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必然与偶然

雷 伟

进入21世纪，国际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虽然中国市场的开放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随着人们审美观念、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导致市场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开放，使得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充满活力，并且快速发展。各种工业制品的引进、生产，使得人们对设计这个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也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设计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国内的公共艺术也得到蓬勃发展，公共雕塑、公共壁画及其公共设施、摆件如雨后春笋般发芽生长。传统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国内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设计和艺术也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强烈碰撞，随之衍生出来的公共艺术设计和材料被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艺术家运用并推广，琉璃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被大家重新重视起来。琉璃最初是从古代青铜器铸造时产生的副产品中提炼加工制成的。由于琉璃的颜色丰富多彩，所以也被古人称为“五色石”。琉璃需要在一千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且十分稀有，加上其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所以当时琉璃的珍贵程度比玉器还要高，是古时民间珍贵的装饰品。

博山琉璃发展至元代时已然颇具一定的规模，早期琉璃产品以珠、笄作为大宗产品，同时也生产簪、扣等琉璃饰品。笄多以蓝色为主，另外也有黑、白、茶晶等诸色。到明朝洪武年间，内宫监在博山开设了“外厂”，专门为宫廷生产“青帘”等贡品，同一时期博山民间的琉璃发展也日趋繁荣。在景泰年间，博山的西冶街就有四座生产水响货和珐琅料的琉璃炉。明嘉靖时期，博山琉璃产品已然名目众多，同期又增加了棋子、珠灯、帐钩、珠屏、枕顶等琉璃产品。博山琉璃发展至明万历年间已成为一个较大的行业，至清朝初期已有数十种之多，其产品销售版图北至北京、南达两广，东至朝鲜、西及河套。在雍正、乾隆时期以翠仿玉的琉璃产品日盛，琉璃颜色的种类不断增加，鼻烟壶、烟袋嘴渐渐成为琉璃生产的主要产品。博山琉璃业发展到清道光年间进入兴盛时期，从咸丰时期开始出现了专售琉璃的料货庄，从而使博山琉璃的销售从长途贩运、集市销售逐步转变为以博山为中心的各地定点销售。清同治时期博山家家户户都以琉璃为业，已然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琉璃之乡”。光绪年间博山琉璃制造内画产品、铺丝屏吊灯、铺丝围屏、烟嘴、杂货、珠、镯等琉璃产品，而且每年途经济南运出约7000担。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博山工艺传习所送展的铺丝屏等琉璃产品荣获优等奖；1914年，在山东省举办的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博山琉璃产品铺丝料货等产品获最优褒奖金牌。20世纪30年代初，博山琉璃行业的从业者多达4000人，琉璃大炉炉户有50余家。1934年琉璃匠人孔宪芝创作的琉璃产品《花球》在胶济铁路沿线物品展览会上获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致使琉璃行业一蹶不振，从业人员骤减至640余人，琉璃年产量不足700吨，仅占战前产量的5.4%。至1948年，博山琉璃行业已然凋敝不堪，大炉炉户仅余十六七户，从业人员不及百人，大部分炉工无业可做，仅能生产少数几个品种的琉璃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山琉璃业很快恢复了生机，从业人员恢复到800人。1951年初，由部分炉工组织成立了博山炉业料器生产供销合作社，不久后由10户大炉炉户成立了博山玻璃联合公司。1952年，9户水响货炉户组合成立了玻璃料器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个体炉工和私营炉户逐步改为公私合营并加入合作社。从1957年开始，博山玻璃联合公司、玻璃料器生产合作社先后转产日用玻璃器材、照明器材，从而摆脱了博山传统玻璃生产的轨道。炉业料器供销生产合作社（博山美术琉璃厂）刚成立时主要生产料珠、烟嘴、杂货，到1957年开始生产套色雕刻产品，从而完成了博山玻璃产业化升级。博山内画艺人薛京万在1958年完成了内画竹笔改成毛笔和内画烤花两项内画工艺的升级改革。内画竹笔改为毛笔为博山内画艺术水平的提升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内画烤花壶的成功研制扩大了内画壶的用途，使之成为香水等液体的容器，进而增加了出口量。

纵观琉璃的发展史，其始于春秋末年，唐代有文字记载，兴于元代，盛在清代，到今日逐渐繁荣。作为中国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琉璃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的出现和发展始终同中国铸造史联系在一起，当然，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和形态出现，都是用于室内空间装点，绝非单纯的“琉璃”和“玻璃”或仅仅是建筑饰面的概念。它在室内空间营造或构筑空间环境方面，都具有广泛的文化性和独立的艺术性。现代设计师和艺术家将琉璃艺术融入现代艺术设计中，将琉璃艺术从室外建筑延续至室内空间设计中，赋予了琉璃艺术以人文精神，并在室内设计中将琉璃的材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中华琉璃文化的价值，让人们在琉璃风格的室内设计中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

