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下（短篇小说）

曹军庆

早上九点半，她从六楼阳台上掉下来，手上还拿着做卫生的抹布，她落下来的地方距离四岁男童夏星星二十公分，距离另一侧私家车三十公分。夏星星一直啼哭不止，他奶奶抱着他，拍打他的后背和肩头，他把脑袋埋在奶奶怀里，脑袋扎得很紧很深，仿佛想回到奶奶身体里面去。

夏星星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地，潜意识里，他有时候错把奶奶当成母亲。他没有停止啼哭，每过一会儿又把头抬起来，望向那里，望向她落地的那个地方，然后更大声地哭，并再一次把头扎进奶奶怀里。奶奶本应该抱着他离开，回家去，可是因为不懂心理安抚，不懂心理创伤，以为小孩子哭一会就没事了。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奶奶奇怪，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能掉下来了呢。

楼下每天都坐着一些人，分别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到五点两个时间段，他们坐在楼下喝茶、闲聊。夏天乘凉，冬天除了下雪，也多半会捂着暖水袋坐着。都是些退休的人，平时又不上班，坐着的小板凳小马扎就放在沈老师车库里。这个小区的车库都在一楼下面，不到一层楼那么高，也不止半层楼高，一个单元两户人家，共有四个车库。挨着沈老师的车库，有个叫熊婆婆的老太太住着另一间车库。那边，单元对面，隔着楼梯，肖婆婆也住着车库。熊婆婆是跟着她儿子的，儿子在五楼，她就住着儿子的车库。这是个旧小区，最高层也只有六楼，没装电梯，熊婆婆年岁大，上楼困难，所以儿子就让她住在车库了。肖婆婆也一样，不同的是她没儿子，她是跟着女儿的。

沈老师住在三楼，楼下的车库里没住人，只堆放些杂物，他很热情，照例每天张罗着给大家烧茶水。

谁家里来了快递，若是刚好没人在家，便吩咐送快递的放在熊婆婆或肖婆婆家，她们倒是从不拒绝，车库里于是总放着来历不明的快递包裹。

车库门前有片空地，也是走道，楼与楼之间有花坛，种了树，还有灌木，算是小区里的绿化带。从车库门口到绿化带，大约有三到四米远，此处空气对流，在夏天有时能形成凉爽的穿堂风，冬天呢，也能晒晒太阳。楼上的人们没事就都坐在这里，休息，闲聊，耍嘴皮子消磨时间。

老头们坐着喝茶抽烟，茶叶泡在玻璃杯里，有时候相互比较一下茶叶优劣，看汤色是不是好看，叶片是不是芽尖。所谈话题无所不包，有本地八卦，也有国际形势分析，各种阴谋论大揭秘，比如朝鲜伊朗以色列美国俄罗斯及阿富汗局势，可说的事情很多。老罗是普京的铁杆粉丝。老徐崇拜金正恩。老朱对塔利班总有话可说。老李十分关注克里米亚。老古相对话少，很少插嘴，不知道在倾听还是在思考。老乔热衷于讨论宗教。大家事实上不过是在各说各话，很难有共识，因此老头们有时候也会很激烈地抬杠。沈老师戴着眼镜，几乎不就具体问题表态，特别是在老头们争执起来时，沈老师擅长微笑，擅长左右逢源敲边鼓，东补一句西补一句，很巧妙就化干戈为玉帛了。他是个补台的人，这倒不是因为油滑，说实话，在他看来，聊天嘛，不就是图个嘴巴快活，犯不着彼此伤了和气。

男人聊男人的，女人们上午把买回来的菜择一下，下午做些针线活，她们有她们自己的话题。偶尔老头和老太太也会扯上同一个话题，这种时候其实也很多，共同的话题一般都涉及小区里的人和事。

小区濒临府河，是二十多年前由福建商人开发的，不老，也不新，一共建了三十二栋房子，沈老师他们这栋房子是第十一栋。

他们每天都在下面闲聊，互通信息，互通情报，对他们而言，差不多这个小区每家每户都没有秘密。谁家里夜里拌嘴了，谁家里有纠纷，谁谁谁有什么社会关系，哪一家添人进口了，谁升迁谁倒霉，哪一家谁生病了，谁将不久于人世，他们都一清二楚。没有谁有意窥视什么，也没有谁在有意打探什么，但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经不起天天交换信息，换句话说，天天在一起嚼舌头根子，就那么些邻居，谁家里那点底细还不被翻个底朝天。

