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的美学使命

王蓓蓓 孟凡君

摘  要：大众传媒时代，电视剧是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美育欣赏需要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使命。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体裁，它的结构模式、人物塑造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常常呈现出类型化、模式化的特征。然而，也不乏偶尔灵光乍现的佳作。电视剧《觉醒年代》持续热播，好评如潮。该剧反映了100多年前中国近现代史第一次历史剧变中，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引领作用和先导价值，其审美意蕴对于处于百年变局中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该剧的题材选择与表现，剧本的精致打磨和演员的精彩演绎，都堪称教科书般准确、传神。如果说这部电视剧作品出色的达成了预期的美育效果，那么其多重主题意蕴和现实映射构成了优质口碑的前提基础。从美育内涵角度分析和提炼该剧的丰厚蕴藉，无疑有助于彰显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当代美育效果，有助于在显义和隐义表达中重新审视三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代审美价值。

关键词：觉醒年代;美育内涵;当代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级项目“新时代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以魏拯民革命精神内涵为中心”（YJSK2019-31）阶段性成果。

一、破题立题之难：

重返启蒙现场，焕发历史之光

中国近现代史或者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叙述与判断常常让读者简洁明快地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结论。然而，用电视剧的形式——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活立体地呈现出教科书中历史故事和命题，则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增强了现场感和感染力。经过精心刻画，《觉醒年代》中点燃历史之光的不是远处的瞭望者或抽象的召唤者，而是一尊一尊坚实硬朗却血肉丰满的行走在百年之前中国大地上的活动塑像，他们奔波呼告，坚毅刚勇，充满希望，用铁肩担起民族的命运，用妙笔点燃一盏一盏心灯，温暖和指引着身边的学生、劳工以及一切灯光所及的中華儿女。

一百年前的中国，像一个岌岌可危的铁屋，外面人想拆了它寻些财物、古董，里面人想拆了它以免窒息而亡。然而，屋内多是熟睡了两千年的忠臣孝子，终于有些难以呼吸的青年人感受到这即将来临的大拆迁，终将不可避免。然而，有形的铁屋正在腐朽得摇摇欲坠，外面的觊觎者和内部的愤懑者已经撼动了它的根基，无形的铁屋却牢牢地生长在群众的心里，这是两千年的礼制传统构建起来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如果说前者是可见的国家的机构制度，后者是维持人们认知和行为的人伦价值，那么后一种“无形的铁屋”在封建制度被推翻、被民国社会改良很久之后，仍然还保持着极强的稳定性，难以有所改变。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等一批革命者要拆除的是后一种铁屋，《新青年》杂志构建起一个向后一种铁屋宣战的阵地。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经过辛亥革命的震荡、甲午海战的耻辱、鸦片战争以来的反复跌宕，已经在形成一个个新阵地，其中《新青年》的阵地直接成为最前沿的桥头堡，以最激进的思想、最激烈的姿态直接向最核心的传统儒教伦理宣战。它逐渐打破了“寂寞新文化，平安古战场”的文化格局。

思想探索与政治斗争并不完全同步，启蒙者需要着眼于更超前于现实政治斗争需求（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向和革命形势。当辛亥革命已经确立了效法英美的“三民主义”革命信仰和革命政权时，这条道路却举步维艰，作为思想先驱的启蒙者和探路者并没有止步于“三民主义”，他们继续向前勘察。在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各种革命思潮相激荡的重大历史转折期，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拆屋的决绝勇气和坚决斗争，一方面寻求拆屋的新的方法和新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联幕上演在中华大地上，构成了最具有探索性的社会发展变革实验。经过跌宕起伏的思想实验和社会实践，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百年中国，维新为先，时至今日，仍然不敢存在有半丝半毫的保守与停滞。工业时代已经在升级转型，新型生态社会已经初现端倪，然而多元复合语境下的阻碍发展的旧伦理仍然时时浮现。保持政治文化探索与迭代升级，用审美文化的力量牵引和发动社会改革和进步，这是五四先驱流传给我们的温暖的精神灯光和卓绝勇毅的行动指南，也是百年变局中，中国作为后起者，不断学习、进步、超越的根本精神宝藏。不破不立，敢破敢立，当代中国与世界变局中，坚持破与立的辩证法仍然适合于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百年来，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破与立的内在灵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寻求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处于独立自主的内在需求与外在环境供给的双向运动之中。

