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两难与多重平衡：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逻辑*

胡 晓，潘子阳

（1.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 国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问题的提出与既有研究的回顾

2020 年2 月29 日，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签署了《美国塔利班和平协议》。①本文正文将“阿富汗塔利班”简称为“塔利班”，“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简称为“阿富汗前政府”。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阿富汗政策的大辩论，核心问题就是美国如何在“进”与“退”之间抉择。然而，已有的体系层次、单元层次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既无法回答美国政策调整的逻辑，更不能给出克服两难困境的政策选项。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阿富汗政策面临战略两难？

如果大国海外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缓慢流失，此时国内政治压力到达均衡点。在该均衡点上，对边缘地区的威胁认知逐步流散而国内观众成本持续增加，此时大国将面临停战撤军还是继续干预的战略困境。②参见左希迎《威胁流散与美国退出非对称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92页。以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为例，一方面，全面撤军将透支美国的国际威望，损害其对盟国以及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另一方面，继续作战将面临资源透支的窘境，决策者无法支付高昂的国内观众成本。③See 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Vol.49,Iss.3,pp.379-414.美国在阿富汗进退维谷的战略困境，其实质是霸权国在边缘地区长期干预后，全面撤军则威望透支，继续干预则资源透支的战略两难。④学界一般将战略透支视作物质资源的消耗超出了自身的汲取能力，从而造成战略目标的偏移以及国力的衰退。笔者认为，战略资源的透支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更包括无形的国际威望，大国往往会以有限度的威望透支来避免进一步的资源透支。参见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5-30页；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3页。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换言之，美国将如何克服在阿富汗的战略两难？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把握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生成机理及演变动力。

面对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新形势，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就其阿富汗政策走向展开大辩论。一是以美国军方高层和新自由保守主义学者等组成的“驻军派”，主张维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全面撤军应取决于塔利班遏制恐怖组织的意愿和能力；①See Afghanistan Study Group Final Report:A Pathway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网址：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2/afghanistan_study_group_final_report_a_pathway_for_peace_in_afghanistan.pdf.访问日期2021年5月25日。二是以建制派人士和主张战略克制的现实主义学者等组成的“撤军派”，主张美国遵守和平协议，按期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并放弃其在阿富汗推行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②See Adam Weinstein.Beyond May 1:The Future of U.S.Engagement in Afghanistan,网址：https://quincyinst.org/report/beyond-may-1-the-future-of-u-s-engagement-in-afghanistan/.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驻军派”与“撤军派”都认为美国应终结“永远的战争”（forever war），扭转在阿富汗的战略透支，实现及时止损。

但是，驻军派与撤军派的政策主张均无法缓解美国的战略两难。撤军派主张的全面撤军减少了战略资源的透支，但势必造成美国国际威望的大幅透支。驻军派主张的继续驻军减少了威望透支，但将造成美国战略资源的持续透支。

（二）既有解释及不足

为了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探明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演变机理，还需要系统回顾大国在边缘地区的过度扩张及其政策调整的相关解释。既有解释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两难反映了大国过度扩张后的内在困境。一般而言，过度扩张是指大国的对外扩张的战略成本超过其成本——收益均衡点，由此导致大国陷入战略困境。一是“自我包围”的困境，即其他国家组成针对大国的压倒性的制衡联盟；二是“帝国的过度扩展”的困境，即在边缘地区的扩张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③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根据不同的分析层次，可以大致将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政策困境归纳为三种解释。

第一，体系层次的解释。该解释侧重于体系层次的分析，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安全的稀缺性，导致国家不得不寻求“自助”（self-help）行为。因为无法确定拥有多少权力才能确保安全，大国往往追求进攻性政策乃至于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④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追求权力最大化，即便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承认在安全与互信稀缺的无政府环境下，如果存在扩张机会，维持现状国往往也会采取进攻性政策。See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1979;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1978,Vol.30,Iss.2,pp.167-214.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大国都在边缘地区寻求扩张政策，该解释忽略了国内政治的异质性所导致的大国政策的差异性。

第二，单元层次的解释。该解释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利益集团、统治阶级及其战略意识形态，认为特定的小群体将其狭隘的集团利益包装为国家利益，“绑架了”国家的对外政策，推行进攻性战略，从而导致了大国在边缘地区的过度扩张。⑤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然而，该研究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尤其是不能很好的解释大国如何调整扩张政策。

