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

徐文慧，叶美兰

(1.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2.南京邮电大学 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客邮”文化产生的逻辑起点

(一)“客邮”的内涵

关于“客邮”的概念，学术界的观点是相似的。刘亚中指出，“‘客邮’是鸦片战争后，英、法、美、日、德、俄六国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邮局的总称，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犯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邮政机构”[1]。刘波认为，“所谓‘客邮’，是指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开办的邮政局，其经营和管理直接受命于母国邮政机构”[2]。

可以看出，“客邮”首先是一个邮政机构，与其他邮政机构相同，都承担着传递物品、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社会职责。但它是“客”，不是“主”，这个“客”也并非经过主人正式邀请而来的，而是未经过同意与允许，私自在中国领土上开设的邮政机构。“客邮”的开设直接侵犯了中国的邮政主权，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正如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所说，“各国在华设置客邮局，大都为政治原因，或为对中国将来之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国之地位”[3]275。

(二)“客邮”的双重属性

1.鲜明的殖民性

(1)“客邮”侵犯了中国的邮政主权。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务寄递业务主要是靠驿站往来，民间则主要依靠民信局等机构。鸦片战争以前，外商对华贸易只能在广州十三行进行，来往外商与其本国之间的物资传递与信息交流一般是通过来往船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对华贸易量剧增，来往船只开设的临时寄递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他们急需在中国领土上开设属于自己的邮政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客邮”。葛显礼在1855年给薛福成的照会中就明确指出，“各国在中国设馆，本与万国通例不符，亦非中外条约所准”[4]55。因此，“客邮”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扰乱了国内的邮政管理秩序。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制定自己的邮政章程，形成自己的邮政体系，发行邮票。“客邮”收寄业务的范围不仅限于本国侨民，还承接中国人的寄递业务。《光绪三十二年邮政事务年报》载称，“英国在中国各口岸设立的邮局，仅收一边呢(即便士Penny)之轻费(合洋银四分)，而外人居住内地者，发寄国外信件，亦竟贴用此项轻费邮票。其法将各件粘妥轻费邮票汇总，另加外封粘一中国邮票，寄经在口岸之友代为办理转寄，甚至径行寄由设在通商口岸之客局代为转接，此项信件依照公约规定，原应按中国所订之邮资，贴用中国邮票，如径交英邮寄递，不仅违反邮章，亦使中国邮政受亏”[5]574。

(2)“客邮”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的延伸。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些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被迫同意修建铁路的势力范围等，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设“客邮”的邮线线路。“客邮”利用其数量庞大、覆盖面广、业务面全的优势，将殖民主义深入到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2.一定的积极性

(1)加快创办国家邮政的步伐。“客邮”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激发了一批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官员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践踏、侵犯、殖民的命运。同时，他们也看到“客邮”所具有的完备的体制和实效性，对近代邮政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自常年用费外，年入之款岁有赢余。可知邮政一端，其益甚宏，其效甚速。轻而易举，无耗费之虞；远而可通，无濡滞之虑。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6]491再加上中国原有的官办驿站体系已经积重难返，民办民信局等机构由于线路、速度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生活与交流的需要，因此，这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创办国家邮政的意识。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书清政府，要求创办中国自己的邮政机构，建立自己的邮政体系。“西方近代邮政始终作为一个成功的范本被反复引用，是中国改革传统邮政的范本。”[7]82

(2)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鸦片战争的历史象征意义在于，‘西方’登陆中国伊始就展现了其侵略者和现代文明的两面神形象。中国由救亡图存所导引的现代化运动，是东亚农业民族对西潮冲击的回应。与西方之文明导师与海盗的两面神相对应，中国现代思想亦有西方化与反西方化两个面相：迎受西方现代性而改革传统，抵抗西方殖民霸权而复兴民族。”[8]13“客邮”的存在给人们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为后期的大清邮政和中华邮政人事、会计等各项制度、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提供了参照，促进了中国社会管理体系的近代化。撇开政治上的殖民性，“客邮”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便捷的服务质量，对比驿站等古老的邮递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由于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更加便捷，信息沟通更加顺畅，运输速度明显提高，民间通信也得以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认可下光明正大地进行，不再受驿站与民信局的约束。在自由的通信中，民众之间的思想文化和情感得到传播，进而进一步促进社会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更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尤其是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官员对新兴技术与文化的接受、传播。同时，近代邮政也推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二、“客邮”文化对近代文化自觉形成的历史价值

