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宣传视域下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冷战转型

陈永贵 李蕾

摘 要：美国政府以海外学生项目为心理战手段，其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肇始于“二战”期间海外学生交流服务美国海外战时信息宣传;定位在冷战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以海外学生项目为冷战心理战工具的战略决策，借此服务美国政府发起的“真理运动”;强化于冷战全面对峙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具化了美国海外学生项目作为心理战的政策措施。经此演变，海外学生项目作为冷战时期心理战工具被美国政府纳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轨道，成为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的隐蔽力量。

关键词：冷战;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心理宣传

国际教育学者弗雷泽认为，国际学生交流是指“两个或更多国家的个人或各种关系——知识分子、文化、教育，通过人进行跨越国界的流动”[1]。美国从事文化外交的学者麦蒂里斯把这种国际关系流动的实质视为“知识和思想的交流”[2]。有观点进一步认为国际学生交流是影响社会和个人发生变化的手段，而变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内部变化，即对留学生、国内学生与教师个人思想意识与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国家社会文化的某些变化[3]。二是外部变化，即学生和教师在国家间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所带来的知识、技术、人才和经济等方面的变化[4]。基于这种交互交流而产生的影响力，国际学生交流时常会被赋予政治意义，被美国政府视为维持全球霸权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有效工具。

自19世纪后半期起，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经过从传播基督福音、宣扬国际和平到阻遏德国对美洲文化渗透的历程[5]，至冷战爆发，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决策，最终将海外学生项目纳入对外心理战战略。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运用美国新解密档案对海外学生项目服务美国心理战的来龙去脉尤其决策过程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游走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边缘：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肇始

1783年独立后，美国长期作为文化的输入者，主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思想为美国所用，这些外来文化通过“大熔炉”融入美国当时正创造的新世界文化[6]。其中选派学生赴欧交流是重要的途径。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力突飞猛进，至1894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急遽的经济发展为美国开始进行文化输出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后美国开始吸引海外学生赴美交流。1900年，美国政府从古巴选录1400名古巴教师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暑期学习;1908年，为在中国培植亲美势力，平息中国因“排华法案”引发的抵制美国运动，罗斯福政府决定退还“庚款”余额以资助中国留美学生，至1929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共计1000余名[7];一战后，美国利用剩余救济款设立比利时-美国教育基金会，资助美比之间的学生交流[8]。

1937年6月29日，美国国会批准《推进美洲国家间文化关系公约》，该公约提出促进美国与美洲国家的学生、教师和教授交流计划，以此增进美拉文化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德国政府这时增多了在拉美国家的文化活动，为此罗斯福政府很快出台财政预算政策以支持美拉学生交流项目，美国国会也很快授权国务院实施公约规定的师生交流计划，即每年交流2名教授和2名学生[9]。这是罗斯福政府尝试介入海外学生交流的肇端，旨在阻止当时纳粹德国在美洲的文化渗透。但基于文化和宣传独立于政府的传统，罗斯福政府采取“政府乐见其成但不直接参与”的方式，由美国非政府组织出面实施。

1938年初，美国美洲司官员皮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德国通过学生交流在拉美的文化宣传问题，他认为，德国此举旨在“蓄意攻击民主思想，助长极权意识形态。”[10]基于这种认识，1938年7月27日，美国在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司，以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文化关系司自身无权为学生交流项目申请和提供资金，主要由慈善、基金会、教育协会等组织参与和资助，以此避免学生交流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时任助理国务卿史密斯在拨款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指出，文化关系司只是“协助美国的基金会和高校”开展海外学生交流[11]，具体工作由私立机构完成。美国政府借此向拉美国家和世界表明：美国的海外学生交流不同于德国。时任文化关系司司长本·彻林顿对此指出，“当希特勒利用教育交流作为国家政策宣传工具达到登峰造極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决定向世界证明美国的文化关系司与纳粹德国的‘启蒙宣传部’根本不同，它将是美国思想自由和教育诚信的忠实履行者。”[12]为此，美国国务院规定：在海外学生交流活动中，文化关系司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是海外学生交流应是双向平等的，不能把它强加给他国人民;二是海外学生交流活动以美国私立机构为主，重在教育而不是宣传[13]。

1939年5月3日，美国第76届国会通过了63号公共法，公共法“授权美国总统……随时选派人员赴国外从事一次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服务，凡是具有技术或专业资格的人都可以为美国政府所雇佣”[14]。据此，美国总统只要认为派出人员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他就可以向拉丁美洲国家选派来自任何领域的专家。同年8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355号公共法，此公共法专门设立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学生交流项目，即PL355学生项目[10]。这两项法案成为此后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的法律基础，推动了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的人员交流。在1939到1946年间，美国文化关系司遵照第367号国务院令为其确立的政策方针[10]，负责管理美国对外学生交流，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教育协会等私立机构建立了紧密关系，文化关系司在内部成立了由私立机构代表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以帮助文化关系司制定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正如弗兰克·宁科维奇所言：“1939年之前文化关系司的国际文化活动日程是按照私立机构项目需要进行安排的。”[12]

