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力因素研究
——以Z地产有限公司为例

朱佳怡 杜 军、2

（1.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2.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广东湛江 524088）

研究背景与框架

自1916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以来，该问题便广受关注。目前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为核心，辐射到“企业绩效”“财务绩效”“利益相关者”等方面，较少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因素。例如骆嘉琪等（2019）借助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交通运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张爱卿等（2018）选取406名特定对象，研究上市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财务绩效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且现有文献中关于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衡量指标大多是领导者的主观评估，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企业为提升形象而美化数据的情况。再聚焦到动力因素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动力因素的问卷调查对象几乎都是某个行业。如薛天山（2016）对1024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Grafland对473个企业的管理者发放问卷以研究驱动因素。本文重点关注某一典型企业，从企业微观层面以现有员工为调查对象，消减高管为了企业形象而刻意作答的情况，使研究结果更具真实性，丰富企业社会责任动力因素的研究视角。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哄抬物价”“破坏环境”“违法上架”等忽略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屡见不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力不足。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显示，房地产开发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仍处于较低水平。基于此现实，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探究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动因，就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类似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一）相关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各界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莫衷一是。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整体理念都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规范，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效益最大化的行为。

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应只关注股东财富的积累，还应全面分析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及政府、客户、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等。

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87年，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可持续。

（二）理论分析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评价维度识别。随着“人性”假设的变动，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不断丰富，其评价维度也在变动。其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集大成者卡罗尔（Carroll）提出一个由低到高依次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Carroll金字塔模型

在Z地产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其社会责任评测内容基本上包括了员工、环境、社区责任。故本文的研究集中在此三方面，并外化为三个具体问题：

一是员工责任：员工满意度、员工发展、员工健康；二是环境责任：环境处罚、环保投入、环境认证；三是社区责任：社区捐赠、社区活动参与、社区关系。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力因素识别。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动力因素进行识别。王敏等（2013）学者将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分为内、外驱动力，外部驱动力主要来自政策、法律和社会监督，内驱动力主要来自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管理者的价值理念；谢琳琳等（2018）通过对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得出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商业因素，其次是舆论和政治因素；雷璟程（2020）结合疫情背景，以制度理论和企业战略选择理论为基础，研究制度和战略的内在促进机制。本文将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分为内外部两大类，内部驱动机制包括经济及道德驱动；外部驱动机制包括政府及社会压力，其中社会压力可细分为员工压力、社区压力、消费者压力、竞争对手压力等等。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驱动因素

第三，Z地产有限公司案例概况。Z地产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企业性质为法人独资，企业规模为小微企业。Z地产自成立以来，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曾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优秀实践奖”荣誉，并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央视的公开称赞。例如Z地产推出疫情期间的商户扶持项目，积极开发和升级在线服务体系；建立内部疫情防控机制，对员工健康安全负责；与社区疾控中心建立沟通机制，切实做好防护工作等。

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经济驱动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以营利为最终目的，在疫情期间同样如此。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大多数都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其经济效益。邹非等（2019）基于多案例分析，认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企业绩效有提升作用。于是本文假设：

H1：企业经济动机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H1-1：企业经济动机对企业员工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1-2：企业经济动机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1-3：企业经济动机对企业社区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

道德驱动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而这时Z地产慷慨捐赠，始终以人为本。靳小翠（2017）认为拥有良好企业文化的企业往往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朱永明等（2020）认为企业的道德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于是本文假设：

H2：企业道德动机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H2-1：企业道德动机对企业员工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2-2：企业道德动机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2-3：企业道德动机对企业社区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

社会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随着疫情的暴发，社会求职者关注点的变化使得企业高度重视自身形象建设与维护，以赢得中高端人才的青睐。项喧等（2017）认为企业消极对待社会责任，不顾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就会失去竞争力；Farooq O等（2017）认为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强员工对公司的组织认同感；Hasan等（2018）、Servera等（2019）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于是本文假设：

H3：社会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H3-1：社会压力对企业员工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3-2：社会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3-3：社会压力对企业社区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

政府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许多疫情管控政策，企业为了避免法律惩罚，也会自觉服从监管，积极履责。李冬伟等（2015）认为政府压力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制度原因，国家政策和政府压力强烈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于是本文假设：

H4：政府压力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H4-1：政府压力对企业员工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4-2：政府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H4-3：政府压力对企业社区责任行为的履行正向促进。

（二）问卷设计

本文以企业内部成员为调查对象，旨在深入企业内部，以获取最真实的数据信息。主要参照杨春方学者（2009）已采用的问卷，并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进行调整，设计了该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选取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为研究变量，设计了研究变量的指标体系，采用常用的李克特五级量表作为衡量指标。采取电子问卷发放方式，对象企业为小微企业，人员规模为50人以上，100人以内，实际收集问卷的数量为61份，占比60%以上。调查问卷变量设计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问卷变量设计及定义

（三）数据检验

信度检验。此次问卷的调查数据中，企业社会责任量表和驱动因素量表的克隆巴赫值均大于0.6，说明问卷信度较高。问卷整体克隆巴赫值为0.801，介于0.80至0.90之间，表明量表信度总体上很高，说明本问卷数据是可靠的。

效度检验。本问卷重点参照了前人已采用的问卷，且维度分析同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问卷内容效度较高。企业社会责任量表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612，驱动因素量表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517，问卷整体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600，均大于0.5；Bartlett球体检验中显著性为0.000，表明问卷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可以认定本次问卷设计有效。

