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的维度与机制

薛可 李思晨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西方污名化叙事造成刻板印象与偏见、自我中心式叙事难以见效、迎合西方式叙事又丧失对外传播话语权。如何打破叙事困境形成中国对外传播新思路成为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文化叙事认同和空间生产理论，从中华文化视角切入，思考性提出文化共情探索文化認同的互利共赢、文化共融形成科艺向善的同频共振、文化共创实现叙事引领的互动交融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三个维度和“三位一体”叙事空间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叙事空间生产机制对改变目前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困惑的效用以及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展望。

【关键词】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叙事 空间生产 共情 共融 共创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①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传播形成了诸多屏障，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面临诸多困境，迫切需要发挥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叙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的重要意义

（一）扭转西方污名化叙事

国际舆论场中“西强东弱”的格局未根本改变，国际信息主要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流向非西方国家，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仍然处于弱势，不均衡不平等的舆论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对外传播中因主体和对象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易被操纵，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宣传主导了国际舆论场。西方媒体对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以负面居多。大量国外受众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和认知，形成国际交往的负面拟态环境。跨文化互动障碍被不断放大，西方污名化叙事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无法避免的障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有助于借助中华文化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扭转带来偏见的西方污名化叙事。

（二）突破自我中心式叙事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强调了民族特色的重要性，但若视为绝对化的追求，也可能导致自我固化的文化立场。民族中心主义广泛存在于不同群体中，即只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忽略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以往，我国对外传播叙事方式政治性较强，倾向于展现“高、大、全”式叙事形象，进行“催泪”式宣传而缺乏人文关怀。②认知心理学认为当人脑面对某种劝服性的话语刺激时，本能地会采取一定的抵抗策略。西方的叙事模板下，中国是一个结构受限且缺乏透明度的国家，因此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并不可取，“自言自语”和“正面宣传”的对外传播只会加剧抵触心理，难以取得实质成效。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有助于借助中华文化进行柔性的、双向的传播，突破难以见效的自我中心式叙事。

（三）改变迎合西方式叙事

中国对外传播常遭遇对抗式、歪曲式解码，为突破这一困境，照搬西方话语体系成为一些对外传播者所信奉的解决方案，或以西方所谓的“东方主义”视角矮化、丑化中国，或在叙事中抹灭民族特色实行“去中国化”。西方话语体系的优势地位显著，文化观念、标准、作品对外强势输出，不可否认其中有优秀的文化内容，但也存在傲慢自大的文化霸权。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掌握叙事主导权也就掌握了国际竞争主动权。话语权之争早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场域，迎合西方式叙事消解了自身的独立话语权，只会落入西方建立的价值体系、地位格局中，成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拥护者和跟进者，沦为世界舞台的边缘型角色，难以彰显自身的贡献与价值，难以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有助于借助中华文化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改变丧失话语权的迎合西方式叙事。

正因为中国对外传播面临西方污名化、自我中心式、迎合西方式等严峻挑战，从中华文化着手，构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体系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是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时代要求。

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维度构建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生产”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空间实践是指人能够感知并参与生产的物质化空间；空间表征是被概念化的空间，即精神层面的空间，体现着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技术官僚等对空间的构想；表征空间是空间中“住户”直接经历的空间，在这一空间维度中人们既受到现有空间要素的“支配”，也尝试改变空间、赋予新的空间意义。③“叙事”是对事件的表述或话语性的再现，具有普遍性，人的生存离不开叙事。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叙事话语体系可视为一种空间形态，话语建构是各种社会关系重组的实践。⑤基于此，可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是指中华文化特定内容在叙事中的重新语境化生产，以此形成对叙事空间维度中公众的影响和叙事内容再创。

以中华文化为切入点进行对外传播叙事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原因和意义：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的建构是一个以文化为根基，创造符号、传播符号、使用符号的过程。对外传播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以文化为抓手的对外传播，更易引发共鸣，能够给对方带来文化附加值、心理认同感。文化叙事内化自身经历、互相映照，有利于调和跨文化交流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有利于寻求共性，找到对话的窗口。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构建文化共情、文化共融、文化共创三维度，探讨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对外传播叙事空间新维度。

