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西域间骏马贸易与李广利征大宛

郑炳林 张静怡

内容摘要：西汉时期，骏马贸易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统治者对良马的渴望，更直接关乎着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敦煌正处于西汉至西域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与骏马贸易有着密切关系。汉武帝时期，军队的士卒为了迎合武帝对天马的喜好，曾先后编造出余吾水出天马与渥洼水出天马的传说。随着张骞的通使，西域各国的良马得以进贡入中原，并由此引发了西汉与大宛国的战争，由李广利率兵先后两次征伐大宛得胜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方得以正常进行，这些西域良马通过敦煌进入中原，改良了西汉的马种，迅速提高了西汉的兵力。

关键词：西汉;骏马贸易;李广利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1-0001-12

Research on the Horse Trade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Campaign Led by Li Guangli against Dayuan（Ferghana）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ZHENG Binglin ZHANG Jingyi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horse trade wa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Han Empires strategy for managing the Western Regions， not only as a means of procuring horses of quality， but also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ensuring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empire. Dunhuang， located at the hub of traffic between the heartland of the Western H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paramount to the trade of horses between kingdoms. Numerous legends began circulating among the soldiers of the empir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claiming that “heavenly horses can be found beyond the Yuwu River （currently Tura River），” and “heavenly horses emerge from Wowa Lake.” Following Zhang Qians diplomatic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quality horses began to flow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as tributes， an event which wa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riggering the war between the Han Empire and Dayuan （Ferghana， an ancient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current capital of Uzbekistan）. General Li Guangli led the army of the Western Han and twice defeated Dayuan， following which the horse trade returned to its previous state. The influx of superior horse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improved local horse breeds and rapidly boosted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Western Han Empire.

Keywords：Western Han; horse trade; Li Guangli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自西周起，中国古代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就已经开始了，敦煌文献记载了西周时“骏马朝发咸阳晚至龙勒”。敦煌的龙勒县、龙勒泉和龙堆泉等都因骏马而得名。古代典籍和敦煌文献，有西汉敦煌郡渥洼池出天马的记载，有西周得天马朝出咸阳暮至敦煌的记载，亦有汉武帝得天马愍而放归朝出长安暮至敦煌的记载，可见西汉时期敦煌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敦煌地理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悬泉水条，敦煌写本《敦煌古迹二十咏》渥洼池咏，S.367《沙州伊州地志》龙勒泉和龙堆泉条，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龙勒泉、龙堆泉和寿昌海条，P.5034《沙州地志》壽昌县龙勒泉、龙堆泉和寿昌海条等都记载了骏马的各种传说，敦煌写本碑铭赞和发愿文也都记载了敦煌出骏马。这些记载的根据基本上都源自于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敦煌征大宛获得天马的事迹，而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西汉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本文将从渥洼池出天马与汉武帝对骏马的偏爱、西汉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李广利征大宛的经过等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 从余吾水出天马到渥洼水出天马

西汉的军队配置最初以步兵车战为主，后发展到步骑相间搭配，自始至终骑兵不占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就是马匹缺乏。汉景帝四年（前153）“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1]，这条法令足见西汉对马匹的珍视程度。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争夺对象主要是马，汉景帝六年（前151）“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1]150匈奴与西汉政府围绕边地的战争，很可能与马匹的争夺有关。

西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出现过两个传说，即余吾水出天马和渥洼池出天马。这两件事情中，一件发生在汉朝北部匈奴地方，一件发生在西汉西部的敦煌地区，前者是汉朝军队征伐匈奴行军至余吾水发现了余吾水出天马。后者是敦煌界屯戍兵士发现了渥洼池出天马，初看二者虽似乎不存在关联，但通过仔细分析可发现，二者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第一，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期间;第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很近;第三，这两个事件都是征戍士兵制造出来的;第四，他们都是迎合汉武帝的爱好编造出来的。

