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F和CD34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曹志群,燕腾飞,张明光

(亳州市中医院 肿瘤科,安徽 亳州236800)

原发性肝癌属于临床上发生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疾病类型，且对于放疗以及化疗等治疗方式缺乏一定的敏感性。当前临床上大多使用手术切除方式对患者实施治疗，其中对预后产生影响患的关键性因素为术后再次复发[1]。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属于临床上治疗肝癌疾病较为理想的一种方式，但是仍旧难以彻底替代手术治疗。相关研究显示，肿瘤的发展、转移以及生长同血管的发生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而肝癌属于临床上具有较高典型性的富血管肿瘤类型，其术后复发率以及血行转移率均相对较高[2]。同时患者机体内的新生血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肝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且对患者机体内肿瘤微血管内皮细胞进行准确标记，并将微血管密度(MVD)有效计算出来，从而能对肿瘤血管的发生做一定的间接定量[3]。因而，及时对肝癌的血管发生进行科学精确的反映，有利于对患者预后情况做合理评估，从而尽快为患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促进患者病情以及预后改善[4]。本研究探讨VEGF和CD34在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3月-2020年3月经TACE术切除后的肝细胞癌组织标本150例作为研究组，并选择同期未经任何干预直接接受手术切除治疗的肝细胞癌组织标本150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且同意；②患者病情均符合原发性肝癌的相关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患者肝癌部位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破裂；②患者本身伴随有长期酗酒等不良饮酒史者。其中对照组150例，男78例，女72例，年龄43-72岁，平均年龄(56.6±1.2)岁。研究组150例，男80例，女70例，年龄42-73岁，平均年龄(56.5±1.3)岁。且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1.2.1检测方式 ⓐ主要试剂：产自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公司的抗鼠抗兔二抗、CD34单克隆抗体以及VEGF单克隆抗体工作液等。ⓑ切片准备：将每一个肝癌组织蜡块标本均切成4 μm左右的厚度，且共需要3张切片。ⓒ免疫组化染色：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进行常规性的脱蜡水化等处理，同时通过微波修复方式对组织抗炎做有效的修复处理，并将一抗溶入到10%的山羊血清封闭液内，同时将其放置于室温条件下进行60 min左右的孵育处理，之后对其进行有效冲洗并将二抗缓缓滴入，再次将其放置于室温条件下进行10 min左右的孵育处理，然后进而二次清洗，并把链霉菌抗生物素-过氧化物酶溶液缓缓滴入进去，将其放置于室温条件下进行10 min左右的孵育处理，并做好相关清洗，同时使用DAB进行有效染色处理，并选用苏木精做二次染色，之后对其进行密封以及加固处理。

1.3 观察指标

1.3.1观察分析两组VEGF以及MVD测值。

1.3.2观察分析VEGF和CD34与预后的关系。

1.3.3观察分析TACE治疗次数对VEGF阳性表达水平以及MVD值的影响。

1.4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VEGF以及MVD测值对比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VEGF蛋白阳性率相对较高(P<0.05)，且MVD值也明显较高(P<0.05)，见表1。

表1 VEGF以及MVD测值

2.2 VEGF和CD34与预后的关系对比

经相关性分析表明，癌旁组织VEGFR以及CD34 的阳性表达同TACE术后病情早期复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0.05)，且癌旁组织VEGFR同CD34 的表达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P<0.05)，见表2。

表2 VEGF和CD34与预后的关系(n，%)

2.3 TACE治疗次数对VEGF阳性表达水平以及MVD值的影响对比

不同治疗次数患者的VEGF 表达水平以及MVD值之间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研究组残癌组织蛋白阳性表达同MVD值之间呈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P<0.05)，见表3。