（四）研究方法

第一，描述性统计分析。此次调查问卷以公司内部员工为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比41%，女性占比59%。普通员工占比70.5%，中层与高层干部占比分别为26.2%和3.3%。企业内部成员对企业疫情期间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了解程度平均值为4.02分；员工认为疫情期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的平均值为4.05，两者均在3以上，说明总体态度同意者居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Z地产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程度较高。

第二，模型构建。假设每个驱动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构建的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驱动模型

在建立驱动模型后，运用SPSS26.0软件对各个动力因素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R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为常数项，α（i=1,2…） 为各变量相关系数，I（i=1,2…）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内部驱动力量，E(i=1,2…) 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外部驱动因素，ε为 残差。

第三，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驱动、道德驱动、社会压力、政府压力相关性显著。其中，与经济驱动、道德驱动、社会压力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政府压力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社区责任与经济动机、道德动机及社会压力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政府压力相关性不显著。

第四，回归分析。从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员工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与四大驱动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75，故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其因果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拟合度检验。从表2可见，模型R为0.572，接近0.6，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可接受。

方程显著性检验。ANOVA分析显著性为0.000，说明满足样本独立性；且德宾-沃森值为1.884，接近数值2，这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好。

共线性诊断。在共线性统计中，各自变量的VIF值最高为1.492，远小于5，说明各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结果表明：以四大驱动因素为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为因变量，其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21、0.435、0.276、0.068，均为正值，说明四大驱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经济驱动、道德驱动、社会压力的显著性均低于0.05，即三者都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而政府压力回归系数较小，其显著性值为0.469大于0.05，故被踢出回归方程。模型最终为：

R=0.221I+0.435I+0.276E+ε

其中，R为社会责任水平，I、I、I分别为经济驱动、道德驱动和社会压力，ε为残差。

进一步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对三大社会责任维度的具体影响情况，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驱动因素与员工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的回归分析系数a

结果表明：以经济动机、道德动机、社会压力、政府压力为自变量，分别以员工责任、环境责任、社区责任为因变量时，四大驱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员工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当以社区责任为因变量时，政府压力回归系数-0.042，为负值，表明其对社区责任负向影响；其他三个动因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三者对社区责任正向影响。

（五）研究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驱动、道德驱动、社会压力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越高、企业内部成员的道德水平越高、来自社会的压力越大，企业越有可能实施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就越高。从显著性检验看，除了假设H4和H4-3不成立外，其他14个假设均通过了检验。

结论

企业经济驱动是疫情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企业对利润目标的重视程度极大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出于对企业长期发展的考虑，利润目标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相辅相成。

企业道德驱动是疫情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道德驱动系数较其他驱动因素都大，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道德驱动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企业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水平直接影响到其社会责任水平。

社会压力是疫情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社会压力对疫情之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作用仅次于道德驱动。说明消费者压力、社区压力、员工压力以及竞争对手压力在疫情期间能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形成实质性的驱动。

政府压力没有成为疫情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H4和H4-3均不成立，即政府压力不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且政府压力与企业的社区责任负向相关。即政府压力在疫情期间不能很明显地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第一，政府压力不能直接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顺应企业道德、经济利润及社会要求也许比顺应政府的需求更有效。第二，如果政府干预在政府压力中占主导，则可能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施。按照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企业绩效的增强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当政府过多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就会下降，不能很好地提高经营绩效，则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自然不高。第三，若是法制环境的改善在政府压力中占主导，那么H4不成立的原因就有可能是其效力不足。在疫情之下，企业的生存尚且是个难题，政府也不能对企业提太高要求，不能让企业在自身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强行完成法律强制之外的行为。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政府压力没有成为疫情之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键动力因素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建议及展望

（一）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推动企业在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助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一，加快地方政府向社会责任型政府转型。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若政府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一味追求社会经济水平，必然会置社会公众的安全健康于不顾，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为了贯彻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政府必须加快向社会责任型政府转型，切实专注于社会责任监管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另外，政府应该注重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实质性的激励，吸引更多企业自觉参与到社会责任的履行中来。

第二，政策制定要更加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政府在制定一些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盈利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有利于企业长期盈利的社会责任政策，将得到企业的支持和有效实施，甚至可以内化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内在经济驱动力。

第三，制定社会责任机制，提升企业人员的道德水平。企业应当制定社会责任相关机制，主动向外界公布自身的社会责任情况，塑造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从实证分析来看，企业的道德驱动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所以要想促使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成员，特别是决策者的道德水平尤为重要。对于企业的普通职员，除平时的宣传教育外，在企业招聘时应该切实关注员工自身的道德素养，争取从源头上提高企业的道德水平。

第四，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各类社会组织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下，公共安全卫生问题始终是国家及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类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公开则显得尤为重要。相关组织（如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企业员工、社区成员、消费者等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法律意识。相关网络媒体要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曝光力度，确保真实、准确、及时地向公众传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进而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外部压力机制，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展望

第一，本文虽在大量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关量表，但其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本文以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背景，可以进一步研究在此背景下，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因素是否有所改变，具体的驱动机制又如何？第三，与前人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显示：政府压力没有成为疫情下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因素，那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基于法律法规视角，着重研究政府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