(一)“客邮”文化的概念

关于“客邮”文化，目前学术界研究尚少，且未有明确的观点。然而对于因邮政而引发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论述：邓达宏在《福建侨批多元文化价值探略》中对福建侨批展现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阐述；张忠恕在《中国邮政：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中论述了邮政对通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顾联瑜在《书信藉邮政遥寄 亲情共友情互联——浅谈书信文化与邮政通信》中论述了伴随邮政的发展而形成的书信文化。笔者认为需要结合“客邮”文化的性质来阐释其内涵。

孔子曰：“置邮而传命。”“客邮”的本质是邮政，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客邮”的邮路，以瓜分中国势力范围为载体，以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为目的。从“客邮”服务的人群来看，外国商人、使领馆和外侨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也收寄中国人的信件。通过“传命”的过程，也刺激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因此，撇开“客邮”本身的殖民性质，“客邮”文化的内涵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带有西方先进思想的客观存在，主观上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流动型的传媒文化、异质文化。在“客邮”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世界各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

(二)“客邮”文化的历史应用

1.“客邮”文化在邮票中的运用。1878年中国的一套“大龙邮票”，就是由外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中国海关密档》记载，“郝德为此函询金登干。金向英国专门从事邮政的德·拉·律征求意见。后来郝德采纳了德·拉·律的方案，印制了第一枚中国邮票”[9]623。“据《费拉尔手稿》记载，葛显礼在审查费拉尔的邮票设计图时，曾让费拉尔模仿他那里的‘一个瓷花瓶上的样式’来设计邮票图案，建议他‘用万年青代替牡丹’‘最好用帆船图案，用古塔代替灯塔’，甚至说，把绣袍龙纹稍加改动就可用为‘大龙邮票’，而费拉尔也不敢疏忽怠慢，他设计邮票时，也强调‘设计图是典型中国式的’。”[10]259从客观上来说，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数量众多的中外珍贵邮票，构成了近代邮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客邮”文化在书信中的运用。“客邮”的大范围开设，客观上刺激了中国邮政服务的普及、规范。“客邮”的邮资更加低廉，从而加快了书信的交流频次。书信的内容逐渐扩展到文化领域，形成书信文化。华人华侨在书信上会印有特定的中国传统图案和中国文字，信件传递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宣传。同时，书信往来也刺激了书信文化的产生，鲁迅就经常与胡适、钱玄同等文友书信往来，这些名人书信、文化书信，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文化信息，为后世留存、研究提供了物质载体。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必须让信息交流更加便捷，因此，对书信信封上的邮资，他们采用了符合中国人习惯的计量单位。“据《费拉尔手稿》记载，葛显礼在考虑邮票上的面值货币单位时，即曾否决‘不合乎中国语言习惯’的称谓，而决定采用‘分’和‘角’。”[11]259总的来说，邮政事关国家主权、信息安全，邮政活动深入千家万户，通五洲达四海，是“百姓国家之根本，传递国家之血脉”[11]537。

(三)“客邮”文化下文化自觉的历史特点

1.进步性。在“客邮”的影响下，电报、邮政等新式通信方式传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新兴文化的传播与进步思想家思想的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比如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魏源，他清晰地看到西方技术和生产方式具有先进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极具进步性的。再如晚清思想家梁启超，从他的各种理论学说中不难看出，他也能客观看待西方文化并有意识性地、全面地、深入地主动宣传西方文化。“《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的缘故。”[12]57他们掀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将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进行自觉对比的热潮，激发了人们推陈出新的文化自觉。因此，从反对旧思想的角度来看，“客邮”所带来的客观效应对当时的思想进步是有意义的。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从来都是与文化相伴相生的。

