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综述

许静 邵献平

摘  要：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形成的重要成果，是“两大奇迹”的生动写照，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巨大优势。学界从基本内涵、奋斗目标、根本保障、重要法宝四个方面形成对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基本认识。学界从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四个时期阐述其使命任务，分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兴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强国。学界从理论——团结之基、文化——团结之魂、时代——团结之由三个方面分析其内在逻辑。学界认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国家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彰显中国优势的重要面向。学界认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培育思想共识、完善制度建设、促进关系和谐。推动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深入开展，学界需要加强学理性和应用性研究。

关键词：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国之治;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3-0172-15

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形成的重要成果，是“两大奇迹”的生动写照，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巨大优势。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作出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回顾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历程，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其中包括“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本文梳理当前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状况，总结其中的成果與不足，为后续增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的学理性和应用性提供参考。

一、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基本认识

学界从基本内涵、奋斗目标、根本保障、重要法宝等四方面展开论述，形成了对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基本认识。

（一）基本内涵

目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概念尚未被明确界定，相关研究主要从“中华儿女”“伟大团结精神”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关于“中华儿女”的界定。学界多将“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并提，但对二者是否同义有不同观点。有研究认为，“炎黄子孙”一般指汉族，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只有“中华儿女”的表述才能涵盖汉族与少数民族成员[ ]。刘国荣认为两者有区别，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和读者心理看，由“炎黄”派生出的“炎黄子孙”一词显然指代汉族。我国有56个民族，不少民族的祖先不是炎帝或黄帝。因此，使用“炎黄子孙”一词需看场合、对象。在重大宣传活动中，宜采用“中华儿女”“华夏子孙”或“中华民族子孙”这类词[ ]。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同义。陈奇文从“以血统论民族是荒诞无稽的谬说”“汉族是众多部落的聚合体”“少数民族也有众多是炎黄嫡系”三个方面，提出“炎黄子孙”与“中华儿女”同义[ ]。

党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工作部署注重对中华儿女进行描述性界定。“佟言实”对有关表述进行了梳理[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米暂沉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1990年3月10日，江泽民在《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几点情况和意见》讲话中，就“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等提法作出说明，“如部分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1993年11月5日，在第18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瑞环首用“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他指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台港澳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2002年4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要求切实把握好民族宗教宣传的正确导向的通知》，提出要多用“中华民族”概念，慎用“炎黄子孙”概念。此后，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逐步规范了对“中华儿女”一词的使用，在提及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时，多用“海内外中华儿女”“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等话语。

其二，关于“伟大团结精神”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伟大团结思想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刘学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思想包括民族团结、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党际团结友好和国际团结等方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团结的理论特质，也彰显制度化团结的实践特质[ ]。李红梅从价值内涵、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角度，提出新时代的团结不是几个人小范围的团结，而是多方面的大团结，这种团结精神在历史继承中形成，对于我国在新时代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雷永强从伟大团结精神的生成机理、逻辑构成与时代价值角度，指出伟大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和挑战所展现的一种齐心协力、风雨同舟，并紧紧凝聚在一起的积极的精神状态[ ]。

（二）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学界從不同角度展开阐释。吴桂韩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指出，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战略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崇高历史使命的迫切需要，是营造对我友好外部环境的迫切需要，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 ]。黄易宇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实现中国梦要以大团结大联合为宗旨，坚持原则底线，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 ]。石长起从民族团结与中国梦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各个民族紧密团结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华山从统一战线视角出发，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图景是从“爱国统一战线”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新时代统一战线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突出功能[ ]。

（三）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根本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当今中国，在大团结大联合这一“同心”工程中，居于“圆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学界在以往研究中形成共识，指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根本保障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虎从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百年历程中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促成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核心领导力量。团结凝聚人心，离不开党的领导;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关键在于党的统筹协调[ ]。袁琳、袁银传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得出结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保证[ ]。杨卫敏从统一战线角度指出，画出最大同心圆不仅取决于“包容的多样性半径”的大小，还取决于“圆心”是否固守住[ ]。张献生从统一战线的百年经验中得出结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这是决定统一战线前途命运、能否发挥凝心聚力作用的重大问题[ ]。

（四）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具有密切关系。我们党成功通过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凝聚起磅礴力量。党在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过程中，始终把“团结”作为重要方式，这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扩展统一战线的性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 ]。这意味着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实现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在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时，学界对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愈加关注。梁峰从战略全局角度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融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形成了大统战工作格局，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林华山从逻辑、经验与启示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作用，认为：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致力于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彻底的大团结大联合，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严淑红从统一战线法宝的斗争艺术角度提出，新时代对斗争艺术要加强研究、学习和掌握;要恰到好处地运用，要在创新中传承[ ]。戴洁以社会共同体为视角，阐释了统一战线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认为统一战线为建设社会基础牢固的大团结的现代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 ]。

