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金融资本扩张

王 璐 李晨阳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实现了生产社会化的快速发展。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普遍出现经济停滞和金融化现象，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前者表现为生产过剩导致的物质扩张停滞，后者表现为日益形成以金融部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1]。例如美国经济重心逐步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资本积累日益依赖于金融部门，而这一经济金融化现象正是源于金融资本的扩张。

学界对金融资本扩张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揭示金融资本扩张规律的长期论和分析金融化表象的周期论。前者以希法亭、拉帕维查斯等人为代表，认为金融资本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伴随职能资本扩张而扩张，同时其地位逐渐发生变化，金融部门日益成为价值增殖的主要渠道，因而经济金融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新现象；后者以布罗代尔、阿瑞基和垄断资本学派等为代表，认为金融资本脱离物质资本而增殖的金融扩张是一种随物质扩张停滞而周期性出现的现象。总的来说，以上两种观点所描述的金融化和金融扩张现象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价值生产并通过其自主运动实现价值增殖。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本身具有由生产社会化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扩张规律。以此为基础，本文将金融资本的长期性与周期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论证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运动必然导致金融资本持续扩张。金融扩张的过程是由金融资本自主运动倾向与自主运动能力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周期性自主运动，金融扩张的本质在于金融领域脱离实际领域的自我循环与膨胀，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周期性扩张的重要特质，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

二、两种代表性理论

(一)金融资本扩张的长期论

长期论的学者主要从“金融资本具有长期扩张的运动规律”来解释金融资本的近代发展。其中，希法亭先从流通领域论证了货币演变及其信用发展，认为信用是随着流通过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信用货币是在资本家买卖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发生在流通过程内部和流通的基础上。”[2](P5)“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2](P252)这样，货币资本随着信用的发展而日益采取银行资本的形式，并通过信用体系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主要工业国的金融资本，日益通过参与职能资本运动实现持续扩张[3]。因此，在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扩张规律的认知里，信用体系乃是服务于流通领域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则是随着职能资本的扩张而扩张。但是，希法亭对信用扩张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并未关注生产领域，没有认识到信用扩张的根本是取决于生产社会化发展而非流通领域的变化这一现实。

拉帕维查斯以马克思对生息资本的分析为基础，认为金融系统是“系统地将暂时闲置的货币转变为用于借贷的货币资本的一系列社会机制”[4](P118)。他还借鉴了宇野弘藏对信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作用的论述，认为“金融系统是维持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组成部分”[4](P104)，信用体系必然随生产社会化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服务于后者需要，同时金融资本也会随着职能资本扩张而持续扩张。在此基础上，拉帕维查斯认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积累的三个趋势共同塑造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型的金融化”[5]，这三个趋势分别是资本集中的金融化、银行业务调整与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以及家庭收入的金融化，这三者使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成熟并逐步发生金融化转变。

综上，希法亭的论述聚焦于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的混合运动而非资本自主运动，拉帕维查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资本持续扩张的内在动力，但他们未能进一步论及金融扩张的本质及其根本原因。

(二)金融资本扩张的周期论

周期论的学者更加关注周期性出现的金融扩张现象。如布罗代尔从“百年周期”视角，将欧洲13世纪中期至今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长周期(1)即1250—(1350)—1507年；1507—(1650)—1733年；1733—(1817)—1896年；1896—(1974)……括号中年份表示百年趋势的转折点。，以此来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长期趋势。这种周期所展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变化表明，金融扩张是在每个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每次)资本主义的这类发展，通过达到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宣告了它已经进入成熟期。”[6](P246)尽管布罗代尔为金融扩张的周期性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百年周期”相对于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体进行资本积累的经济周期来说过于宽泛，因为两种周期的不吻合，难以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期波动中捕捉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体资本积累模式的周期性变化，因而无法揭示金融资本的扩张规律；二是囿于对金融资本扩张规律认识的缺乏，布罗代尔只是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来解释金融扩张，从而将金融扩张界定为资本家关注资本灵活性，并将资本投向能够获取更多利润的金融领域[7](P428-430)。

