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赶超”到“创新引领”：内涵转变与重大政策评估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准确把握制造强国深刻内涵，不断完善制造强国支撑体系，始终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2015年，国家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旨在解决“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明确未来主攻的十大重点领域，推动中国从“赶超”到“引领”，由“制造大国”转变成“制造强国”

。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制造强国的内涵有着怎样的变化？《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下一步如何通过政府政策加快中国制造创新步伐？这些问题亟待解答。本文基于制造强国内涵的动态转变及政策评估结果展开分析。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是制造强国内涵的研究。Wei等(2017)系统分析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必要性、前景及系列挑战，讨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专利数量较多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快，未来要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史丹和李鹏(2019)提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品短缺问题突出，主要任务是健全工业生产体系，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发展质量的重点是“好不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工业发展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安同良等(2020)发现目前中国技术整体处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半段征途上，制造业创新能力呈现高端产业跟跑为主领跑为辅、中端产业跟跑并跑、传统产业领跑的特征，实施差异化、异质性的政策可提升政府政策的靶向性

。

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办好教育事业的任务艰巨性[13]，我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构成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阶段的基本特征。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获得审议通过，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14]，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和任务。

第二支文献是重大政策评估的研究。重大政策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需求为基本目标，始终围绕并服务国家总体战略部署，本质上是国家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国家目标、政府引导、重点推进的特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科学决策，实施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

。重大政策评估已成为促进国家战略部署和重大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方式，对完善有关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提高改革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国家重大政策，在其组织实施一段时间后，通过实证方法评估政策运行质量和效果是一种普遍做法，可提高重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然而，对政府是否应出台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学术界曾有过不少争议(如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之辩论)

。事实上，在政府政策的驱动下，我国许多行业得到飞速发展，为经济长期保持年均9.5%左右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原因就在于政府政策有效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

。

在讨论不同发展阶段制造强国内涵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在以下几方面丰富了既往研究：第一，根据历次五年规划文件，总结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制造强国内涵的变化，提出制造强国是一个动态概念，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制造业的重心已转向如何实现创新引领；第二，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是规范分析，我们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经历不显著到显著为正的变化过程，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是逐步释放的，平均而言，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8%；第三，充实从微观视角检验重大政策有效性的相关文献，为政府如何提高政策效果及充分利用资源来推动制造业实现创新引领提供经验证据。

二、制造强国战略的内涵变化

(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制造强国战略的内涵变化

国家发展目标和经济政策的选择实施总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进行的

。从追赶到逐步引领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两方面的主要特征：(1)国家目标主线——立足基本国情进行国家总体战略判断，将阶段性特征与重大政策相结合；(2)重点推进主线——政府有意识地对重点领域重点推进，主动将生产要素导向重点行业，发挥重点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向带动作用，最终实现所有行业共同发展的目标。

要有效推行预防VAP的措施，问题在于这些措施依从性及执行率的审查计划。每日进行执行审查对提高其临床依从性有极其积极的作用［51］。专家建议，每天监控并收集数据用于对临床依从性的持续评估，密切关注VAP发生率。例如，如果手卫生执行率差，应立即向医护人员反馈，提高其自我认识，直接改善实践的结果。我国目前对预防VAP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及医护人员执行的依从性的评价研究尚比较缺乏，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VAP发生率高于美国医疗安全网(NHSN)的标准发生率，并对患者的预后产生重大影响。应尽快制订出符合低成本，高实用性，容易实施等优点的集束化干预策略［5］。

匹配方法选择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按照1：1有放回匹配。根据平衡性假设检验，发现匹配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匹配之后的偏离度小于10%；T检验的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因此，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变得平衡。

(二)制造赶超

1.数量导向。在数量导向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张，数量增长阶段实际上包括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资本比较密集、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从而使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国家

。在第二个时期(1978—2009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在数量上即将赶超美国而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此期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产品逐渐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在经济发展起步的时候，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维持在较高水平，因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增速和人均产出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增长奇迹”。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数量赶超阶段的增长动力同样来源于大规模要素投入，尤其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及工业行业转移，农业释放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吸收劳动力的互动构成一个中国制造数量赶超的过程。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经济发展可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工业行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递减，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在数量上等于维持生存的消费支出。当刘易斯拐点出现时，经济发展就遭遇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困境。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古典增长模式，劳动力被假设为短缺，但其素质不断改进，资本-劳动比获得合理提高。

