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超乎于法 虚灵于心

逸舟

他继承江南文人的秀雅书风，以特有的影响力发扬文人书法艺术思想;他以禅喻书，以强烈的个性开辟了文人书法史上的新篇章。董其昌的书法被视为千年文人书法史的缩影，数百年来影响不衰。

晚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变革期，书坛星光熠熠，涌现出不少书法名家，以晚明四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为代表，对明清交替之际的书风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属董其昌对后世影响最大。

取法乎上  超越精神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翁、思白，别署香光居士，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

与一些书法名家天赋异禀、少年成名不同，董其昌的书法之路起步很晚，少年时对书法未窥门径，甚至字写得很差。这种情况因为一场考试才有所改变。

17岁时，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试，虽然学问上佳，却因字写得不好被主考、时任知府衷洪溪降为第二等。这对董其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于是他“发愤临池”，刻苦学习，先学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又学虞世南，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改学王羲之的《黄庭经》和钟繇的《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可以说他学习书法的起点是非常高的，正符合学书“取法乎上”的规律。因而，仅仅3年时间，他便书艺大进，直逼古人。董其昌对书法的艺术追求是一贯且充满激情的，而且他颇为自负，多年以后，在回忆自己这段学书经历时，语气中仍然有些骄傲。

不过，董其昌在晚年对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轻狂自负行为也有反思。18岁时，他作为知府儿子的伴读就学于莫如忠门下，从莫如忠学习书法。莫如忠书法宗“二王”，善行草书，深得魏晋之法，在其影响下，董其昌直入晋室，“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赵孟）”。直到晚年，董其昌才理解了赵孟的书法妙处，改变了年轻时对其的轻慢看法。“晋人取韵”是董其昌一生遵循的书法准则，也是他认为的最高境界。

董其昌学书虽晚，但起点高、成长快，得到了良好的书法教育。虽然年少轻狂，但是他勤奋好学，勇气可嘉，敢于进取和超越，超越元人的理念影响了其一生。这种超越精神是董其昌能够开宗立派、取得不俗成就的基础条件之一。他有称雄书坛的气度，也有敢于超越前贤的气魄，更有渐修顿悟的治学精神，这些对于书法艺术研究是十分可贵的。

渐修顿悟  恬淡率真

董其昌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进取和超越精神，还仰賴于客观条件的提升与文人圈子的推助，同时也与其渐修顿悟的治学精神有莫大关系。

首先，文人圈子的养成使董其昌拓展了人脉，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丰富的书法资源，从而开阔了眼界，获得了丰富的学养。青年时代的董其昌与莫如忠之子莫是龙，以及陈继儒、丁立鹏、顾正谊等华亭才子相交好，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技艺。入京后他又与朱国桢、袁宗道、陶望龄、焦竑等当朝名士谈书论道，互相切磋，书法思想日见提升。

20岁至35岁之间，董其昌在浙江、安徽一带做私塾先生时结识了收藏家项元汴，得览项氏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书法境界更进一层。中进士后，他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得遇韩世能。韩世能对董其昌青睐有加，经常把珍藏的历代书法名迹借给他临写，其中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曹娥诔辞》等真迹。之后，董其昌又结识了徽州著名藏家吴廷，得以见识和临写更多历代书法名迹。在这些收藏名家的影响下，董其昌也成长为一名书画鉴定专家，很多人把藏品拿来让他鉴定，并以此为荣。经他鉴定的不乏传世法帖真迹，如东晋王羲之的《绝交书》、唐褚遂良的《文皇哀册》、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宋米芾的《西园雅集》等，他则通过鉴定学习书法，获得了更丰富的学习资源。

董其昌初入书道，便知上追晋人，其书法成长历程是一个渐修顿悟的过程。25岁时，董其昌去南京应试，见到了王羲之的《官奴帖》（唐摹本），大为震动，自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二王”书风探寻之路。20多年后，已过知命之年的董其昌再次见到《官奴帖》，方才豁然顿悟，云：“二十余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豁焉心胸，顿释凝滞……”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苦心悬念”，进行书法实践，探索书法真谛，在渐修顿悟中得“二王”之法，窥晋人堂奥，从而悟道，书法理念日益成熟，形成恬淡率真的书法风格。