第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该解释将过度扩张归咎于领导人和决策集团的认知缺陷，由于决策者还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认知偏见、特定的信仰体系以及部分“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s），这就导致了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难以纠正自身的过度扩张政策。⑥战略偏见论中的典型代表是“进攻优势说”(offensive advantage)，See Stephen Van 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1984,Vol.9,Iss.2,pp.58-107；“特有的信仰体系”主要指进攻性或帝国式的意识形态，“形成性经验”则指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大国对外政策的影响。See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但历史案例表明，领导人对地区局势的判断及风险倾向与过度扩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既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上述研究侧重于解释为何大国陷入过度扩张，没有回应过度扩张后的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政策往往不是单维度的撤军或者驻军，而是兼顾多方利益诉求的多重平衡（multi-tier balanced）。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美国政策调整的解释框架

现有的体系层次、单元层次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均无法回答大国过度扩张后的政策调整趋势，即延续扩张政策还是转向战略收缩。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尝试提出一个包含体系结构与单元的大国在边缘地区过度扩张后的政策调整框架，以此分析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进展

“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考虑了国家以及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亦即‘倒置的第二意象’理论。”[1]究其本质，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范式内合成性理论，它综合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要素和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要素，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①参见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8 期，第196-203页。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因果逻辑兼顾了体系环境与单元因素，其中体系环境的特征在因果效应上具有优先性，当体系环境向国家发出刺激信号，必须经过国家内部的干预变量作用，最后生成一国的对外决策。

在分析国家如何应对体系环境的威胁和机遇时，新古典现实主义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赞同体系结构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主导地位。②See 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2008,Vol.17,Iss.2,pp.294-321.与此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打开了国家“黑箱”（black box），国家不再是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的同质化的单元。“政策选择不再被认为是体系刺激的直接后果；相反，体系的刺激要经过国家这个棱镜，在独特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加以认知和应对。”[2]

针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缺乏统一的国内层次变量作为理论内核的批评，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试图提出一个系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模型（见图1）。当国际体系生成某种外部刺激时，国内政治经过了一个认知→决策→执行的过程，而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的变量对该过程施加影响，最后生成了相应的对外政策。然而，该理论模型所选择的单元变量过于繁杂，尤其是不能较好的解释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政策调整。有鉴于此，“在解释具体的外交政策或国际政治现象时，需要结合实际问题建立适用的理论模型，而非千篇一律地使用这种一般性理论模型”[3]。

图1 第三类（最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型③参见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性解释框架

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政治的历史案例和现实政治的发展，尝试建立一个探索性的解释框架（见图2）。该框架兼顾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包括领导人的个人层次）的影响因素，其中体系压力是自变量，大国国内政治是起到干预作用的中介变量，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政策调整是因变量。

图2 大国对边缘地区政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

作为自变量的体系压力由权力体系及其传递的威胁与机遇认知组成。权力体系包含了体系结构与体系进程，结构是指地区主要行为体的实力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进程主要表现为各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如果地区权力体系表现为竞争激烈的强对抗特征，则大国寻求强化冲突的政策，反之大国则寻求弱化冲突的政策。①参见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16页。地区体系的安全认知主要是指对威胁认知与机遇认知的组合，如果威胁认知和机遇认知均不足，大国寻求战略收缩以避免战略透支，反之大国则继续推行扩张性政策。

作为中介变量的大国国内政治过程由领导人意象与战略偏好组成。一方面，大国的领导人意象结合了政治心理学的认知模式，讨论了国家领导人在边缘地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认知；另一方面，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战略偏好是指在整体国家安全大战略背景下，决策层对其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以及战略手段进行权衡、取舍及排序的倾向。②参见许善品、张涛《战略文化、战略偏好与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疑惧》，《印度洋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第61页。

毋庸置疑，体系层次、单元层次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均无法解释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调整。分析认为，大国在边缘地区的政策调整，既不是在系统外部刺激下自动生成的，也不是被国内政治直接塑造而成的，而是在体系结构刺激下，国内政治发挥干预变量的反馈作用最终形成的。

三、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生成逻辑

笔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分别论证了体系压力（自变量）和国内政治（中介变量）是如何作用于大国对边缘地区政策的调整。在阿富汗弱对抗的地区体系环境背景下，体系传递的威胁认知与机遇认知均不足，作为自变量的体系环境塑造了美国战略收缩以避免战略透支的基本态势。美国国内政治进一步发挥中介变量作用，加强了体系刺激。一方面，拜登政府轻军事、重外交和多边主义的政策传统，意味着美国放弃单维度的撤军、驻军平衡政策；另一方面，阿富汗与反恐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继续下降，美国面临体系传递的压力、自身战略资源的持续透支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的首要威胁，不得不收缩、调整其阿富汗政策。因此，美国在全面撤军的基础上，转而对阿富汗国内势力以及地区大国政治进行多重平衡。