2.质量前沿。在追求质量前沿的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是由外生技术进步带来的，因此无法解释中国在数量上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大规模增加研发资本追求质量前沿的现象。具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产出总量在2010年位居世界第一，但产品质量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存在低质量产品过剩而高质量产品稀缺的问题

。而且，中国企业很少在国内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大量高质量消费品仍依靠国外市场，甚至出现过中国消费者奔赴日本抢购感冒药、马桶盖等日常所需物品的现象。因此，中国制造在经历数量快速扩张后转向质量前沿阶段，迫切需要打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追求产品质量提升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

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阶段后，基本生产函数由低级转向高级突破性变化。这一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产品质量改进、种类扩大和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中间产品质量阶梯决定，其增长率取决于产品质量改进。长期而言，产品质量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中间产品不断向上攀爬质量阶梯，产品质量提升带动经济持续增长

。而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新产品进入、旧产品退出，在这个过程中靠近质量前沿。越是进入到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产品的创造性破坏就越强。按照熊彼特的理论逻辑，靠近产品质量前沿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三)创新引领：新格局和新任务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中国制造业由技术创新上升到科技创新，创新引领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事实上，经过制造赶超阶段的前期积累，中国制造业结构总体上呈现从以资本密集为主导转向以技术密集为主导的转型升级趋势，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智能制造引领制造方式变革和制造业产业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虽已建成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但产业体系核心环节存在不足，重要领域“卡脖子”难题显现，当前的发展态势与制造强国目标仍有一定距离。

蒲琳也知道，高家阳是要她有独立的事业和人格。那才是一个女人骄傲自信的基石。在这点上张盈盈和高家阳步调一致。

三、《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及识别策略

重点政策是国家政策导向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在世界各国运用政府政策促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重点政策是常用的手段之一

。它是指通过选择处于成长期或技术进步期、知识或技术密集型、前后向关联性强的行业加以重点关注，政府有意识地将生产要素导向重点行业，对重点领域着力推进，从而促进重点行业与其他行业非平衡发展的政策。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本文手工整理得到《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领域与制造业二位码行业的对应表，从而得到具体的重点行业。在具体的识别策略方面，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识别重点政策的因果效应。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2—2018年沪深上市公司，涵盖政策实施前的3期和政策实施后的4期的数据。剔除被ST或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并对关键指标进行左右各0.5%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2211家企业共计11993个观测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样本起始年份选择2012年的原因在于：一是证监会2012年修订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二是避免“十二五”规划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因果识别原理，观测期内的样本受到其他事件干扰越少，越有利于识别。据此，我们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知识和创意(Ideas)是制造业实现创新引领的关键

。知识和创意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即创意一旦被创造出来，任何了解该创意的人都能使用甚至可把知识(创意)转化为市场化商品。因此，潜在创新者的数量和经济体的规模在决定一个国家产生新的创意总数方面显得至关重要。同时，知识和创意能产生外部性并提高社会居民的福利水平，对中国制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挖掘中国人口规模的巨大潜力，充分发挥中国超大经济体规模的优势，在新时代助力中国制造加速实现创新引领。

ln

=

+

×

+∑

+∑

+

+

(1)

上文的基准结果表明，《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重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接下来，一个自然的问题是：重点政策通过何种渠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考虑到重点政策实施的主要举措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意识地推动重点领域快速发展，从而引导各类资源集聚。本文从资本角度切入，运用“资本效率产出”的敏感性模型考察重点政策是否通过资本效率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明确重点政策的作用机制。

由于Bartter综合征表型变异较大，可从无症状生存到严重生长落后[1]，且涉及多个致病基因，各突变类型表型相互重合[2,3]，个别病例甚至存在双基因突变[4,5]，故临床鉴别诊断较为困难。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高通量捕获测序技术结合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PCR-Sanger测序明确了基因突变类型确诊了1例Ⅲ型BS家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产前诊断。

本文之所以选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概括了各要素的综合生产效率，也是体现创新发展动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使用ACF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应用于基准回归，LP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应用于稳健性检验

