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的逻辑意蕴

俞 婷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进一步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实践从根本上克服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固有弊端，开创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崭新道路，极大地拓宽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新”在哪里，有何新内涵和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从独特性、人本性、整体性和非扩张性相统一的逻辑视角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特征，为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明了方向[3]。

一、遵循“独特性”逻辑：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要求

(一)世界历史潮流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依据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环节。那么，每一个民族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模式是唯一的还是多样的，这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首先澄清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现代化”这个概念，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来表征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这一话语体系也由此被视为现代化的理论先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形态大致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五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与生产力的升级换代大体上保持一致，正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然而，当旧的社会已经无法容纳现有的全部生产力，并且现有生产关系的变化与旧的社会制度对抗冲突而无法调和时，一股新的势力就会打破旧的阶级统治，一个崭新的社会便应运而生。纵观历史长河，人类历史总是遵循五大社会形态所描述的一般规律向前推进，但并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会严格按照五大社会形态的发展顺序依次演进。任何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有的国家和民族受到特殊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还会出现跳跃式发展，呈现出特殊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晚年时将目光逐渐转向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东方国家，提出了落后民族国家可以借助西方文明所创造的有利条件，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二)纵向历史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发与形成

近代以来，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古老中国由于受到几千年来封建思想观念的禁锢，一度错失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机遇，日渐沉沦为内忧外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入侵，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境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只能以落后者的姿态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无数仁人志士怀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愿望，开启了效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之旅，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然而，照搬照抄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问题，所有试图实现中国现代化却罔顾中国具体实际的方法举措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伟大历程。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前提以来，我们党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实现现代化的艰苦探索。从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独立自主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深化。

(三)横向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新与超越

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强国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我们分析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民族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参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经济行为受到政府的直接主导干预，呈现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模式的高度行政化，从而导致苏联经济体制逐步僵化和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刻总结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优势，不断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鼓吹其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大肆输出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文化样态，别有用心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设计了所谓的“现代化”，实则是不断走向西化的道路。这使不少落后国家误认为西方化才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出路，盲目追随下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繁荣发展，反而使国家陷入愈加艰难的困境。事实上，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道多选题，西方模式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各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远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成功，我们在看到其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发展迟缓、贫富差距悬殊、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等现代性危机，人们不禁开始质疑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并反思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方位现代化的创新之路，是我们党百年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的实践产物和最好证明。一路走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被迫接受现代化到主动推进现代化，从跟随西方步伐到引领世界发展，其成功实践不仅向全世界展示着“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还极大地拓宽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

二、遵循“人本性”逻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也是人的存在形式逐渐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靠近的过程。资产阶级虽然率先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但人们只是充当被世界历史潮流裹挟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中，普通劳苦大众只是为资产阶级谋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马克思曾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社会生产演变为掌握劳动资料的资产阶级奴役和压迫工人，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微薄的工资，生产劳动仅仅是工人的谋生手段。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工人逐渐沦为被劳动产品支配的畸形化的人，这种人对物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异化。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所在，现代化的主体是亿万参与其中的人，人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离开人谈论现代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实际上，现代化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把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始终是评判一个政党根本立场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谋求人民的利益福祉作为执政的内在要求和永恒目标，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了内涵深化和实践探索。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下，生产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们创建美好生活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第一需要，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超越了资本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逻辑，充分彰显出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人心向背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要求把“人民性”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和价值遵循，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在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关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向往的价值取向中赢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本特征和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把维护全体人民利益和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庞大的人口规模在现代化初期发挥了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庞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资源的紧缺和任务的艰巨。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渐减弱，如何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开拓带领十四亿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路线：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当前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全面开展脱贫攻坚为实现强国富民奠定重要基础。截至2020年年底，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我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十四亿人口脱贫的壮举，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只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当前中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依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深刻认识到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现代化，把锲而不舍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三、遵循“整体性”逻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需要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复合型概念，而非仅以物质文明为标尺的单一型现代化。现代化最先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否认它曾以革命的、先进的姿态将欧洲人民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西方文明。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在固有矛盾，使得西方国家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现代化无序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不良后果。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下，资本是主导社会运转的总指挥棒，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被肢解为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要让位于最大程度地创造物质财富，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捧使社会的发展失去平衡并蒙上强烈的“逐利性”色彩。在此情况下，作为物质文明附属物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反差，精神文明逐渐失去了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基本功能。缺乏精神文明支撑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涌现出社会暴乱、精神空虚、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危机事件，这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反过来又阻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无法绕开的恶性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基于整体性文明的视角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在了同等重要、同步发展的位置，不仅要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精神文化水平。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之一在于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迫使其过度索取和开发自然资源，却忽视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如今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被破坏的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文明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倡导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人类文明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心存敬畏是人类对自然最基本的尊重，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最佳的相处方式，不能出于私利，想尽一切办法去破坏它的本来面貌。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面对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日渐枯竭和自然环境承载力趋近极限的现实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把生态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来统筹推进。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新发展理念不仅回应了如何正确处理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而且指明了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实践证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和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全面超越。

四、遵循“非扩张性”逻辑：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遵循

(一)走出国强必霸的资本主义旧逻辑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则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过程。以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剩余价值的绝对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家必然会迈出殖民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步伐，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并建立起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产和销售商品的同时强行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传播给其他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对立，以及建立在对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国强必霸是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其背后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和价值取向。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强必霸的旧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决定了道路的性质和方向不同，其所弘扬的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了建立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不仅如此，从内在情感力量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追求，崇尚和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得到传承并被发扬光大。尤其是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现实困境迫使中国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饱受战争摧残和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情，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8]。

(二)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来开展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正是为了解救被压迫和奴役的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造福全人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9]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乘势快速崛起，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并逐渐改变着“西强东弱”的原有格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强大，一些西方政要和主流媒体处心积虑地炮制出“中国威胁论”，以压制中国发展，抹黑中国形象。面对种种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一方面冷静理性地回应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诋毁，破除西方国家蓄意编造的不实言论，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10]在此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充分体现出中国在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的全球视野、博大胸怀和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