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2022-05-25 07:31
关键词:复杂度价值链效应

马 晓 东

(1.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2020 年5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研究就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党中央的“十四五”规划中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显示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内涵丰富且具有强大生命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内外两个方面如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当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面,国家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是现有贸易高质量发展文献中均不会忽视的一部分(曲维玺、崔艳新等①参见曲维玺、崔艳新、马林静等《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与对策》,《国际贸易》,2019年第12期,第4-11页。,王瑞峰和李爽②参见王瑞峰、李爽《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中国流通经济》,2019 年第12 期,第16-24 页。)。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出口竞争力的一个核心指标,更多体现了出口的质量而非数量,可以用来衡量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程度。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扩大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提升经济内、外循环效率。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下国际分工中的主要模式,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参与国际分工。李建军和孙慧的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促进作用。③参见李建军、孙慧《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度质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4 期,第40-49页。马晓东和何伦志的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会有抑制作用,①参见马晓东、何伦志《融入全球价值链能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7期,第95-107页。这说明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不同的研究目标会有不同的作用,那么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到底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从外循环方面的考虑。本土技术发展有利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从而助推企业产品实现价值链升级,这是本文从内循环方面的考虑。企业在对外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本土技术发展具体会产生怎样影响值得深思。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面临更多国际挑战,本国技术水平能否支持企业应对挑战需要考虑;另一方面,本国技术水平提升会弱化企业从国际获取技术的需求,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会减弱。对外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对内技术水平提升,会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现有文献在研究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时,主要从国家和行业层面进行研究。刘维林、李兰冰等以行业出口中所包括的国外附加值所占比例来衡量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得出全球价值链嵌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结论。②参见刘维林、李兰冰、刘玉海《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6期,第83-95页。刘琳以各国出口的国外附加值率为全球价值链的代理变量,也得出促进作用的结论。③参见刘琳《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出口品技术含量——基于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5 年第10期,第37-47页。刘琳和盛斌以出口的国外附加值率代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水平,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并不显著。④参见刘琳、盛斌《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3期,第3-13页。刘会政和朱光对出口中的进口国外增加值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研究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⑤参见刘会政、朱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异质性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8期,第80-94页。这4 篇文献都参照了Hummels等有关垂直专业化的定义,用国家或者行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与出口额的比重来衡量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⑥See Hummels D, Ishii J,Yi K 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Vol.54,pp.75-96.王思语和郑乐凯区分了嵌入方式从国家层面进行了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但后向嵌入的影响不显著。⑦参见王思语、郑乐凯《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化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 年第5期,第65-82页。

本文在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测算的基础上,按照企业出口产品所属类型及该产品占该企业出口比重,计算得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从企业层面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第一,借鉴Hausmann 等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的想法,⑧See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Vol.12,Iss.1,pp.1-25.提出了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方法,不同于现有文献中直接使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来代表该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本文的研究更加细致、更贴近企业本身的实际情况。第二,提出了企业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时可能存在的能力渐枯效应,用来分析企业、产业或者国家层面在面对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时,自身能力逐渐不足的状态。第三,探讨了对外融入全球分工和国内技术发展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利于辩证看待国内国外双循环背景下经济因素的互相影响,丰富了双循环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从学习效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意味着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先进生产组织形式、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接触,从而不断学习生产技术和经验,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组织方式,通过学习效应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参与国际竞争不但要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还要不断提升产品的制造工艺、技术水平以谋求产品的竞争力,全球层面的竞争背后是全球层面的价值与利益分配,更广阔的市场和收益空间刺激着企业对高技术和产品竞争力的持续追求,通过激励效应提升技术含量。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是进口嵌入或者出口嵌入,进口零部件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通过学习、消化、模仿、创新等过程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中间品可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

另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从低端锁定效应、高端控制效应和能力渐枯效应抑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大多以原材料、低端制造等产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在获得低增加值收益的同时,自身难以进一步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被锁定在价值增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主导全球价值链,在于控制了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在高端控制的同时通过让渡价值链中间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实现了表面上的价值增值全球共享。一旦有企业试图打破某一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增值链,试图改变主导企业在这一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控制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则会引起主导企业的报复——利用在金融、技术、产业等层面的优势通过价值控制和技术控制进行打压,就是高端控制效应的体现。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存在门槛,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表现为企业员工知识水平、学习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极限,高科技企业更是如此。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拥有一定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企业需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用更高水平的管理效率来引导企业发展,然而大多数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面临着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困境,这是企业学习能力、吸收能力、创新能力等逐渐不足造成的,这就是能力渐枯效应。它导致企业更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时会面临陡然上升的竞争和风险,这会对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产生不利影响。