。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政策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控制影响被解释变量且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其他变量，从而净化政策交互项的因果效应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限、权益负债率、流动比率、营业利润率、管理费用率、是否国有企业

。

四、实证分析：重点政策评估

(一)匹配变量、平衡性检验及重叠假定

1.匹配变量及平衡性检验。根据企业是否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行业，我们将样本区分为重点企业和其他企业，重点企业属于处理组，其他企业属于控制组。借助企业层面的匹配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处理组匹配特征最相近的控制组样本。本文采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值，倾向得分匹配用到的协变量包括总资产(cov1)、固定资产(cov2)、平均工资水平(cov3)、员工人数(cov4)、企业年龄(cov5)和负债率(cov6)。

logit(

=1)=

(cov1,

,cov6)

大学有三大学分：学业、社团和爱情，前两大学分我算修得不错，只剩爱情学分还没修过，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修。不过目前我才大一，不必太急，我想很快就有机会修修看。

(2)

制造业为国家经济腾飞提供物质基础，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国家工业化的标志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

。经过70多年的奋斗，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建成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世界制造大国地位不断巩固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革，制造强国战略的内涵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动态变化。

表6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特征变量、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政策交互项×资本收益率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重点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企业资本效率对企业产出的敏感程度上升(与控制组相比)。因此，重点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效率提升带来产出增加，最终引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基准结果

本文关心的是政策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表5的模型(1)的结果表明，交互项的系数为0.009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证明换用LP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影响基本结论。由于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取对数，根据半对数模型斜率系数的经济学含义，我们发现与一般制造业企业相比，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之后，重点领域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实施之前提升了0.98%。《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对重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该结果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更为重要的是，重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此外，《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其正向效果相对显著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增长空间。

(三)机制检验

其中，

表示企业，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取对数)。

和

是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重点行业，

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年份大于或等于2015年，

取值为1，否则为0。只有企业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行业且年份大于或等于2015年时，交互项

×

才等于1，否则为0。

是本文感兴趣的政策交互项系数，

、

分别是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代表控制变量，

代表扰动项。

ln

=

+

×

×

(-1)

+

×

+

(-1)

+∑

+∑

+

+

(3)

其中，ln

表示企业当期产出，

(-1)

是滞后一期的资本收益率，以测度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文一样。本文主要观察

×

×

(-1)

的系数

，它反映了重点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如果显著为正，表示重点政策提高了企业资本效率对产出的敏感程度，意味着重点政策导致企业资本效率提升；如果显著为负，则表示重点政策降低了企业资本效率。

最后，不要随便掏耳朵。俗话说：“耳不掏不聋。”外耳道皮肤比较娇嫩，与软骨膜连接比较紧密，皮下组织少，血液循环差，掏耳朵时如果用力不当容易引起外耳道损伤、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溃烂。掏耳朵时稍不注意，还会伤及鼓膜或听小骨，造成鼓膜穿孔，影响听力。

2.重叠假定(Common Support)。倾向得分匹配的重叠假定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两个子样本的倾向得分(PS值)拥有足够的交集，以保证能为处理组找到与控制组匹配的样本。根据图2的匹配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发现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重叠域有明显提高，且匹配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核密度接近重合，说明重叠假定得到满足，匹配之后只是损失较少样本(295个观测)。总的来看，经倾向得分匹配后，两类样本的基本特征较为相似，样本的匹配效果比较理想。

(四)稳健性讨论

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假设《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的实施时间发生在2012、2013或2014年，此时政策交互项不显著，即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重点行业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行业的差异确实是由2015年《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引起的，基准结果并非由于其他政策或偶然因素导致，因此基准结果是稳健的。此外，《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历了不显著到逐渐显著为正的变化过程，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是逐步释放的。

1.安慰剂检验。为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虚假政策实施年份来验证政策效应是否仍然存在。安慰剂检验的思路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如果双重差分模型依然识别出政策效应，那么基准结果是不可信的；如果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策效应不显著，就间接证明基准结果具有稳健性。一般地，使用虚假政策实施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是政策评估稳健性检验的常用方法。