（一）体系层次：地区体系与安全认知

1.地区层面：弱对抗的地区权力体系

在阿富汗的地区体系层面，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多个区域大国参与的弱对抗的地区权力体系。尽管当前阿富汗权力格局以美国为主导，但其无法根本决定地区的地缘政治走向，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区大国都是阿富汗事务的重要行为体。具体而言：首先，美国与地区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存在共识。地区国家都公开支持阿富汗的民族和解进程，尤其是俄罗斯、伊朗等国希望美国在确保地区稳定的同时有序撤离。其次，在美国战略收缩之际，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出，主要表现为印度—巴基斯坦的结构性矛盾。印度声称阿富汗绝不能成为反印恐怖主义的聚集地，巴基斯坦则认为印度对阿富汗的介入破坏地区稳定。①See Muhammad Owais.India and Pakistan Strategic Influence in Afghanistan:Pros and Cons of Rivalry,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2020,Vol.27,Iss2,pp.167-180.再次，大国的对抗主要表现在经济与制度的低级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对抗的高级政治层面。以阿富汗为核心的中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愈发激烈，大国之间的对抗更多表现为地缘经济层面的能源管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矿产开发的竞争。②See David G.Lewis,Aniseh Bassiri Tabrizi.Regional Powers and Post-NATO Afghanistan,网址：https://www.ndc.nato.int/news/news.php?icode=1578.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

2.安全认知：体系传递的威胁和机遇不足

弱对抗的体系环境刺激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机遇均不足，美国难以继续维持大规模干预的军事平衡政策，转而寻求弱化冲突以及战略收缩。

第一，阿富汗地区给美国带来的体系威胁不足。一方面，地区大国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在阿富汗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导地位。印度是美国在阿富汗国家重建中的重要伙伴，巴基斯坦是美国重要的反恐盟友，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伊朗的政策目标是防范美国的地缘政治渗透，同时又希望借美国力量维持阿富汗的稳定，最后让美国实现有序撤离。尤其是美国撤军以及阿富汗的政治和解有助于缓解俄罗斯、伊朗的外部压力，近年来两国还在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与塔利班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③参见闫伟《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国际论坛》，2021年第4期，第131页。

第二，美国继续干预阿富汗问题的体系机遇不足。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重建”以失败告终。 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尽管美国军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承诺的更多的资金，但美国在阿富汗注定会失败。”[4]美国移植的“民主制度”水土不服，阿富汗前政府不仅腐败无能，而且加尼和阿卜杜拉的派系斗争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截至到2021 年4月，共有2 448 名美国士兵阵亡，3 846 名美国军事承包商死亡。④数据来源：Ellen Knickmeyer.The cost of the Afghanistan war,in lives and dollars,网址：https://apnews.com/article/middleeast-government-and-politics-afghanistan-fa042223d4943191910963026f2c2123.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从2001 年到2021 年，美国已在阿富汗战争上花费了2.26 万亿美元。⑤数据来源：U.S.Costs to Date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2001—2021,网址：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figures/2021/Human%20and%20Budgetary%20Costs%20of%20Afghan%20War%2C%202001-2021.pdf.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然而，战争没有实现美国既定的政治目标，而以美塔和谈及和平协议的签署结束。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方式遵循了先增兵、后撤兵的模式，有学者称之为“以正确的方式失去了战争”。⑥See Dominic Tierney.The Right Way to Lose a War:America in an Age of Unwinnable Conflicts,New York: 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5.