沈老师是退休教师，在乡下教了一辈子书，然后在县城退休。老伴姓郭叫郭师傅，从商业局下属的百货公司退休，退休金虽微薄，但他们的儿子在天津做服装生意，可以经常寄钱回来。郭师傅是我们县里的抗癌明星，十五年前她的肺癌就到了中晚期，至今还活着。她是个奇迹，她当时开始吃的那种抗癌药，制药厂跟她有个约定，规定她每存活一年，药价就按比例往下降多少，降到如今，她已经免费吃了几年的药了。她很自豪，也很感激制药厂，每过三个月，制药厂就会按时把她需要的药邮寄过来。制药厂宣传产品，总是拿郭师傅当正面典型。但是郭师傅胖，她不爱运动，就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楼下，永远对人笑眯眯的。沈老师倒是长得瘦，又瘦又高，热心快肠，还在业主委员会任了个职，他陪着郭师傅，见人就请人坐，反正方便，他早在车库里烧好了茶水。

楼下坐着的这些人，就是这样慢慢形成了一个圈子，如此说来，沈老师和郭师傅便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或者就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怎么说都不为过，两个人在我们眼里都是和和气气的，人品也好。

老罗是国企退休职工，腰板挺直，爱喝点小酒，脸总是红的。他老伴叫老辛，跟他是同事，年轻时肯定长得漂亮，老了老了身材也没走样，性格又阳光又开朗，笑声和讲话的声音都很嘹亮，她跳广场舞，据说在太白广场老年舞蹈队中，她是最引人注目的老太太。

熊婆婆独身，肖婆婆也独身，她们的老伴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徐是老中医，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公安局的缉毒大队长。

老古在乡下老家开了家超市，由着老伴和子女经营。还有个将近百岁的长寿母亲，跟着他住在城里，他跟老母亲斗智斗勇，每每对她的淘气叫苦不迭。

老朱叫朱正宽，从皮匠街街道办事处退休，老伴在河滨公园练太极。老李叫李义信，从海棠镇政府办公室退休。两人都是退休公务员，他们的名字都是自己主动说出来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還有老乔，年轻时在街上拖板车。

这些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虽然杂乱地坐着，但秩序还是有的，边界也还是有的。却又很开放，路过的人也会在这儿站一会，其他楼栋的人也有过来坐坐的，大家都很友好。

夏星星的奶奶住在十三栋，一个人带着星星，星星的父母在江苏，他喜欢到十一栋这儿来玩，沈老师有糖给他吃，其他人也爱逗他，他站在中间，一会儿走向这个老爷爷，一会儿又走向那个老奶奶。可是自从看到做卫生的那个女人掉落在身旁，他连着四天哭个不停，夜里睡着了还在呜咽，有时哭醒来，便扯起嗓子更大声地哭。

他奶奶从第二天开始，以土法子为他叫魂。她用白石灰在星星额上点了个圆点，傍晚时分，揪着他的耳朵在小区里来回走着，大声叫着，“星星回来呵，星星回来呵。”她的叫声和孩子的哭声混杂着，在小区上空回响。

很多人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老徐配了服中草药，让夏星星的奶奶煎给星星喝。

郭师傅把夏星星的奶奶拉到一边，关切地问她告诉了江苏的儿子媳妇没有，孩子这样哭下去恐怕很麻烦。她回答说告诉了，他们都没时间回来。郭师傅说当爹的没时间回来，当妈的也没时间吗？郭师傅知道两人离婚了，这个消息她暂时还没有传播出去，可是星星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就算离婚了，也不能不管呵。夏星星的奶奶搂着孙子，忍着眼泪没落下来，她带着哭腔说，我又哪管得了他们！

好在夏星星从第五天早上就不再哭了，他饭量变得很大，餐餐吃很多东西，吃零食，还老叫饿，一张嘴就嚷嚷着说饿了。不光他奶奶，大家都备着饼干蛋糕水果什么的，只要星星说饿了，都忙不迭塞给他。

老李担心地说，“孩子这么狂吃会不会出问题呵？”

老朱也说，“好像是有点不对劲。”

老罗反驳说，“能吃有什么不好，我就爱吃。”

老徐揪了揪胡子，“只要能消化，就无大碍，边吃边看吧。”

我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住在四楼，成天在家里闭门不出，写些自生自灭的小说，我所写的书，注定都是消失之书，我对此心知肚明。有天我下楼，遇到住在三楼的女人，她剛下班回来，同情地望着我说，“不要老待在家里了，一个大男人，好歹还是找些事做。我在保险公司，虽不管事，但还能跟领导说得上话，你要愿意，我可以帮你说说，先到我们公司做段时间保险吧。”