二、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使命任务

梳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使命任务是把握其发展进程的关键步骤。学界重点以统一战线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使命任务围绕中心大局深化，在各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救国

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团结工作，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有学者从统一战线角度阐述这一时期的大团结思想。沈崴认为，我们战胜强大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 ]。肖淑萍认为，统一战线开展了杰出的凝心聚力工作，积累了丰富且宝贵的凝心聚力经验，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张瑞军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模式，认为不同阶段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不同侧重点，与其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也不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下的工农兵代表发展模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参议会发展模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发展模式[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兴国

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改天换地的兴国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坚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正确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加强团结合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策极大激发了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学者们从领导人有关团结的重要论述中分析这一时期的大团结。戴安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保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创造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以及民主协商等有效合作形式，其多党合作思想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刘少奇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妥善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思想，为该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春来认为，该时期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主要包括服务于经济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等内容，三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富国

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新时期统一战线作出重大政治论断，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正确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膽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落实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政策。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正确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性，调动了各族各界人士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学界同样从领导人有关团结的重要论述中分析这一时期的大团结。姜丽华认为，邓小平关于统一战线性质和任务、地位和作用、范围和对象的论述以及所提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民族问题的实质并非阶级问题;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作用;“一国两制”构想以及海外统一战线，这些新论述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宋平章认为，江泽民提出的新世纪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宗教无小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等内容丰富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胡锦涛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新的社会阶层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工作始终是统一战线的战略性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统战工作新领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思想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焕发勃勃生机[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强国

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完善和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突出重点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事业;发挥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着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团结引领工作;加强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目前，学界主要从党的团结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团结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的重要论述展开研究。李桂树从历史渊源、现实考量以及现实路径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的相关论述[ ]。崔晓琰、扎西从理论内涵、理论渊源以及时代价值角度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增进民族团结方面的认识、观点、举措具有极大的创新性[ ]。林华山运用大统战观，从团结的核心、效能、价值、纽带、愿景五个方面探析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大团结局面[ ]。周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团结观不仅具备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指导实践的理论价值，其蕴含“和合”“在对立中求统一”“在斗争中求同一”等哲学意蕴[ ]。

三、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逻辑

梳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理清其研究脉络。中华儿女大团结作为科学命题，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以及必要的时代背景。

（一）理论逻辑：团结之基

学者们注重从理论维度阐释中华儿女大团结。一方面，学者们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中寻找支撑依据。相关研究者在论述时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联合的思想来阐明统一战线理论基础。陈俊龙认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团结联合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无产阶级同外部力量团结联合的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谭元敏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联合民主政党的思想，在不同的革命时期联合不同的民主政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巧妙运用马克思主义联合民主政党的思想，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了多党合作[ ]。另一方面，学者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是其理论基础：毛泽东奠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邓小平发展了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江泽民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胡锦涛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21世纪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述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一系列富有全局性、科学性、战略性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蒋光贵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表现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广泛、地位更加突出;统一战线的任务、道路、方向原则更加明确，时代特征更加突出[ ]。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治理现代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相关制度中包含的团结思想是又一理论基础。林尚立认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既包含多党合作所形成的多元结构，也包含多党派、界别协商所形成的多元结构，这种多元一体结构有助于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 ]。陈明明认为，在现代国家视域下，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以民主团结为旗帜、以协商民主为方式，吸收和容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解决国家治理中的问题，是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的有机结合[ ]。马丁·阿尔布劳认为，中国是最团结的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团结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 ]。

（二）文化逻辑：团结之魂

中华儿女骨子里的爱国主义情怀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为大团结提供良好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部分学者提出“大一统”思想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之源。从部落联盟到夏商周的分封制，演进至秦代形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爱国爱家、家国同构、追求大一统社会早已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严庆等指出：“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李勇刚从文化基因意义上的传承性角度指出，“大一统”和“大统战”不只是字面相关[ ]。肖存良从历史文化根源角度指出，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决定了现代政党需要依靠统一战线来凝聚力量、维系统一[ ]。