选择土壤耕层深度20cm以上，保水保肥，排水灌水条件较好的中、上等肥力的地块，要选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以黑土、黑钙土、淡黑钙土、冲积土和厚层草甸土为好，同品种连作周期不超过2年。前作收获后，及时灭茬、施农家肥后秋翻，耕层深度18～25cm，做到根茬翻埋良好，耕后及时耙、耕、起垄、镇压，在秋季达到可播种状态。2～3年秋翻秋整地1次。

2.排除其他事件的干扰。对于政策评估结果，为检验其稳健性，需进一步排除观测期内其他事件对因果识别的干扰。在观测期内，既有《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还包括“十三五”规划。然而，通过梳理政策原文发现，“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及的是制造业全行业，与《中国制造2025》区分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的思路存在显著差别。事实上，发生在制造业整体层面的政策冲击在双重差分过程中会被差分掉，因此我们认为“十三五”规划对本文政策评估的因果识别不会产生干扰，证明基准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面向2035年中国制造业发展对策

为识别重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提炼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对策，本文分样本组(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主动创新企业与被动创新企业)进行回归，并通过观察不同分组情形下政策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见，高新技术企业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系数变大，传统企业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具体而言，重点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尤其显著，政府实施的政策在统计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上都具有“生产率效应”，可能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当生产要素聚集在技术密集型企业时，企业生产率得到快速提升。然而，重点政策在传统企业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启示我们要加快中国制造向创新驱动转变，特别是重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传统企业加快创新转型也迫在眉睫。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可能存在主动选择创新和被动创新两大类。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重点政策对主动创新企业和被动创新企业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若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率是否高于全部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增长率来定义企业是否主动创新，高于的，则AT=1(表示主动创新)，否则AT=0(表示被动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重点政策对主动创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是0.016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被动创新企业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因此，相比于被动创新企业，重点政策对主动创新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好。

在预应力施工工艺中，墩顶导向槽、锚固端部横梁等是预应力钢绞线的锚固位置。由于墩顶导向槽极容易出现偏折现象，因此，对锚固端部横梁部位的锚垫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在制作转向横肋和墩顶导向槽过程中，要严格规范图纸内容，确保弯折部位曲率半径数据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并且要对转向横肋、墩顶导向槽端部进行打磨处理，保证其平滑性，从而避免在张拉施工过程中出现钢绞线挤压现象，影响张拉效果[1]。

综上，面向2035年中国制造从赶超到创新引领的发展对策是：实施重点政策，有意识地将生产要素导向重点领域，重点扶持某些部门或某些产品的生产，促进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在技术创新方面率先突破，以重点行业优先发展带动制造业整体全面发展。同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采取不同重点的政策，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存量调整与流量调整并用，总量调节与结构调节并进。在重点政策调整时，按照不同的情况和目标制定政策，明确重点发展方向，使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点企业。

综上，煤样与有机/酸复合溶液之间的化学作用可从微细观上改变煤样的矿物组成与结构，使其产生孔洞、孔隙等，增加其孔隙率，影响其渗透率，进而改变其峰值强度和弹性模量等宏观力学性质，因此，单轴压缩实验能够较好地验证煤样微观破坏机理。

由前面市场需求定义和式(8)知道，市场风险e和购电商损失规避度λ直接影响最优购电量q*。如果令λ=1，式(8)化为这就是风险中性购电商的最优购电量。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发展制造业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导向。新发展格局下制造强国建设的新任务是实现创新引领，本文提出制造强国是一个动态概念，使用2012—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政策进行政策评估，发现重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历了不显著到逐渐显著为正的变化过程，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是逐步释放的且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平均而言，重点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8%，该结果具有统计上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且其生产率效应还可能继续释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重点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显著；相比于被动创新企业，重点政策对主动创新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好。这意味着通过实施重点政策有意识地促进重点企业率先发展，可有效推动中国制造业整体发展，充分发挥重点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第一，坚持创新引领，最大限度地释放重大政策“红利”。全样本数据分析显示，重点政策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0.98%，充分说明通过重点政策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且重点政策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仍然巨大，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和主动创新企业。第二，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的原则，有意识地对重点领域着力推进，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施重点政策的战略导向，推动中国制造整体转型，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中国制造2025》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实现路径方面，依靠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促进重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向更高的均衡水平收敛，带动中国制造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实现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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