我惊慌失措地往下跑，嘴上说着，“谢谢，或许，以后再去。”

她的善良和慈悲令我羞愧，单靠写作，我真还养活不了自己。素不交往的邻居，居然如此关心我，为我的生活操心，岂不令我肃然起敬。

他们闲坐聊天的地方，就在我书房的窗口下面，即使我不下去，没和他们坐在一起，也能断断续续听到说话声，除非他们刻意压低嗓音，否则我都能听出个大概。

老罗和辛大姐（我们后来都叫她辛大姐不叫辛师傅）年轻时应该很般配，男子俊美，女子漂亮，走在一起很能惹人注目，到了暮年，一举手一投足，还能看到过去的味道。这个小区刚刚建成的时候，他们就搬来住了，住在我们这个单元的一楼。两人所在的国企，在县里很有名，可以说是当年全县最大的工厂，厂里还办了自己的报纸。一家工厂能办报纸，那是很厉害的，能在那里上班的人，自然很骄傲。那家国企在城东，有职工住宅楼，如果不愿住职工楼，还可以就在附近购买商品房，开发商在城东也开发了很多房子。但是老罗辛大姐没住在城东，却选择在这里买房子，作为他们退休后的居住地。二十多年来，他们好像从没和从前的工友来往过，至少一次也没见到他们过去的同事来访。这算是离群索居吗，或者算是隐居吗？我有时会想，他们是不是在刻意逃避过去？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要逃避？可是呢，似乎也说不上。但老夫妻很和睦，差不多是这里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女儿和女婿，经常带着外孙，从武汉过来看望他们。

就在昨天，也就是六楼出事的头一天，老罗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脾气。大家印象深刻，事情虽不大，但事情的性质却让人大跌眼镜。

起因是辛大姐做主买了张新沙发，本来家里有张旧沙发，她以旧换新，淘汰旧的，再加些钱又买了新的。先买了这种沙发的人是沈老师，沈老师的老伴郭师傅说，新沙发坐着又软又舒服，还便宜，花不了几个钱，辛大姐专门去看过，也动心了。她跟老罗商量，老罗坚决不同意，他的意思是我们还能活几年，旧沙发又不是不能坐，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辛大姐以为，尽管他口头上不同意，但只要买回来，估计也只能默认。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也是这么处理的，她还加了双保险，把娘家弟弟和侄女叫过来吃饭，安排老罗陪他们打麻将。下午四点多钟，新沙发送来了，就算老罗真不高兴，也应该会忍着吧，这种时候发作，要多不成体统就有多不成体统。

没想到的是，老罗偏偏就发作了，他摔掉手上的麻将牌，一扭身跑到外面来坐着，坐在他经常坐的那个位置上，嘴上还骂骂咧咧，“叫你不买你要买，旧沙发不能坐吗？看你还能活几年，等我死了你还活着，你一个人老活着，活成个老妖精。”

大家都劝他，已经买了就算了，又不是多大个事。辛大姐自始至终没回嘴，张罗着送货人赶紧把新沙发装好，把旧沙发拖走。老罗也有一阵没吱声，这事好像过去了，可事实却是他还在酝酿情绪，他此时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沉默，他还有更厉害更戳人心的话要说。

老罗突然喊叫着大声说，“你心里就没点数吗，心里没数吗？凡是你做主的事能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好结果，不是你做主，我们的儿子能没了吗？我说不能那样你偏要那样，我们的儿子好好地活到了十八岁，说没就没了，你心里就没点数吗？你不记得吗？”老罗嗓门大，这些话是喊叫着说出来的，声音却越说越小，最后那句“你不记得吗”，听着就像是耳语。

他的脸像刷上了石灰，所有人都惊呆了，没一个人再开口劝他。

送货人已经走了，辛大姐在扫地，她踉跄了好几下，差点摔倒在地。还是她娘家侄女把老罗拉进去了，她对大家说，“我叔叔中午喝多了。”

老罗没再说话，辛大姐也没跟他吵架，吃过晚餐，她又照旧到太白广场跳舞去了。

没有人议论老罗的家事，大家都在一起，要说什么也没机会说。

但是在背后，各自在自己家里，免不了还是会叹息。

沈老师就说，“谁能想到，在那么和睦的家庭里，还有那样痛苦的暗伤。”

郭师傅也说，“真是暗伤呵，隐藏那么久那么深的疮疤，怎么说揭就揭了呢？”

“活着都不容易，谁没有暗伤？”

