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甄别

韦正 马铭悦

内容摘要：河西早期石窟中，武威天梯山之外的石窟年代都有分歧。经过辨证，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张掖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1窟和第4窟、金塔寺石窟东西窟的年代，与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相近，上限都可到十六国晚期，下限难以进入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年代难以上升到十六国晚期，而应开凿于北魏早期。

关键词：河西早期石窟;年代;十六国晚期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1-0063-09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Early Grottoes in Hexi

—A Study on the Early Grottoes of Hexi and Related Issues （I）

WEI Zheng MA Mingyu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Besides the Tiantishan Grottoes in Wuwei， the construction dates of the early grottoes of the Hexi region all remain disputable. Both textual and visu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dates of Qianfo Cave at the Wenshushan Grottoes in Jiuquan， caves 1 and 4 of the Matisi Grottoes， and the East and West Caves of the Jintasi Grottoes in Zhangye are close to that of caves 1 and 4 of the Tiantishan Grottoes in Wuwei， which were made as early as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 later than the Northern dynasty. Mogao cave 275 at Dunhuang was probably created no earlier tha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was most likely constructed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words：early Hexi Grottoes; age; lat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一 問题的提出和年代甄别的出发点

1. 问题的提出

这里的河西早期石窟是指十六国和北魏早期的石窟，用内地石窟来比附的话，在年代上相当于云冈石窟开凿之前。

河西早期石窟的核心问题是年代问题。年代不仅是研究河西早期石窟本身，而且是研究河西早期石窟与其他地区石窟之间关系的基础。在缺乏绝对纪年的情况下，考古类型学和传播论至今仍是石窟年代研究的主要手段{1}。考古类型学的核心思想是比附论，即认为特征相似的不同事物之间不仅存在联系，而且年代接近。传播论认为不同地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由传播所造成的。传播具有方向性，年代判断至为关键，孰早孰晚会诱导出不同的传播方向以及解释方式。比附论和传播论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公认的，但事物相似与否的认定具有一定主观色彩，考古发现也很难揭示事物的全貌和年代特点。因此，比附论和传播论的运用并非随时具有合理性。在河西早期石窟年代问题上，学界分歧非常严重，同一洞窟不同学者拟定的年代可相差数十年。由于文献中有“凉州沙门、佛事皆俱东”[1]的记载，年代较为明确且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比附对象。同一洞窟，持早期意见者或认为属于北凉时期，强调不同于云冈石窟的特点;持晚期意见者或认为属于北魏太和时期，强调与云冈石窟的相似之处。由此导致对河西石窟与东部地区石窟总体关系几乎对立的认识。至于云冈石窟能否可作为合适的比附对象，正反方则多未言及。有鉴于此，本文对石窟的年代判断将首先利用石窟自身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然后再尝试运用比附论和传播论，并在运用时尽可能交代依据和思路，以方便读者的审度。

在表述方式上，以往的石窟类型学研究往往不厌其烦地将窟形、造像特征分解为很多项目，一一加以叙述和对比，很多文字用于描述相同点，而能够反映差异的特点经常淹没在主次难分的文字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讨论那些有价值的不同特点，不采取分型分式的传统表述方法。在文献资料的使用方面，必须认识到文献资料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不得不使用，但很难妥善使用的材料。文献记载或为宏阔的背景，或为细致的事件，与具体洞窟之间多难以建立直接的联系。不唯河西早期石窟，所有石窟研究都面临以上困难，但以河西早期石窟为甚。因此，本文对文献记载的运用也将慎重行事。