（二）单元层次：美国领导人与战略偏好变化

1.领导人意象：拜登总统的人格特质及其执政团队

拜登总统及其执政团队轻军事、重外交以及更加重视国内政治议题的执政风格，意味着美国政府倾向于停止干预、全面撤军为基础的多重平衡政策，二者作为中介变量共同加强了体系刺激。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选择是由实际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做出的”[5]。“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美国总统既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首脑，又是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可以这样说，美国外交决策体系的权力中心就是总统。”[6]作为典型的过渡总统，拜登总统对阿富汗政策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收缩基调。

第一，拜登本人一直坚持推行撤军政策。就政策传统而言，拜登本人一直是坚定的撤军派。在2009 年夏秋之际，美国与塔利班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时任副总统拜登作为奥巴马政府文官幕僚的核心，仍坚决反对军方高层提出的大规模增兵的反叛乱计划。拜登在2020 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在标题中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设定为“再次领导世界”，并指出：“结束这场永远的战争已刻不容缓，这场战争使美国付出了无尽的鲜血，耗费了大量财富。正如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我们应该撤回在阿富汗和中东战争中的绝大多数军队，并将我们的使命集中到击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7]

第二，拜登总统面临高昂的国内观众成本，必须兑现撤军承诺。一方面，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已经达到峰值。2021 年4 月的《经济学人》和YouGov 的联合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支持拜登总统的阿富汗撤军计划。民调还发现，有61%的军人家庭支持撤军。①数据来源：The Economist/YouGov Poll April 17-20, 2021-1500 U.S.Adult Citizens,网址：https://docs.cdn.yougov.com/e89wuts0a9/econTabReport.pdf.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根据当年5月的昆尼皮亚克民意，6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拜登总统从阿富汗撤军。②数据来源：85%Of Republicans Want Candidates To Agree With Trump,Quinnipiac University National Poll Finds;Americans Support Early Cut To Federal Jobless Benefit,网址：https://poll.qu.edu/poll-release?releaseid=3810.访问日期2021 年10 月6日。当年7月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仍支持拜登总统的撤军决定。③数据来源：US Public Support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网址：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commentary-andanalysis/blogs/us-public-supports-withdrawal-afghanistan.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另一方面，拜登总统的执政根基并不牢固。在2020 年总统大选中，败选的前总统特朗普仍获得超过7 000 万张的选票，这表明特朗普主义及《美塔和平协议》仍对新政府的阿富汗政策造成影响。

第三，拜登政府的安全团队坚持收缩阿富汗反恐战线。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反主流、反精英、反体制的政策偏好，拜登总统及其决策团队都是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建制派精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阐述美国对外战略构想，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捍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应该吸取过度使用武力的教训，结束在阿富汗“永远的战争”。④See Jake Sullivan.Yes,America Can Still Lead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Vol.323,Iss.1,pp.76-85.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政策，都在寻求从阿富汗“体面抽身”，拜登政府继续弱化反恐色彩，最终完成了阿富汗撤军。

2.战略偏好：拜登政府以威望透支来避免资源透支

战略偏好是指当一国面临体系层次所传递的安全压力时，在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倾向性。在美国把大国战略竞争作为战略重点、由印太地区取代大中东（包括阿富汗）作为战略重心的战略调整下，其战略资源尤其无法支撑美国在边缘地区的长期武装干涉。尽管美国如若继续采取军事手段介入阿富汗，可以维护其自身国际威望、打击塔利班势力、遏制地区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将为此付出战略资源透支和战略方向偏移的机会成本。所以，当前美国阿富汗政策必须服从于美国整体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再平衡的调整，宁可自身国际威望大幅透支也要避免战略资源的继续透支。

第一，阿富汗政策调整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竞争转向。阿富汗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在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性不断下降，2018年的美国《国家反恐战略》报告甚至没有提及阿富汗。⑤Se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 terror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网址：https://www.dni.gov/files/NCTC/documents/news_documents/NSCT.pdf.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与此同时，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指出，大国战略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⑥Se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网址：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2021 年3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指南》指出，美国现在优先考虑与大国的战略竞争，以及努力避免在中东爆发“永远的战争”。⑦Se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网址：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

第二，阿富汗事务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继续下降。美国国内的鹰派、鸽派、孤立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都认为，随着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总体退却，美国国家权力的关键支柱在于中产阶级的活力，美国国内事务成为超越地缘政治的优先议题。⑧See Salman Ahmed,Rozlyn Engel Making.U.S.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网址：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23/making-u.s.-foreign-policy-work-better-for-middle-class-pub-82728.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为此，拜登政府提出外交要为内政服务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the U.S.Middle Class），回应中产阶级的利益关切，结束在阿富汗的战略透支，将资源倾斜到国内事务和大国竞争上。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认为，美国政治精英的极度傲慢以及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夸大共同导致了失败的阿富汗战争，并加速了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与干涉阿富汗内政相比，美国还要面临中国崛起的威胁，以及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更紧迫的国内危机。①See Stephen M.Walt.What Comes After the Forever,网址：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28/what-comes-after-the-forever-wars/.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