2.实用性。从客观上来说，“客邮”的章程、管理制度、运行体制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激起了一大批中国人远赴重洋学习的想法。比如容闳，他倡导中国进步青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西方所学应用于中国。在他的影响下，詹天佑等一批学子外出留学，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铁路业、军事工业、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各种思想的认同、判定、选择和使用，主要依据的是其实用性，而在当时学习西方技术救中国就是最实用的。龚自珍开始睁眼看世界、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自强求富、建立军事工业，立宪制度的提出，反对封建文化等，这些对于新兴文化的自觉选择的重要依据就在于实用。中国历次的思想启蒙都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每一次思想启蒙都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中所孕育的文化自觉一定与政治相适应，符合政治文化的土壤。中国人数千年来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做出的选择与努力，都是为了适者生存，在文化自觉的选择上也如此。

3.民族性。“客邮”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重要证据，它从设立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殖民性。它来往的信息、传送的物资都是以西方列强各自利益为重，并不是以帮助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极力要求发展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用商品输出的方式来掠夺中国的事实。“‘客邮’往来邮件都以其本国邮袋装运，不受中国海关检查，并以此作掩护，从事鸦片、吗啡、高根等毒品及钟表、珠宝、首饰等的贩运和走私活动”。[13]16“各通商口岸的邮政局归税务司等管理。”[4]81马建忠作为主张加重关税的代表之一，认为郝德作为总税务司，保护西方商品的关税，肆意打压中国商品，严重阻碍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体现出文化选择上的民族性。

4.国民性。民族性的落脚点就是国民性。“中国实尽洋官管事，华官只如地保，华民只充奴隶而已。”[4]10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邮政事物决定权掌控在西方列强手中，这样的状况是每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家绝对不能忍受，也必须要改变的。近代进步思想家无法全盘接受西方事物。“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因此必须改头换面，才能适合中国人的眼光。改头换面以后，内部的骨架子必须是坚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备的，全体的职能当然还是可以实现。”[4]59-60对其接受程度取决于是否适应中国救国救民、自立自强的需求。但是救国自强的载体是人，人是具有主观意识与能动性的客体存在，实现救国自强的目的，必须有国民形成救国自强意识的自主渠道。“客邮”因其邮资的便宜、信息传递的便捷，为有识之士和进步思想家提供了信息传播的途径，通过信息往来，他们的观点、学说在国民群体中广泛传播，在客观上为向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爱国思想畅通了渠道，提供了物件载体，从而掀起了民众救国救民的热潮。

三、“客邮”文化对新时代文化自觉的现实价值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邮政，是非法在中国获取利益。他们希望通过“客邮”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入，以夸大西方文化价值观，矮化中国本土文化，通过文化殖民来达到经济、社会殖民的目的。在这种文化输入的高压态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处于“客体”角色，西方文化反而“客串”主角。客观上， “客邮”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兼容并蓄，激起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潮，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客邮”文化作为一种媒介文化，是一种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的流动型文化。作为媒介，本质就是传播，“客邮”作为载体，传播不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促使世界文化绚丽多姿。

马克思说：“世界文化的到来打破了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狭隘性，使得各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14]276-277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世界文化交往，人类文明的实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世界也会因失去文明的碰撞而黯然失色。恩格斯说：“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15]655客观上，“客邮”推动了国家邮政的创办，引进了先进的社会基础设施，开启了邮政官办民享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建设、文化发展。

我国始终坚持全球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尊重各种文化，重视文化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互学互鉴。“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6]历史充分证明，美好存在于合异之中，但合异的基础是“合”，失去“合”而单独存在的“异”，没有价值，反而会带来冲突与矛盾；相反，“异”以“合”为基础，定能因多样而灿烂。放眼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具有不同的文化，世界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各种文化因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而独特，正是这种复杂的、融合的、多元的独特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彩绚丽，这就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新时代下构建文化自觉，一是要尊重文化差异。因为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虽是流动的，但其内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很难被改变。只有尊重差异，才能求同存异。二是要促进文化包容。包容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兼收并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包容”的体现[17]。

唯有如此的文化自觉，才能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推动现代文明对话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我们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世界的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应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坚定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