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村级尺度的重庆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与类型划分*

吕兆群，王方民，杨 馗，杨朝现※，信桂新

（1.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2.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0 引言

乡村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单元，是由社会、经济、自然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地域空间系统[1-3]。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治体制和快速城镇化发展策略对中国农村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引发了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村人口老弱化、宅基地空心化和产业发展停滞等问题，使得乡村呈现出严重的乡村衰退现象[4-6]。乡村衰退已成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为破解乡村发展问题和解决乡村主要矛盾，促进乡村价值和功能定位的转型升级，推进乡村分类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7-9]。乡村振兴成为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前沿课题[7]。国内外学者在乡村振兴及相关的乡村转型发展、乡村建设、乡村空间重构、乡村产业选择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10-13]。国外对于乡村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从乡村发展主体、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等角度入手，为摆脱乡村发展落后状况、缩小城乡差距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实践有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法国的“农村改革”计划等[8,14]。国内学者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对乡村振兴相关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对乡村振兴问题、内涵意义、目标任务、发展途径进行分析[15-18]，从宏观层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和规划体系。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整体把握乡村资源，按照乡村分异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近期，学术界也对乡村发展类型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内容上，主要对西北高原地区、中部山地交错区、东北平原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及京津冀经济带乡村资源本底、影响因素和振兴模式进行探索[19-23]；研究方法上，主要通过构建多维性的指标体系计算乡村地域功能指数，结合空间相关分析方法测度地域差异，探究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乡村发展类型[24-25]；研究尺度上，乡村类型研究主要以县域为研究单元[21,23]，以村域为单元的研究较少。综合而言，现有的乡村类型研究大多从县域尺度出发遵循一定的分区原则，服务于国家宏观政策和价值导向[26]，在多数区域、实证方法方面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但未能洞察微观视角下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划分结果不能满足每个村庄的发展需求。村域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具体承载着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社区治理、各类资源统筹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重任[27]。乡村振兴以村域尺度开展研究，可以微观洞察和揭示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态势和演化规律，准确判断不同类型村庄发展振兴的阻碍因素，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差别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导向[19]。同时，开展村庄类型识别与划分，也是新时代村庄规划科学编制的基础。村庄规划是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中的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活动的法定依据，是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下的乡村振兴实操手册[28]。因此，以村域为单元开展乡村发展类型的识别和划分，不仅是村庄规划编制的需要，更是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差别化制定和落实的基础[20]。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其目的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地域要素耦合格局[9,29]。遵循不同地区乡村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探寻乡村系统要素差异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25]。文章综合考虑乡村振兴内涵的全面性及乡村发展的影响因素，从乡村振兴总要求5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体系，以村庄发展潜能评价结果为基础结合乡村地域特征特点，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并提出发展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精准实施提供参考。

1 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体系构建

1.1 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域系统的关系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在一定乡村范围内，由人口聚落、资源禀赋、乡村产业、区位条件等因素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开放系统[29]。人口、土地、产业是影响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乡村振兴其实质是一个重组乡村要素、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地域功能的过程，其核心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耦合格局[7,30]。其中，乡村人口是乡村发展的行为主体，通过开展物质生产活动对乡村土地等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创建乡村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系统，是乡村振兴的活力之源[15]；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通过商品生产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引导人口集聚，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提升乡村经济水平[31]；土地是乡村振兴之基，提供生活、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的自然条件、利用模式影响村落发展格局和乡村经济结构[32]。优化重构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地域特征的结构和布局，促进三者协调共振发展，才能足以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图1）。

图1 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域系统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对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诸要素的协调发展路径提出了相应诉求：“产业兴旺”要求乡村产业发展平向扩张、立体拓展，聚焦于产业融合、功能多元现代农业发展，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13]；“生态宜居”要求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实现协调一致，不仅要美化乡村环境，还要实现产业生态化、生产清洁化，转变土地利用模式，催生农业产业新业态[15]；“乡风文明”体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融合，要求加强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既要传承发展乡土文化，又要提升时代性的思想认知和政策倡导；“生活富裕”是根本，同时保证农民收入水平和居民生活品质提高，目标是消除人口贫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1.2 村庄发展潜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为分析维度，选取影响乡村振兴的人口、土地、产业等地域特征的发展情况作为分析指标，构建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指标体系

（1）选取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规模经济组织个数、二三产值比重、劳动力非农就业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剩余劳动力比例6个指标反映产业兴旺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体个数、剩余劳动力比例表明了村庄整体经济收入和产业发展情况，村庄经济收入越高、规模经济体数量越多，村庄产业发展越好，剩余劳动力比例越大说明村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力资源越丰富，更能满足村庄产业发展需要，村庄产业发展潜力越大，二三产值比重反映了村庄产业结构，劳动力非农就业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表明了农民务工比例和农业所得收益。

