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建构演变研究

李 锋，王智鸿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333403）

0 前言

青花瓷指用氧化钴作呈色剂、在瓷胎上直接描绘图案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入窑烧成的釉下彩瓷。[1]青花瓷诞生是世界陶瓷史的重大事件，其素肌玉骨、幽蓝典雅，居景德镇“四大名瓷”之首，千百年经久不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提“符号二元论”，即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指客观事物，所指对客观事物的象征与阐释，开启了符号学研究先河。青花瓷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被频频应用到众多设计领域，南昌万达茂独具特色，成为全球最大的青花风格建筑群；青花瓷风格酒品包装琳琅满目，让酒、瓷文化完美融合；品牌青花瓷手机上市大火，成为消费者争相追捧的对象；青花瓷风格礼服设计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吸引世界目光。青花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型符号，彰显出全世界对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的高度认可。青花瓷是中国人含蓄内敛、锐意进取精神的象征，具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特征。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建构经历了萌芽、发展、确立漫长的历史过程。青花瓷成为中国文化符号须具备双条件：（1）实现国内与国外的双向流行；（2）受到全体社会大众认可，而非仅受到权贵阶层的推崇。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具有三重内涵：（1）高辨识度：“蓝白符号”是中国文化的彰显；（2）独立性：不借助外力，具有特殊意义象征；（3） 创新性：具有传承创新的研究价值。

1 青花瓷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分期研究

1.1 萌芽期

青花瓷最早诞生于中国唐朝，扬州青花瓷片的出土被看作最早青花瓷的考古发现，唐代“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中并无青花瓷产品。两宋时期也有零星青花瓷出土，但与数量庞大的宋代单色釉装饰相比，影响甚微。从陶瓷装饰看，宋代以刀代笔，以刻为主，陶瓷绘画装饰并未成为陶瓷装饰主流；从审美角度看，宋代以素雅含蓄为审美标准，强调“初发芙蓉”之美，强化“以少胜多”；从商业逻辑看，唐宋青花数量甚少，在经济贸易中不能创造较大经济价值，因此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推广。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在唐宋期间如同“星星之火”，引领着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构建的“燎原”之势。

1.2 发展期

元青花横空出世，是汉、蒙元、伊斯兰等多种文化联姻的“混血儿”，中国提供完善制瓷技术，西域提供瓷绘颜料苏麻离青。元青花装饰主要运用龙纹、凤纹、麒麟纹、缠枝花卉、莲瓣纹、云肩纹等中式传统元素，通过组合，塑造出繁缛细密的伊斯兰艺术风格，具有典型“中体西用”的特征。元青花“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内统治阶级中尚不流行，“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2]元青花主要销售市场是西亚与非洲，消费对象非富即贵；而国内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普通青花产品，多采用国产釉料绘制，釉色暗淡，和外贸瓷品质相差甚远，元朝“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卵白釉瓷流行，青花瓷并没有成为国内陶瓷用品的主流，但元青花的成熟，为明末清初青花瓷的全球大流行现象，奠定坚实基础。

1.3 确立期

明代是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的确立期。明袭元制，明太祖实行黜奢节俭政策，在景德镇珠山建御器厂，青花瓷成为官方礼器，运用于祭祀、庆典等官方重大场合，青花瓷的主体身份被官方认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权意志无形中奠定了青花瓷的地位。明朝朝贡制度和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加速了青花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青花瓷贸易不断强化沿途民众对青花瓷的鲜明印象，建构起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的雏形。永宣后，国家贸易中断，但民间走私贸易一直屡禁不止，青花瓷仍可通过走私渠道外销。葡萄牙开启大航海时代序幕，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接踵而至，欧洲成为青花瓷销售的主要海外市场，而磁州窑、龙泉窑传统陶瓷产品，因景德镇彩瓷的竞争而趋于没落，这说明民众审美标准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青花瓷认可程度达到新高度，景德镇陶瓷生产已经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而青花瓷产品是景德镇陶瓷内销外贸的绝对王者。明末官窑衰落，民窑兴盛，民窑生产不再受限制，一艘艘商船前仆后继，景德镇青花瓷生产夜以继日，数以亿计的青花瓷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构建起青花瓷独特的文化景观。“物以稀为贵”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当货物供给量不断攀升之时，其价值必然趋于下降。青花瓷不再是东西方权贵的专属品，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青花瓷成为国内外生活用品。明末，青花瓷成为中国文化符号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均得以满足，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正式构建。

2 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建构探源

2.1 海外贸易 利益驱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萌芽期、发展期、确立期，兴盛的海外贸易是促使青花瓷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原因。元代剑鸣马啸、疆域辽阔、海外贸易兴盛，青花瓷成为元朝海外贸易的重要产品。青花瓷蓝白相间，与元青花主要市场伊斯兰国家的“尚青尚白”习俗完美契合，引发伊斯兰贵族的争相追捧，引领了元青花的海外大流行。源源不断的海外经济收入，使国内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国内青花瓷生产，和国外市场形成良性互动。明初建立后实施简朴政策，青花瓷官方地位确定，成为官窑生产体系的主角。明代对外贸易采用“薄来厚往”朝贡制度，青花瓷作为国礼被源源不断地送往世界各地。永宣时期，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扩大了青花瓷的世界传播。永宣后官方贸易中止，但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海上走私兴盛。隆庆开海，大航海时代繁荣兴旺，民窑发达反超官窑，文人画家参与青花瓷设计，数以亿计的青花瓷被销往世界各地，青花瓷成为大众生活用品，全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青花瓷的国内外畅销，极大地充实了国库经济实力，成就了明代“白银帝国”地位。从商业角度上看，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国内青花瓷生产者夜以继日地组织生产，开发青花新样式，以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青花瓷的中国文化符号构建之路，经济利益是首要推动力。