二战全面爆发后，文化关系司因美国战时信息情报搜集的需要迅速扩充并加强了其职能：一是向美国驻外使馆派驻文化官员，以协助使馆处理文化问题，并向国务院汇报其在各国的重要文化活动进展情况[13];二是扩大了文化关系司海外学生交流活动的范围，除拉丁美洲国家外，还利用美国国会拨付给总统的紧急资金，建立了包括教授、学生和教师交流的中国教育交流项目[14]。海外学生交流此时成为美国战时信息宣传的帮手。1940年美洲事务协调局成立，1942年战时新闻处成立，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加强了美国的战时信息宣传。洛克菲勒指示其工作人员要集中于“信息宣传”，而不再是此前强调的“文化交流”，以此“增强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对世界各国政府及公众舆论的影响”[7]。因战时信息宣传需要，文化关系司与美洲事务协调局、战时信息处加强了他们在学生、教师、教授等人员交流方面的合作。这种战时合作使美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与官方信息宣传在这时合二为一，成为后来美国各界讨论对外文化政策时引发争议的根源[7]。

二、踌躇于文化交流和冷战宣传之间：海外学生项目定位的争论

二战结束后，美国美洲事务协调局和战时新闻处失去继续存在的理据[7]。1945年8月31日至12月31日，杜鲁门设立了临时国际新闻处接替并履行战时新闻处、美洲事务协调局和文化关系司的工作。这次机构的撤并调整，是杜鲁门政府为平息美国社会对政府主导信息宣传的不满，有意弱化了战后的信息宣传，保留了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在此期间，杜鲁门总统曾经提出对战后美国政府信息宣传的看法，即“对外关系的本质使美国必须将对外信息活动作为我们从事对外事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可以终止战时政府的宣传活动，但有些活动仍需继续进行下去，……努力保证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目标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提供一幅全面公正的图画。”[14]杜鲁门所说的“有些活动”包括国际学生交流，明确这种活动不能因战争的结束而取消，目的是通过交流“保证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目标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提供一幅全面公正的图画”，随着冷战爆发，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冷战心理宣传定位，成为杜鲁门政府在世界推行美国冷战战略和进行“真理运动”宣传的一种工具。以非政府组织身份出现的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在194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需要外国学生理解美国的文明，尤其是民主，那么他们必须看看民主是怎么运作的并亲身参与其中。外国学生尤其来自以前敌对国家的学生，通过与美国学生同居一室、一起进餐、彼此在房间里或阳台上讨论问题、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协助、走访美国的家庭、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参加美国的政治集会等——更能深刻地了解美国民主制度与集权国家管理制度的不同”[15]。

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经国会通过的《富布赖特法案》，此法案成为战后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的法律基础。根据此法案，美国国务院利用出售二战剩余物质所得款项，设立富布赖特学生交流项目。同时，根据法案又成立了“国外奖学金委员会”，其成员由总统任命。国外奖学金委员会在人员遴选上具有最终决定权，而委员会是超党派的，主要依靠和通过私立机构完成其工作任务，如委员会通过国际教育协会协助遴选学生奖学金获得者[16]。这种政策安排又回到了此前避免海外学生交流项目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的定位上，是杜鲁门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冷战宣传之间踌躇不定的体现，也是美国国会、政府、私立机构以及知名人士在战后临时妥协的结果。“但随着冷战毫无疑问的到来，……国会议员开始感到美国应该回应共产党国家针对自由世界的宣传”[1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很难在“文化交流”和“冷战宣传”之间进行区分。