阿瑞基提出了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将资本积累周期描述为“物质扩张—金融扩张”的交替，即金融资本随物质扩张而不断扩张的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体系积累周期的一定时期掌控着地区或世界范围的经济霸权，其中，在物质扩张阶段，经济霸权依赖于物质生产与贸易扩张，该国主要通过实体经济活动实现资本积累；在金融扩张阶段，一国物质扩张受到威胁而逐渐丧失竞争优势，此时经济霸权依赖于该国的金融中心地位，资本家会通过信用体系将货币资本转投金融领域并以此实现资本积累。物质扩张衰落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力共同决定了金融扩张，而后者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8](P5)。因此，阿瑞基从体系积累周期的兴衰过程中由外部条件变化和内部组织局限性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来阐释金融扩张，这使他能够把金融扩张与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变化紧密结合。

垄断资本学派的保罗·斯威齐、马格多夫等提出了“停滞—金融化”假说。他们从美国经济停滞出发，将信用体系、财政以及金融化等视为对抗经济停滞的重要手段[9]，分别对停滞、金融化以及二者的联系进行了分析。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大量过剩资本，在停滞背景下难以转化为实体部门投资，因而“投资增加的部门绝大部分都与赚钱相关而非与制造产品相关……除了与赚钱有关的部分部门外，目前这次复苏从根本上是缓慢的。”[10]此时，生产领域与金融领域出现分离。“相对于生产部门而言，金融部门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并非直接转化为从对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上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性资本……而是被用于购买生息的或者可分红的金融资产。”[11]因而在物质扩张停滞的背景下，资本家追求价值增殖的活动导致了金融化出现。因此，垄断资本学派将物质停滞背景下资本家对价值增殖的追求视为金融扩张出现的根本原因。然而，这里存在两种逻辑缺陷：一是未能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解释为何实体经济停滞的背景下货币资本能够自由地转化为金融资本，二是不能从资本形式出发解释为何在物质扩张停滞的背景下金融部门能够实现持续价值增殖，从而只能是一种机械化的观点[12]。如果实体经济停滞而资本家却可以通过信用体系将货币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并实现经济扩张，则显然避开了生产领域的重要价值而盲目夸大了金融领域的作用。

总体而言，周期论的学者更多停留在金融扩张的表层，未能从金融资本自身的矛盾运动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来认识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将金融化定义为利润获取的源泉日益从贸易、生产等领域向金融领域转移，从而日益依赖于金融部门以实现持续的资本积累[13][14][15]。但这些观点只是周期性金融扩张所带来的结果，也未能深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周期性金融扩张的根源。

(三)理论总结

首先，长期论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指出生产社会化矛盾运动既决定了信用扩张，又决定了金融资本伴随职能资本扩张而出现长期扩张，从而揭示出金融资本长期扩张的运动规律，但其分析多聚焦于资本融合运动，未能从这一规律出发进一步解释由此决定的金融扩张现象。其次，周期论认为金融扩张是资本积累周期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并将其分析建立在发达的信用体系和充裕的货币资本基础之上。因此，当经济中心出现经济停滞而无法继续从实体经济获取大量利润时，资本家就将货币转向更富灵活性和盈利空间的金融领域来持续获取利润。这种观点聚焦于金融扩张的周期性表象，并对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关系做出阐释，但其分析缺乏对金融资本扩张规律的认识，且没能以此为基础对金融资本自身矛盾运动进行分析，因而无法揭示金融扩张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

三、长期性与周期性的理论解构

(一)对长期性理论的解构

根据阿瑞基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生命期被界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9]，主要包括荷兰周期(16世纪末—18世纪中后期)、英国周期(18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期)和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每个周期都由世界中心国家的物质扩张阶段与金融扩张阶段共同构成。