马出余吾水的编造是基于匈奴地区出骏马这一事实，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畜之所多则 马、牛、羊，其奇畜有则橐驼、驴、驘、驶骎、（马匋）（马余）、（马单）（马奚）等骏马等骏马”{1}[2]。冒顿与其父单于骑善马，至冒顿为单于时东胡强盛，“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2}[2]2889平城之役“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3]冒顿给吕后的信中自称“长于平野牛马之域”“因献马，遂和亲”[3]3755，就是说匈奴地区以出产骏马而著称。至孝文帝时冒顿单于遗汉书称：“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3]3757。随着匈奴占领河西走廊，蒙古马也随之进入，故出征匈奴的军队会编造余吾水出骏马的传说，这里的余吾水指蒙古鄂尔浑支流流经乌兰巴托的土拉河[4]。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伏击匈奴于马邑失利之后，开始对侵犯边境的匈奴进行反击，元光六年（前129）派遣卫青等出兵攻打匈奴至龙城，龙城是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的地方{1}，其地理位置大约在今哈尔和林。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遣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攻打匈奴;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上谷、渔阳，汉武帝派遣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前124）、六年（前123）汉武帝遣卫青将兵连续出朔方、高阙、定襄，击匈奴。特别是元朔六年将六将军攻击匈奴，行军进入匈奴的腹部，取得了很大胜利：“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2}。这次进军到达何处，《汉书·匈奴传》《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朔六年卫青将六将军出兵两次，第一次没有记载行军到达地点，第二次记载行军到达绝大幕[3]3767-3768[5]。《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元光六年（前129）击匈奴，“青至龙城，斩首虏数百。”[6]龙城就是今乌兰巴托，表明汉朝军队已经到达余吾水上，这点也可以从《史记·滑稽列传》关于东方朔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7]

在这几次战争中汉朝的军队都行军到乌兰巴托附近，因此汉朝军队对这一带地理地貌非常了解，这就为余吾水出骏马的编造创造了条件。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遣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击匈奴，斩首八千级。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元狩二年夏余吾水出骏马：

夏，马生余吾水中。[5]176

关于余吾水地望，颜师古注引應劭曰：“在朔方北也。”[5]176另外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征匈奴，“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史记索隐》引《山海经》云：“北鲜之山，鲜水出焉，北流注余吾。”[2]2918《汉书·匈奴传》记载李广利将七万出五原征伐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3]3778又记载“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3]3783余吾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匈奴等部图”确定为今土拉河[4]。这次报告给汉武帝余吾水出骏马之事，可能是卫青于元光六年所率领的军队汇报给汉朝政府的，虽然汉朝政府当年没有出兵匈奴，但是元光六年进入幕北的军队肯定到达了余吾水，之所以将这个祥瑞汇报给汉武帝，不仅是迎合汉武帝个人爱好，同时表明西汉与匈奴之间的通使还没有中断，抑或戍边军队通过间接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用以讨好汉武帝，勾起汉武帝征伐匈奴获取骏马的决心。汉武帝虽然得到这个祥瑞，并没有刻意做文章，很可能因为余吾水还在匈奴控制之下，虽然出产骏马，但是似乎彰显汉朝的威望有限。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汉朝的军队多次行军至余吾水一带，如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攻击匈奴，卫青军队到达阗颜山赵信城，而霍去病的军队到达余吾水附近的狼居胥山、姑衍山。

古代河西地区也是出骏马的地方。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3]3749冒顿既然从月氏地区盗得善马，而月氏生活在河西走廊，因此可得知河西走廊在月氏居住时期就畜养善马。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征伐匈奴取得河西地区，因此留居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也可能以养马著称。在余吾水出骏马后的次年，霍去病驻守敦煌的戍卒编造了渥洼水出天马。关于汉武帝时渥洼水出天马的时间，史籍中有元鼎四年（前113）和元狩三年（前120）两种记载。《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四年（前113）：

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颜师古注引李斐曰：

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5]184-185

《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十一月天子亲郊见祠太一之神下诏称：“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5]185太始二年（前95）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5]206敦煌文献基本上沿袭了《汉书·武帝纪》的记载。P.5034《沙州图经》“寿昌海”条记载：

一（所）海水：

右出寿昌县东南十里，去州一百廿里。方圆可一里，（其）深浅不测，地多芦，駹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县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按）《（汉）书·孝武本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李斐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作土人，持绊勒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人代土人持绊勒收得其马，献之。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渥洼水即此海也。[8]

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稍微简略：“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长得天马之所。”[8]61而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与《寿昌县地境》基本相同：“寿昌海，（县南十里，即渥洼）水，屈曲周回一里，其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 [8]65二者都没有记载渥洼池出天马的时间。《史记·乐书》虽然记载渥洼水出神马，但是也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與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史记集解》引李斐曰：

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9]