（2）选取村庄绿化覆盖程度、农民居住条件、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农村用水安全程度、农村厕所卫生情况、环卫设施水平6项指标，从环境适宜性、住房、公共服务、用水、厕所、环卫等多方面对生态宜居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值越高说明村庄生态宜居环境越好。

（3）选取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文体设施可及性、文化娱乐消费水平、生态安葬率4项指标评价村庄乡风文明基础。其中，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文体设施可及性反映村民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培育发展水平，文娱消费水平和生态安葬率分别表明村民生活消费方式的转变程度和思想改观程度。

（4）选取民众参与度、村务公开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社会保障水平4项指标，从村民知情权、参与度、村庄治理水平和社保水平对治理有效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5）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共同富裕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区经济辐射效应6项指标综合评价生活富裕程度，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了村民收入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共同富裕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说明了村庄整体富裕水平及城乡贫富差距，城区经济辐射效应反映了村庄经济受城区拉动程度。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处理、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荣昌区位于重庆市西部，坐落于四川盆地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交界处，由北向南呈现低高交错的地形特征，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图2）。荣昌区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核心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试点区之一。2003—2018年荣昌区乡村常住人口由44.59万减少到31.07万，年均流出约0.9万人；乡村就业人员比重由11.32%减少至10.56%，年均减少0.05个百分点；城镇、农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分别从0.82万元、0.30万元增加到3.51万元、1.71万元，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产业结构由28.2∶37.5∶34.3转变为9.7∶58.2∶32.1，工业主导地位愈加巩固，农业比重严重缩小；荣昌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急剧增长，由822 hm2增加至3 957 hm2，年均增长209 hm2。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荣昌区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城镇用地快速扩张导致土地粗犷利用，挤压乡村用地空间，乡村发展矛盾突出。

图2 研究区区位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2.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课题组在重庆市荣昌区开展的乡村振兴专项调查，调查组共走访荣昌区21个镇街、133个村（社区），以村为单元调查获取了人口比重、产业结构、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和治理水平等信息，并从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取土地利用数据。以调查和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构建了133个村庄的信息数据库。

2.2.2 数据处理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5个维度评价指标原数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值法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具体方法为：

作用方向为正向的指标处理公式为：

作用方向为逆向的指标处理公式为：

式（1）（2）中：表示第j个行政村i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j=1，2，3，…，n；表示第j个村i指标的原始数值；Tmax和Tmin分别表示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指标权重确定

在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第i项指标下，第j个行政村指标值的比重pij为：

计算第i项指标的熵值ei为：

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i为：

计算乡村振兴维度指数Ri为：

2.3 研究方法

2.3.1 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ArcGIS从全局角度检测变量空间分布模式的工具，计算内容为莫兰指数（Moran's I）。Moran's 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 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 I=0，空间分布呈随机性[33]。

空间热点探测（Getis-OrdGi*）用于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高值和低值，并可用可视化方法显示检测到的热点区和冷点区[34]。如果Z(Gi*)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为高值集聚的热点区；如果Z(Gi*)为负且统计显著，说明位置i周围的值相对较低，为低值集聚的冷点区。

2.3.2 村庄类型识别

村庄类型识别方法运用自然断点法，遵循地域相似性和村域主导因素一致性的原则，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测度结果分别划分为高、低两种类型。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对乡村发展潜能的影响，从乡村振兴的主体视角出发进行逐级分类判断并划分维度组合，识别乡村振兴村庄发展类型。

3 村庄发展潜能评价结果分析

3.1 乡村振兴维度指数分析

荣昌区全区产业兴旺指数介于0.18～0.96，荣昌区乡村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产业兴旺指数区域性差异显著（图3a）。产业兴旺低值区（IRI≤0.53）主要分布在荣隆镇、远觉镇、清流镇、盘龙镇和清江镇周边。该类地区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农产品生产水平较低，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较多，剩余劳动力不足以支撑村庄产业发展，村庄经济体数量少、规模小，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体系，对地区产业发展贡献力薄弱。产业兴旺高值区（IRI＞0.53）主要分布在吴家镇、仁义镇、安富街道和双河街道周围。该类地区产业发展体系完善，特色农产品经济效益高，劳动力资源丰富为村庄产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撑，乡村工业发达，经济体多且覆盖面广，并通过农业纵向挖潜或依附风景名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形成了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荣昌区全区生态宜居指数介于0.38～0.89，这类指数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呈现不规则的分布特征（图3b）。生态宜居指数低值区（ERI≤0.70）主要分布在清流镇、荣隆镇、仁义镇、盘龙镇和双河街道周边，其余低值区散落在各乡镇。该类地区植被覆盖率较小，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卫设施较为缺乏，其中仁义镇、双河街道乡村工业发达，对环境产生了一定污染。生态宜居高值区（ERI＞0.70）主要分布在吴家镇、铜鼓镇，峰高街道和城区周围，该类地区植被覆盖率高，生态农业发展水平较好，城区周边村庄受城区发展带动，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完善，村庄环境更加美丽宜居。