1.物质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

在体系积累周期，物质扩张阶段通常是经济中心国家通过工商业扩张来获取经济中心地位，并借此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如荷兰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经由垄断东方贸易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英国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凭借商业和工业优势地位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工业扩张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生产社会化迅速发展，商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活动是价值增殖的主要手段，职能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分别经历了IG—W…P…W′—IG′和BG—W—BG′的循环。前者依靠价值生产实现价值增殖，后者通过商业活动辅助价值实现并分割剩余价值。其中，生产社会化发展表现为：一方面，推动物质扩张能力的迅速发展，使货币资本迅速积累起来并让部分货币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其进一步发展依赖于货币资本集中，从而对信用体系的主要需求体现为吸收游离于实体经济的闲散资本并贷给职能资本家用于工商业扩张。在两方面作用下，闲散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体系转化为生息资本，而后者参与本国职能资本的循环过程并从中分割价值，即M—(IG—W…P…W′—IG′)—M′与M—(BG—W—BG′)—M′。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物质扩张阶段，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不太尖锐，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尚可发生混合运动并通过分割剩余价值实现扩张。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价值生产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推动了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张，金融资本表现出随职能资本扩张而持续扩张的运动规律。

2.金融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

在体系积累周期，物质扩张停滞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其他国家通过商业和工业等扩张挑战经济中心国家，从而对其经济地位产生严重威胁，如18世纪中后期英国对荷兰发动数次战争和贸易竞争，19世纪中后期德美等国对英国发起工业挑战和贸易竞争，以及20世纪中后期日本对美国挑战等。二是经济中心国家内部矛盾愈发尖锐，如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等。外部竞争与内部矛盾共同促使经济中心国家的基本矛盾愈发尖锐，这引起物质扩张停滞，此时资本家掌控的大量货币资本纷纷游离于实体部门并成为过剩资本。资本家由此产生寻找新的价值增殖手段的迫切需求，这表现为资本家对信用体系职能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此时，资本家对信用体系的需求表现为将其手中停滞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息资本，并投送到世界各地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中。信用体系的职能由此发生变化，即开始服务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使得过剩资本逐步转化为生息资本，并通过与国外职能资本FG混合运动实现价值增殖，即M—(F1G—W…P…W′—F1G′)—M′与M—(F2G—W—F2G′)—M′；其中，F1G和F2G分别代表国外资本家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使金融资本得以脱离本国停滞的价值生产而进行扩张。因而这一时期，金融资本表现出脱离本国职能资本并随着外国职能资本扩张而持续扩张的运动规律。

因此，不同时期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价值增殖目标与价值增值手段间的矛盾运动，进而决定了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的矛盾运动以及信用体系的安排，这促使金融资本通过不同方式持续进行资本扩张，即金融资本长期扩张的运动规律。

(二)对周期性理论的解构

1.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固定代表价值的货币，而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也逐渐从获取使用价值转向获取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预付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进行生产活动或商业活动的目的是价值增殖，即G—W…P…W′—G′或G—W—G′，在此过程中价值生产不过是实现价值增殖的手段。“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6](P67-68)显然，资本家并不在乎其资本运动是否创造价值，而只在乎它能否实现价值增殖，因而随着生产和信用体系发展出现了清晰展现资本逻辑的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那是他的事情。”[17](P391)这意味着生息资本的价值增殖与价值创造开始发生分离，它是金融资本的基本形态。同时，与生息资本伴随出现的是代表实际资本和未来收益的凭证，其与实际资本相分离、本身无价值，却可以作为商品在金融市场按照虚拟资本价值进行交易，它意味着价值增殖与价值创造愈发分离，这是金融资本的高级形态。

从资本的逻辑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资本自出现以来便蕴藏着脱离价值创造而进行价值增殖的倾向、即资本的“自主运动倾向”[18]，而这种自主运动倾向实际就是资本形式日益脱离实体经济领域以实现自我循环和膨胀的特定发展方向。