第三，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控制、民主改造以及国家建设以失败告终。美国战略界认为其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以及地缘控制成效不佳。一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战略资源，越反越恐以及反美主义损耗了美国的霸权威望，尤其是美国还错失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二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实际控制成效有限，塔利班推翻了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前政府，这不仅标志着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国家建设彻底失败，也意味着美国将阿富汗打造成为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堡垒”企图的失败；三是美国的反恐行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区恐怖主义威胁，但美国却将自身的霸权干涉美化为地区的公共安全产品，并指责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搭美国的“便车”。②参见胡晓、潘子阳《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的阿富汗反恐战略的转向——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5期，第89页。

第四，阿富汗成为持续透支美国有限战略资源的“战略泥潭”。阿富汗前政府的民主制度脱离了阿富汗部落社会以及族际政治的现实，与此同时，美国以及阿富汗前政府始终无法剿灭塔利班。在美国与塔利班的博弈中，塔利班的胜利是以持续的战略消耗换取美国的战略收缩，塔利班通过长期的游击战等非常规方式向美国施加成本，通过增加美国在边缘地区的战略负担，迫使美国同意谈判、退出战争。③参见左希迎《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85-91页。美国针对塔利班的反叛乱军事行动成效不佳，其原因在于：在社会历史上，塔利班代表了普什图民族的利益，并争取到阿富汗农村地区的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与塔利班的宗教思想相比，阿富汗前政府的民主叙事缺乏吸引力；在地理空间上，塔利班依托阿巴边境重整旗鼓、实现再兴，美巴矛盾也为塔利班赢得生存空间；在经济上，塔利班主要依靠鸦片经济以及海湾地区泛伊斯兰运动的赞助。④See Friso M.S.Stevens.We Lost - But Who Wo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Critical Lessons For Future Western Engagement,网址：https://hcss.nl/wp-content/uploads/2021/10/Who-Won-The-War-In-Afghanistan-FS-2021.pdf.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

综上，美国理性权衡继续干预阿富汗的成本与收益，美国国内危机加剧以及大战略方向偏移的机会成本，要远远大于地区盟友倒台和地区恐怖主义蔓延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拜登政府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实施兼顾阿富汗国内政治和阿富汗大国政治的多重平衡政策，从而更好地应对国内危机和大国战略竞争。

四、多重平衡政策：美国缓解战略两难的理性选择

整体而言，不同于撤军派与驻军派的大论战，拜登总统的历次讲话及实际政策调整表明，美国阿富汗政策从单维度的军事平衡走向了多重平衡，美国在阿富汗寻求体面的军事“撤离”而非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退出。笔者基于拜登总统以及美国职能部门的文本资料，归纳出美国阿富汗政策以军事退出为基础的多重平衡趋向。一方面，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同时，积极接触和引导塔利班，美国既要避免战略资源的透支，又要保持对阿富汗国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塑造“和斗兼济”的地区大国政治，既要利用地区大国来推动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解决，又挑起与地区大国的战略竞争。不同于全面撤军或继续驻军的单向平衡政策，虽然多重平衡大大增加了美国威望透支的风险，但是避免其战略资源的持续透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略两难困境（见图3）。

图3 战略两难困境下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成本、收益和政策后果

（一）美国对阿富汗国内政治势力的多重平衡

美国推行多重平衡的阿富汗政策，既要保持其对阿富汗的战略影响力，又要避免被牵连到阿富汗的冲突当中。美国与塔利班没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全面撤军也意味着美国开启了与塔利班的新型关系，美国仍然可以通过“接触＋引导”的方式塑造塔利班，并且双方在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以及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IS- K）上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

第一，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旨在避免进一步的资源透支。首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一次主动的战略止损。“美战略界认为，衰落中的霸权国若能主动实施战略收缩实现减损止损，那么未来重新崛起可能性很大。撤军不能被视为美国失败，而是其主动的战略调整。”[8]其次，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对外军事干预中，拜登主张采用‘反恐＋’战略，即动用特种部队与空中打击在海外对付恐怖分子，反对实施大规模军事部署。”[9]美国情报机构预先为撤军之后的反恐做了准备，确保维持基本的情报搜集与打击能力，美国军方还尝试使用航母＋无人机的“超视距”反恐（Over the Horizon Counter-terrorism），例如将部分部队转移到中东并使用航空母舰进行巡逻，通过无人机发现、追踪和打击恐怖分子。①See Daniel Byman.Will Afghanistan Become a Terrorist Safe Haven Again?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fghanistan/2021-08-18/afghanistan-become-terrorist-safe-haven-again-taliban.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最后，美国更加依赖外交工具而不是军事手段。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在其就职以来的首次演讲中指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军事介入，使我们必须牢记军事行动为实现持久和平的局限性。”[10]