无论是《史记·乐书》还是《史记集解》都没有记载渥洼池出天马的具体时间。

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有天马之歌，并记载天马之歌撰写的时间是元狩三年（前120）：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筡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池水中作。天马俫，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俫，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俫，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俫，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俫，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俫，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天马作。[10]

《汉书·礼乐志》记载渥洼池出天马的时间是元狩三年（前120），整整比《汉书·武帝纪》记载的元鼎四年（前113）提前了八年。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二年马生余吾水中，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至祁连山斩首虏三万余级。“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5]176-177《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钜万。”[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1]1173其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人降汉，汉遣霍去病迎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置屯田官，并征發大量戍卒屯田敦煌界，很可能遭刑戍守敦煌的暴利长就是随军北征匈奴的士兵，他们在匈奴龙城一带编造了马生余吾水中，来到敦煌界渥洼水旁屯田，为了讨好汉武帝继续编造了马生渥洼水中的故事。《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记载：“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是岁，得神马于渥洼水中。上方立乐府，使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诗以合八音之调。诗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马，次以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胡三省注曰：“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马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绊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又曰：“《考异》曰：《史记·乐书》：‘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次以为歌。中尉汲黯进曰：陛下得马诗以为歌云云。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按《天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武纪》云：‘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于甘泉。太初四年，贰师获汗血马，作《西极天马》之歌。公孙弘以元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内史，五年为淮阳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尝为中尉。或者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为右内史而讥之，言当族者非公孙弘也。虽未立泰畤，或以歌之于郊庙，其十九章之歌当时未能尽备也。”[12]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将渥洼水出天马的时间记载在元狩三年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这个记载时间不误，余吾水出骏马的时间与敦煌渥洼水出天马的时间仅仅相差一年。

元狩二年春夏霍去病分别出陇西、北地，连续两次出兵攻击匈奴右贤王领地河西，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明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其秋，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汉使票骑将军迎之。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3]3768-3769《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也记载了霍去病迎接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 号称十万。”[6]2482“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1}[6]2492霍去病迎接浑邪王降众并不是很顺利，先是遣送浑邪王乘传诣行在，其次尽将其众渡河，然后开河西酒泉地，将河西地区的胡寇基本全部移徙至长安，从此河西至罗布泊基本上见不到匈奴。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得知，霍去病率领的军队很可能就是原来卫青率领征伐匈奴到龙城余吾水的军队，因此元狩三年屯田渥洼水的南阳暴利长很可能就是参加卫青征伐匈奴的士兵，后来跟随霍去病迎接浑邪王，开河西酒泉屯田敦煌界，他们于元狩二年编造余吾水出骏马，或者在敦煌屯田听说了余吾水出天马，为了得到汉武帝的封赏就在敦煌渥洼水又编造出渥洼水出天马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迎合汉武帝嗜好天马的心理。

二 西汉与西域乌孙大宛之间骏马的贸易

敦煌文献记载敦煌周时出骏马，见载于《寿昌县地境》：“龙勒山，县南一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8]60既然龙勒山是因周时龙马得名，那么与龙勒山同时得名的龙勒泉却是因李广利征大宛得名，但是还有一个水泉虽然没有记载，很可能是因周时骏马得名，它就是龙堆泉：“龙堆泉，县南五里。昔有骏马，来至此泉，饮水嘶鸣，宛转回旋而去。今验池南有土堆，有似龙头，故号为龙堆泉。”[8]60-61“昔”很可能指西周，如若指李广利获骏马，则应当明指。这个记载可以从史籍中得到印证。

周穆王是最早喜好骏马的帝王，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就善御马，得幸于周穆王，曾为周穆王驾驶骏马西巡见西王母，乐而忘归：“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 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13]这些有名的骏马很显然与西域贸易有关，造父生活在西部很可能与牧马有关。周穆王让造父驾驭一批骏马去访问西王母{1}，可能这批骏马的来源与西王母部落有很大关系，相传穆天子有八骏之乘，因马的肤色得名，分别叫作赤骥、盗骊、白义、渠黄、骅骝、騟騟、 騄耳、山支{2}。根据《穆天子传》记載，周穆王与西王母会面的地点就在酒泉以西到罗布泊的地方，周穆王在敦煌一带与西王母会面所得骏马很可能就是乌孙马，因为当时这里生活着大月氏和乌孙人。所谓“日行千里”与敦煌文书记载的“朝出咸阳暮至寿昌”一样，都是形容骏马速度之快。周穆王好马，秦的祖先造父以善于养马而著称：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13]177