2.金融扩张的决定因素

资本自产生以来便具有自主运动倾向，金融资本则主动体现这一倾向。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其自主运动倾向也愈发强烈。同时，与金融资本自主运动倾向相对应的是其自主运动能力，即资本脱离价值生产而自我增殖的能力，其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价值增殖能力。现实中，金融资本的两种能力分别在扩张和停滞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矛盾运动。

在物质扩张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持续发展意味着资本价值增殖目标与价值增殖手段相统一，因而职能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进行混合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物质扩张要求大量货币资本持续投入，信用体系则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收集资本并贷放给物质扩张活动。同时，政府通过安排生产关系将货币资本引向实体经济，从而服务于本国的物质扩张需要，如推行金融法案、金融市场制度条例和监督措施等。其中，生产力需求和生产关系变动同时限制着生息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力。此外，职能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混合运动也决定了后者的价值增殖能力受到本国价值生产能力的限制。因此，生产社会化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抑制了资本的自主运动能力，使资本不断增强的自主运动倾向与自主运动能力出现矛盾而无法转化为实际自主运动，结果是金融资本扩张努力与物质扩张需求相匹配。

当物质扩张进入停滞时期，资本家积累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剩余资本，其自主运动倾向进一步增强。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生产社会化矛盾愈发尖锐，意味着价值增殖目标与价值增殖手段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这要求信用体系和生产关系做出相应重构，包括信用机制调整、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放松等，以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并使其能够流向世界范围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价值增殖脱离了本国价值生产的限制，并能够通过更加灵活的形式进行价值增殖，比如采取虚拟资本形式等，因而其价值增殖能力得到增强。此时资本的自主运动倾向和能力达到统一，金融资本自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决定金融扩张现象的出现。这实际表明了周期性金融扩张的本质在于金融资本实际自主运动，即金融领域脱离实体领域而进行自我循环与膨胀，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综上，周期性金融扩张运动的本质是金融资本脱离本国实体经济而进行的自我循环和膨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资本扩张的量变，即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迅速上升并逐渐超过职能资本扩张，以及由此带来金融资本地位变化，这意味自我循环程度上升。事实上，量变在每个资本积累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均会发生，只不过在不同周期中量变的程度有所差异。二是金融资本扩张的质变，即金融资本内部构成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自我循环虚拟程度上升，它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积累周期表现不同。例如在荷兰和英国的体系积累周期，金融资本内部生息资本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构成变化主要体现为更具灵活性的生息资本形式，包括银行票据、债券等逐渐取代商业票据成为主要形式。例如美国的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内部生息资本占比相对下降，虚拟资本占比上升，而且虚拟资本日益以虚拟性不断增强的形式出现。

3.周期性金融扩张量变的表现

(1)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扩张的绝对量差异

金融资本扩张首先来自金融资本价值增殖，其次是游离于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在物质扩张期，本国和外国职能资本分别通过价值生产进行物质扩张，即ΔGd和ΔGf，它表示剩余价值总量且等于总利润，其中一部分投入再生产，另一部分以利息形式支付给货币资本家，后者即金融资本价值增殖，即：

ΔI1d=(1-μd)ΔGd+(1-μf)ΔGf=idId

(1)

式1中，(1-μ)表示利息占总利润的比重。id表示平均利息率，Id表示金融资本总额。因生产社会化对金融资本流动能力产生限制，故(1-μf)ΔGf的比例很小、可以忽略，即：

ΔI1d=(1-μd)ΔGd=idId

(2)

式2意味着与职能资本扩张伴随发生的金融资本扩张受到本国价值生产的限制。此外，一部分已经再生产出来的本国货币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并被转化为金融资本，这构成金融资本扩张的一部分，即：

ΔI2d=εd*δd*Gd

(3)