第二，在塔利班掌权之前，美国实施了支持阿富汗前政府、交好塔利班的“两面下注”政策。在理想情况下，美国希望将阿富汗打造成为统一、和平、稳定且亲美的国家。②参见王娟娟《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演变轨迹、战略逻辑及未来走向》，《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1-114页。为此，美国曾积极推动阿富汗国内和平和解进程。媒体曝光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阿富汗前总统加尼的信以及美国草拟的《阿富汗和平协议》，美国设想由阿富汗前政府与塔利班组成过渡联合政府，并通过多边机制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③See Alex Ward.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leaked Afghanistan peace plan,explained,网址：https://www.vox.com/2021/3/8/22319420/afghanistan-blinken-letter-leak-peace-plan.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然而，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了阿富汗前政府，造成美国霸权威望的大幅透支。自美塔和平协议以来，美国政府不断逼迫阿富汗前政府在释放囚犯、推动和平进程等议题上向塔利班让步，打击了阿富汗前政府的威信。尤其是美国决策层严重误判了阿富汗的安全形势。2021年4 月，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的《2021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如果美军及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2021年塔利班或取得军事胜利。然而，该报告仍高估了阿富汗前政府的抵抗意志，并认为前政府军将继续控制阿主要城市和据点。④See 2021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网址：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1-Unclassified-Report.pdf.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伴随着美国从阿富汗的“甩包袱式”撤军，阿前政府军丧失抵抗意志，塔利班加速武力夺权。2021 年8 月，塔利班推翻了阿前政府、实现重新掌权，这意味着美国在阿前政府与塔利班之间“两面下注”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第三，在塔利班掌权之后，美国更加强调对塔利班的“接触＋引导”。阿富汗智库战略与区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Regional Studies，CSRS）的分析指出，撤军后美国主要在阿富汗追求两个目标：一是确保阿富汗永远不会成为反美基地；二是确保阿富汗不能成为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否则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可能落入叛乱分子手中。①See Ajmal Jalal.The US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Afghanistan and the Region after Withdrawal,网址：https://csrskabul.com/en/?p=4825.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美国全面撤军意味其从阿富汗冲突的台前转入幕后，美国可以对各方政治势力采取交好、扶持、分化和威胁等诸多手段。此外，塔利班成功驱逐了外国“侵略者”，意味着美塔改变了过去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国可以通过外交承认、国际援助等方式改善与塔利班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外交承认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布林肯在接受阿富汗黎明新闻（TOLO News）采访时表示，尽管塔利班向国际社会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包括旅行自由、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保护阿富汗人民基本权利，但是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承认和支持仍将取决于塔利班的实际行动。②See TRANSCRIPT: Interview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网址：https://tolonews.com/afghanistan-174565.访问日期2021年10月6日。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通过经济手段向塔利班施压，企图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引导塔利班融入国际社会。2022年2 月11 日，美国解冻阿富汗央行的70 亿美元资产，拔出35亿美元赔偿“9·11”事件的受害家属，剩下资产用于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与道格拉斯·卢特（Douglas Lute）撰文指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对阿富汗的经济孤立，绕开塔利班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重建阿富汗。长期而言，美国需要与塔利班政府合作：一是塔利班拒绝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二是塔利班必须保护人权、遵守基本国际准则；三是阿富汗建立包容性政府。③See Charles A Kupchan,Douglas Lute.America's Afghan Imperative,网址：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afghanistan-policy-preventing-failed-state-by-charles-a-kupchan-and-douglas-lute-2022-02.访问日期2022年3月4日。