表3 TACE治疗次数对VEGF阳性表达水平以及MVD值的影响

3 讨论

原发性肝癌属于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恶性肿瘤疾病类型，且大多在机体干细胞内或者是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处多发[5]。其主要临床特征为肝区持续性疼痛、恶心呕吐以及食欲不振等，而大多数患者在疾病早期的临床症状并不具备典型性，患者经临床确诊之后其病情往往已经发展到晚期，极易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6]。当前临床上多通过手术以及肝移植等方式对患者实施治疗，但是手术结束之后的5年时间内极易出现再次复发以及转移等不良事件，从而使患者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肝细胞癌因自身极易出现转移以及浸润生长等状况，所以导致其具有较强的恶性程度[7]。相关研究表明，肿瘤新生血管的出现同肿瘤细胞的转移以及浸润生长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近几年来，关于肿瘤血管形成等方面的研究显示，实体肿瘤的生长、恶变以及转移等均同血管形成具有一定的联系，而血管生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恶性肿瘤的远处转移以及预后情况等进行准确的判断[8]。一般情况下肿瘤细胞分泌以及产生的血管生成因子能有效调节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而且当前临床上已经明确了多种血管生成因子[9]。VEGF属于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具有较高选择性的促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原之一，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血管通透力增加，进而使内皮细胞的增殖速度进一步加快，并会极大影响到肿瘤细胞的浸润生长以及远处转移。CD34主要在人体内皮细胞以及造血干细胞内进行表达，属于临床上比较多见的Ⅰ型跨膜蛋白类型之一[10]。由于肝血窦在超微结构内且同其它部位的微血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其它器官内部的多个微小血管内皮能够进行有效的CD34表达，且CD34表达为阳性时仅仅只局限在机体汇管区。如果肝癌细胞产生会伴随有明显的新生血管形成，并进一步生成肿瘤性毛细管网，这时CD34水平会呈现出明显的高表达[11]。当前临床上主要应用CD34来准确标记血管内皮，属于一类比较关键的观测患者血管形成状况的指标。血管生成的程度能够对患者肿瘤诱导血管生成的能力进行科学反映，进而对肿瘤存在的某些生物学行为做准确显示[12]。而还未完全成熟的新生血管只有对其在恶性肿瘤血管中的所占比例进行详细了解，才能进一步对肿瘤的侵蚀性以及活性进行准确反映，进而对预后情况做科学的判断。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研究组VEGF蛋白阳性率相对较高(P<0.05)，且MVD值也明显较高(P<0.05)，这说明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患者VEGF蛋白阳性率以及MVD值均相对较高。分析原因为：患者接受TACE术治疗之后，能够对肿瘤组织处的动脉血供进行有效阻断，进而加快了新生血管形成的速度，因而这两者的表达水平会明显升高[13]。

TACE术能使血管生成速度进一步加快，而术后肿瘤组织处的MVD值明显要比未接受TACE术治疗的患者高，其中缺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诱导生成肿瘤新生血管[14]。TACE术能对肝癌病灶处的正常供血动脉进行有效阻断，从而使残癌组织处的缺氧程度进一步加剧，而残癌组织始终处于一种长时间低氧的状况之下，这时它会利用多种机制对血管生成因子的正常表达进行有效的调促。经相关性分析表明，癌旁组织VEGFR以及CD34 的阳性表达同TACE术后病情早期复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0.05)，且癌旁组织VEGFR同CD34 的表达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P<0.05)，这说明CD34呈现阳性表达的患者，其接受治疗后病情极易再次出现复发，且预后的效果也难以满足预期示，进而使生存率明显降低。

本次研究发现，不同治疗次数患者的VEGF 表达水平以及MVD值之间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研究组残癌组织蛋白阳性表达同MVD值之间呈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P<0.05)，这说明TACE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肿瘤微血管的形成，但是新血管的产生并不会因治疗次数的逐渐增多而呈现出明显的升高趋势。一般情况下肝癌组织中VEGF的表达水平以及MVD值变化情况均同TACE术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同TACE术实施的次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这可能是因为TACE术结束后会进一步阻断肝癌组织动脉血供，这时会出现明显的缺氧以及缺血等状况，而在这种状态下会加快新生血管形成的速度，并同门静脉之间组成相对稳定的侧支血供，因而进行多次TACE术并不会进一步加剧肿瘤处缺氧以及缺血等状况，而且会因肿瘤附近新生血管的产生而使肿瘤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也进一步提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