二、独立探索之艰：

重审中俄关系，树立独立之姿

先驱者的探索过程举步维艰，荆棘遍布，独立自主和勇于自立却是百年中国的唯一姿态，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觉醒年代》有教科书般的准确，剧中却为观众准备的“超纲”内容，有待观众消化吸收，其中之一即为重审中俄关系，坚定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在第四十一集，陈独秀拒绝与俄罗斯远东工作代表维经斯基的拥抱，并且礼貌地说：“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之后呢，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可以结盟，但不可以合体。中国有个传统，叫亲兄弟，明算账，你是你，我是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了……”电视剧对中国建党时期与俄国的历史关系的表现体现出超越了传统教科书的新内容。俄国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世界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建立政权的榜样。然而，世界上没有什么神仙救世主，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个人都不是其他人的救星，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每一个国家？是否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直接照搬套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每个国家从各自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需要由各个地域的人民群众做出选择和回答。放之四海，普遍有效的只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地方性经验”属性无疑需要“地方性验证”，才能证实有效。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有效性，是经过五四一代人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在五四运动以前半个世纪与之后的百年发展的血与火的教训中，比较、实验、实践验证出来的。五四一代寻找、探索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过程，一方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另一方面更是民族国家在苦难历程中的内在逻辑演进和独立探索的结果。

李大钊在日本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继续深入研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发自觉地发动学生和劳工学习理论开展社会运动，无疑都体现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独立姿态和独立探索过程。从全剧线索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寻找的，是中国劳工大众历史选择的，这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物质事实和理论逻辑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是神仙救世主“送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艰苦探寻得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经典判断在电视剧中终究没有出现。观众观赏期待的受挫，恰恰提供了反思历史和五四文化的契机。无疑，对于中俄两国的发展道路、历史关系、马克思主义观念等诸多方面的根源性差异，电视剧留下了一个值得我们重新反思的引子。

从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上看，我们选择了一条与俄国不尽相同的、从中国人民需求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独立道路。百年之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的判断构成了此种独立姿态的当代回响。当代民族国家与人类世界互动、互鉴与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以内部独立为前提的，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独立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融合趋势，才构成符合地方化和全球化共同利益的结构方式。

三、正视浩汤之势：

大浪淘沙，上演历史联幕剧

在中国发展道路的内部选择过程中，多种选择路径和方式都呈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每种选择无疑都深深植根于历史逻辑的深处，然而却需要接受现实和未来的检验，不能适应者、无法从历史发展趋势中获得支持的，自然在历史和人民的面前面临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处境。

激进的革命党人以易白沙为代表，他无法发动起群众革命斗争力量，只能泼洒一腔孤勇的鲜血，却难以撼动时代的铁屋，这无疑映照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无数位“夏瑜”们的时代悲剧;张勋代表着消亡阶层的时代心态，从阶级情感和政治渔利的需求出发，三千辫子军徒劳地想挽留住拖在脑后的辫子，事实证明现实的辫子容易割去，心中的辫子却犹如韭菜般会反复自生，需要历史斗争来反复收割;北洋军阀政府无力对抗“一战”后日本要求山东半岛特权的主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全体爱国国人的五四运动给出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无政府主义在动荡的中国社会一度成为青年一代的信仰，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有志青年都曾做出过尝试，作为一种缺乏群众基础的社会实验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而青年人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历尽黄沙才淘洗出的真金。

此后，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这两种具有同样生命力的思想潮流，经过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人民的民主与革命之选择，更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并成为百年中国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在风起云涌的历史显示出独特生命力、在多元选择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

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政权更迭和形形色色政治角色登台唱戏，另一面却是针锋相对的杏坛争锋和各种文化思潮的激烈论辩。以《新青年》杂志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治校理念为背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接续上演，构成了这段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灵魂旋律。这场启蒙运动在新旧中国的裂变中、在新旧文化的蝶变中，奠基了百年中华文化的总体基调。百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陈独秀等人的台词和潜台词已经蕴含了剧变中的文化革新与文化传承的辩证关系。

四、协合文化之争：

重谈新旧文化的传承与迭代

从当代审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文化语境、习俗制度的发展变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内部发展惯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而决定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活动，然而后者却保持着异变中的沿袭、沿袭中的渐变。文化的变迁以渐变为主要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化突变类型并非常见现象，唯有在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之中，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才偶有发生。渐变是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精神生活常态和稳态，文化突变带来的划时代的革故鼎新常常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吸收。时至今日，对于五四文化的回顾和反思，恰恰证明了传统文化和启蒙文化、革命文化之间相互啮合衔接仍然需要更长的消纳期。

