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使命 社会担当 文化传承
——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出版人谈起

涂 艳

(贵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 550025)

2021年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时代背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梳理了那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讲述了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自播出以来引起了巨大反响，豆瓣评分9.3分。从一项针对《觉醒年代》观众年龄分布的调查来看，《觉醒年代》在90后及00后中影响最为广泛，其中95后观众的占比超过一半，成为《觉醒年代》的主要受众。该剧能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捧与热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创作团队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剧组不仅在开拍前请到了相关党史研究专家对内容进行把关，并且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革命历史纪念馆、北大博物馆等，掌握了各种文史资料，力求真实地将这段历史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觉醒年代》通过讲述《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创办的过程，拉开了故事序幕，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纪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的标志性事件。”1915年，政治上屡遭失败的陈独秀从日本归国，此前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救中国。“改朝换代几十次，还不是专制体制的循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个格局，这次我们遇到的强敌真的不一样了！”“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当务之急的要造就一代新人！”(1)陈独秀此番想法参见《觉醒年代》剧中第二集的人物对白。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了创办一本刊物的念头。“一思想启蒙，二改造社会。”“此次回国，我想创办一本杂志作为唤醒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2)参见《觉醒年代》剧中第二集的人物对白。随后，陈独秀通过亚东图书馆的关系，与既是老板又是出版人的汪孟邹商量“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一生中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这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20世纪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浓墨重彩地讲述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艰辛过程以及他如何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故事。

一、“五四”时期的出版业：从思想的觉醒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和苦难。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独秀，在经过各种政治救国的探索之后，决定创办一本唤醒青年的刊物。《觉醒年代》再现了当时创办《新青年》的艰难。由于没有经费，刊物在创刊之初遇到重重阻力，就连和陈独秀一同办刊的出版人汪孟邹都是一筹莫展。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就在汪孟邹焦急等待办刊经费的同时，陈独秀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拟出了刊物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这六条标准总结起来就是“五四运动”中宣传倡导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麻木、愚昧、无知、落后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的标签，《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一声惊雷，惊醒了无数梦中人，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新青年》思想的热潮。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职，《新青年》也随之迁入北大。杂志的社会影响力随即扩展到高等学府，新思想的传播找到了更加肥沃的土壤。从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多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出版物在传播新思潮的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当时出版界的快速发展。“新出版与新文化的互为推动，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2]85据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一书统计，清末最后5年全国共创办报刊231种，平均每年46.2种；民国最初5年共创办报刊457种，平均每年91.4种；1917年至1922年6年中共出版期刊1 626种，平均每年出版271种[3]。除了《新青年》外，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兴出版社，有代表性的出版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以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李小峰、汪孟邹等为代表的职业出版人。他们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在当时可谓名声大噪，并且出版了很多旷世之作。

二是以鲁迅、巴金、胡适、徐志摩、茅盾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出版人。鲁迅以及太阳社、创造社、“左联”先后创办的刊物有《语丝》《前哨》《萌芽》《奔流》《无轨列车》《太阳月刊》《幻洲》等。徐志摩创办的《新月》，主要以刊登新月派诗歌为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是以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等革命者为代表的出版人。他们创办的《湘江评论》《每周评论》较有影响力，两个刊物都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相互补充、协同作战，共同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前进的明灯。1918年《每周评论》创刊，李大钊用“守常”“明明”等笔名为其撰写文章；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些期刊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固守旧思想旧文化的老牌杂志也在新风气的影响下革新了内容，不断去迎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

四是以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出版人，新潮社的傅斯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新潮社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进步教授的思想影响下，集合同好，为了出版《新潮》月刊，与《新青年》杂志相呼应，成立的一个团体。”[4]直到1919年底赴欧留学之前，傅斯年一直担任该刊的主任编辑。

二、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坚守出版人的良知，传承中华文化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这10年间，随着思想的解放，印刷技术的提高，交通的进步，近现代的中国迎来了出版的黄金时代。无论是从书局的管理机制还是出版物数量而言，这一时期的出版业较之从前都有较大的跨越，出版的书目涵盖了教育、文化、历史、文学、科学、经济、时政、妇女、儿童等多个学科领域，在这里主要谈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首先在学术文化方面。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四部丛刊》，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 100多册。该书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1929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了《万有文库》，共收录1 721种、4 000册图书，内容包括古今中外各门学科，其目的是为普通学校、家庭打造一个小型图书馆。当年，美国《纽约时报》是这样评价《万有文库》的：“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3)参见“学习强国”强国号发布：《90年前的〈万有文库〉，俨然一个小型图书馆》(商务印刷馆，2021-04-03)。

其次在教育方面。一是创立了众多教育类刊物，如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教育杂志》，开明书店旗下的《中学生》，中华书局旗下的《中华教育界》《教育丛刊》《教育汇刊》《中等教育》等。二是出版多种教科书。“1930年以后北新出版的教科书，品种上既多，范围上也相当的广，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多个层次……《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中，收录了62种由北新出版或发行的教科书，而这个数字，因为《民国时期总书目》本身的收录不全，实际上肯定要有所超出。”[2]187三是出版青少年教育读本。开明书店把出版书刊的重点集中在青少年读物上，影响了一个世纪之久，由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再次在妇女解放方面。该时期不仅创办了《妇女杂志》《现代妇女》等杂志，还出版了盛极一时的上海经典女性专刊——《玲珑》。1936年，《玲珑》刊登《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提出成为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维、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维、不做‘性’的依附、娶亲不要妨碍前程”[5]。在这类文章中，作者大多普遍强调女性解放，提倡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灵魂远高于外貌等。