（一）文化共情：探索文化认同的互利共赢叙事维度

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语言结构制约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体现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思维样式及文化心理。这意味着只有使用易于他人理解的话语体系来叙事，才能引起共情。本研究提出的“文化共情”包括三个特点：

1.文化共情的共识性叙事

对外传播过程中作为一种情感评价，国家形象是主体间、形象间互动的产物，裹挟着国家间多重力量的博弈，这一维度上的国家形象可以认知为“共识的程度”。⑥国家之间通过交往互动形成一种共有的认知更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因此，国家形象的對外传播不仅需要依靠主体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努力发声，更需要他国的认可和共识的达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共识性文化符号的典型性代表。中国非遗苏绣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外国贵宾，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海外大众的热议，与苏绣相关的视频在优兔（YouTube）上播放量突破数10万次，引发网友“六年才做一件？太珍贵了！”的围观与惊呼，凸显了共识性文化符号带来的叙事认同效应。

2.文化共情的共适性叙事

敌对、仇视、厌恶并非人类的全部情感，人类也具有善良、美好的共同本质，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总结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行为准则。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应抛弃单向广播式宣传，而是以故事化叙述共同人性，将政治表达转化为共同的国际语言需要。共适性文化符号代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也是在中西方国际话语体系的博弈中最容易被世人接受的符号。2021年引起海内外热议的云南野生象迁徙事件，其话题的源起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⑦以环保文化、人文关怀打动海内外受众，以此彰显了共适性文化符号实现的态度认同效果。

3.文化共情的共享性叙事

文化符号叙事带来不仅是共识、共情，还有优秀文化的共享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需避免过度强调自身价值观念和民族意志，但也不能完全落入对方话语体系而忽视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共享性文化符号即激发共享行为的代表性优秀文化，该类文化符号可以减少国家之间的文化误读，增强海内外受众的感官体验，强化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例如，京剧艺术作为共享性文化符号助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2015年，国家京剧院与意大利创作团队合作创编实验京剧《浮士德》反响热烈，演出票全部售罄，演出后观众仍意犹未尽。如今，短视频平台助力大量海外受众通过京剧了解中国文化，优兔、推特等平台上也出现了大量模仿学习京剧的自发性共享行为，带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体现了共享性文化符号引发的行为共享效用。

（二）文化共融：形成科艺向善的同频共振叙事维度

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符号的对外传播及海外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符号通常需要经历与本土文化相适应和协调的过程，经过改造和吸收后的文化符号更易被受众接受。本研究提出的“文化共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共融的适配性叙事

对外传播叙事过程中将文化划分为本国的和外国的的标准过于刻板和单一，文化适配不是简单的国际化或本土化，而是面对不同的环境、对象，找到与之同频的符号。制造良好国家印象的有力方法是保持开放姿态而非硬性推销，在中华文化越来越吸引世界眼球的时刻，我们应该有足够信心充分利用中华文化去讲述适配性故事。例如，中华民族符号与巴黎国际时装周的完美融合，中国神话传说与国际彩妆品牌魅可（Mac）产品的巧妙结合，均重新定义中西合璧的时尚文化叙事。未来，可结合非同质化代币（NFT）技术以版权授权的方式将更多中华文化符号融入国际赛事、影视作品、艺术品中，通过西方艺术文化的融合叙事，彰显中华文化的国际魅力。

2.文化共融的共振性叙事

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运用到文化和认知领域，即不同主体在思想观念上的协同状态。反映在对外传播叙事中就是以文化符号为载体，唤起共同或相似的记忆与情感，达成中西方文化符号共融的价值点，实现观念和态度一致性。敦煌被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交汇地”，这一文化圣殿早已成为人类瑰宝。敦煌研究院通过科技对文化叙事的赋能创立了“数字敦煌”叙事，向全球免费共享精品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既为人们带来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课题组与可口可乐公司联合在中国香港地区小学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STEAM课程”，将人工智能（AI）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盆菜、围村、皮影戏等融合，显著提升了香港地区小学生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兴趣，在同频共振的意义共通空间内友好对话。

（三）文化共创：实现叙事引领的互动交融叙事维度

叙事的目的是形成认知基础上的行为引导与价值引领。在寻求共情性文化叙事符号、打造共融性文化叙事平台之后，更重要的是开拓具有共创性的涟漪式对外传播新路径，扩展国家形象的传播力。本研究提出的“文化共创”包括三个路径：