图3 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指数空间分布

荣昌区乡风文明指数介于0.42～0.95，指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荣昌区整体乡村文明处于优良状态（图3c）。乡风文明低值区（RRI≤0.71）主要集聚分布在荣昌区西北部的镇街，该地区产业以农业为主，村庄经济收入低，且距离城区较远，居民对外来文化传播接受具有一定局限性，仍保留一定的小农思想。乡风文明高值区（RRI＞0.71）主要分布于以具有风景名胜、历史古迹的村庄形成的辐射区和城区周围的村庄，前者传统文化氛围浓厚，村民耳濡目染文明属性提高，后者受城区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影响，村民思想更加开放活跃，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文明程度较高。

荣昌区治理有效指数介于0.41～0.93，指标值处于中等偏高区，说明荣昌区乡村整体治理水平较高（图3d）。治理有效指数低值区（GRI≤0.75）主要分布在远觉镇、清流镇、荣隆镇附近，该类村庄治理水平不高的原因是村民收入相对较低，对国家政策、村庄事务关注较少，且村庄距离城区较远，政策执行力相对薄弱。高值区（GRI＞0.75）主要分布在城区周围和双河街道等收入较高的村庄，村民法治意识强烈，对国家政策和村内决策关注较多，而且城区周围乡村受城市引导，政策执行性、接纳性更强，治理水平相对较高。

荣昌区生活富裕指数介于0.21～0.83，指数空间地带性分布特征显著，指数区域间不均衡性明显，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图3e）。生活富裕指数低值区（LRI≤0.64）主要集中分布在荣昌区西部和北部的远觉镇、清流镇、盘龙镇和中部偏西的荣隆镇，该类区域主导产业为农业，村庄人均收入较低，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现有人力无法创建乡村产业并支撑其发展，人口贫困现象相对严重。高值区（LRI＞0.64）主要集中分布在仁义镇、广顺街道、峰高街道、双河街道和城区形成的周边辐射区，仁义镇、双河街道乡村产业发达，经济效益创收高，居民收入水平相应提升，广顺、峰高和城区周边村庄区位优势明显，收入途径多样化，居民在兼顾农业的同时可以进城务工，并可享受城区公共资源，收入水平、生活品质稳定有保证。

3.2 村庄发展潜能空间特征分析

荣昌区全区村庄发展潜能指数介于0.20～0.88，呈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图3f）。低值区（VRI≤0.43）主要位于荣昌区西北部地区，主要包括观胜镇、盘龙镇、远觉镇、荣隆镇的大部分村庄，该类地区乡村产业匮乏，区位条件落后，人均收入较低，劳动力外流严重，实现乡村振兴较为困难。高值区（VRI＞0.43）主要集中于荣昌区南部的双河街道和城区周边，双河街道乡村产业发达，劳动力充足，交通便利，乡村振兴潜能大，城区周边村庄接受城区辐射效应，产业发展多元化，人口就业途径多样化，乡村振兴条件优良。

为更进一步地研究乡村振兴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运用ArcGIS中的空间自相关工具进行分析，计算出Moran's I指数为0.38，说明其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在此基础上，运用冷热点工具进行可视化探究，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指数低值集聚区位于西北部、高值集聚区位于东南部（图4），次低值集聚区、一般区域、次高值区域大致由西北向东南依次形成梯度过渡带。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荣隆镇、远觉镇、清流镇和盘龙镇西部地区，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双河街道、峰高街道和城区周边。