2. 天梯山石窟是年代甄别的出发点

河西早期石窟中，武威天梯山之外的石窟年代都有分歧。天梯山石窟第1、4窟年代被定为北凉时期，在石窟面貌和文献记载方面都有支持材料。在石窟面貌方面，第1、4窟的供养菩萨、飞天和帝释天、大梵天形象，在已知河西石窟材料中都是最为古朴的。特别是第4窟的飞天残像为仅见，具有鲜明的域外人物特征，并以典型的西域凹凸法画成。供养菩萨的形态也与北凉石塔基座上供养菩萨有相似处[2]（图1）。在文献记载方面，沮渠蒙逊为其母造窟的记载见于多种史料。其中6世纪慧皎《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的记载距石窟开凿不过一个多世纪，可信度很高，其文曰：“（沮渠蒙逊子）兴国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谶又格言致谏，逊乃改心而悔焉。”[3]据7世纪《法苑珠林·敬佛部·观佛部感应缘》所载云“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4]，沮渠蒙逊所造之像当为石窟寺中佛像。北魏攻占河西后，“凉州沙门、佛事皆俱东”，首当其冲的就是姑臧，天梯山石窟中再度出现的佛教形象与早期大相径庭，年代也晚至北魏平城时代晚期和洛阳时代了。石窟面貌、文献记载、历史背景三者之间无明显抵牾，将天梯山石窟第1、4窟年代定为北凉时期能够成立。

天梯山石窟第1、4窟可以作为讨论河西地区其他石窟的一个标准点。值得首先指出的是窟形，窟形之中值得首先指出的是中心柱直达窟顶，中心柱最上一节上部呈外侈状。由于窟顶呈覆斗形，可知中心柱与窟壁的上部不构成圆拱形，这是一个重要特征（图2）。中心柱由一级底座、三节柱身构成。中心柱高度，也即窟内高度接近石窟面阔。河西石窟主要从西域传来向无异议。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新疆境内中心柱窟系在左、右、后三面开凿隧道而成，中心柱不分节，代表了西域石窟的基本情况。天梯山石窟第1、4窟与克孜尔石窟区别显著，而与东部地区石窟非常接近，可以说武威北凉石窟的窟形很中国化。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河西其他类似的经后代改造的中心柱窟，最初开凿于十六国晚期的可能性是不能遽然排除的。

二 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甄别

以天梯山石窟为出发点，并结合其他特征，可以判定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张掖马蹄寺石窟第1窟、金塔寺石窟东西窟的年代，与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相同，上限都可到十六国晚期，下限难以进入北魏。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至少可分为两组，第268、272窟为一组，目前缺少可对比材料，故下文不再涉及;第275窟年代难以到十六国晚期，而应该是北魏早期开凿的。下面试作分析。

1. 酒泉文殊山石窟年代的甄别

另一处虽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基本肯定属于早期石窟的是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窟形与天梯山石窟第1、4窟十分相似，中心柱连底座共三节，中心柱与窟壁的上部也没有构成圆拱形。具有年代指示意义的是壁画，洞窟右壁下部壁画供养人中有戴汉式进贤冠者，冠帽后部的双耳清晰可见（图3）。这种冠帽从汉代就一直流行，在考古材料中，目前所知最晚的是发掘者定为北魏，实际上可能是十六国后期的彭阳新集墓（图4）[5]。被推测为西凉王李暠墓的酒泉小土山墓画像砖上也有汉式官帽人物[6]。拓跋鲜卑统一北中国之后，鲜卑服饰开始流行，汉式衣冠在北方地区渐被淘汰。张掖相对偏远，但石窟开凿者多为显贵人物，那么，千佛洞这一戴进贤冠人物的壁画年代最晚当为北魏前期，难以下降到云冈开凿之后。其年代上限很可能上升到北凉时期。千佛洞右壁说法图两侧的护法也具有强烈的早期特征，头发呈卷曲状，头戴印度式覆巾{1}，覆巾两端绾结，覆巾将后面的圆形饰的下半部遮挡住（图5）。类似的发饰在犍陀罗造像中常见，在学界认可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西秦时期壁画中有发现，但在河西石窟中总的说来不多见。另外，护法手执拂尘上举，立佛之间点缀大莲花，以及各类人物的凹凸画法，都与天梯山石窟第1、4窟有相似处。还有，千佛洞右壁诸佛头上的伞盖与克孜尔石窟中的相似。这些不仅指示了千佛洞与西域的密切联系，而且暗示石窟年代甚早，为早期石窟几无疑问。