1.文化共创的参与性叙事

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交流、创作和分享内容的平台，具有二次传播功能，是社会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和文化共创的重要路径。借助平台的社交属性，以具有吸引力的中华文化为引爆点，制造人际传播的热门话题，由向海外受众输出转变为吸引海外受众共创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关键。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憨态可掬的中国熊猫为原型，引得海外社交平台一片“可爱”之赞，“冰墩墩二次创作”带来海外用户自发性文化共创，二次创作贴文在照片墙（Instagram）和抖音国际版（TikTok）上比例分别为15.3%及11.3%。不同创作者根据自身国家文化特色再创“冰墩墩”，如日本用户在照片墙平台创作冰墩墩立体3D拿铁拉花及冰墩墩便当， 俄罗斯用户制作“冰墩墩”手机壳，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引起更多的热议，以此形成“接地气”二次对外传播叙事路径，达到了更为强化的对外传播效应。

2. 文化共创的合作性叙事

国家间专业机构、组织、专家的合作是文化共创新路径。相较于社交平台用户随意的自发性创作，国际专家合作在规范性、专业性、技术性上更胜一筹，他们不仅能够叙述故事，还能推动创作灵感、研究方法、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多方参与也是克服跨文化传播中对立思维，避免从“他者化”视角建构他人叙事的有效方法，有利于推动海外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有利于探索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新路径。江苏省文化厅与英国剑桥大学共创的“全球昆曲数字博物馆”是优秀典范，该数字博物馆融合东西方戏剧研究方法，使用数字技术对重要资料进行修复、留存和展现，积极推动昆曲与年轻一代的对话，2018年项目三周年成果展为观众们献上10多个国家的20位年轻艺术家们创作的昆曲主题作品，充分实现中华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融创新。

3.文化共创的交流性叙事

“跨界”强调融合不同领域以达到创新效果。虽然并非所有风格迥异的文化符号都能碰撞出最佳创意叙事效果，但跨界交流能整合不同领域的优势，通过互动生成契合多方特征的文化符号，进而突破原有叙事传播路径，实现“跨次元”扩散。安徽教育出版社在马来西亚组织的巡回图书展不再仅局限于图书陈列，而是构建视觉和体验相结合的跨文化交流空间，整合茶艺、书法、绘画、诗歌、舞蹈等一系列中国特色文化表演，充分将中国图书文化魅力融入多领域的民众生活中，⑨引发海外受众的参与体验和交流共创。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通过跨界创意性文化的共创，既给受众眼前一亮的新体验，又能以新文化样态吸引新受众，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引领效用。

三、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机制效用探究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紧扣共情、共融、共创三大核心要义，层层递进，以寻求文化符号的共情性为底层叙事模式，以打造文化形态的共融性为中层叙事平台，以实现文化互动的共创性为顶层叙事路径，构建文化符号—文化形态—文化路径三位一体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机制，并通过三维度的转换话语范式，突破对外传播中的对立困境，形成以文化为核心具有影响效应的对外传播叙事机制。

第一，文化共情的叙事符号以他人理解的话语体系来进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在形成传播机制核心基础的同时，也会循序渐进改变西方社会刻板印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本质上是一种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刻板印象。改变人们持有的明确观点是极其困难的，选择性理论表明个体信息接收过程中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影响共识的达成。刻板印象虽具有较强稳定性，但并非不可改变。为扭转中国对外传播被误读的现状，对外传播叙事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吸引关注和触发共鸣的特征。共情是人际互动中的心理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宏观政治叙事，以文化为内容的对外传播能够减少国家之间的误读并达成态度的认同和行为的共享。因此，建立基于文化共情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需要寻找相同的文化符号、遵从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持共有的思维模式。