2.2 皇权意志 官窑制度

元初国内皇权贵族以金银器为主要生活器皿，元青花、卵白釉瓷和釉里红“三分天下”，青花不占优势。浮梁瓷局的建立，为景德镇官窑制度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明代设御器厂，青花瓷广泛运用于祭祀、庆典等领域，青花瓷的国内正统地位逐步得以确立。青花瓷的国内主要消费群体是权贵阶层，通过皇帝赏赐获得，而此时文人士大夫认为“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3]。官窑生产制度严格，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生产前需“定夺样式”，在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前提下，不能擅自生产，没达到皇家质检标准的瓷器也要打碎，就地掩埋而避免流落民间。从现存皇帝陶瓷生产指令资料看，青花瓷生产是陶瓷主流，青花瓷的纹饰、审美都是皇权意志的直接反映。官窑占有最好的工匠、最好的原料、最好的窑炉和最完善的制瓷体系，不计成本地开展生产，因此符合皇家标准的青花瓷很难流入民间。明初，民窑生产处处受限，举步维艰，民窑青花瓷和官窑青花瓷的质量无法相比。青花瓷在14 世纪，没有达到举国上下喜爱的程度。[4]嘉靖时期，朝廷腐败，推行“官搭民烧”陶瓷生产制度，对民窑进行剥削，但同时也造成大量制瓷技艺、制瓷原料的共享与外传，这些极大地促进民窑制瓷技术的突飞猛进。晚明时期，内忧外患，百年官窑衰败不堪，民窑反超官窑，迎来了民窑发展的春天。

2.3 需求满足 来样定制

元青花主要分为外销和国内民用两种，海外元青花纹饰繁密、幽蓝神彩，均为元代外销品，具有神秘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这和与宋元文人士大夫“含蓄沉静”的审美标准大相径庭。元青花风格鲜明的装饰设计范式，对后世陶瓷设计影响深远。设计以市场为导向，元青花的主要外销市场为西亚，伊斯兰国家政教一体。元青花层层叠叠、繁缛有秩的艺术风格，正好契合伊斯兰艺术”繁密为美”的审美标准。元青花以陶瓷为载体，讲好伊斯兰宗教故事，不仅满足了穆斯林的功能需求，也成为穆斯林的人文精神寄托，青花瓷在国外贵族中的“中国印象”逐步加深。明初青花相比元青花，虽然纹饰依旧满身，但不再密不透风，而趋于疏朗隽秀。从经济学逻辑看，这表明海外消费群体对青花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青花瓷的认可程度逐步提升，若按“慢工出细活”的老标准组织生产，难以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因此以装饰为突破口进行减法，在保证产品质量与提升生产效率之间做出平衡。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再次把青花瓷输送到世界各地，让“青花瓷流行风”再次刮起，明初青花的海外需求量大于元朝，青花瓷在海外的传播力进一步加强，也为青花瓷的消费群体逐步下探到普通阶层，打下坚实基础。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来样定制”成为陶瓷设计热门，克拉克瓷、纹章瓷、耶稣瓷等新品层出不穷，这些国人并不感冒的装饰设计纹样开始在青花瓷上盛行，生动体现出“充分尊重消费需求”的市场经济规律。“物以稀为贵”是不变的经济规律，当货物供给量不断攀升之时，其价值必然趋于下降。青花瓷不再是东西方权贵的专属品，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青花瓷成为生活日用品。青花瓷开创欧洲“炼银购瓷”“茶瓷相伴”的消费新时尚，新型生活方式的引领，促进了青花瓷产品设计新高潮，这对当时不具备青花瓷生产条件的欧洲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青花瓷为满足社会各阶层而设计生产，各阶层的青花瓷消费需求都能得以满足。

2.4 民窑繁荣 融入生活

“官搭民烧”政策对民窑形成新的剥削，但同时也为民窑的大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官窑放松对民窑的管理，陶瓷装饰逐步世俗化。陶瓷工匠极尽所能，用青花绘画装饰将世俗生活搬上陶瓷，花虫鸟兽、市井生活、神仙故事等无所不包，具有浓郁生活味道。实行“班匠银”制度，实现陶瓷工匠身心解放，随着官窑民窑互动，晚明从“官民竞市”到“官衰民盛”，青花瓷产能在实现“爆发式”大增长，晚明是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将官窑产能比作一座岛屿，那么民窑产能就是环绕这片岛屿的汪洋大海。“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5]从史料记载中，不难想象当年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民窑生产以服务大众百姓为主，青花瓷物美价廉而逐步深入人心。隆庆开海后，大量的海外贸易需求使青花瓷出口倍增，国内民窑生产日夜不停，海外贸易前赴后继，青花瓷行于九域，造就青花瓷出口奇迹，国内局势的动荡并没有影响青花出口。“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青花瓷在国内和国外实现了双流行，这标志着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的正式构建，成为大航海时代世界性流行文化事件。著名心理学家R.扎荣茨提出“熟悉度理论”，即人们对熟悉的事物总是充满好感，青花瓷深入人心。晚明时期，青花瓷从宫廷走向社会时尚，从权贵消费走向大众消费，完成青花瓷中国文化符号的塑造。

3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6]“国潮风”成为当代国人日常生活关键词，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各领域。“国潮热”充分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下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同时表明国民对“新时代新创意”的高度期待。设计是调节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手段，设计作为产业链前端，充当市场先行者角色。青花瓷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已深入应用到多个领域，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演绎，这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崛起的表征，表现出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是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