此外，美国对塔利班的政策受到美塔博弈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影响。首先，如果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尔等国接触乃至承认塔利班，这将孤立和削弱美国对阿富汗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措施，可能会加剧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负面影响。其次，如果美国延续2018 年以来与塔利班的官方接触，包括解除经济制裁、人道主义援助乃至外交承认，这些措施会增加美国对塔利班的影响力，并削弱塔利班与其他大国接触的动机。究其本质，美国的下一步政策既取决于塔利班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美国在人道主义、反恐等问题上的关切，又受到塔利班与地区大国政治互动的影响。④See Clayton Thomas.Taliban Government in Afghanistan: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网址：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955.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8日。最后，塔利班汲取了上一次执政失败的教训，在重新掌权后变得更加成熟。塔利班的政治诉求是谋取阿富汗政权，驱逐美国等外来大国势力，这与ISIS-K、“基地”组织等有着本质区别。只有与美国重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塔利班才能真正取代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摆脱西方世界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孤立。但是，塔利班当前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及维护自身权威，并没有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塔利班不仅恢复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国号，其组建的临时政府也缺乏包容性，重要部门都是由塔利班自身领导层构成。

（二）美国对地区大国政治的多重平衡

除了在阿富汗国内各方势力间进行多重平衡，美国还积极营造“和斗兼济”的地区大国政治。一方面，“和”主要表现为拜登政府寻求与周边大国合作。这既可以推卸美国的安全责任，又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另一方面，“斗”主要表现在拜登政府对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巧遏制”。拜登政府既要竞争对手承担地区安全责任，最好是重蹈美国战略透支的覆辙，又没有放弃地缘竞争的冷战思维，不愿意任何一方势力主导阿富汗事务。在后撤军时代，美国试图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巴基斯坦意图将印度排除在阿富汗事务之外，美国则力求把印度拉入同盟，这既可以怂恿印度制衡中国，又可以挑动印巴矛盾充当权力仲裁者，从而塑造相互颉颃的大国权力政治。

第一，美国怂恿印度在中南亚地区制衡中国。首先，警惕印度的地缘政治野心。尽管塔利班重新掌权造成印度在阿富汗的“战略溃败”，但不能忽视印度兼具战略野心和战略资源的现实。美国撤军隐含搅乱中南亚地区安全局势、阻碍“中巴经济走廊”推进以及威胁中国西部边陲安全的战略考量，其中印度和阿富汗是美国的两个重要抓手。①参见杜哲元《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再辨析》，《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78-80页。其次，美印在对华遏制上加紧勾结。一方面，印度担心塔利班政权彻底倒向中国和巴基斯坦，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势必对印度进入中亚能源市场以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等计划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美方挑动印巴结构性矛盾，并利用印度的霸权野心，怂恿印度打压“中巴经济走廊”。最后，印度寻求与塔利班改善关系。阿巴两国在“杜兰线”、“普什图尼斯坦”等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的“安全困境”，印度希望将阿打造成东西夹击巴的“战略伙伴”，而巴长期以来将阿视作其“战略纵深”。虽然印度一直视塔利班为恐怖组织，但是印度与塔利班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印度在阿富汗的长期投入为其积累了一定民意基础，印度希望以经济建设为诱饵交好塔利班，塔利班也乐于利用印度来对冲巴基斯坦的强势主导。

第二，美国旨在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稳定阿富汗。首先，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美国指责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说得多做得少”，包庇塔利班势力。实际上，巴基斯坦是美国在中南亚反恐的支点国家，为反恐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美国又需要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向塔利班施压，从而继续干预阿富汗事务。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对其传统盟友巴基斯坦的援助力度逐渐减弱，反而鼓励和支持印度在南亚地区牵制中国。②参见李永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巴区域合作——构建新的三国战略空间》，《当代世界》，2021 年第4 期，第67-73页。其次，后撤军时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继续扩大。随着印度在阿富汗的“溃败”以及亲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回归，巴基斯坦成为阿富汗权力竞夺的“大赢家”。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核心利益诉求是确保阿富汗成为其稳固的战略后方。近几年来，巴基斯坦逐渐放弃阿富汗“战略纵深”的提法，更多将阿富汗视为其整合中南亚地区经济的枢纽，以及命运与共的安全共同体。③参见白联磊《从战略依从到战略自主——“9·11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38-43页。此外，巴基斯坦在推动塔利班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上发挥重要作用，改善了美巴关系，在后撤军时代巴基斯坦也是美国对塔利班施加影响的重要战略支点。最后，中国、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强化。从中印巴竞争角度来看，减少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仍然是中巴合作的共识，中国和巴基斯坦积极发展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在时机成熟时或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这些建设性接触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④See Mariam Tahir,Nazir Hussain.China,Pakistan,and Afghanistan:Partnership for Regional Peace,A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2021,Vol.36,Iss.1,pp.165-178.