这话触碰到了什么，都不吱声，沉默了一会儿，沈老师又说，“可是不至于呵，竟说出那么绝情的话。”

“就为了一张沙发。”说到沙发，郭师傅心生愧疚，“都是我，怪我多嘴，不是我，辛大姐也不会买沙发，她不自作主张买沙发，老罗也就不会说出那些话。”

“也是。”

沈老师也觉得郭师傅应该愧疚，是她的错，她不该怂恿辛大姐买沙发。这么一想，他决定明天早晨请老罗吃早餐，陪他喝点早酒，彼此心照不宣，既是安慰，也是道歉。

“道歉，那也是替我道歉，”郭师傅沉思着说，“这样也好，你顺便问下老罗，他怎么能那样说。”

沈老师很不高兴，“你是不是腦子有毛病呵？有些事能碰，有些事不能碰，这种事也能谈论吗？”

说着，关灯睡觉，沈老师眼眶有些湿润。

天刚亮，沈老师就带着半瓶白酒，约上老罗去吃肥肠粉丝。老头边吃边喝，没有一两个钟头回不了。

郭师傅也老早搬着小板凳坐在楼下。两个做卫生的女人大约是在早上七点出现的，提着又大又脏的布袋子，还拎了个吸尘器。两人中，年纪大点的那个女人身体壮实，年轻点的女人身体单薄。郭师傅看到挺壮实的女人有些面熟，一时间又不记得到底是谁，于是就对着她咧嘴笑了笑。

还是她先认出了郭师傅，她快嘴快语地说道，“郭师傅早，我一进小区就想起来了，想起了你，我记得你住在三楼，你记得吗，过年的时候我在你家做过卫生。刚才我还在寻思会不会碰到你呢，这不，果真就碰到了。”

郭师傅这时也想起来了，过年时的确请过她。

“又来做卫生呵，谁请你的，你这是要去哪里做？”郭师傅热情地问道。

“六楼，就在这个单元，六楼买了新房子，请我们过来开荒，做卫生。”

“哦，听说过，六楼的房子卖出去了，一定是买家让你们来做的，好早呵。”

“是的，是买家请的我们。天太热了，坐着不动都会出汗，我们早点来乘天气凉快，早点做完早点回去。”

“也是也是，那你们快上去。”

“嗯嗯，我们上去了。”

沈老师和老罗吃早餐的地方是个网红店子，肥肠做得很有名，来得早也要排队，老罗数了数，前面还排着十个人。

沈老师说，“不急，我们不上班，不赶时间，等会儿慢慢把这半瓶酒干掉。”

老罗忧虑地望了一眼酒瓶，“为什么要干掉呢？天儿这么热。”话是这么说，沈老师还是确信两人能干掉。

辛大姐出来跟郭师傅打招呼，“还是热，天气预报说今天的气温要到三十八度。”

“我也听了预报，比昨天还高两度。”

“什么时候能下雨呢？”

“好像要到下周。”

“老罗昨天喝多了，发神经。”

“男人嘛，过一段时间就得发一次。”

但是辛大姐正色道，“老罗不是，他很少发神经。”

聊了几句，辛大姐又进去了，她说，“我洗完衣服再出来坐。”

熊婆婆在咳嗽，肖婆婆的电视锁定在戏剧台，此时正在播放京剧唱段。

郭师傅这会儿清晰地想起了腊月间的事，在天津做服装生意的儿子媳妇原本说不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二十几又突然说能回来。沈老师早几天就把屋子打扫过，按他的说法，那是自己过年的标准，既然儿子媳妇要回来，卫生标准应该更高一些，那就要请保洁公司的人来做一次。逼近年关，保洁公司请不着人，老李给他出主意，你实在要找，就去太白广场找一个吧。太白广场哪有做卫生的？有，你去找擦皮鞋的女人，问她做不做，只要价钱合适，一般都会做。擦皮鞋的女人倒是见过，听说都是李店那边的人，只是不知道她们还做卫生。沈老师到太白广场转悠了一大圈，就只发现她一个人，其他擦皮鞋的女人都被请走了。

沈老师领着她回来，跟郭师傅说，“只找着了一个。”

郭师傅看着她干净、顺眼，就说，“那就做两天吧，两个人做一天和一个人做两天，是一样的呵。”

“那也是。”