这些出版成果无不凝聚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人的心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不是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他们是很难完成这些鸿篇巨制的。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出版人主动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才有了今天对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政治活动家、著名评论家、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邹韬奋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代表，在“进步文化事业”的旗帜下，他真正履行了有文化有理想有担当的职业出版人的职责。在今天，新闻工作者或编辑工作者获得“韬奋新闻奖”，意味着获得本行业的最高荣誉。邹韬奋先生在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体现的职业境界和职业精神，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出版人。

三、延安时期的出版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筑牢马克思主义主阵地

延安时期指的是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19日随中央红军长征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迎来革命胜利曙光的近十三年时间。在这个时期，党中央不仅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镇压，还要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者。“同时，党通过出版发行大量的出版物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6]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出版方面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筑牢马克思主义阵地：一是在延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通过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1942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推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以党报党刊筑牢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共产党人》等几个重要的报刊，一方面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与人民群众呼吸相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打击、揭露敌人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贡献。此时的出版人主要为党的领导干部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例如，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先后写出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章。而这些思想都发表在当时的党报党刊上，对于全面宣传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峥嵘岁月，老一辈的革命同志，如博古(4)博古，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并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杨松(5)杨松，1941年在延安创办和主编《解放日报》，是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张闻天(6)张闻天，1935年至1945年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并发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老一代新闻人用“一支笔”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工农，培育了众多的革命者，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推进了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程。党的新闻机构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出版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出版事业也由此开启了新的征程。1949年10月3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由此可见国家领导人对于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出版工作主要体现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原则。从1949年到1951年间，先后成立了光明日报社(1949年6月成立)、工人出版社(1949年7月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1月成立)、人民出版社(1950年12月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2月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

一些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也纷纷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如由夏瑞芳在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954年迁址北京；由陆费逵在1912年筹资创办于上海的中华书局，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此三家即为“三联书店”的前身)，1951年8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联”名义出书；1954年4月“三联”获中央批准有了自己的编辑室，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以“人民出版社”为例，这个时期大多出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普及性读物，党史和党建论著，一流学术著作以及重要人物传记和哲学社会科学工具书及教材等。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及资深编审吴道弘在《记忆中的出版往事》一书中写道(口述)：“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两本都是毛主席的书。《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著的。另外还有《中国革命读本(上、下册)合订本》王惠德著。”“1952年也出了不少好书，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胡绳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7]

五、数字化出版时代的到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增强综合国力

当纸媒还在考虑如何做大做强时，数字出版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身边。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出版业逐渐实现了从单一的纸媒到新媒体融合的时代。新媒体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新的介质、新的载体、新的功能，天然地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阅读方式便捷、互动性好等优势，这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传统出版与新媒体相融合后，出版人欣喜地看到出版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机遇。而如何融合也是摆在出版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笔者曾经在2020年的一次编辑业务工作培训会上，有幸聆听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故事会》主编、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何承伟老师授课。何老师在回答“出版人如何迎接数字化出版带来挑战”的问题时指出，最关键的还是“以质量取胜”。从1973年开始，何承伟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故事会》，它创造了中国杂志的历史神话、政治神话和经济神话。《故事会》的成功很大程度来源于出版人何承伟对出版最为精准的理解：“传统媒体中的那个‘传统’，是一种多么值得尊重的品质，它不是包袱，而是财富。新媒体，在传统面前是多么的天真和肤浅。历史告诉我们，最容易颠覆的是技术，而精神和灵魂，却有着经历百年仍被常看常新的力量。”(7)2020年8月18日何承伟老师授课内容。这一席话，再一次提醒出版人要时刻关注出版本质或者说是功能，即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

当然，出版人在关注内容、功能的同时，也要积极调整自身发展的战略。“转变思维观念、转变生产经营、转变体制机制等出版需要改变的根本点，以及选择与发现是出版的本质、内容优劣是衡量出版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拥有出版人的情怀等出版需要坚持的根本点。”[8]在新媒体融合方面典型案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澎湃新闻”的成功上线。“澎湃新闻于2014年7月22日正式上线，是在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心下创建、发展起来的全国第一个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全面转型的产品，也是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重点打造的新媒体产品，筹建团队来自东方早报。”[9]澎湃新闻的栏目包括要闻、视频、战疫、时事、财经、湃客、思想、生活、科技、体育、评论、国际、智库、政务等，栏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大领域，最大限度地整合优质资源，做强做精做深内容，不仅表现出准确性、全面性、权威性、深度性、前沿性等特点，并且充分考虑用户个性化设置。尤其是思想专栏，其栏目宗旨为“提供思想交锋平台，让立论各异的思想者交流争论”。思想专栏提供了最宽泛的学术领域和学术视野，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电影、绘画、音乐、舞蹈、考古等。笔者所在的期刊曾在2019年2月刊载一篇题为《河洛古代墓葬与壁画艺术的保护与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内容主要是作者韦昊昱与河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女士围绕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而展开的一场对话。该论文涉及博物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发表后不久即被澎湃新闻思想栏目中的古代艺术专栏全文转载。如此，既传播了思想文化，又扩展了读者的知识面，还可以达到多次传播的效果，增强读者的关注度。

六、结语

出版人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印记和标志，新时期的出版人应以《新青年》时代的出版人为榜样，赓续接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承担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当，不断创新意识、提高素质、培养能力，把个人的职业理想与祖国崇高的文化事业结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用优秀的出版物去鼓舞人、感染人、引领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