陈独秀引领文学革命的铮铮誓言（“三个打倒”“三个建立”）、胡适倡导文学改良的呼吁和尝试（“八不主义”与白话诗书写）、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鲁迅如火山喷发般的系列文学创作，虽然以最犀利的思想刺向封建文化的薄弱之处——儒教伦理及其精神文化载体，但是他们在五四时期与辜鸿铭、黄季刚、刘师培等学者的辩论仍然是学术化论争，仍然是学理性辨析。在剧中，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多次提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的是封建政权的精神文化基础，并不反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反对捍卫封建王权思想的儒教思想，并不反对儒家文化及其他传统经典。这些五四主将们国学底蕴之厚实、对传统精神之厚爱恰恰成为他们以最激烈的姿态来鼎新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内在动力。

儒家思想与儒教伦理、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五四文化坚决反对后者;然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对后者的同时难免不殃及池鱼;同时，以传承、捍卫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又难免或多或少夹杂封建伦理和封建趣味。五四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断崖期，非断裂不足以破坏铁屋，断裂造成的精神与情感悲剧在百年后的今天仍需要面对和消纳。文化自身的连续性本质决定了现代民族发展与全球化过程中，仍需有效地转化传统，吸纳新知，正视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势。

在民族发展与全球融合的过程中，极端的革新与固执的保守都不符合文化更迭规律，因而注定走向失败。前者以钱玄同的汉字拼音化为例，后者以林纾的固守古文写作和保皇立场为例。电视剧在无数细节中深刻地演绎了新旧文化更迭并不如政权更迭一样可以截然诉诸社会现实，而要在国民精神中经过比较、反复，在多样性选择与相互磨合中形成通往未来之路。在文化选择中，青年人的直觉“投票”和科学“尝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哪一种理论掌握了青年，就掌握了未来;青年集体选择了哪一种理论，国家和社会未来就将走向哪个方向。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面临着多元选择，他们的选择具有最敏感、最无私、最富有责任担当的特征，然而，这不是某个青年的个体选择，而是站在时代前沿的青年的集体选择。

五、着眼未来之光：

激励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担当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期刊杂志上、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上演了新学与旧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烈辩论。新旧代表各自言之凿凿、鞭辟入里，最受益于新旧之争的莫过于青年，他们在最充分的学理辩论中，逐渐形成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赵炎秋、周恩来、马骏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在多种社会思潮激荡的社会中，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深入研究、坚定信仰，陈独秀的敏锐洞察、鼎力支持，致使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政治思潮中脱颖而出，掌握了青年。而青年一经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则担当起国家与民族的独立、繁荣和复兴，走上了中国百年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使牺牲，即使失败，即使犯错，青年毫无畏惧地担当起拯救、复兴国家社会的责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有人倒下，有人继续前行，革命的道路延伸到当代，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使命赋予当代青年以更大的责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个人与国家社会的方向。

历史不会终结，理论仍需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理论在于能够与实践经验结合，与最广大群众的实践斗争经验水乳交融。回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每个人都从自然家庭走出来，结合身边的经验逐渐开始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五四一代是从传统家庭走向革命的一代，因而与家庭大多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这在陈独秀与子女的复杂情感纠葛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对于青年人的成长成才发挥着重大作用，电视剧关于青年在追求真理過程中如何处理个体与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提供了多元思考。期待青年一代不再如前辈在和家庭的紧张关系中走向社会，既保持独立的主体精神，又能够在新型家庭伦理关系中承担起个人和时代的责任担当。

六、结语

对于重大题材的准确传神把握、对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对于审美情感的充分调动，成为《觉醒年代》成功的关键。电视剧的整体色调和演员的化妆，运用了油画的立体雕塑式造型，理想型的审美题材以其强大的艺术形式感获得了触动现实人心的力量。百年前的历史剧变的审美情感力量，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和情感动力。

我们也需看到，电视剧体裁自身难以克服的表达模式问题却仿佛阿喀琉斯之踵，例如平面人物的刻板塑造忽略了细微通幽的复杂人性表现，温情审美逃避了悲剧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力量，大时代主题中忽视了次要矛盾、矛盾次要方面的表达，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次要方面可能成为主要矛盾的倾向。

该剧的历史审美教育的普及功能功不可没，然而如何打造出真正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审美传播作品、长久流传的精品，在提高人民群众认知、审美和实践能力的同时，提高电视剧自身的体裁表现力，丰富电视剧自身的话语意蕴等方面，则需要研究者、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思考和改进电视剧体裁自身的审美构架模式和艺术表现形式。经过持续的反思和提升，大众审美教育在提高大众审美品位、大众精神文化品质和精神向行动的有效转化方面，才可能获得持久动力和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

王蓓蓓，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孟凡君，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神经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