她在这儿做了两天，郭师傅很满意。

第一天做粗活，紧锣密鼓擦窗户，拆洗抽油烟机;第二天做细活，跟绣花一样抹家具擦地板。郭师傅跟她聊天，女人和女人在两天时间里说了很多话。她生于1963年，老公在武汉做事，是个油漆工。做油漆工收入还行，就是结局都不太好，听说容易得职业病。她老公运气还不错，每两年她让他做一次体检，那种病他到现在还没得上。她担心老公，希望他永远别得那病，因为那种病很痛苦。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成人了，也都成家了，都在外地。李店田少人多，多数在外面做事，凭良心赚钱，凭力气挣口饭吃，也有人做电信诈骗。郭师傅吃惊地看着她，听说你们那里就是诈骗窝点，她腼腆地笑了笑，不好意思点头说是。也不是都做这个，有人做，更多人不做。现在国家打击得厉害，好多人抓进去了，少数没抓进去的都发财了，不过呢，那种伤天害理的财不发也好。听说沈老师的职业是教师，她便说到小时候读书的事，她也曾有过理想，她的理想是唱歌，做歌唱家，她唱得最好的歌是《山歌好比春江水》，适合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郭师傅让她哼几句，她没哼，说这歌哼哼不好听，得亮开嗓音，大声唱出来才好听。她还说，第一次到太白广场擦皮鞋，觉得丢人死了，生怕碰到熟人，后来擦过几次就好了，碰到熟人也不怕。

郭师傅就记得这么多，她是个做事麻利讨人喜欢的女人，1963年出生，如果在单位上班，应该也退休了。

老头们准时在快九点的时候出来了，沈老师和老罗还没回来，半瓶白酒快干完了，老罗正在跟沈老师讲普京，讲他的传奇经历。

夏星星也来了，他站在肖婆婆门口，离他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那是老徐的女婿停在那儿的。

辛大姐拿了几颗糖给星星，给了他一把花生，还给几个老头发烟，都是昨天待客余下的东西。没人提老罗昨天发脾气的事，辛大姐自己也没说“他喝多了，发神经”这类话。

老朱在逗星星，问他长大了娶几个媳妇，星星嘴里有糖，回答不利索，但他还是顺着老头们以前的意思说，“三个。”

大家又一阵哈哈大笑。

老李说，“刚刚来了两个擦皮鞋的女人，谁家在做卫生？”

熊婆婆说，“六楼。”

“这么热的天呵，真辛苦。”老徐说，“什么价格呀，给人家多少钱？”

辛大姐说，“我听到郭师傅跟她聊天，说是四十块钱一个小时。”

郭师傅说，“是的，有个人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做过，很好的人，我们刚见面，相互认出来了，还说了会话。”

“四十块钱一个小时，太便宜了。”

“我想起來了，”郭师傅说，“我记性不好，一会儿的事情，一会儿就忘记了，幸好你说到价格，我才想起来。四十块钱还不是六楼给她的钱，是保洁公司给她的，六楼付钱保洁公司，保洁公司再付钱给她。”

“她进了保洁公司吗？”

“不是她进了保洁公司，是保洁公司临时拉她来干活。她在家带孙子，保洁公司找她表妹，问能不能来做，她表妹才是保洁公司的，要找个同伴，就找了她。她听说四十块钱就答应了，她把孙子送到邻居家，就跟着表妹过来了，来挣些活钱。”

“这样哦，明白了，六楼不直接给她钱，而是给保洁公司，再由保洁公司付钱给她。实际上保洁公司也不能直接付钱给她，而是付给她表妹，再由表妹转给她，是这样吧。”

“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次，她还拿了保洁公司的吸尘器。”

“那她不再是擦皮鞋的女人了。”

“她还是。”

“夏天了，哪有皮鞋擦？”

六楼！六楼住过一家人，比较怪，不怎么跟我们打交道。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家男主人还被强制隔离过，一度说是确诊了，后来又说不是，只是普通肺炎。已经几个月没见到这家人，说是房子也卖了。

“那么，六楼的房子卖给谁了？”

这时，物业公司老秦走来了。老秦常来，经常跟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沈老师商量事情。老秦说，“卖给了一个女孩。”

据老秦讲，女孩生于1993年，本地人，在制药厂打工。女孩可能年底要结婚，匆匆买了这房子，急着打扫卫生，好买家具回来。她父母也在外地打工，男朋友在武汉工地上干活，买房的钱是他们一起凑的，听说还借了钱。老秦还说，卖房的业主向来是个刺儿头，跟物业关系紧张，连着三年没交一分物业费。为什么？跟物业扯皮呗，说是他在顶楼，楼上漏水，一下雨房间就沿着墙壁滴水，没法住人。物业帮着做了几次防水处理，还是不交物业费，直到要卖房，才一起交了。