于是周孝王赐姓为嬴，令其后世为周息马。我们得知秦之先已为周朝牧马，因此秦国的畜牧业十分发达，特别是牧马业。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缪公与晋惠公的战争：

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13]188-189

经过多年的经营秦国以出善马而著称于时，我们推测这些善马很有可能通过与西羌、大月氏的贸易而获得。

西汉诸帝中以汉武帝对马特别钟爱，《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太初元年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次年祠官进畤牢具以木禺马，“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14]木禺马就是木偶马，连皇帝祭祀都舍不得用马，而以木偶马来代替，足见汉武帝时期国家对马的重视，马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非常珍贵。

汉武帝好善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汉朝军队以步兵车战布阵为主，机动性很差，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屡屡战败，汉武帝发展马的养殖就是为了对付匈奴，满足改变军队结构的需要。早在对匈奴战争之前，汉武帝已经开始发展马的养殖。《汉书·食货志》记载：

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1]1161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对大宛了解最多的是大宛出产的马，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记载：“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15]《汉书·西域传》记载：“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汗血马，言其先天马子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16]张骞在诸多情报中特意强调大宛多善马，也是针对汉武帝的个人爱好而汇报的，这个汇报勾起了汉武帝对骏马的无限追捧。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很大胜利，但是战争中马的损耗也是非常大的，仅就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17]“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1}[17]2940。汉对匈奴战争中，“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2}[2]2911由于缺乏军马，迫使汉军不能发动对匈奴的大型战争，而匈奴也由于损失严重，终不肯侵边，而修养息士马。

骏马是汉武帝时期对外交往中西域诸国的主要贡品，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取得河西之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乌孙，游说乌孙迁回河西，虽然这次出使目的没有达到，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并以马数十匹报谢{3}[15]3169，就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个人爱好。后来汉与乌孙建立交聘，“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15]3172爱好骏马的皇帝遇上出产骏马的国家，必然会发生一些故事。当时汉朝政府的术士都看出这点，“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将以马起兵也。一曰：‘马将以军而死耗。其后以天马故诛大宛，马大死于军。”[18]最初汉朝政府取得河西之后，通过乌孙获得骏马，派张骞出使乌孙，乌孙使使献马，这实际上是官方的贡赐贸易。通使大宛之后，就开始以大宛马为贸易对象。《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條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5]3170

《汉书·张骞传》有相同的记载[19]。我们从这个记载得知，在汉朝与大宛通使之后，大宛出产的天马都是通过使节贸易得来的，虽然每年派遣使节十余批，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汉朝的需要，因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还在进行，作为战略物资的骏马是改变战场态势的主要急需物品。当时汉朝政府派遣的使节过多，给丝路沿线的地方政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15]3171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相互战争中，贸易仍在持续进行，尽管匈奴连续袭击汉朝的使节，但是使节仍然一批一批源源不断地相互往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15]3173-3174后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好大宛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大宛以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15] 3174并且大宛认为贰师马是国宝，不肯予汉使。因此汉使怒，椎金马而去，大宛贵人便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由此引起双方战争。这次战争表面看来似乎是由汉武帝个人爱好“天马”而引起的，实际上则是围绕战略物资马种而展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良汉朝的马种。《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遠，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15]3174

《汉书·张骞传》记载：

汉使往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中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大怒，诸尝使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19]2697-2698

汉武帝实际上是把征楼兰作为征大宛的预演，元封元年（前110）赵破奴用七百人就攻破楼兰病虏其王，对汉武帝来说这就验证了姚定汉等的说法。我们由此推测汉武帝置敦煌郡，筑造敦煌城，以及置玉门关、阳关等都是为征大宛作准备，赵破奴对姑师、楼兰用兵就是战前演练。

汉武帝对西域的通使围绕着马展开，西汉使节利用各种办法想取得善马，而大宛用各种借口婉拒汉朝使节的要求。西汉使节为了得到善马，不断提高价格，希望通过高价购得善马，而大宛不仅不给，还想方设法设置禁限并掠夺汉朝使节的资产，这样的贸易发展局势，必然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征大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为了争夺马种——天马，实际上是由于汉武帝个人的爱好诱发了这场战争。

贰师将军李广利太初元年征大宛失败之后，朝廷上下都希望结束这场战争，而汉武帝的态度很坚决，“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15]3176