第二，文化共融的叙事形态以中西融合的话语内容进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在打造传播机制共振平台的基础上，形成由单一“自塑”到多元“他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外传播并不缺少“文化内容”，但缺乏的是打破“自塑”与“他塑”文化壁垒的叙事效用。“认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基础上进行意义建构，是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是一种包括认同者和被认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单向输出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认同。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认为，通过频繁交流，个人和群体在信念、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有趋同的趋势。数字科技与时尚艺术是更易建立意义共通空间的文化形态，不仅为文化留存、呈现、保护注入能量，还提升了叙事平台的“适配性”和“共振性”，有利于通过对话交流达成中西方文化符号“共融”的价值点，引发西方自发式报道和涟漪式传播，更大程度延长叙事的影响时效和范围。因此，为避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仅为自说自话，以兼具中西之美的文化形态为叙事内容，并扩充平台接触点以提升对话的可能性是重要举措。⑩

第三，文化共创的叙事路径以跨国、跨界的话语创作进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產，在建设传播机制共创路径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叙事引领的话语权。对外传播叙事中，一次共情文化事件、单一文化平台难以形成长尾效用，而长期反复同质内容的输出又会使海内外公众产生信息疲劳。建立长效性对外传播叙事集合要求建立引领作用：一方面，建立具备引领作用的叙事话题。数字时代的传播理论表明受众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对于信息接收具有高度选择性、偏好参与和互动，只有能激发海内外受众参与欲望的叙事话题才能成功“破圈”和“突围”；另一方面，建立具备引领作用的叙事主体。权威学者、专业组织、官方机构等在文化共创理念、技术、能力上亮点突出，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在叙事传播公信度、辐射度上优势显著。只有能引领文化共创方向和事件舆论走向的叙事主体才能更好地促进用户互动、国际合作和跨界交流。因此，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要注重点上的突破力和引领力，即借助重点问题、事件、人物向重点国家、人群发声，11实现共创传播。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着眼中国对外传播新要求、新背景，构建“共情、共融、共创”三位一体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为未来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提供思考方向和实践路径。未来的中国传播应着眼于中华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柔性特征，具体包括：第一，运用能够引起海内外大众共同情感认知的文化符号，讲述“世界的中国故事”，“世界的”意指世界性话题，即与世界各国利益相关，与世界人民人性相关的具有温度的话题，如健康、和平、安全、儿童、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在此基础上进行递进式叙事话题设置，达成双赢话语体系的共情点，进而引发关注并获得海内外公众的共同认可；第二，融合不同形态的优秀文化，实现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文化交融，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减少跨文化传播中“自我”和“他者”的叙事差异，吸引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效实现中国媒体对西方媒体的媒体间议程设置作用，进而引发海内外的同频共振效应；第三，通过具备引领性的文化共创增强互动性，虽然叙事具有主观性，个体会依自身经历和文化背景等来形成认知，但高频有效的文化互动能促进感知并还原客观事实，而且，自发的文化共创有助于形成连绵不断的叙事话题，建立永不落幕的对外传播叙事机制，真正实现对外传播影响力的“留香扩散”，以此达到重塑中国对外传播新格局的效用。此外，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未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的实践中，应积极寻求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指导性的方案、有效性的策略，进一步发掘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优势，发挥以小见大的作用，形成以中华文化为抓手的对外传播叙事新模式、新平台、新路径。在此基础上，强化以互利共赢、同频共振、涟漪扩散为目标的创新型对外传播，扩展叙事空间生产的内涵与外延，达到重塑中国对外传播新格局的效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ZD22）的阶段性成果。

薛可系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副院长；李思晨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田鹏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光明日报》2021年6月7日，第2版。

②赵新利、张蓉：《国家叙事与中国形象的故事化传播策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97-101页。

③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3-20页。

④邓志勇：《叙事、叙事范式与叙事理性——关于叙事的修辞学研究》，《外语教学》2012年第4期，第37-41页。

⑤曾祥敏、杨丽萍：《自媒体环境下首都网络舆论话语空间生产与引导——基于2019—2021年微博热搜的共词分析和案例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40-49页。

⑥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68-72页。

⑦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55页。

⑧薛可、古家谕、陈炳霖：《共情·创新·融合：文化符号与国家话语体系构建——基于“冰墩墩”的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分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5期，第35-45页。

⑨陆朦朦：《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视觉化创新路径》，《编辑之友》2021年第11期，第39-43页。

⑩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2-104+107页。

11于运全：《推动建设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旗帜》2021年第7期，第52-53页。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