第三，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既合作又斗争。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就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以及地区局势稳定进行密切合作。美国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办公室高级顾问巴尼特·鲁宾（Barnett R.Rubin）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美国撤军是一项全面政治解决方案（包括停战和塔利班反恐承诺）的一部分，并且美国把政策重点放在外交和与地区大国的合作上。⑤See Barnett R.Rubin.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 of Afghanistan,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2-09/there-only-one-way-out-afghanistan.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2021 年4 月30 日，中国、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四方代表就阿富汗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帮助有关方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⑥参见《阿富汗问题中美俄巴四方会议联合声明》，网址：http://ne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874066.shtml.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另一方面，美国围绕中南亚地缘政治经济与中俄展开大国战略竞争。“美国自发动阿富汗战争起，就有把其打造成与中俄战略竞争场的企图。”[11]在阿富汗地区，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扶持印度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投资“控制”了阿富汗的锂、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美国试图联合印度参与阿富汗的经济重建来削弱中国的影响。⑦See Md.Mizanur Rahman.The US 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An Offshore Balance?Jadavpu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9,Vol.23,Iss.1,pp.81-104.

整体而言，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调整是为美国同中国开展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服务。一方面，美国积极调整在阿富汗的反恐战略及行动。美国反恐问题专家奥德丽·克罗宁（Audrey Kurth Cronin）指出，美国必须明确其全球安全承诺的优先顺序，以适应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竞争。为此美国必须超越其在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和国家建设，一是美国不可能在阿富汗永久驻军；二是美国借助无人机等新技术发展出了“超视距反恐”；三是美国与阿富汗周边国家有着共同的反恐利益；四是在阿富汗的持续投入将激化美国国内问题。因此，美国放弃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反恐行动，通过不对称的“战略要点防御”（Strongpoint Defence）来重新获得反恐主动权。①See Audrey Kurth Cronin.US Counter-terrorism: Moving Beyo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to Strongpoint Defence,Survival,2021,Vol.63,Iss.5,pp.97-120.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抽身以专注于同中国的战略竞争。2021 年8 月31 日，拜登总统在关于阿富汗撤军的演讲中已经明确指出，从阿富汗撤军可以增强美国的战略竞争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②See Joseph R.Biden.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网址：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3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美国撤军阿富汗对华施压的地缘战略整体谋划是：在西线给中国制造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东线加强对中国的传统安全压力。”[12]因此，撤军虽然消解了美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威胁，但我国的西北邻国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③我国西北邻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恐怖主义、族群冲突和“颜色革命”以及这三种威胁构成的混合威胁。参见周明、李嘉伟《国家身份与欧亚地区抗争政治的变奏》，《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103-110页。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调整为经验案例，论证了大国在边缘地区长期干预后的战略两难，并且解释了美国多重平衡政策的生成机理与演变逻辑。美塔和平协议签署后，美国在阿富汗进入撤军模式。在本文建构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模型中，阿富汗弱对抗的地区权力体系所传递的威胁、机遇均不足，作为自变量塑造了美国全面战略收缩的基本态势，美国决策者及其战略偏好作为中介变量增强了体系刺激。由此，美国从单维度的军事平衡转向兼顾阿富汗国内政治势力与地区大国政治的多重平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战略两难。尽管以全面撤军为基础的多重平衡政策削弱了其在地区的战略存在，但也意味着美国结束了“永远的战争”、实现了战略止损，美国可以更为灵活的采取“离岸平衡”“软制衡”和“两面下注”等政策。究其本质，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政策转向，是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转移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步骤，也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焦点从反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标志。

在后撤军时代，美国的多重平衡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大国的权力竞夺格局。阿富汗可能成为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战略竞争的竞技场，并加剧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俄罗斯担忧随着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恐怖主义和毒品问题外溢到中亚地区，从而深入俄罗斯南部地区。随着美国及北约部队的撤离，一方面，俄罗斯考虑扩大或恢复其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俄罗斯担心美国借机在中南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填补阿富汗权力真空的权力竞争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已经放弃谋取在阿富汗的“战略纵深”，其主要安全利益仍在于削弱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借助与塔利班的传统联系，加强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美国与印度相互利用，两国有可能利用所谓的“印太战略”框架在阿富汗联手制衡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在阿富汗问题上放弃地缘政治斗争、权力政治博弈的思维，坚持以合作求安全、以发展促稳定，承担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与阿富汗各方势力以及地区大国一道，共同推动阿富汗在后撤军时代的国家重建进程，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