三 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

敦煌写本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记载：“玉塞敦煌，镇神沙而白净;三危黑秀，刺石壁而泉飞。一带长河，泛泾波而派润;渥洼小海，献天骥之龙媒。”[20]P.t.1070《大蕃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记载：“危峰百仞，接金方而镇地;悬泉一带，虽水浅于天河。池收龙马之驹，草秀莲台之瑞。”[20]118以上都记载了李广利征大宛取得天马的事件，我们可以从史籍中得到印证。汉敦煌郡设置之后，敦煌经营西域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敦煌西征大宛。李广利西征大宛，敦煌文献中有多处记载，主要的记载都是围绕敦煌一处古迹，即悬泉水。《敦煌古迹二十咏》中有“贰师泉咏”，内容为：“贰师泉（咏）：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危回，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8]138记载悬泉最为详尽的是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

悬泉水

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 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西凉录·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8]6

悬泉还记载于《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敦煌县：“悬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21]《敦煌录》亦记载较详：“二师泉，去沙洲城东三程，汉时李广利行军渴乏，祝山神以剑箚山，因之水下，流向西数十里黄草泊。后有将渴甚，饮水泉侧而终，水遂不流，只及平地。后来若人多即水多，若人少即水少，若郡众大啖，水则猛下，至今如然。”[8]86据本卷敦煌东有悬泉谷，悬泉当在此。《太平寰宇记》引《凉州异物志》：“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此以获济。今有祠甚严，郡侯岁谒。”[22]又P.2488、P.2712、P.2621载乡贡士张俅撰《贰师泉赋》：

昔贰师兮仗钺专征，森戈矛兮深入虏庭。伐不宾之獯鬻（音欲），射芒角之狼星。才登乌岭，始誓众而前行。初涉大河，愁落日之西倾。于是北出雁门，崎岖峡斜。长城黯黯，漠漠平沙。指燕山而难进，陟渺邈之天涯。既而经过狼峤，乃渡金河。铁门险峻，玉岭嵯峨。跋李陵之战所，思陈汤之止戈。直趋瀚海，掩袭雕巢。纵貔貅之百万，围十角于天罗。周獐黠虏，败衂而星驰。既乘胜而奔逐，擒名主之禄蠡（音离）。卤生俘而回捷，献赤刀于彤墀。于时回戈天堑，朱夏方兼。经敦煌之东鄙，涉西裔之危阽（音盐）。皑皑大碛，穹隆岩岩。前无指梅之麓，后无濡溇之雨。三军告渴，涸困胡髯。枯山赤坂，火薄生炎。我贰师兮精诚仰天，拔佩刀兮叱咤而前。想耿恭之拜井，思夫人之濯绵。刺崖面而雳霹，随刀势而流泉。山裂地吼，鬼哭神趁。虫狼嗥叫，毒蛇吐烟。三危震而，泉水荡而潺潺。军吏大啖，相谓而言：‘我将军之神威，使枯鲈而复苏。一队队饮，一队队穿。人马多而溢涌，人马少而涓涓。于时振旅东去，神功永传。煞白马以旌信，酬圆盖而飨乾。铭常乐之乐石，纪灵通于万年。[20]95-96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直到晚唐五代宋初，贰师泉的传说仍然影响巨大，为敦煌当地民众所称颂。除了敦煌的贰师泉得名与李广利征大宛有关之外，位于寿昌县的龙勒泉的记载也与李广利征大宛获天马有关。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

龙勒泉，县南一百八十里。按《西域传》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得骏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饮水嘶鸣，辔衔落地，因以为名。[8]60

除此之外，敦煌文书P.5034《沙州地志》寿昌县二所泉记载有：“龙勒泉，周回三步，深□□。（右在县）南一百八十里。按《□□志》，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归，愍而放之，来至此泉，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因以为名）。”[8]44记载内容与《寿昌县地境》相同。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沙州寿昌县：“（前缺）物志云：汉贰师将军……购以归，愍而放之，来至……以为龙勒泉。”[8]65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龙勒泉是因李广利征大宛获天马而得名的。李广利前后两次征大宛，在敦煌屯田兵集结军队驻军了4年时间，因此敦煌留下很多关于他与天马的传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征大宛，这是敦煌建郡之后首次对西域进行的战争，前后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太初元年（前104）和太初四年（前101）。在战争之前为了检验曾经出使大宛的姚定汉等人的建言是否属实，便让赵破奴对楼兰、姑师进行首战，以检验西域诸国的实际抵抗能力。《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15]3174-3175

