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绝唱《长恨歌》的继古与开新

《长恨歌》之所以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重要方面是因为它不断地被学习和模仿，才得以在诗歌史上确立了伟大级别的定位，成就了继古与开新的历史使命。

主题

《长恨歌》是笔者与白居易研究结缘并走上“醉白”之路的起点，至今正好30年。

30年前学界对《长恨歌》研究的焦点是其主题，主要观点有：爱情说，兼含纯情说、同情说、惋惜说、感慨说、自伤说、歌颂说，又细别为帝妃爱情说、典型或普遍爱情说、作者寄托说、人生感叹说、爱情品格说等;讽谕说，兼含无情说、惩戒说、政争说、暴露与批判说、解剖制度说、情婉讽说、婉转劝讽说等;感伤说，兼含时事变迁说、人生或生命创痛说、终极意义说等;隐事说，兼含逃日说、女冠说、流落民间说、背叛爱情说等;双重主题说，兼含讽谕与爱情兼有说、带讽喻的同情说、带同情的讽喻说、矛盾主题说、主题转移说、形象大于思想说、正副主题说、表层深层主题说等;又有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泛主题说……或干脆称为风情说，或长恨说。正可谓：一篇长恨有风情，风情关处几纷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丘一壑，一点一滴，好像变化很大，但相对于今年恰好诞辰1250周年的白居易而言，则是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还远不够长恨之长。所以，这里想兼顾长与短，换个思路，在拙作《生死·爱恨·天人—〈长恨歌〉的谜与魅》的基础上，谈谈《长恨歌》的继古与开新。

任何作品，尤其是伟大作品，皆有来处和去处，这也是文学史所谓继承与发展的意义所在。作为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已有20多部相关著作、600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长恨歌》几乎每行诗句乃至每个字词，都被历代学者爬梳、咀嚼、玩味、注释并解说过，任何想在其中加上一把柴火的后学者，无论涉及主题之谜，还是风情之魅，都必须首先要了解这个灶台已有的柴与火。因为开新的前提是继古，《长恨歌》的接受史和已有的研究学术史，是探讨其继古与开新这一问题所难以绕过的关键节点。

继古

在继古方面，《长恨歌》最重要的表现即以汉代唐。首先，其题目来自汉代。长恨者，犹言遗恨千古。汉代大儒扬雄《剧秦美新》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所云“黄泉”，也是《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黄泉”。其次，作为《长恨歌》一篇之纲领的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也直指汉武帝刘彻。“汉皇”，明刊本《文苑英华》、马元调本《白氏长庆集》、胡震亨《唐音统签》作“汉王”。“倾国”，指能够使全国人民为之倾倒的美色佳人。《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李夫人时，曾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在这里，后人读出了其另一重意义：“思倾国，果倾国矣！”因此，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可谓开宗明义，笼罩全篇。

以下诗中“金屋妆成娇侍夜”，显然是汉武帝为表妹阿娇营造金屋的典故。“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则出自《史记》“谚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后半部分虚构的招魂情节，也是以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为蓝本渲染而成。“临邛道士鸿都客”，又以司马相如与文君隐喻李、杨故事。被王国维赞为“才有余也”的“小玉双成”，是《汉武帝内传》里王母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的典故。“昭阳殿”，则暗指赵飞燕。“闻道汉家天子使”，更是明言汉家，以代李唐。因为汉王朝不仅是后世王朝的理想，更是唐人的榜样。

唐人文学创作的潜规则即以汉喻唐，以汉称唐，这是内容与形式互渗而积淀成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已经形成并凝定为具有特定隐喻的意义结构。所以《长恨歌》的作者以汉为鉴，继古承旧，以汉武帝借指唐玄宗李隆基，汉唐互映，以杨贵妃指代思倾国之倾国。当然，全诗在继古的基础上更重开新，新之所在，即將题材更新为本朝新闻—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另外，与汉武帝不同，汉武帝恋李夫人并未酿成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李、杨故事与刘、李故事的异同，是《长恨歌》以用典而继古开新的重要前提。

在艺术层面上，《长恨歌》的继古，主要来自初盛唐的七言歌行传统。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言，七言歌行“至唐始畅”。初唐人歌行烜赫者，如：郭元振《宝剑篇》，宋之问《龙门行》《明河篇》，李峤《汾阴行》，盖相沿梁、陈之体;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畴昔篇》，文极富丽;王维《桃源行》等，始极流利婉转之态;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渼陂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李白《扶风歌》等篇，有机承继鲍照转韵之法，乃开婉转环生之境。至《长恨歌》，则开创为独成一体的长庆体—诗体为七言歌行体，内容以鲜明婉丽的叙事为主，篇幅为八句以上的长篇，韵律上多用律句和转韵，其才调风致，用长庆体另一代表元稹的话说即“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上令狐相公诗启》）。