考虑到中国教育水平近些年的快速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才的积累优势,本文认为学习效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会持续的发挥作用,低端锁定效应、高端控制效应和能力渐枯效应发挥作用的空间在逐步增大,但在现阶段对中国的负向作用仍然有限。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

按照技术含量可以将中间品粗略地划分成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三类,简单全球价值链对应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复杂全球价值链的更低,因此提升空间更大。此外,其提升难度相对较小,对企业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要求比较低,对人力资本增长较快的中国企业而言,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学习效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更快地发挥作用,因此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较快。

假设2:相比于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和本土技术发展的互动作用

融入全球价值链意味着企业与国外企业接触增加并需要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学习效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因此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也得到了提升。这种融入全球生产带来的技术升级可能会强于本土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而对国内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提升形成冲击。融入全球价值链会面临自身的能力渐枯效应,这是本国技术发展后劲不足而导致的被动冲击,是融入全球价值必然会面对的现实。

假设3:融入全球价值链会弱化本土技术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本土技术发展使本国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国内生产过程中得到提高,就有可能不需要通过融入世界市场来提升自身的出口技术优势,这对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提升产生冲击。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得到充分的技术支持就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学习效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会加剧国外竞争者的担忧导致高端控制效应的增加,这都会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本土技术发展会降低低端锁定效应和能力渐枯效应带来的限制作用,但这两者的作用整体较弱,不足以缓和前面的冲击。

假设4:本土技术发展会弱化企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三、指标测算

(一)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

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Upward 等、Kee 和Tang 与张杰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企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的测算方法。①See Upward R,Wang Z, Zheng J.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3,Vol.41,Iss.2,pp.527-543;Kee H L,Tang H W.Domestic value-added in Chinese exports: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Vol.106,Iss.6,pp.1402-1436;参见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24-137页。本文借鉴Hausmann 等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想法——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企业各类出口产品加权平均的技术复杂度,②See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Vol.12,Iss.1,pp.1-25.提出一种新的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计算方法:将某个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按照“企业每一类出口产品所属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加权平均”来计算,权重是企业出口的每一类产品分别占企业总出口的比重。

本文数据处理在技术层面有几个关键点需注意:首先是各个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本文使用UIBE GVC Indicators 数据库中用WIOD2016计算的基于前向产业联系分解得出的全球价值链数据,该数据库主要依据Wang 等(2013)③See Wang Z,Wei S J,Zhu K F.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NBER Working Paper,2013,No.19677.、Wang等(2017a)④See Wang Z,Wei S J, Yu X D,el.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NBER Working Paper,2017a,No.23222.和Wang 等(2017b)⑤See Wang Z,Wei S J,Yu X D,el.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NBER Working Paper,2017b,No.23261.的研究。由于2016 版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基于ISIC4.0 版本进行行业划分,各企业出口的海关8位数代码需要取前6 位成为全球统一码后,进行与ISIC4.0 的转化。这一过程中,本文为最大程度保留数据,先将不同年份的HS6 位数代码全部转换为2007 年的HS6位码,然后通过HS 和CPC 转换码转换为CPC 码,再通过CPC 和ISIC4.0 转换码转换为ISIC4.0 的代码。由于2000—2013年海关数据库的统计标准发生了变化,且转换过程涉及的代码转码表格较多,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一过程中的所有转换代码表全部使用联合国统计部门(UNSD)经济统计分类所提供的转换表。处理后的数据按照行业归类,可赋予每个企业每种出口产品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数据,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借鉴Brandt 等(2012)⑥See Brandt L,Biesebroeck J V,Zhang Y.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Vol.97,Iss.2,pp.339-351.的方法,形成新的经过调整的行业代码,且加入了农业、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相关行业代码。最后,通过加权可以计算出每个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

(二)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Hausmann 等⑦See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Vol.12,Iss.1,pp.1-25.和Xu⑧See Xu B.Measuring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2007.方法的基础上,借鉴盛斌和毛其淋⑨参见盛斌、毛其淋《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第52-75页。的研究,先计算基本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再计算出包含价格调整的出口技术度,其中前者贯穿于模型的回归过程,后者用于稳健性检验。需要说明的是,得到相对价格后需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调整,本文借鉴Xu、盛斌和毛其淋、王永进等的做法,⑩参见王永进、盛丹、施炳展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第103-115页。γ取值为0.2。

利用BACI 数据库中以1996 年版本的HS 代码为统计标准的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以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人均GDP 数据,可对某一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相对价格进行计算;再通过中国海关数据库各个企业的出口数据,在计算出各类产品权重的基础上计算出每个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四、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和变量

本文研究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解释变量是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构建如下模型:

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t表示时间,InESI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gvc是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嵌入方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gvc可替换成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gvcs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gvcc。x是控制变量的集合,Inx表示对控制变量均取对数,vi、vt、vp和vc分别表示企业、年份、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择企业年龄、员工人数、营业额、政府补贴(补贴额与固定资产的比重)、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重)和企业性质(国企和非国企)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说明

主要使用了五个数据库的数据: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UIBE GVC Indicators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①RIGVC UIBE,2016,UIBE GVC Indicators,http://rigvc.uibe.edu.cn/english/D_E/database_database/index.htm.、BACI 数据库的双边贸易数据和联合国UNSD 的经济统计分类数据。其中,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处理参考Brandt 等②See Brandt L,Biesebroeck J V,Zhang Y.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Vol.97,Iss.2,pp.339-351.、李俊青和苗二森③参见李俊青、苗二森《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2期,第115-133页。、毛其淋④参见毛其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52-67页。的研究,并做以下处理:①删除就业人数缺失和少于8 的企业样本;②删除1949 年以前成立的企业样本,同时删除企业年龄小于0的企业样本;③删除销售额、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缺失为负值、为零值的企业样本;④所有涉及价格的变量均按照2000年不变价进行了调整。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1 报告了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第(1)(2)列控制了年份和企业效应,其中第(1)列未加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控制变量,两列的回归结果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3)(4)列控制了年份、省份和行业效应,第(3)列未加控制变量、第(4)列加入了控制变量,这两列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水平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假设1得到了验证,而通过控制不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论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1 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现阶段中国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通过学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激励效应,能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产品的竞争力和价值增值。尽管部分产业可能面临着低端锁定效应,部分高科技产业可能面临着高端控制效应,或受到能力渐枯效应的一些钳制,但总体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度的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从而表现出对后者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嵌入方式异质性分析

表2 是全球价值链不同嵌入方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其中(1)(2)列是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3)(4)列是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为便于表达,表2及以后各表均只报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2 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1)(2)列显示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4)列显示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比结果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假设2得到验证。实际上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中有60%以上的份额是依靠简单中间品嵌入完成的,因此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其实不仅仅是中国,WIOD2016 数据库所涉及的42 个国家几乎都主要以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当然这不排除一些国家在一些行业是通过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这说明在产业层面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应该与竞争优势相比配,不断提高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的嵌入程度更能带来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虽然通过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国际生产也能提升自身的技术复杂度,但一方面由于中高端中间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另一方面高端控制效应和能力渐枯效应会更多发挥作用,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提升效应可能会持续减弱。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第(1)(2)列。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2.替换指标

使用经过相对价格调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第(3)(4)列。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经过价格调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与表1一致,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六、拓展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本土技术发展的互动作用

本部分从技术市场规模、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三方面衡量本土技术发展程度,分别用技术市场规模①参见戴魁早《技术市场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第117-135页。(lntecmarket)、专利数②参见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第53-64页。(lnpatent)和互联网普及率(lninternet)来衡量,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本土技术发展的互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本土技术发展的互动效应

结果见表4,所有列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效应,其中(2)(4)(6)列加入了相互项,也是我们更感兴趣的回归结果:(2)(4)(6)列显示出技术市场规模的提升、技术创新的提升和技术应用的提升都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相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说明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本土技术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都会逐渐减弱。这说明了本土技术发展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也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

表4 全球价值链与技术发展互动的回归结果

融入全球价值链导致的本国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的减弱,从能力渐枯效应可以得到解释。由于人才储备、技术发展底蕴、行业研发投入水平、国家科研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现有的综合技术水平存在短时期内的上限,想要突破这一上限不仅需要人、财、物的大量投入,还需要时间,这导致各个国家都存在能力渐枯效应所产生的短期技术发展上限。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是在加速靠近这个上限,这一靠近上限的过程中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在减少。

本土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也会减弱,这主要是因为本土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对国际技术升级的替代作用,本土技术发展带动了本国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企业从国内可以获得更多的技术帮助,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替代。

(二)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发展的互动

表5 显示了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发展互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回归结果与表4的基本结论一致。

表5 异质性全球价值链与技术发展互动的回归结果

七、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企业层面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进行测算,从中间品跨国次数区分了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从是否有价格调整两方面衡量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规模、创新和效率三方面衡量了本土技术发展的程度,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与本土技术发展互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本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二,相比于复杂全球价值链,简单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第三,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但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继续提升,促进作用会被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也会因本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被弱化。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产品技术升级的必由之路,此外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说明在追求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嵌入的同时,也要重视低端中间品贸易给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什么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从本土技术发展的作用中也可以体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升会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国内技术发展最终不足以应对这种减弱效应的可能,因此要提前布局发展技术,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更要及时,重点领域专项人才培养要给予政策倾斜,从而有效延缓或者解决国内技术发展无法支撑国内企业国际战略需要的问题,助力实现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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