部分学者认为“和”“合”思想是统一战线的文化源泉，其中蕴含的辩证法，倡导的和谐、合作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时发挥积极作用。中华儿女深受“和合”思想的影响，将“和平安宁”“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合理合作”等理念深深植根于观念并体现在行为之中。骆素青从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三个方面解析了统一战线与和合文化的关系，指出“和合”文化是统一战线的文化基因[ ]。王军指出，“和合”文化的传统因素在现代统一战线中占有很大比重，没有“和合”文化的传统，统一战线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 ]。

（三）时代逻辑：团结之由

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维护中国自身稳定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汲取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学界从“中国之治”角度看待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显著优势。刘玫认为，统一战线有助于整合当前面临的经济利益分化的多元化、民主诉求的增强和政治人格的独立化、文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的格局[ ]。刘勇指出疫情防控凸显中国制度优势，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我们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精准施策、科学防治[ ]。石文龙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角度提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能够增强政治共识、政党合力，有效汇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力量与智慧，促进国家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 ]。王远启认为，統一战线能够丰富国家治理的政治文化内涵，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政治保证，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 ]。

另一方面，学界从“西方之乱”角度反观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显著优势。刘卫东指出，美国社会的撕裂表面上看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处置不当、自媒体广泛传播、新冠肺炎疫情刺激及社会戾气加剧，但究其根本是美国众多不团结因素所致[ ]。祁峰认为，在疫情防控中，美国两党相互掣肘、相互倾轧，中央和地方各自为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合作、风雨同舟，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孙明霞列举了中西方在危机治理体系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系”与“多元体系”、“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群众路线”与“民粹路线”形成鲜明对比[ ]。

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价值

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推动我国发展进步的巨大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学者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角度阐释其价值。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为之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2]。学界探讨了中华儿女大团结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商红日基于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民族复兴的维度，指出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政策效能、聚合效能、组织效能、活动效能，将这五大效能融入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及民族复兴的大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沈向兴认为，新时代民族团结精神有深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付雪芹阐述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理论引领、根本保障、思想根基、重要法宝、精神之源、政治立场，认为全体中华儿女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邵景均将高举大团结的旗帜、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看作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紧迫任务，认为我们要坚持中华民族讲团结、善团结的光荣传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有效团结的理论、原则和方法、途径，以人民大团结促进国家大发展[ ]。

（二）国家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永葆生机与活力。学者们探讨了中华儿女大团结对国家政治团结所起的重要作用。魏范青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契合是理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逻辑前提。新时代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与价值，既是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现实社会基础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民主执政的政治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更是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 ]。林尚立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民的重要法宝，人民政协是党创造人民联合与团结的重要形式。以团结与民主为主题的人民政协对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 ]。贾绘泽从政治整合的角度提出，处理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团结、联合、凝聚各种政治力量和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实现各个党派、民族、宗教、阶层等之间的大团结、大联合、大凝聚，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袁廷华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相结合并统一起来，在维护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利于协调各方关系、化解矛盾，是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保障。当下，美西方国家频频干涉我国内政，妄图抹黑我国形象，遏制我国发展。学界的相关研究关注到了影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风险因素。李捷、杨恕认为，美国涉华核心利益法案出台，使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和政策法律化，试图通过国家承认、民主、人权、神权等框架，制造否定我国主权统一的法理基础[ ]。孟献丽认为，美西方国家受根深蒂固的西方模式“优越论”和传统殖民主义思维影响，在经济、文化、军事、生态和新兴技术等各领域不断炮制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内也存在破坏团结的因素。王前勇等人认为，“三股势力”仍然在利用各种机会，借机肆意歪曲事实，制造恐慌，挑起民族、宗教纠纷，从而达到他们妄图分裂民族、分裂祖国的目的[ ]。王俊骏提出，“港独”如果得不到正视和遏制，将严重危害香港的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损害香港和平发展，伤害内地民众感情，破坏中国国际形象[ ]。陈先才认为，绿营重返执政后，“台独”势力的组织形态、世代更替以及运作模式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将会增加“台独”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

（四）彰显中国优势的重要面向

中华儿女大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彰显我国政党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等的重要面向。2021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团结奋斗，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锤炼铸就的宝贵精神品质。让我们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凝聚万众一心的伟力，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学界阐述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优势。在政党优势方面，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具有政治性、群众性、协商性、专门性和制度性的结构特征，新时代，人民政协有利于进一步彰显蕴含于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代表性、动员性、整合性及包容性优势[ ]。在制度优势方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以最广泛的动员、最紧密的团结、最快速的部署、最有效的治理，实现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优势[ ]。在组织优势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完备组织体系的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各级党组织担负不同职能、发挥不同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与指挥下，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各自担负了疫情防控责任，形成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局面，彰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 ]。