琉璃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是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融会。艺术家杨惠珊在《今生相随》中这样说：琉璃是一种人格，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境界象征。琉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其高雅、美丽，流灿生辉。设计师、艺术家跟科学家一样，他们在不间断地探索和发掘适合自己的新的表现语言，并借助不同的造型参与到建筑和工艺美学环境中，正是这种日益扩大的跨专业融合，使得琉璃全新的空间生命从传统的架构上艺术性地转化至空间领域。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表现，直接描绘着现实社会中的科技与文明，从室内到室外无不在抒发情绪和表达审美。当今在钢筋水泥中生存的人们，越发感觉到融入自然生活的美好，充满着对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活的向往。随着公共空间设计的不断发展，现代材料的运用难以满足人类对自然属性的追求，人类与居住空间的关系在现代材料的介入下变得越来越疏远。人造材料的广泛运用，脱离了人性生活本源的心理需求，而琉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但因含量和成分的不同使它具有特殊的质感，并且在烧制过程中产生特殊气泡成为其鲜明特点，琉璃作品恰恰能使人们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现代人对美的不懈追求越来越强烈，而且更倾向于自然、和谐，琉璃的精致、细腻、含蓄正好能给人艺术的美感和想象空间，它在空间中的运用暗含着时代精神。在多元的社会文化中地域性差异深深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道德标准、审美趣味及群体性格，所以琉璃艺术的应用也具有地域性差异。琉璃拟珠似水、变幻瑰丽，端庄中透出柔美，温润中飘荡着灵秀，“呼吸”中流露的纯净之美，增加了琉璃艺术与人性本源的诸多共性，形成了琉璃作品所具有的独创时代视觉语言和审美内涵。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中国五大名器”之首，其烧制工艺繁复，具有“火里来，水里去”的工艺特点。琉璃经过历代工匠的探索，如今也融入了现代元素，即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形成更自由和更活泼的艺术表现力，难怪古时有许多文人雅士对其盛赞， 如唐代杜甫的《渼陂行》：“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宋代胡仲弓的《中秋望月呈诸友》：“长空万里琉璃滑，冰轮碾上黄金阙。”清代纳兰性德的《早春雪后同姜西溟作》：“琉璃一万片，映彻桑乾河。”而在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琉璃这样的工艺美术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四合春溢》 孙云毅/作

《礼乐共鸣》 孙云毅/作

《鸡肝石美人瓶》 孙云毅/作

虽然琉璃艺术使用的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媒材，但它关注的却是人性、社会和自然。可以说，在现代艺术的诸多表现方式中，琉璃是兼具原始性、现代性和公共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原始性和艺术性显而易见，公共性却常常被人忽视，但它的公众性又是与生俱来的，并被广泛运用。琉璃的公共性起源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与其艺术性结合成为一种民族艺术，从琉璃刻画、琉璃内画到琉璃浮雕、琉璃陈设，从艺术品到室内器皿、器具，琉璃的广泛应用证明了它与空间艺术的结合符合当代人类的生活需要。同时，可以通过琉璃的材料和手段来表现公众的审美心理。行走于空间中，如建筑物的室内外，街道的两端或城市的广场、商业中心，甚至在家中，都会有琉璃材料或琉璃艺术品相伴。

从以上不难看出，当今的琉璃艺术发展是蓬勃的、充满生命力的，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让琉璃艺术与时代和人类的生活、精神面貌相融合，在公共艺术空间发挥净化心灵的作用，如何让琉璃艺术在公共艺术设计中更关注当下的人性、社会和自然，这是现代设计师和艺术家应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要有敢于突破传统，突破熟悉的事物，树立全新的意识，这样才能激发无限的创造力。此外，还要不断发掘新材质，勇于创新，要在不同的材料运用和引进方面不断尝试和比较，找到最适合公共艺术设计且更融洽、更和谐的琉璃材料表现形式。在设计方面应该多借鉴国外优秀的琉璃设计作品，可以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开阔自身的视野。与此同时，这也容易使我们迷失，在琉璃艺术的创作中缺少自己的艺术特征，作品风格越来越模糊，只有时代感没有民族性，一味地追求现代感和创新性，往往忽略了作品最真实、最人性的一面。时代在变化，琉璃艺术也在变化，要将传统文化元素鲜明地展现在琉璃作品上，让人眼前一亮。新作品的问世势必会影响工艺的改进，而新工艺的出现也会促进更多新作品的出现，因此，琉璃工艺的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新就是它的生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等特点，其文化消费能力大大增强，审美水平也大大提高。艺术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科技也是如此。科技和艺术形影不离，艺术会借助科技的手段，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科技手段可以开拓艺术家的创作思路，艺术家的想象力也会推动科技的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科技高速发展，更多的新技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逐渐与艺术融合，促使更多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应运而生，多种材料与多种加工手段的复合运用，使琉璃更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琉璃作品忌摔、易碎，尽管它们原始和淳朴，但很难掩饰其娇贵和高傲的本质，只有了解和熟悉它们的特性，才能使琉璃与公共艺术设计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