老秦说，“不怕你狠，不交清物业费，你房子过不了户。”

“房子还漏水吗？”老古问道。

“不知道还漏不漏水，反正他墙面刷了一层石灰水，看着像是新的。”

“这不是害人家女孩吗，等人家搬进去了，一下雨，又漏水？”


“那可说不准。”

“你们看，”老秦指着楼梯说，“就是那女孩。”

果然有个女孩在从楼道里往下走，模样端正，皮肤粗糙。我站在窗口，看不到女孩，可是我能看到沈老师和老罗正从外面回来，他们两人手挽着手头挨着头，不像是酒鬼，却是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九点半，她从六楼掉下来了。她站在护窗上擦洗窗户玻璃，护窗是用不锈钢管做成的，不知是材质的问题，还是二十多年锈蚀的原因，肯定是护窗栏坏了，承受不了她的重量。在护窗底部，她站立的那个位置上，一整块不锈钢的钢管齐刷刷断裂了，它的四周一起断裂，像个规则的正方形，就那么一小块，带着她往下坠落。

从下往上看，六楼护窗上有个空洞，那里本应有不锈钢栅栏，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空洞。这是一次意外，谁也想不到的一次意外，那个原本就在那里，直到此时才裂开的空洞，一下子吞噬了她。

我们没有听到尖叫声，在她坠落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听到尖叫声，除了她落地时的那一声闷响。她落下的地方距离夏星星二十厘米，距离老徐女婿的私家车三十厘米。星星是第一个发出声音的人，他号啕大哭，继而，大家都围上来，齐声惊叫。

女孩吓得瘫在地上，全身颤抖，不得动弹。表妹——也就是更年轻一些，身体看着更单薄的那个女人咚咚咚跑下来，却不敢走到她身边，她就蹲在楼梯那里，跟星星一样号啕大哭。

沈老师高声叫着，“报警呵，快打电话报警。”

老罗也高声叫着，“赶紧打120。”

听到叫声，我在下楼之前已经打了110和120。

老秦从地上拉起女孩，对她说，“报警电话你来打，应该是业主打，不能由物业打。”

女孩说，“哦哦，那你替我做主。”

说着，战战兢兢拨了110，接电话的人说，已经出警了。又拨120，也说，救护车在路上。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检查她没了生命体征，又迅速开走了。

老秦听到女孩说，“那你替我做主”，真就替她做主了，他让女孩通知父母亲，女孩犹豫着不愿打电话，她哭着说，“买这个房子我就掏空了他们，我不能再麻烦他们。”

“那就通知男朋友吧，”老秦说，“你不能一个人扛着，你一个人也扛不住。”

女孩打了男朋友电话，把实情对他说了，男朋友说，他马上坐火车回来。

警察也来了，出警的是派出所温所长。温所长很有经验，拿绳子在她坠落的地方拉起警戒线，保护现场，不让人靠近。他劝她的表妹不要再哭，处理后事要紧，还要尽快通知死者家人。

表妹只顾着哭，可能还是太愧疚了。经警察（即温所长）提醒，这才想到死者弟弟，即刻跟他通了电话，温所长问，“她弟弟能主事吗？”

“能主事。”

“叫他快来。”

她弟弟来了，是从李店骑电动车过来的，跟他一起来了四个人，也骑电动车。她弟弟没哭，先给姐夫打了电话，我听到他说，“哥你快回来，家里有急事。”他并没有在电话里告诉姐夫，姐姐不在了，他只说有事，让姐夫回来再说。他现在想的是，怎么样才能维护他们家的利益，能够得到必须得到的赔偿。毕竟是他们家死人了，但又不是刑事案件，不可能以命偿命，那么只能看怎么善后了，他作为受害人一方的主事者，考虑的重心就得放在这里。

老秦也在问女孩，跟保洁公司签了合同没有，女孩还蒙着，不明白他现在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老秦悄悄说，“什么意思？现在你就要开始考虑赔偿的事情了，你得和保洁公司划清责任。”

女孩说，还没见过保洁公司的人，是在网上找的，约定每小时给保洁公司六十块钱，还没签合同。

“没签合同怎么行？”老秦着急了，“没合同，你也得有个别的什么东西。”

“别的东西没有，就给了他们三百块钱押金。”

“从哪儿给的？”

“我在微信上给他们转的账。”

“也行，一样，你赶紧截屏，保存，这肯定是凭证，到时候管用。”

