来的现场性质与身临其境的现实感受，去过现场的人都会知道，此种场景都会给人以巨大心理暗示其空间性和真实感，难以主动注视其中某个人物或某个细节，此种感觉绝不是单个物体的无限接近所体现的写实性，而是模拟复原某一时空的瞬间场景所带来的强烈代入感。在此前以彩陶、玉器和青铜礼器三大典型早期文化标志中并不致力于塑造如此的时间性场景。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之一，彩陶则是典型陶器代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仰韶、马家窑和大汶口文化等类型，彩陶是日常使用的实用器皿，因有各颜色的图纹装饰其上所以被称之为“彩陶”，以抽象几何等图案来装饰是彩陶的主要特点。

另一文化成熟的代表是玉器，玉器是打制石器的自然发展结果，玉对中国向来有特殊意义。在工具极度不发达的时代，玉石制作是大量劳动力和时间的集合，代表的是先进的技术与精力，其价值被转化为某种权利的象征，从早期的模仿生产实用器的“像而不用”而逐渐出现了纯形式图纹装饰。

商周青铜器文明，是世界范围内所不见的以高度成熟的冶炼技术为支撑的文明，诸如张光直等学者直接称该时期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制作以更难提炼的原料技术和制作难度，承接了玉器的权利地位成为时代的核心，从其流行的各种兽面纹和著名的曾侯乙盘尊我们可以窥见，其纯形式化的装饰特点与象征性作用被进一步放大与复杂化。

综合观察上古的艺术传统，皆是以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力为基础，从而将物推向权利象征，形式装饰是其主要特点。巫鸿先生提到“商周礼器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描绘客观事物，而在于构成人神之间的交通渠道”秦始皇陵兵马俑则另开先河，不止再以单个物体材料的稀有和制作技术的难度来展示权力，而以单个立俑近两米、总数数千件、整体面积万余平方米的军事场景，直接地来宣告皇权的威严。虽然庞大的制作依然需要依靠最先进的技术，但此种场景性主要依赖复制技术而实现的，只有“产量丰富”遍地都是的“泥”才能满足于这种新的需求。因为新的个人权力欲望的渴求，也促使了陶俑技术的迅猛发展，先秦时期已出俑的殉葬情况，尺寸远不及始皇陵，个中原因主要是秦始皇的“始”观念的物化体现。

汉代初期用俑的制度也承秦而下，将场景化的趋势扩展到其它方面，汉初社会局势不稳定，军事的气氛也反应在陪葬俑中，兵马俑依然是主体，陕西咸阳的长陵陪葬杨家湾大墓，发现兵马俑2500 多件，坑中的骑兵俑均以前代未见得方阵形式几种排列，步兵俑新有大量的手执盾牌的形象，这些细节的变化体现着现实的制度。徐州地区是西楚故地，历来为军事重镇，西汉初期也是历代楚王的分封地域，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于1984年发现，是一座兼具竖穴墓特征的因山藏陵，有共3000 多件兵马俑，以兵俑为主。学界一直有两个论点，一个象征着现实军队的形制，另一种认为与西汉 “军事列阵以送”的丧葬礼俗有关，模仿现实送葬军阵的地下虚拟场景。郑岩先生曾在《葬礼与图像》一文中提到山东阳谷吴楼汉墓出土的一组“哭丧俑”，认为其有可能是葬礼中死者亲属的哭丧场景，并指出此类陶俑的出土说明墓葬的含义可能更为复杂。无论哪种观点都反映俑与当时的现实有极其复杂的关系。

景帝阳陵从葬坑以及陪葬墓从葬坑是目前发掘调查最全面的汉代陶俑坑，从九十年代开始，先后发现195 座从葬坑，出土的一大批陶俑是西汉的典型代表。这种大量即成形制的从葬坑制度，秉承秦代从先秦的祭祀人殉制度和车马坑，外藏椁制度演变而来，由秦汉时期模拟现实而塑造一个死后的“理想家园”观念下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制度。

阳陵从葬坑的单个规模虽不大但整体面积与集中程度远超秦俑坑，制度序列也更为明确，阳陵发掘了紧靠帝陵的从葬坑，这和远离始皇陵的兵马俑坑不同。相较于汉初杨家湾俑，此处骑兵俑减少和武士俑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宦官俑。俑的出现经常性伴随着其他如粮食、木车、陶仓、家畜等生活化的日用出行物品，家畜俑更是前所未有又出现了一个俑坑群，再加上数量众多字印不同的“印”，我们可以知道其属于皇帝近身的禁卫军性质。虽然如同始皇珍禽异兽坑一样还保留着活禽陪葬的传统，但阳陵多俑种并存，如中间夹杂着木俑的形制是秦俑所未见，同时还出现了骑马陶俑身而马匹为木质的情况，除了塑衣俑以外，出现了身体为陶制而双臂为木制的裸身陶俑，这些陶俑原来身着丝织盔甲等衣物，因年代久远衣物与木制双臂皆腐化未能保存完好，这种着衣式陶俑不仅出现于阳陵，还见于杜陵，茂陵等，是一种汉代初期流行的高级陪葬俑形式，这些情况也反映着汉室的楚文化背景。