顿悟的过程也是不断超越的过程，董其昌先是超越文徵明、祝允明，进而把超越对象定为赵孟。他敢于批评，提出赵孟书法的不足之处，指出赵在结体、笔法、章法方面的缺点，认为当时的人一味地模仿赵孟，是被赵书的形式所蒙蔽，未能领会其“二王”根脉的实质。进而，他高标自诩，以开阔的眼界突破赵孟的艺术法则，从而打破赵书统治书坛数十年的复古思想，以“取韵”求神似，以“率真”脱习气，开宗立派，独树大旗，试图在晚明书坛营造一种新的书法秩序。

40岁以后，董其昌开始推崇米芾，他的书风也在萧寂淡远中融入率性旷达之气，同时，对赵孟也由批评转为欣赏和肯定，对自己年轻时的轻狂之词进行反思。这种变化，是他在崇尚魏晋、精研“二王”，融会贯通之后的自我觉醒。对他来说，不只要超越前贤，还要不断超越自我。因而，他的书法作品始终保持一种统一的格调，却又隐然有不同的文人气质，呈现出天真、自然、率意的魏晋风度。

以禅喻书  虚灵其妙

看过董其昌书法作品的人，都会为其淡逸秀雅之气所倾倒。确实，淡和秀是董其昌书法最明显的特征。他以高超的书法技巧，在用笔、结体、章法和用墨等技法上不断完善，通过淡、秀的审美追求创造淡远、率真的书法意境。

用笔方面，董其昌对传统笔法的探求有独到见解。他从古代法书中提炼出“虚灵”的用笔之法。所谓“虚灵”，就是让笔在运动中自然地完成各种点画形态，从而使笔画产生生动的变化，虚静空灵，曲尽其妙。他主张“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以实务虚，以虚养实，达到虚实相济、形质兼美的艺术效果。董其昌关于虚笔的论断，借鉴了米芾的用笔之法。他在《临海岳千文》后的题跋中说：“……不使一实笔。所谓无往不收，盖曲尽其趣。”他更对米芾“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八字真言大加推崇。用笔往来、收缩蕴含了书法的行笔规律，董其昌的“虚灵”是对前人成果的转化与发展，明确了“劲”与“虚”、“势”与“韵”、“藏”与“露”的辩证关系，让用笔更符合运动规律，继而达到收放自如、动静相宜的自由境界。

董其昌用笔十分精到，这是他重视古人传统笔法，从古帖中获得精微感悟，并将其应用于创作实践的结果，他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对传统笔法的精细研究和大胆化用。他的楷书深得颜真卿笔法变化精髓，结字宽博，主体外张，但摒弃了颜书的笔画分布均衡与字形方正的特点，再参以欧阳询的瘦劲险绝、钟繇和王羲之的遒媚清秀，体态匀健，笔法浑厚，用笔多涩进含蓄、将放而留之势，有笔不尽意之趣，显现出一种欹正相生、俊逸疏朗的新面貌，如《勤政励学箴》《仿欧阳询千字文》《自诰身帖》等。

董其昌的行书前期多变，博采百家之长，后期追求简淡，以禅喻书，融入了哲学元素，以淡墨枯笔营造萧散淡逸的境界，行气疏朗，虚静冲和，追求返璞归真、消尽火气的意趣;结字以欹为正，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之中;行笔“虚灵”无定迹，错落有致，呈现天真烂漫、真率自然、生秀淡雅的艺术境界。如《临米芾方圆庵记》《东方朔答客难》《酒德颂》等，既有对“二王”书风的继承，也有对米芾书风的探寻，章法上气韵贯通，流畅自然，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

董其昌不仅在书法技巧和境界上借古开今，超越前贤，在书法和绘画理论方面也有极大贡献。“字须熟后生”“以禅入书论”“求率真之笔”是董其昌的著名书论，他还首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认为“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对古代书法的总结性论断。关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董其昌认为“画与字各有门庭”，书法艺术的基本构成用笔、结体和章法之美存在于法度之中，而韵和意的美作为整体的艺术感受却存于法度之外，阐述了形式与内涵的美学关系。他的书法理论在我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董其昌身居高位，仕宦时长且长寿，他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盛行于清代的“馆阁体”就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董之风盛行，但大多流于形式，没有人能真正达到他那种境界和高度。

董其昌是继赵孟之后又一位书画改革者和引领者，他以强烈的个性开辟了文人书法史上的新篇章，奠定了“云间书派”的基础。他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理念对后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书法被视为千年文人书法史的缩影，数百年来影响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