酒泉文殊山石窟尚有前山萬佛洞，后山千佛洞、古佛洞，以及残破的中心柱窟。这些洞窟都没有直接指示属于早期阶段的图像材料，但它们的基本形态同前山千佛洞，不同的是中心柱与侧壁上部构成圆拱形，而且后山千佛洞的中心柱只有一节，这与新疆石窟的特征接近，暗示这类洞窟的年代可能比较早。酒泉文殊山的石质条件很差，圆拱形礼拜道更为合适，但前山千佛洞没有采取这个方式，是与天梯山石窟第1、4窟一样值得注意的形制特点。

与天梯山石窟一样，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期佛教遗迹之后出现的就是典型北魏太和以后或更晚的佛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张掖马蹄寺第8窟。武威、张掖、酒泉三地早期石窟之后有一个间歇期，再出现的佛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个间歇期迫使人们将其与北魏占领河西联系在一起。

2. 张掖马蹄寺石窟年代的甄别

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1窟也可以基本确定属于早期石窟，有三项特征指向早期：圆拱形礼拜道、戴印度式覆巾的供养人物和中心柱前的立像。此窟中心柱只有一节，两侧圆拱形礼拜道高大严整，在隧道上部与窟顶之间尚有一截空间，与新疆石窟形制更为逼近（图6）。第1窟中心柱南向面有身体裸露部位如脸、胳膊等涂白的地神等形象，具有北魏晚期到西魏时期特点，第1窟北侧壁在这种涂白人物之下还有一层壁画，面貌虽不清楚，但两层壁画之间的时间差似与上文已述及的河西早期石窟与北魏太和以后再兴的间歇期有关，因此第1窟始凿年代上升到十六国晚期是可能的。中心柱前立像连莲台通高5.14米，经重妆，但通身袈裟的凸起泥条最堪注意，即使在重妆之后仍然夺人眼目（图7）。这是典型的犍陀罗式衣纹，在西域及以西地区屡见不鲜，但河西和东部地区石窟造像中并不多见{1}，河西石窟中以笔者所知另见于张掖金塔寺东窟中心柱正面下层佛像，东部石窟中以云冈石窟第20、7、8窟造像为典型。千佛洞第1窟的这三项特征互相支持，不仅表明该窟年代较早，而且说明可以据此三项特征来推测其他石窟的年代。千佛洞第1窟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是窟顶为覆斗形。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4窟与第1窟形制非常相似，都是单层的中心柱和圆拱形礼拜道，彼此的开凿年代当相近，可惜第4窟中心柱正面龛内佛像和胁侍菩萨后代重妆严重，已失去了早期面貌。千佛洞第4窟飞天头部覆巾近似印度式，中心塔柱上方绘有七佛，东向面有“尸弃佛”“毗舍佛”二处榜题[7]。北凉石塔上的七佛皆位于覆钵部分，千佛洞第4窟的七佛位置略同，或也是该窟年代较早的一个指标。千佛洞第4 窟窟顶为平顶，这说明平顶和覆斗形可能存在共时性。马蹄寺千佛洞第1、4窟的前室都是人字披顶，这是对汉式房屋的模仿。洞窟前室作人字披顶在敦煌莫高窟最为常见，也最为发达。马蹄寺千佛洞第1、4窟与敦煌莫高窟窟顶的类似性下文还会涉及。

张掖马蹄寺还有千佛洞第2、8窟，都是分节的中心柱窟。中心柱呈长方形柱体直达窟顶，中心柱上部不作外侈状。中心柱最下一节较高，四面开龛塑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之上部分的中心柱分为较扁的三层，每层塑三佛。这两窟的形制与第1、4窟差别很大，两类石窟的年代关系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共时并存，一是第1、4窟早而第2、8窟晚。我们倾向于第1、4窟早，是由于这两窟具有较多的西域因素，但这不排斥马蹄寺千佛洞第2、8窟仍可能属于河西地区早期洞窟，这是因为二窟与张掖金塔寺石窟很接近。