式3中，Gd表示货币资本总额，它受生产社会化发展影响；δd表示游离于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比例，它受生产社会化矛盾运动影响；εd表示游离于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比例，它受金融资本流动能力的影响。由此，物质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表现为式4，即：

ΔId=ΔI1d+ΔI2d=(1-μd)ΔGd+εd*δd*Gd=idId+εd*δd*Gd

(4)

通常，本国金融扩张阶段会与别国物质扩张阶段重叠，其中信用体系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使金融资本流动能力得以提升，因而能够流向国外并实现价值增殖。因此，这一阶段金融资本的价值增殖表现为：

(5)

式5中，ΔGd′、ΔGf′分别表示金融扩张阶段本国和外国的物质扩张能力，id′和Id′分别表示这一时期平均利率和生息资本总额。本时期本国物质生产停滞因而可以忽略，即：

(6)

式6意味着金融资本能够通过实际自主运动实现价值增殖。现实中这种实际自主运动超越了本国的物质扩张能力，但仍受到其他国家物质扩张能力的限制因而自主运动水平较低。此外，物质扩张停滞使大量货币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并被转化为金融资本，即：

ΔI2d′=εd′*δd′*Gd′

(7)

式7中，Gd′表示这一时期的货币资本总额，它由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决定；δd′表示这一时期游离于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比例，它由生产社会化矛盾运动决定；εd′表示其中转化为金融资本的比例，这体现了金融资本的流动能力。由此，金融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表现为式8，即：

(8)

由上可知，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两个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分别为：

ΔId=εd*δd*Gd+idId

(9)

(10)

(2)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扩张的绝对量差异

在金融扩张阶段，职能资本扩张同样来自两方面：资本积累与游离货币资本再投入。即：

ΔG′=μd′ΔGd′+δd′*(1-εd′)*Gd′

(11)

同时，金融资本的扩张表现为：

ΔId′=(1-μd′)ΔGd′+(1-μf′)ΔGf′+δd′*εd′*Gd′，εd′>0.5

(12)

此时，ΔGd′处于停滞状态，可以忽略，则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扩张绝对量差距可表示为：

ΔId′-ΔG′=(1-μf′)ΔGf′+δd′*(2εd′-1)*Gd′>0

(13)

可以看出，金融资本扩张的绝对量快于职能资本扩张，这是周期性金融扩张的第二个表现。因此，在周期性金融扩张中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迅速上升且快于职能资本扩张的现象，使得金融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快速上升，这意味着更多的货币资本通过转化为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并进行自我循环，从而使金融领域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4.周期性金融扩张的质变

在金融资本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包括生息资本内部构成变化、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相对地位变化以及虚拟资本内部构成变化。其中，生息资本内部构成变化是荷兰周期与英国周期金融扩张阶段的主要表现，后两者则是美国周期金融扩张阶段的主要表现。

生息资本以资本商品的形式被货币所有者贷出，“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17](P384)。货币所有者在让渡货币资本的同时凭借所有权要求获取利息。如前所述，物质扩张停滞时期大量货币资本游离于生产过程，资本家通过增强资本自主运动能力，使大量货币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其中包括大量生息资本，它以多种形式贷给国外职能资本家，包括国债、股票、银行债券等。在这一过程中，信用扩张使生息资本能够脱离本国价值创造而进行实际自主运动，从而依赖于寄生性的利息收入并进行价值增殖。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当生息资本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他人时会产生代表实际资本的凭证如债券、股票等，这种凭证具有由未来收入资本化所决定的资本价格，在发行之后会脱离实际资本循环而在金融市场流通，其价值增殖依赖于未来收益的可靠程度和利率变化，而未来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这种虚拟资本运动仍然与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利润保持紧密联系，因而代表实际资本的基础证券是自主运动程度较低的虚拟资本。在美国周期的金融扩张阶段，生产社会化矛盾促使资本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信用体系增强资本自主运动能力，技术革命则为增强这一能力提供技术基础。这些变化使资本流动效率快速提升并为金融创新提供条件，以基础证券为基础出现了大量虚拟性更高的金融创新产品，包括资产证券化、收入证券化、金融衍生品等，它们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19](P41)。而且，这些资本价值决定于基础证券的进一步资本化，其价值运动脱离价值创造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而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运动。同时其扩张能力也相对更强，从而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扩张速度快于基础证券。前者的地位相对上升而基础证券的地位相对下降，由此表现为虚拟资本内部结构的变化。此外，虚拟资本整体扩张速度快于生息资本，因而在金融资本内部出现了虚拟资本地位相对上升、生息资本地位相对下降的变化，这进一步表现为虚拟资本取代生息资本而成为金融资本的主体，即美国经济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虚拟化过程，这意味着金融资本自我循环的虚拟程度不断提升。