她弟弟在和温所长交涉，手上做了一些很激烈的动作。温所长有个建议，希望能得到她弟弟的同意和支持，温所长说，“事情我们都了解清楚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很容易弄清楚，我还是建议把你姐装进冰棺，先送到殡仪馆，后面该怎么处理再怎么处理。”他又说，“天气太热了，让你姐留在现场不好。”

不行！她弟弟坚决不同意，“在把事情完整处理好之前，不能把我姐装冰棺。不能一了百了，我要一个说法，一个方方面面签字画押的说法，不能草草地把我姐给烧了。”

从李店来了四个人，她弟弟轮流和另三个人低声交谈，他们分别给他出主意，他拿着小纸条，把他们说的要点用铅笔写在纸条上。他向温所长提要求，保洁公司的负责人要来到现场，小区物业要有人在现场，买房子的业主和卖房子的业主也要同时在现场，对了，保险公司也要来人。缺一个人都不行，等人都到齐了，大家再来协商解决。

“实在不行，我们还要上访，去找上面的领导。”

温所长不觉得她弟弟的要求有什么过分，却还是头疼，所里同事刚给他回了电话，他们调查了她弟弟，说是个难缠的家伙，他在老家是果农，经历曲折，对什么都不满意，说不上有什么心计，但是粗暴，一根筋，容易发火，总想着跟谁吵架，总想着别人欠他的，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这种人温所长平时也碰到过，可是她弟弟这时是在维护姐姐的利益，他在为姐姐着想，而不是为自己。

过了会儿，温所长望了望炙热的太阳，心急如焚，便问她弟弟，“你姐夫呢？他是什么意见？”

“他还在火车上。”

“我能和他通个电话吗？”

“不用，他是个老实人，这件事不由他做主，即使他回来了，也不由他说了算。”她弟弟拿铅笔猛戳手上的小纸条，“他们人都到齐了吗？”

温所长看了看，还没到齐，“保洁公司的代表快到了，賣房子的业主至今没找到，还在找呢。”

“你与其问我什么意见，问我姐夫什么意见，还不如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准备承担多大责任。”

在他们那些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她就躺在那里，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躺在水泥地面上。郭师傅拿来一张湿手帕，弯腰钻过警方牵起的绳子，尽管温所长已经用白布盖着她，郭师傅还是想帮她擦洗一下——露在白布外面的那只破碎的手，那只手在阳光下面是那样苍白。

温所长看到了，大声斥责说，“赶紧出来，你在那里做什么？”

“天气太热了，这样不行。”郭师傅回答道。

“快出来，”温所长看了看天，皱着眉头走近她说，“你是哪里的？”

“我住这儿，”郭师傅指了指三楼，“这是我们家车库，”郭师傅哽咽着说，“她就落在我门口，我不能不管。”

“那你配合一下，”温所长这时温和地说，“不要破坏现场。”

说完，温所长又到她弟弟那里去了。

郭师傅走进车库，拿出一把伞。她又一次弯腰钻过绳圈，把伞撑开来，放她旁边，替她遮着太阳。“太阳太大了，给你遮点阴凉。”

这次，温所长没有斥责郭师傅，也没有吆喝她赶紧出来，因为她放下雨伞后，就自己钻过绳圈出来了。

郭师傅人长得胖，来回折腾了两次，全身都在淌汗。她站在绳子外面，对着绳圈里躺在地上的死者慢悠悠地说话。

“我还想端一盆清水，细心地帮你清洗额头脸颊耳朵脖子和手指头，可是警察不让，所以你别怪我，我不能帮你清洗。”郭师傅又说，“你怎么不叫一声呢，你不怕吗？那个时候不都是要叫的吗？你叫一声是不是就能舒服一点，是不是就不那么怕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叫呢？”

辛大姐拿着小板凳过来，给郭师傅坐着，“你坐下，人胖了站着难受。”那是郭师傅每天坐的板凳。

老罗把辛大姐的板凳也送来了，顺手还拿来一把纸扇和两杯茶。辛大姐望着老罗，眼中闪过泪花。

“我昨天没喝多。”他说。

辛大姐给郭师傅打扇子，郭师傅说，“别给我扇，你要扇就给她扇吧。”

“但是她太远了，她在绳圈里面。”

“是呵是呵，我们谁也帮不了她。”

辛大姐请郭师傅喝水，郭师傅说，“我不喝，你给她喝。”

“她再也喝不了了，就算放在她嘴边，她也张不了嘴。”

郭师傅问辛大姐，“她掉下来了，为什么不叫呢？”

