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陈基纯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483）

有效推进产业适度集聚，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轮”驱动，是经济体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产业发展和升级路径。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日益减弱，产业潜在增速和企业回报率均有所下滑，盈利水平维持在低位震荡，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区域一体化的协同推进以及产业体系化的分工协作，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联系程度逐步深化，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总的来看，关于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及空间集聚效应，较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城市群各城市二大系统协调程度、等级、类型及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进行测评，并对两大系统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期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作用机理

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首先，制造业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生存的土壤。从产业发展顺序来说，制造业比服务业早，生产性服务业是在制造业发展基础上衍生的。其次，生产性服务业依赖制造业的主要需求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活动大多数是制造业产品生产的辅助活动，其产出的相当比例是用于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中间需求，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就会失去生存的根本。最后，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为制造业提供服务，从而获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反馈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一步改进自身的服务提供方式和服务流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服务创新，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升级。首先，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涉及面广，科技含量高，如金融、保险、会计、咨询、技术、物流等行业，都有效支撑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其次，生产性服务业运用核心知识、技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努力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附加值。再次，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的所有行业原本都是制造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个环节，这些环节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转移出去交给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去完成，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让生产企业大大瘦身，无疑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最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业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产品，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植入了更多的无形资产和隐形技术，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价值链结构优化调整，培育新的价值增值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价值创新能力。

研究方法

（一）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与制造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测算

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进行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涵盖了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要素，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这两大系统，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包含系统层、领域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共包含18个指标（见表1）。

表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数据标准化。由于各指标在内在属性、度量单位及数量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了消除量纲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权重确定。权重是被评价对象对系统目标层贡献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为最大限度减少主观因素对确定权重的影响，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的详细步骤见文献，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

综合水平测度。利用综合评价函数分别计算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x）、g（y）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系统和制造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x（i=1,2，…，a）为生产性服务业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y（j=1，2，…，b）为制造业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对应指标的权重分别为w和w。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度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度是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及影响的程度，协调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要素间良性互动作用与协调状况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是在系统耦合并彼此依赖的基础上实现正向和谐的发展，是反映系统在耦合基础上的协调状况的优劣程度。耦合度虽然可以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作用的强度，但单纯依靠耦合度判别，无法客观反映二者良性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因此，要科学完整地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作用情况，需要把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以评判分析区域两大系统之间良性交互耦合的协调状况及影响因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将耦合协调度D确定为测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f（x）、g（y）涵义如前所示；T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与制造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水平或效益；α、β为待定参数，由于两个系统重要性是相同的，故借鉴通行的做法，此处α、β均取0.5。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耦合协调度D值的大小将耦合协调情况划分为10个等级形成连续的阶梯，同时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系统和制造业系统二者综合评价指数f（x）与g（y）的对比关系进一步将每个协调等级再细分为3种类型（见表2）。

表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等级与类型的判定标准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测算结果

本文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2014-201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珠三角各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文中的生产性服务业选取GDP核算产业部门分类表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6项二级分类行业；制造业即为工业二级分类行业。

由公式（1）计算出珠三角9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f（x）和g（y），由式（2）-（4）计算出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D值，并结合表2耦合协调等级的判定标准，得到珠三角各市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2013-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二）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1.耦合协调度时空分析。从空间横向维度来看（见表3），珠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明显优于珠三角东西边缘城市，9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在2013-2018年时间序列上均呈现出以下特征：深圳和广州位居前列，东莞、佛山紧随其后，中山、珠海次之，惠州、江门较弱，肇庆位居末尾；9个城市在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三个时段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结果分别为深圳0.82、广州0.72、东莞0.64、佛山0.60、中山0.51、珠海0.48、惠州0.44、江门0.41、肇庆0.37。可以发现，除了深圳和广州外，珠三角其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情况并不理想，它们在各个年份的耦合协调值D均介于0.3～0.6之间，这说明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良性耦合互动作用整体表现不佳。

从时间纵向维度来看，珠三角各市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三个时段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度D值的时序变化情况（见图1），除珠海、东莞和肇庆3市外，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耦合协调度D值均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说明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各市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政策的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和良性促进作用愈发明显，其中广州和深圳的耦合协调度增长幅度最为明显，佛山和东莞的增长幅度次之，江门和惠州增长幅度最小。广州从2013年的0.70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0.77，深圳从2013年的0.80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0.86，而珠海、东莞和肇庆3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D值呈现波动变化态势。其中，珠海的D值从2013年的0.44上升到2015年的0.50，2018年又回落到0.48；东莞的D值2013-2015年一直维持在0.65，2018年又回落到0.64；肇庆的D值从2013年的0.37下滑到2015年的0.29，2018年又回升到0.38。这说明以上3个城市两大系统的耦合协同作用虽然中间出现间歇性下滑或波动，但未来发展趋势还是比较乐观，呈现出稳步上升发展态势。