五、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实践路径

梳理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实践路径是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目前，学界已从以下几个层面对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实践路径展开研究。

（一）坚持党的领导

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加强党的领导展开论述。叶战备指出，在大统战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要从扩大执政基础、健全执政体制、转变执政方式、丰富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几方面入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董大伟指出，加强党的领导一方面要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统战工作体制机制加以制度化、法制化;另一方面广大统战干部要心中有党，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全方位学习，全面提升统战工作能力[ ]。魏晓东建议综合考虑更新领导观念、完善领导机制、改进领导方法三个方面，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

（二）培育思想共识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就必不可少。”[ ]培育思想共识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青觉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推进各民族成员平等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整合与共同性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黏合通融提供必要平台;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拓展了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传统路径[ ]。李晶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各民族加强团结交融的过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民族团结[ ]。邢宗兰认为，在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中，可以推广中华文化，加强华文教育，打造根祖文化，加强文化交流，加大海外宣传，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增强港澳台同胞的共识意识[ ]。范照兵认为，要紧密结合实际，分类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与行活动持久深入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不断夯实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

（三）完善制度建设

“中国之治”根本在于“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的发展完善为“中国之治”提供不竭动力。新时代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要完善制度建设，充分释放“中国之制”的优势，不断提升“中国之制”的执行力。林华山、罗振建认为，统一战线制度具有团结力量和凝聚共识功能、促进民主和维护稳定功能、治理和吸纳功能、协调和话语功能等，要完善统一战线制度[ ]。王良云从统一战线的民族制度结构出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自治与共治的民族关系治理模式、经济制度模式、文化制度模式、政治制度模式，这些科学化的民族制度对调整、处理统一战线内部民族关系有重大意义[ ]。周虎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有着深远而厚重的团结意蕴，是立党兴党强党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新时代背景下，要继续用好新型举国体制这一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国家方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多重价值[ ]。马冬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发挥和增强党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优势，健全体制机制，把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青觉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民族团结工作做得很成功，民族团结已内化为我国各民族的行为规范，要持续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 ]。

（四）促进关系和谐

“五大关系”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学界对于处理“五大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增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路径。陈喜庆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领域的“五大关系”，需要我们树立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思想，正确处理统战过程中纯与不纯、同和异、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杨卫敏指出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发展，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要分别在“商”“交”“化”“责”“融”字上做文章[ ]。魏晓文等指出“五大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要整合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利益，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发展[ ]。

六、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研究展望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华儿女大团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积累了一定成果。然而，目前学界在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与知识供给、问题意识与成果转化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破解现有研究困境、推动后续研究深入开展，需要加强以下工作。

（一）加强学理性研究

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联合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团结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对其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十分必要。目前学界对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研究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党的相关报告以及会议文献为依托展开，存在理论性不足、深入探讨欠缺等问题。

后续研究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基础理论建构，把中华儿女大团结作为中国经验进行学理阐释。相关研究应明确界定“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概念，在概念及其内涵、外延以及关联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澄清现有的思想与认识误区;厘清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团结、民族团结、社会团结、国际团结的区别与联系等。此外，在研究中要增强学术话语意识、学术体系意识。中华儿女大团结虽是中国政治现象，但学术研究不能将研究视域局限于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政治要义上，将有关政治话语、宣传话语混同学术话语直接使用，应从学术视角出发去阐释这一政治现象所含理论要义。在具体研究中，学者要运用多种学科综合分析，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要义、涵盖要素、影响因素、评价指标等注入学理内涵，为研究的逻辑脉络、理论内容、价值意蕴、实践路径注入系统意涵，进而提升研究的理论含量与知识增量。

（二）加强应用性研究

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命题，其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实践导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举措。当前学界对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所提的手段、策略、进路存在重思辨、轻实践倾向，较少向中观微观层面延伸。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研究要聚焦现实，加强对影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外风险的应对研究，积极探索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原则与方法。政治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探索丰富多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经济上，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设中华民族经济，创新对口支援模式，解决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技术上，加强对新技术、虚拟空间、元宇宙背景下团结问题的前瞻研究，把握新技术为大团结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意识形态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话语建设，在国内社会加强团结意识的普及教育，在国际社会破解统一战线被污名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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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静阳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3.014

作者简介：许静，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邵献平，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提升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效果研究”（19VSZ073）;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专项资金“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若干范畴研究”（2021VI018）

引用格式：许静，邵献平.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综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3）：17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