辛大姐说，“她没叫。”

郭师傅说，“她还会唱歌，会唱《山歌好比春江水》。”又说，“我一个癌症晚期病人都没死，她怎么就死了呢？”

这话说得！这时，辛大姐看到郭师傅在哭，郭师傅也看到辛大姐在哭。她们忍不住，一声接一声地哭，就像两个为亲人哭灵的女人，而事实上，她们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名字的她，很像是她们的亲人，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不是她家里的地方，也有了为她哭灵的人。如果没有人为她哭灵，她又怎么上路呢？

买房子的女孩还在发抖，物业的老秦陪着她，跟她保持交流。

死者的弟弟从过来到现在，还没有看一眼地上的姐姐，他姐姐就躺在那儿，有两个老婆婆隔着一段距离陪着她。他一直忙着跟温所长说话，跟其他人说话，他这会儿暂时还顾不上已经不在了的姐姐。

如果不是郭师傅和辛大姐为她哭灵，她可能更凄凉，可是在这么炎热的桑拿天气里，她们又能支撑多久？

外边的人听说我们小区出了事，出了大事，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小区里的人知道是我们这栋楼出了事，大家不约而同都涌到这里。总有些闲人喜欢围观，人群熙熙攘攘，踮着脚张望。

温所长指挥手下维持秩序，社区赶来的人也在帮忙维持。

郭师傅突然很讨厌那些不请自来的人，看什么看，她痛哭流涕地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能看出什么来？郭师傅为她抱屈，不想她就这样被人看到，不想她就这样被人围观。郭师傅就是觉得这样不好，太可怕了，没有给她颜面，没有给她尊严。郭师傅拉着辛大姐，钻过绳圈，一左一右坐在她身边。

温所长这时又大声叫着，“你们在做什么？赶紧给我出来，快点！”

“我们什么也没做，”郭师傅说，“我们就是想挡着她，不让人看。”

温所长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那些围观者，没再吱声。

于是，沈老师那帮老头儿也围上来了，他们拿着小板凳，钻过绳圈，围坐在她四周，把她围在中间，把郭师傅辛大姐也围在中间。他们围着她，这个可怜的女人，不能让人看到她如此悲惨的样子，此时的她，不能被任何人围观。他们背对着她，脸朝向外面，不让越聚越多的人看到她被白布覆盖的身体和面容。这帮平日里多嘴多舌的老人沉默着，举着伞，都摇着扇子，试着给她遮住阴凉，试着给她送去一点凉风，他们像一层层屏障，把她包裹在最里面。

陆续赶来看热闹的人，只能看到在烈日之下，在绳子里面，有一群紧紧围坐在一起的老人，把她遮得嚴严实实。他们能看到老人脸上的悲戚，却不能看到老人背后还有什么。

温所长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时间过得太慢了，比什么时候都慢，死者的弟弟还在跟温所长和那些人讨论事情，没完没了，我望着武汉方向，仿佛能看到她老公。她老公就是那个油漆工，人们都叫他老张，老张接到妻弟电话的时候，刚刷完一堵墙壁，又在刷另一堵墙壁。妻弟让他赶紧回来，他说正忙着呢，妻弟说，再忙也要放下，先回来。

老张问，“什么事这么急？”

妻弟说，“天大的事，你回来再说。”说着，挂了电话。

老张心想，什么事会是天大的事呢？他给老婆打电话，电话通了，她却没接。她一向是这样，你给她打电话，她总在忙事，总听不到。不会是她出事了吧？不会不会！她在家带孙子呢，能出什么事？她喜欢孙子，他也喜欢孙子。

妻弟在卖关子，那就回去吧，回去就知道了。

上了火车，老张坐在三人座的中间座位上，左边靠过道，坐了个老头，右边靠车窗，是个年轻小伙子。车上有空调，老张趴在小桌板上睡着了，他干活太疲惫，很容易入睡。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站了，他还在睡，里面的小伙子往外走，把他弄醒了。

小伙子说，“对不起，把你弄醒了，”他又说，“可是我到站了，我要出去。”

老张问他到了哪个站，小伙子说了个站名，老张忙说，“这也是我要下去的地方。”

他站起来，跟着小伙子往车厢出口走，“谢谢你把我弄醒了，我差点就坐过站了。”

小伙子说，“你可能太累了。”

两个年龄相差三十余岁的男人走下火车，走出高铁西客站，坐着同一辆公交车回来。

我仿佛看到了他们，他们都是从武汉回来的，也将去往同一个目的地，那就是我们这个小区，他们正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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