《汉书·张骞传》记载：

天子以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宛。[19]2698

太初元年李广利征大宛以失败告终。《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元年：

秋八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5]200

《汉书·郊祀志》太初元年记载：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3]

这次战争因汉武帝轻敌导致失败，汉武帝从出使大宛的姚定汉口中得知宛兵弱，三千人就可以打败大宛，“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15]3174-3175这里所说的玉门不是玉门关，而是酒泉郡的玉门县。贰师将军李广利从敦煌出发征大宛，失败后又回到敦煌。《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太初元年征大宛的经过：

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24]

《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与《汉书·李广利传》有一点区别，前者记载是玉门，而后者记载作玉门关。我们认为《汉书》记载误将玉门作玉门关，玉门应当是指酒泉郡玉门县，如果这里的玉门是指玉门关，那么李广利的军队就不能回到敦煌郡。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置敦煌郡就是将其作为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

经过两年的准备，太初四年李广利帅军第二次征大宛，这次由于准备充分，故取得胜利。《汉书·武帝纪》记载：

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5]202

这次征大宛的准备情况，《史记·大宛列传》有详细的记载：

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15]3176

负私从者即私负，属于个人负担衣装和私将马匹从行者，而非公家发配者，其人数马匹都远远超出公家所派军队数额{1}。我们从记载中看到出敦煌的军队就有六万人，牛马驴骡骆驼等十余万头，负私从者很可能是为军队提供供给的人员，这样算来当时从敦煌出兵的军队和供给人员也在十余万人之多。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征大宛出动兵力的总量，我们可以从《汉书·西域传》大宛国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16]

前后十余万的军队，加上私从者将是非常庞大的规模。《汉书·李广利传》也记载了这次征大宛的准备情况：

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24]2700

这次征大宛经仑头、郁成至大宛王城，大宛贵人在是否答应汉朝要求的条件中，选择了“杀王毋寡而出善马”，并与贰师将军约定“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我尽杀善马。”[24]2701于是大宛贵人杀其王毋寡而尽出其善马并且给汉军食。“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15]3177郁成王杀王申生，贰师将军遣军攻破其城并杀郁成王。“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15]3178《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与《史记·大宛列传》基本相同。“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初，贰师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分为数军，从南北道。”[24]2701-2792这次行军顺利到达大宛，并取得善马。数路大军都是经过敦煌西行，在敦煌建郡初期，能够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足见敦煌地位之重要，以及敦煌设郡后数年的屯垦建设，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才得以支撑大量军队在此备战。

汉武帝对西域大宛等国的通使贸易使西汉的势力迅速得到提升，特别是与大宛、乌孙马的贸易使得西汉的马种得到很好的改良，军队马匹得以迅速补充。天汉元年（前100）“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2]2917-2918而损失兵马占十之六七。而后派遣的李陵和公孙敖的部队，基本上都是步骑混合，特别是李陵的军队，因军队机动性不足而被匈奴围歼，这就说明军队马的配置有限。“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2]2918这是汉武帝后期出兵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不足十万，步兵十四万多，足见马匹配置还没有完全到位。

随着西汉对乌孙、大宛间的马的贸易频繁进行，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取得胜利，西汉与大宛间马的贸易逐渐正常化。大批出产于大宛和乌孙等地的良马通过敦煌进入汉朝地区，使西汉的马种得到迅速的改良，特别是敦煌地区位于贸易的枢纽地带，亦有很多良马留在了这里，使敦煌和河西成为西汉政府良马的生产基地。直到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西汉与大宛間的骏马贸易一直进行，冯奉世以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胡三省注曰：“师古曰：言马形似龙者。仲冯曰：此马名曰象龙也。”[25]魏晋以降河西墓葬壁画中马的图像大量出现，马俑作为陪葬品频繁出现在墓葬中，特别是在敦煌文献中出现大量关于马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马文化。

敦煌郡在经营西域中的基地作用，在李广利征大宛过程中充分凸显出来。西汉政府在第二次征大宛时，用了很短时间便将大量的军队和供应物资迅速集中起来，同时还能保障十几万大军的食物供应，足见敦煌当时的农业环境和军队屯田的规模情况，表明敦煌从元鼎六年置郡到太初四年设置渊泉都尉间，敦煌郡的整体规模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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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0-12

作者简介：郑炳林（1956-  ），男，陕西省黄陵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区域史研究。

张静怡（1994-  ），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