3. 金塔寺石窟年代的甄别

张掖金塔寺石窟与马蹄寺石窟距离很近。金塔寺石窟由东西两窟构成，都是平面方形的中心柱窟，与马蹄寺千佛洞第2、8窟非常相似，只是局部有所差异，表现在：中心柱身实际为三层而非四层，下层为四面龛式，中层为三佛并坐（东窟）或一佛为中心（西窟）周围围绕胁侍或供养菩萨等，上层经后代改造，从保存较好的西窟来看，也是供养菩萨等形象;东西两窟都是覆斗式窟顶，而且非常规则;两窟中心柱上点缀的胁侍菩萨、供养菩萨、伎乐非常丰富，且形态十分生动。金塔寺东西窟规模比马蹄寺千佛洞第2、8窟大许多，中心柱更形粗大，上有更多人物形象实属正常，这不能掩盖两地四窟基本形态的相似，可说明四窟的年代接近。四窟塑像虽经后代重妆，但形态特征依然相近，特别是佛衣边缘的Z字纹和波浪纹格外相似，这说明塑像的本来特点得到很好继承{1}。

金塔寺西窟窟顶有壁画，壁画中有飞天和供养天人。飞天高鼻深目，手托博山炉或莲蕾状物（图8），由于缺少可以对比的材料，其时代和特点难以深入讨论。北壁上部有一排胡跪供养天人，其中多数人物头饰似为印度式覆巾，其中一像的白色头巾和脑后两侧飘带与黑色头发形成显著对比。白色头巾的两端也似有绾结的痕迹。此种头饰之外，也有花瓣式头饰的供养天人。这排供养天人的发饰和体型虽然与天梯山石窟第1、4窟供养菩萨有差别，但作胡跪合十状，且耳下有圆形或近柱状的耳饰，这些是比较接近的特征，看来二者都属于印度或西域样式。这是推定金塔寺西窟以及洞窟属于早期洞窟的主要依据。

金塔寺石窟还有一些因素也略可说明其时代较早。金塔寺东窟中心柱正面下层主佛和西窟中心柱东面下层主佛的衣纹都为凸起很高的泥条，其他佛像的衣纹也都较为凸出，与马蹄寺千佛洞第1窟中心柱前立像接近，这意味着金塔寺石窟年代具有较早的可能性。金塔寺东西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题材内容，以西窟为例，如：西窟中心柱第二层四面的主尊为倚坐佛、交脚佛、半跏菩萨、结跏趺坐佛;西窟中心柱下层东面胁侍是戎装天王和菩萨，后面胁侍是胡气很浓的长发人物和菩萨（图9）;西窟中心柱下层佛龛龛楣中心火焰纹之中为摩尼宝珠。此外，如前所述，金塔寺石窟与马蹄寺千佛洞第2、8窟非常接近，后者中心柱上塑像年代早于窟内北魏洛阳时代特点的壁画，这决定了石窟开凿年代不能很晚。

与人物和器物特征相比，金塔寺石窟还有一些更值得注意的特殊之处：二窟规模甚大，东窟是已知河西早期洞窟中最大的，残进深8.26米，宽12.35米，西窟残进深也达4.43米，宽8.02米;二窟几无交通条件可言，又无用水之便，攀登又极其不便;附近无多供养信众;窟形很大，不是禅窟。二窟情况很特殊，当是特殊原因促成的。二窟营造所需人力、物力巨大。进入北魏时期张掖严重衰落，兴造如此之大的石窟几无可能，因此二窟时代当推定在十六国晚期为宜。