我们通过陵园内与从葬坑分布已经功能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汉代帝陵更为严谨的皇权“象生”的特点，从新形式的坑、俑的材质性多样化交融，意味着愈发倾向模拟生活化的“真”，众多生产资料的出现是一个信号。

薄太后南陵与霸陵窦后陵以及阳陵部分陪葬墓从葬坑还出土了少量的女性俑，这些俑多为直接塑非着衣形式，这些多为近侍和宫廷乐舞俑，西汉初期以后此种反应宫廷与家居生活性质的俑场景已经越来越多。如1989年江苏徐州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一组乐舞俑，是乐舞俑的代表，其间乐器演奏者和舞者各司其职，动态各异，舞者的着装与普通乐者也有所不同，是极具特色的飘衣长袖，舞者扭动姿态幅度也比较明显，此组乐舞俑的从陶塑造与烧成的技术角度来讲难度大，经典的再现了西汉初期流行的长袖折腰舞的场景瞬间。

整体对汉俑进行观察，会发现无论是木陶还是其他材料的俑，尺寸远不及秦俑高大，一般为四十到六十厘米左右，地方性的俑稍小，阳陵立俑稍大，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秦俑的三分之一，我们可以感受到汉代俑“微型化”的特点。

事实上并不是汉代的另辟蹊径，特殊的是秦俑等比真人甚至超大形制，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此前的先秦俑的尺幅都比较小，大部分甚至不及汉俑，但汉俑所形成的统一比例与整体规模形式是秦以前所少见的，这是有意为之。场景的构成不光是宏观的场面或者单纯的复制性技术，巫鸿先生指出“场景的构成必然通过缩小或者放大的策略，将一组俑和辅助性其他道具置入一个和谐的空间结构并受统一的比例支配”，诚然秦始皇开创了此种场景先例，为与真实 “生器”的统一，将所有的陶俑都制作成等大阵容，在汉初民间怨恨秦朝苛政与连年战乱的情况下，虽然制大俑的技术已在，但无论是节俭和政策角度上都不宜再制作如此繁复的物件，我们可以从诸多地方看出汉代有意识地将比例缩小统一，如只有20-30 厘米高的陶猪狗、兵器盾牌、灶台等生产资料。

除了整个墓葬俑群统一比例的特点，这种“微型化”的趋势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单独自我内部构成一个和谐体系的“场景”，如广东地区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与陶船，有戴斗笠帽这种极具农业生产特色的农具刻画交代，通过旁边船与农田中或为水禽动物的体积大小观察，我们可以感受到其统一的单独场景性，富有广东地区地域代表性的生产资料即是船，广东地区临海，水路水系发达，汉时为南越国后复，该地区的经济生产与交通都与船有着重要关系。

中原地区的陶井陶水榭也极具代表性，河南淅川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水榭，整体结构是由下部水池和中间的亭榭组成，水池为圆盘形制，圆盘边上分列鸡鸭羊鹿等家禽动物，另外还有骑俑和吹奏俑等人物俑，池内有小舟船和鱼鳖等水生动物，小桥与中间园亭连接，亭内外坐、站着人俑，此件器物颇具特点的是人物与动物交相出现，并且人畜水体环境等都做了详细描述，亭榭顶上还出现了一只鸟禽类动物，但即使如此，各细节交代依然只叙述动态和功能，未有人物个性化特点表达。

河南宝灵张湾出土的东汉绿釉陶望楼，楼高1.3米，分为三层，楼的底端为一方形水池，池内有水生物，每层都设有武士、吹奏等人物俑，此楼的特点是塑造颇为方正，仿制造型结构严谨，从其每面向前出的琉璃瓦花纹图示及楼屋配件刻画即可看出，与前列陶水榭类似，其屋顶中心有展翅鸟类，汉代建筑明器的高层建筑屋顶都有类似的鸟禽图案，可推测为汉代高层近天，祥瑞思想的体现，此件陶望楼是西汉以后大量仿木建筑模型明器的一个缩影。

用这些自成一体的楼阁建筑、农田模型、猪圈陶仓等生活化的“微型”明器殉葬是汉代中期以后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房屋日用的明器微型化与人物的微型化有同样的意义，人们对待真实这一态度发生了转变，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精准定位，而更在意于现实生活本身，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塑像，写实的不是个体细节而是观念。在生活化的同时，制度的严谨性下降，场景的塑造不再像之前一样强烈的依赖复制技术。

汉代人不断努力将物体统一微型化的同时，东汉时期画像石砖与墓室壁画也兴起盛行，勤俭节约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文景之治后汉朝的物质生活已远超秦朝，西汉到东汉整个社会自上而下一直笼罩着厚葬的风气，但依然没再出现始皇陵那样“巨大”的俑，而是“微型化逐渐扩充到生活的各角度与整体场景，原因不再于材料与技术，而在于汉代人追求的是象征生活的理念化的延续，更好的再现生活，人们建造墓葬与装饰它的目的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死后“理想世界”，基于此无论是普通人的墓葬或者是拥有庞大规模的帝王陵园，其现实空间依然是有限的，如按照等大化再造，人们无法将生前所见的包括江河山川、亭台楼阁、物质家园、歌舞戏曲等喜爱的事物一一如愿地搬进墓葬，而微型化的处理无疑将更能满足于上至帝王下至民间的现实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