四、美国周期金融资本扩张分析：1947—2020年

(一)美国金融资本的长期性表现

金融资本扩张是一个贯穿于体系积累周期的长期过程，这在美国周期的表现是金融资本数量的长期增长。这里需要界定金融部门的范围，广义金融部门包括商业银行、信贷机构、储蓄机构、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证券发行机构、金融公司、证券经纪机构和房地产部门，即美国经济分析局核算体系中所说明的FIRE(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部门，狭义金融部门则不包括房地产部门。

图1表明美国1947年以来金融资本表现出长期的扩张趋势。广义金融部门总资本在1947—2020年间从363亿美元上升到73213亿美元，保持年均7.5%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绝对量为997.9亿。金融资本扩张已成为贯穿于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长期过程。

图1 1947—2020年美国两部门GDP总额

(二)美国金融资本的周期性表现

1.周期性金融扩张的量变表现

(1)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明显上升

图1所示的美国金融资本扩张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47—1969年物质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和1970—2020年金融扩张阶段的金融资本扩张。其中，周期性金融扩张的第一个表现，即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明显上升。由图1可以看出，1947—1969年间广义金融部门的资本规模在22年中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绝对量73.5亿美元。1970—2020年间广义金融部门的资本规模在50年中增长了33倍，年均增长绝对量1421亿美元。由此可知，金融扩张时期的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明显高于物质扩张时期的金融资本扩张。

(2)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高于职能资本扩张

由图1可知，美国1947—1969年间制造部门年均增长绝对量为207.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5.8%，金融部门年均增长绝对量为7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8%。因此，在物质扩张阶段，金融部门增长率虽快于制造部门，但增长绝对量低于后者。而在1970—2020年间制造部门年均增长绝对量为980.8亿，年均增长率为4.4%，金融部门年均增长绝对量为142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3%。比较两个时期的数据可知，在金融扩张阶段两部门增长速度差距扩大，且金融部门的增长绝对量超过制造部门，这是周期性金融扩张的第二个表现，即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高于职能资本。

(3)金融部门与制造部门相对地位变化

由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高于职能资本扩张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即金融部门占GDP份额的持续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由图2可知，美国制造部门所占份额在1947—1969年间始终在35%—39%之间波动，但在1970年发生明显下降并降至33%，在经历短期经济波动后于1979年开始持续下降，至2020年已降至15%。与之相对应，金融部门所占份额在1947—1969年间从7.7%缓慢升至10.8%，在1970—1979年间经历短期波动后于1980年开始持续上升，由1980年的11%升至2020年的20.1%，且金融部门占GDP份额于2015年超过制造业而占据主导地位。

图2 1947—2020年美国两部门占GDP总额的份额

由金融资本扩张绝对量高于职能资本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即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持续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由图3可知，美国制造部门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47—1969年间始终在24.4%—28.1%之间波动，从1970年开始持续下降，从1970年的22.9%降至2020年的10.9%。与之相对应，金融部门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47—1969年间波动增长，从1947年的10.3%增长至1969年的14%，在经历短期波动之后于1976年开始持续增长，从1976年的14.7%增长至2020年的22%，并于1991年超过制造业而占据主导地位。由周期性金融扩张的量变表现可以看出，金融资本自我循环的程度在不断上升。