4. 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年代的甄别

最后我们讨论敦煌莫高窟第275窟的年代{1}[8]。这个洞窟中具有较强年代指示意义的是供养人的帽子（图10）。这种帽子下部有裙，应该是一种风帽。上部较小，呈尖圆状，是这种风帽的显著特点。风帽为北方民族所喜爱，但样子不完全一致②。这种风帽与拓跋鲜卑式风帽的最大区别是顶部较小而尖。拓跋鲜卑式风帽则上部宽大呈扁圆状，在大同地区北魏墓壁画中多有表现（图11）。西安北郊顶益制面厂和西安北郊董家村十六国晚期与北魏早期之交的墓葬出土陶俑中有戴风帽的骑马武士俑[9]，可能由于制作技法比较稚拙的缘故，风帽表现得不够精致，但顶部较扁圆，不同于第275窟供养人的风帽，是可以肯定的。从西安北郊墓葬陶俑可知，拓跋鲜卑式风帽随着北魏占领长安也流传到了关中地区。距离敦煌更近，年代已进入北魏，但为时不会太晚的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左下方壁画中的鲜卑人物（图12）。這个人物形象连带第6龛的年代我们都认为不属于十六国晚期，年代下限似以北魏早期为宜{1}[10]。敦煌较为偏远，服饰的变化要略慢。但进入北魏时期后，敦煌的地位很重要，鲜卑式风帽替代其他帽饰是必然的。敦煌地区的鲜卑式风帽可以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有“广阳王慧安造”字样的刺绣人物为例证，虽然这件刺绣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487年，但从公元435年的大同沙岭7号墓壁画来看，鲜卑式风帽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敦煌地区在北魏控制后不久应该也使用这种风帽。因此，与鲜卑式风帽不同的莫高窟第275窟供养人风帽可能预示着较早的时代，甚至进入到十六国晚期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时代下限则可以进入北魏早期。至于更具体的年代刻度，莫高窟第275窟本身已经无法提供，我们需要转换思考的角度。

不唯莫高窟第275窟，莫高窟早期洞窟显得非常特殊，与河西其余三地石窟差异巨大，这是学术界以往的共识，这个共识自有其道理，但第275窟等莫高窟早期洞窟特殊性所蕴含的意义恰是值得关注的。我们能够设想出的情况无非以下两种。一种情况是不将莫高窟早期洞窟纳入从新疆到河西石窟的环节之中，这就意味着要为第275窟另找渊源，而已知的新疆乃至中亚、印度石窟中并无与第275窟类似者，更不用说人字披、阙形龛之类非常典型的汉文化因素。因此，这种情况是不能成立的。另一种情况是将莫高窟视为从新疆到河西石窟中的一个环节，莫高窟的面貌总体上不能脱离新疆与河西石窟的基本面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第275窟窟顶为纵向人字披，两侧壁有若干阙形龛，都是与莫高窟第259、254窟等公认北魏洞窟相似的特征;另一方面，肯定属于十六国晚期的天梯山石窟第1、4窟，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一期的龛像壁画，与新疆石窟相同因而具有更早年代指示意义的拱券顶，在莫高窟第275窟以及第259、254窟中都没有出现，这进一步使莫高窟第275窟的年代上升到十六国晚期颇为困难，而只能将莫高窟第275窟的年代推定在北魏早期，其下限不明确，大概在云冈开凿之前吧。

将莫高窟第275窟年代推定在北魏早期，就使年代不甚容易判断的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2、8窟，张掖金塔寺东、西窟作为十六国晚期洞窟看待的理由更充分了些。这样，河西地区早期石窟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第275窟{1}，一部分是武威、张掖、酒泉三地洞窟。第275窟可以与第259、254窟有效连接，就使敦煌这些洞窟在其余三地石窟衰落之后兴起的现象非常突出了，其中之原因值得深究，另文将专门涉及，此不详论。还需要说明的是， 莫高窟第275窟其实与河西其余三地早期洞窟在时代和特征上差别很大，只讨论河西其余三地石窟似乎具有某种纯粹性，但将莫高窟第275窟纳入到河西早期石窟之中，能够更全面地看清从十六国到北魏河西石窟的转变状况，并能实现与历史背景的更好结合，所以，本文还是将莫高窟第275窟作为早期洞窟来看待。本文将河西早期的年代下限设定在云冈大规模开凿之前，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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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韦正. 炳灵寺169窟第6龛的年代问题：兼及有关佛经的形成和流传时间[J]. 华林国际佛学学刊，2018，1（2）：241-257.

收稿日期：2021-01-26

作者简介：韦正（1968-  ），男，江苏省淮安市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研究。

马铭悦（1995-  ），女，山东省枣庄市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