美国国会、国务院及总统之间在“文化交流”和“冷战宣传”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杜鲁门总统坚持信息宣传应予以一定程度的保留。但美国国会对政府在和平时期从事对外宣传活动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敌意，认为“心理战只是战争的需要，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进行肮脏的宣传活动”[7]。同时，国会担心政府利用宣传机器操纵国家公众舆论。在国务院内部，部分人担心对外宣传会影响外交谈判和保密工作。但因冷战爆发和苏联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使美国“国会开始意识到宣传机构的重要性”[19]。1947年夏天，“史密斯-蒙特委员会”赴欧洲调查后向国会报告称，共产党“正在对我们进行进攻性心理战”，并建议“我们必须进行强大、有效的信息、教育交流活动”[15]。根据调查报告，1948年1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政府对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各界对“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宣传”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史密斯-蒙特法案》规定，美国对外宣传旨在“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18]但法案将美国政府可以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国外传播关于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策的信息宣传活动”;另一种是“与其他国家在人员、知识、技能交流方面、在技术和其他援助方面、在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发展交流、谋求合作的教育交流活动”[21]。据此，在执行宣传活动时，美国政府授权国务卿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学生、培训人员、教师、客座讲师、教授和某些专业知识技术领域拔尖人才等人员交流。”[7]国会在法案中虽然“严格区分了信息宣传活动与教育交流活动，并坚持将两者分开”，但其目的是为减少反对和阻力，保证法案在国会通过。此外，在法案条款的措辞上，突出了“相互理解、互惠合作”等文化教育交流的主旨和论调。在冷战背景下，尤其在實际中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冷战宣传定位是得到确立和体现的。

根据《史密斯-蒙特法案》，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了国际新闻处和教育交流处，均由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管辖。1949年，在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下面设立总监，直接负责管理信息宣传活动和教育交流活动，这“十分有益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中公众舆论因素更完全的统一”[20]。此外，杜鲁门总统又直接任命了两个委员会，即信息咨询委员会和教育交流委员会，以此全面强化美国的对外信息宣传。杜鲁门政府虽然在其所谓的对外“信息活动”中一再表明是为了“公正地展示美国，纠正对美国的误解和错误的认识”，但从1948年以来，美国“信息活动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从强调让全世界准确、公正地了解美国转变为更加注重十足的宣传活动。”[23]此后，美国的信息宣传和教育交流因为以下情况正趋于合流：一是对外信息宣传因“调子太刻薄、充满敌意”而对其宣传风格进行调整;二是对外教育交流因冷战心理宣传需要再也无法“独善自身”。1952年，杜鲁门政府根据巴雷特的建议，将国际新闻处和教育交流处合并为一个半独立机构，即国际新闻署。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信息宣传活动和教育交流活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对外活动的目的和目标，也都自觉达成共识：即宣传和输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杜鲁门政府制定实施一系列心理战宣传计划。1950年4月，杜鲁门提出“真理运动”，宣称“宣传自由和民主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为此，我们应该……为外国学生提供更多到美国学习的机会。”[19]1950年底，美国国务院组织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22名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组成“特洛伊计划”项目组，旨在通过项目组的研究找到把“真理”传到“铁幕”后面的理论和方法。1951年2月15日，在送呈美国国务院“特洛伊”项目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学生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的真实影像传达到交流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20]1951年4月，杜鲁门政府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专门负责美国冷战时期的心理战实施。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了针对各国家和地区学生群体的心理战计划，如《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对中东的心理战略计划》《培养日本亲美倾向的心理战略计划》，以及在《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等，其中内容都涉及以海外学生交流为手段进行的心理宣传行动。这些表明，杜鲁门政府不仅在决策上更在实践上把海外学生项目纳入美国心理战的轨道，成为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工具。对此，库姆斯一语道破：“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教育交流项目很快被信息宣传项目所超越，逐步沦为为它服务的婢女。”[7]

三、沦为心理战工具：海外学生项目服务冷战的强化

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在杜鲁门政府完成向心理战的转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强化海外学生项目作为心理战工具的功能，海外学生项目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文化攻势”的一部分，在政策、措施、资金等方面加以强化。

一是成立美国新闻署，接管并加强了美国的部分对外学生交流工作。1953年8月1日，根据总统第8号重组计划令，美国政府成立美国新闻署[21]。美国新闻署的成立，是美国内部在信息宣传和文化教育是合是分、如何对其进行界定区分以及应归属谁管等问题上长期争论和最终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新机制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宣传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明确由美国新闻署负责美国政府的信息宣传活动，新闻署的行政级别定位很高，入列美国政府内阁核心部门，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就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而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本想把其连同整个信息和文化项目都转移给新闻署，但由于富布赖特、史密斯、蒙特等参议员们的反对，导致杜勒斯企图把海外学生交流项目转到新闻署的计划失败，作为妥协，在国务院设立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负责管理美国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10]。其实，富布赖特等人因担心新闻署会利用其在国内进行宣传，所以他们只反对把整个学生交流项目转给新闻署，而不反对针对国外的学生交流项目转给新闻署。因此，在美国驻国外负责教育交流项目管理的官员中，有新闻署的成员，这些人员的工资由新闻署支付，他们有权遴选奖学金获得者[10]。据此，美国新闻署负责的海外学生交流项目有：富布赖特学生交流项目、与新独立国家中学交流项目、英语教学项目等。