值得留意的是，“长庆体”并非实指作于长庆年间之诗体。借用钱锺书《谈艺录》的名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可以说，“长庆体”非仅年号之别，乃体格性分之名。其影响所及，由宋元以迄明清，尤其是以吴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为代表的梅村体，直至晚清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前彩云曲》和《后彩云曲》，都是长庆体的仿制者。

开新

就开新而言，作为长庆体创作的第一篇，《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可谓备受赞许和称扬，如宋洪迈《容斋随笔》称“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清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称“觉龙气所聚，有疑行疑伏之妙”，明徐增《而庵诗话》谓“收纵得宜，调度合板，譬如跳狮子，锣也好，鼓也好，狮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转，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显出来”，近代吴闿生更赞其“如此长篇，一气舒卷，时复风华掩映，非有绝世才力未易到也”，这些主要是指《长恨歌》的开新之处。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对此也认为，至《长恨歌》等为代表的长庆体，“前人之法变尽矣”。相对于个别诗评家认为《长恨歌》在内容描写上卑庸、露骨、失礼、语俗等并对其质难，在诗体和艺术方面，《长恨歌》的开新之处得到普遍肯定。全诗已经无梁、陈纤巧之病，对于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练的几句话就交代过去，而且写得婉转细腻，却不失雍容华贵，于是得到“古今长歌第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才人之冠”（贺贻孙《诗筏》卷上）、“千古绝作”（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等盛誉。赖学海《雪庐诗话》更是断言：“人有一诗之传，遂足千古者，白香山之《长恨歌》是也。”

作为一篇千古未磨的经典诗歌，《长恨歌》开新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开启了后世的续作仿作。比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撰有《续长恨歌七首》，体裁皆为七言绝句，如其一云“金杯潋滟晓妆寒，国色天香胜牡丹。白凤诏书来已暮，六宫铅粉半春阑”，其六云“骊山六十二高楼，突兀华清最上头。玉羽川长湘浦暗，三郎无事更神游”。明代诗人高启、何乔新皆撰有《明皇秉烛夜游图》，亦深受《长恨歌》影响。明清之际高珩撰有《后长恨歌》，其所感所思，非仅一代之兴亡，结尾“人生莫做多情物，才有情时恨更长”的感触，堪与白居易《长恨歌》原作颉颃。高珩诗笔超拔，瓣香香山，且诗风近似，既有《量田行》《使君怒》《猎》《廉吏行》等新乐府一路真率直切的关注现实之作，也有《即景》《即目》《即事》等清新明快的闲适之篇，其《后长恨歌》也是众多《长恨歌》续仿之作中的佼佼者。

值得一提的还有《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所载女主人公王娇鸾所撰《长恨歌》，借白诗之题，浇自家块垒，中云：“君往江南妾江北，千里关山远相隔。若能两翅忽然生，飞向吴江近君侧。初交你我天地知，今来无数人扬非。”诗中语言更为通俗平易，风韵则不失白诗原貌。清代苏州人钱德苍《解人颐·寄怀集》收有一首《长恨歌》，为五七言杂体，乃寄寓人生感慨之作，结尾云：“主人听我嘱叮咛，世事如棋如转轴。令他传胪报一声，天下英才皆刮目。”这部集诗文词赋、俚语俗谚于一书的通俗作品，与白居易原作除了题目之外，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清代杭州人朱樟撰有《续长恨歌（用白香山原韵追悼女郎何玉桃寄王贞父孝廉）》，共60韵，不仅沿袭《长恨歌》原韵，还承用了不少原诗原句，如“谁道千金直一宵”“人间粉黛皆黄土”“后房牢闭少人知，曲院藏娇无地觅”“柔声娇喘回惊电，上下裳衣針缕遍”。作为效颦之作，其风韵与气度难以与原作同日而语。清代周青原亦有《续长恨歌》（见《西河集》及《虞初新志》），所咏对象是学者毛奇龄所纳小姬张曼殊，语多凄惋，令人唏嘘，当时哄传一时，唱和者颇多。据邹弢（1850？—1931年）《三借庐赘谭》卷一，汤子廉亦撰有《续长恨歌》，中有“多情天子常悲苦，空忆埋香三尺土。早知尸解惑君王，当年密誓曾何补”“清虚府岂在蓬莱，金殿深深宝帐开。此日玉环谁出土，当年锦襪况成灰”等句，意在力辩白居易《长恨歌》后半部分之虚构不经。

平心而论，没有哪部作品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没有哪部作品的成功不可以模仿。模仿者越多，被模仿作品的经典化机率就越大。《长恨歌》之所以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重要方面是因为它不断地被学习与模仿，才得以在诗歌史上确立了伟大级别的定位，成就了继古与开新的历史使命。与45岁的白司马写于深秋的《琵琶行》一样，35岁的白县尉写于隆冬的《长恨歌》，在继古与开新方面，一行一歌，同样值得我们细斟慢品，感受一代诗豪由青年步入中年的成长之路，“《琵琶行》即《长恨歌》之流也”（黄姬水语）。只有完美有效地继古，才能真正无愧而长久地出新。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