图1 2013-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度

2.耦合协调等级时空分析。从空间差异维度来分析，将珠三角9市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D值运用ArcGIS软件将其空间分布格局展示出来（见图2）发现：层次越高的协调发展等级在珠三角地区核心城市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比如深圳和广州分别属于良好和中级协调发展等级；层次越低的协调发展等级在珠三角地区西部边缘城市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比如肇庆和珠海分别属于轻度失调衰退等级和濒临失调衰退等级；而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这些珠三角核心外围城市的耦合协调等级出现在中等层次的频率相对较多，基本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等级和勉强协调发展等级。

图2 2013-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均值的空间分布格局

从时间纵向维度来分析，除了佛山、中山和珠海3市耦合协调等级有变化之外，其他城市在2013-2018年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变化。深圳3个时段均处于良好协调发展等级，广州3个时段均处于中级协调发展等级，东莞3个时段均处于初级协调发展等级，惠州和江门3个时段均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等级，肇庆3个时段均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发展等级。虽然以上城市耦合协调发展等级在这一时段没有变化，但耦合协调度D值基本保持稳步上升发展态势，说明随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珠三角大部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的良性耦合互动作用日益凸显。佛山、中山和珠海3市耦合协调等级也有所提升，其中佛山由2013年的勉强协调向2018年的初级协调发展等级演进，中山和珠海则由2013年的濒临失调向2018年的勉强协调发展等级演进。

3.耦合协调类型时空分析。从生产性服务业系统f（x）与制造业系统g（y）的对比关系进行划分，耦合协调类型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和制造业滞后型（见表3）。

从空间差异横向维度分析，珠三角9市耦合协调类型差异明显，呈现出珠三角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滞后与外围、东西边缘城市制造业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除了广州和深圳2市外，珠三角其余城市基本上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即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超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有限。这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均小于制造业综合评价指数，尤其是对于像东莞、佛山和中山等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珠三角城市来说负面影响更为突出，3市各年两大系统综合指数的差值平均值偏大（0.26），东莞甚至高达0.33；珠海、惠州和江门3市同样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系统滞后型，不过其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指数与制造业综合指数的差距与上述3市相比相对较小，3市各年两大系统综合指数的差值平均值仅为0.08，随着这些城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先进制造业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将随之加快，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能力亟需提升。

从时间演变纵向维度分析，除了广州、深圳和肇庆外，珠三角其余城市在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三个年度的耦合协调类型没有变化，仍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广州2013-2018年均属于制造业滞后型，且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差距在逐年加大，这是因为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广州服务业发展基础一直较好，加上近年来政府推出一系列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明显优于制造业。深圳f（x）与g（y）的对比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3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稍滞后于制造业，第二阶段（2014-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逐步超越了制造业，制造业开始呈现出滞后发展状态，这一情况可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指标得到验证，2013-2018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3%和19.98%，远远超出制造业这两项指标的发展水平（9.6%和14.9%）。具体表现在，随着当地传统制造业的规划升级，深圳已从早期港澳的“后厂”逐渐升级到今天珠三角地区的“前店”，“深圳总部、研发”+“周边城市生产制造”的模式已经成为了今天许多高新企业的标配。肇庆f（x）与g（y）的对比关系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3-2016年）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第二阶段（2017-2018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而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升反降了，导致后期制造业滞后于生产性服务业。珠海、佛山、惠州、中山、江门和东莞这几个城市虽然在三个年度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但在时间纵向上，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差距是有差异的，其中珠海、佛山、惠州和中山4市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指数与制造业综合指数的差距在2013-2018年呈现出逐年缩小的发展态势，而江门两大系统综合指数的差距在2013-2018年却呈现出逐年扩大的发展态势，东莞则在2013-2018年呈现出扩大-缩小-扩大的波动发展状态。

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系统科学理论与协同思想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和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运用该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对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同处于区域产业发展这一综合系统中，但作为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着不同的耦合协调状况，协调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区域产业结构良性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基础。第二，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珠三角9市3个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协调度，且从时空维度对其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评价结果与客观实际基本相符。从空间维度来看，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向边缘城市梯度递减的规律。核心圈层区域耦合协调度最优，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核心外围圈层区域耦合协调度紧随其后，以佛山、中山、惠州和东莞为代表；东西边缘圈层区域耦合协调度最弱，以江门和肇庆为代表。由此可见，层次越高的协调等级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层次越低的协调等级在珠三角边缘城市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从时间维度来看，除了个别城市在某些时段有一定波动外，珠三角大部分城市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从生产性服务业系统f（x）与制造业系统g（y）三个时段的对比关系看，珠三角各市表现差异比较明显，除广州、深圳和肇庆外，珠三角其他城市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体系亟待完善。广州一直属于制造业滞后型，深圳和肇庆均经历了两个阶段，前者早期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型，后期转变为制造业滞后型，而肇庆正好与之相反。对此，深圳、广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应充分利用其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发达的优势，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二者优质协调发展；而珠三角外围城市应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进而为制造业生产流程优化、技术革新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仅从定量实证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系统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研究，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系统的内涵远比当前指标体系反映的更为丰富，由于指标选取方面受数据来源收集的限制，在测评分析过程中，目前的指标体系考虑范围还不够全面，有些关键指标尚未涉及。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指标体系的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将是后续研究深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