二是设立管理协调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国务院特别助理职位。根据“第四点计划”，杜鲁门政府时期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了技术合作署，以加強对世界落后地区的技术交流援助。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设立国际合作署以取代技术合作署。在这种取代背后，是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对国际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权，因为这一项目当时涉及近9000名技术交流专家，其中由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负责实施的教育交流人员就达5500人[22]。为了克服因交叉重叠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美国国务院委托明尼苏达大学校长莫里尔负责研究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整合的方案。1956年5月1日，莫里尔向国务院提交由其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报告，报告认为，两个项目都与交流合作国家的教育机构联系密切，在美国国内都寻求与美国高校的合作，两者在目的上殊途同归，即都是为了展示美国、宣传美国，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新职位以便协调美国政府、国会、公众开展的交流活动，进而使文化教育交流和技术援助交流成为美国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工具[23]。据此报告，1958年12月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务院增设了特别助理一职，专门负责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工作，同时以新设的教育文化事务局取代国际教育交流服务处。肯尼迪上台后，将特别助理升级为助理国务卿。这一变化和调整无疑提高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下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的地位，同时突出了对外宣传倾向。由此可见，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无论是由新闻署，还是国务院负责的国际学生交流项目，都强化了其在冷战心理宣传中的作用。

在机制整合的基础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利用海外学生项目进行冷战心理宣传的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一是设立了总统特别资金，以加强总统对对外人员交往方面的资助力度。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敦促国会批准一项特别资金，以资助美国的文化和竞技团体赴国外进行旅行交流。艾森豪威尔希望以此来对外证明和宣扬美国在文化和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当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了500万美元的紧急资金以用于对外戏剧、音乐艺术展演和国际贸易展览。1956年，这一紧急项目成为法案，即《国际文化交流和参加贸易展览法案》[10]。

二是提出“大规模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计划”。1956年9月，艾森豪威尔召集工商、行业、志愿者组织的领导人进行座谈，组成推动“人民与人民交流项目”委员会，提出具体措施建议，以此调动美国私立机构参与推动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和交流。艾森豪威尔为此呼吁，“伟大的美国人的行动”包括学生、官员、工会和普通旅行者。

三是推动东西方文化教育交流谈判，签署东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实施东西方学生交流项目。1955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正式提出东西方交流的议题，推动美国与苏东国家进行人员和信息交流的谈判。1957年10月28日，美苏双方代表对文化交流协定的各项条款进行了实质讨论。就东西方学生交流的条款，美国谈判代表何兰德与苏联谈判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取得实质进展[24]。1958年1月28日，美苏双方就文化教育交流基本消除大的分歧，正式签订了《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议》，双方同意互相交流学生和学者、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等[25]。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是美苏之间开始进行经常性的学生和学者交流活动。就美国政府而言，推动美国与苏联学生和学者交流项目旨在“促使苏联觉醒”[26]。为此，艾森豪威尔呼吁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的是成千上万而不是屈指可数的学生的接触项目，那该多好”[27]，艾森豪威尔竭力推动和实施大规模的对外学生交流。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渊源追溯、心理战定位和心理战强化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国海外学生项目无论是从“二战”之前的国际学生交流活动流变到只覆盖中南美洲地区的拉丁美洲学生项目，还是由拉丁美洲学生项目扩大到覆盖整个世界的海外学生项目，无论是从早期传播“基督福音”、宣扬和平善意，还是流变到“二战”期间阻止纳粹德国势力渗入拉美的信息宣传，实质上，美国海外学生交流在任一时期都不仅仅是美国所称的国际教育意义上的互通知识和技术、交流思想和文化、增进理解和善意而进行的人员交流，也不仅仅是美国政府、政府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所标榜的：以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和历史终结于普世价值成为世界的“灯塔”和“榜样”，而是兼具有为美国对外政策目标服务的国际政治意义。冷战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对峙，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历经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心理战定位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冷战心理宣传工具强化的蜕变，最终成为美国渗透他国意识形态领域，传导美国冷战战略意图、输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世界争夺“心灵”的文化软力量。美国扩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专家、学者、政府人员、企业领袖等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往来。同样实施海外学生项目，对“自由世界”的作用重在“立”，即凝聚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的共识;对“中立国家”的作用重在“拉”，即拉拢中立国家使其心向美国，培植亲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重在“破”，即攻击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的信仰，侵蚀其政权的民意基础。但其殊途同归，都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对外拓展“思想边疆”的目的使然，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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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资助项目“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1945-1961）”（17Q078）;武汉工程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湖南省社科联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美国梦’对外传播战略研究（1931-1959）”（XSP17YBZZ129）;湖北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交流项目研究（1945-1961）”（2021281）

作者簡介：陈永贵（1978- ），男，河南确山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文化外交、中外文化交流;李蕾（1996- ），女，山东潍坊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