图3 1947—2020年美国两部门增加值占GDP增加值份额

2.周期性金融扩张的质变表现

周期性金融扩张的本质是金融资本实际自主运动，即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价值创造而自行增殖，而金融资本内部结构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本质。由图4可知，美国生息资本所占比重在1963—1968年间始终在43%左右波动，而在1969—1978年间出现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物质扩张停滞使大量货币资本闲置并转化为短期生息资本，在1979年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后生息资本占比开始持续下降，由1979年的46.1%降至2020年的32.3%。与之相对应，虚拟资本所占比重在1963—1968年间始终在56%左右波动，而在1969—1978年间出现下降，随后从1979年开始明显上升，由1979年的53.9%升至2020年的67.7%，这说明随着美国进入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出现明显虚拟化趋势，表明了资本自主运动能力明显增强。金融资本自主运动倾向和自主运动能力的矛盾统一体现了美国金融扩张时期的质变，即金融资本自我循环的虚拟程度不断上升。

图4 1963—2020年美国狭义金融部门内部结构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金融资本扩张贯穿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尚不尖锐，资本家通过工商业活动进行价值增殖，此时职能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混合运动，信用体系与生产关系安排服务于生产社会化发展需要，金融资本随着职能资本扩张而持续扩张，这增强了金融资本自主运动倾向。与此同时，资本家以信用体系与生产关系设置为中介以限制金融资本的流动能力，本国物质扩张能力则限制金融资本增殖能力，二者的复合作用共同抑制了金融资本的自主运动能力。其中，不断增强的自主运动倾向与受到抑制的自主运动能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金融资本无法实际进行自主运动，而只能在物质扩张限制下进行扩张。

在金融扩张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资本家价值增殖手段与价值增殖目标之间产生尖锐矛盾，这使资本家一方面对信用体系和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将过剩的货币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并输送到世界范围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货币资本与本国职能资本运动相分离，由此金融资本的自主运动倾向和自主运动能力实现统一，金融资本实际自主运动得以进行，这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扩张。

美国金融扩张的量变与质变过程也表明：金融资本扩张的绝对量迅速增加，且远远高于职能资本，同时导致金融资本虚拟化程度不断上升。金融资本一方面提升自主循环程度，另一方面提升自主循环的虚拟程度，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进行自我增殖。

因此，金融扩张的本质是由金融资本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金融资本实际自主运动，即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进行的自我循环和膨胀，它最终决定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是当代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经济金融化现象，催生了经济发展“脱实向虚”，这一趋势为我国充分认识和应对经济金融化现象提供重要启示：

第一，信用体系发展应始终以实体经济为服务目标。世界中心国家以物质扩张为初始手段进行价值增殖，在物质扩张停滞背景下资本家通过调整信用职能释放资本自主运动能力。信用体系职能从服务于生产社会化发展转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自我循环与膨胀，这使资本家能够在本国价值生产停滞的背景下通过金融资本自我循环获取利润。然而，这种资本积累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然表现为世界中心国家的经济地位衰落。因此，我国应当推动信用体系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使信用体系职能始终服务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需要，特别是通过支持制造业等支柱产业生产推动经济增长，从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在促进信用体系发展的同时始终维持必要的监管措施。资本家通过生产关系调整包括放松金融监管等措施释放了金融资本的自主运动能力，从而使金融扩张成为可能，这使金融资本自我循环的虚拟程度不断上升并导致金融泡沫。因此，我国在推动信用体系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对过度投机、金融操纵等助推金融泡沫的各种金融活动进行必要监管，从而将金融资本的自主运动能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切实保障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