图4 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指数冷热点分布

4 村庄发展类型划分及振兴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明确乡村发展阶段，遵循乡村地域特征的分异规律，科学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分类施策[20,35]。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结果表明了村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口、土地、产业等地域特征形成的独特格局，在彰显村庄特点和发展优势的同时也揭示了村庄功能缺陷和发展阻碍。以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结果作为主要依据，乡村振兴五大目标体系和乡村振兴总要求为实践导向，结合城乡系统发展理论，提炼整合村庄资源，将荣昌区村庄划分为产居引领型、资源提整型、极化辐射型3种发展类型（表2）。并在归纳、梳理乡村地域系统现状特征和功能格局差异的基础上，可再将产居引领型村庄细分为农业延伸型和强化提升型村庄，将资源提整型村庄细分为治理重构型和农旅融合型村庄，将极化辐射型村庄细分为空间邻近型和城乡交互型村庄。

表2 乡村振兴村庄发展类型划分

产居引领型是指具有主导产业的村庄或产业综合发展的村庄，可通过产业扩展和要素集聚来提高村庄发展水平（表2）。研究区该类村庄比重较大，共有68个，占调查村庄数量的51.13%。该类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较强，振兴策略是深化加强村庄产业发展，优化村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村庄竞争力。其中，农业延伸型村庄主要位于荣昌区西北部资源禀赋较好的远觉镇、清流镇和盘龙镇，应引进机械化、现代化的耕作技术，培育发展特色作物，突出农产品生态化、品质化，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延长农业产业链、挖掘价值链、扩展利益链，推动农业多元化发展；强化提升型村庄主要位于产业较为发达的双河街道、安富街道和吴家镇所辖区域，应在村庄现行发展规模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注重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集聚，激发产业活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还应优化产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结构和布局，实现村庄整体优化发展。

图5 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乡村振兴村庄发展类型空间分布

资源提整型是指厘清自身资源条件，为地区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的村庄，通过吸纳外来资本或者资源互换促进村庄发展（表2）。研究区共有资源提整型村庄24个，占调查村庄数量的18.05%。这类村庄对外部资源依赖性较强，振兴策略是应用科学标准对乡村资源进行评估，挖掘村庄发展潜能，制定适宜性、详实性的发展对策。其中，治理重构型村庄散落在荣隆镇、远觉镇、龙集镇、和清流镇资源禀赋差、乡村产业缺乏、人口流失严重的部分区域，发展对策是在“重庆地票”制度的引领下，促进区域资源市场化，通过村庄宅基地复垦等措施换取经济收入和城市就业机会，实现乡村的迁移重构，对生态环境进行整治修复。农旅融合型村庄主要分布在历史文化浓厚、名胜古迹坐落的区域，插花式散落在荣昌区的各镇街，该类村庄应继续开发自身优势资源，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地区性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系统化的整合，通过旅游经济效应带动乡村农业发展，催生观光农业、果蔬采摘等特色项目，拉动村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极化辐射型是指村庄发展与城市紧密相关的村庄，村庄聚落演变、资源配置、地域功能以城乡空间关系为依托，表现为区位导向性（表2）。研究区共有极化辐射型村庄41个，占调查村庄数量的30.82%。该种模式的村庄发展策略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和发展诉求找准发展定位，在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合理优化城乡布局过程中最大化吸收城市辐射效应，获得发展驱动力。其中，空间邻近型村庄主要分布在城区周围和各镇街中心附近区域，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人口发展副业寻求收入多元化，村庄吸纳城市公共资源效力，引进城市资本，发展村庄经济。城乡交互型村庄指可以为城区提供补给性产品的村庄，位于城乡之间的重要节点，例如可以供给蜂蜜的石河村、提供荣昌猪的石河村，发展策略是加强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以城市需求为导向深化城乡产业分工协作，形成完善的城乡产业联合体系，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空间引导。村庄发展潜能是村庄自然、社会、经济等资源要素差异和村民主体需求多样化的综合性体现，是对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特征的综合反映，可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具体的空间引导。以荣昌区为例，研究发现，研究区村庄发展潜能受人口、土地、产业等地域特征的综合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西北弱、东南强”的空间分布格局。东南部的双河、峰高等中心街道及城区周边的村庄乡村产业发达，劳动力充足，区位条件好，村庄发展潜能大；西部和北部的盘龙、清流、远觉、荣隆等镇街所辖村庄产业缺乏，劳动力外流严重，人均收入少，乡村振兴潜能小。空间关联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村庄发展潜能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研究区边缘区、由高值集聚区向低值集聚区，呈圈层逐级递减的区间分布态势。

（2）基于村庄发展潜能的村庄分类发展策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精细化实施提供了参照。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依据村庄发展潜能定量分析结果及乡村地域特征，探究村庄发展优势与短板，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有助于因村施策精细化推进乡村振兴。该研究中，将研究区村庄划分为产居引领型、资源提整型、极化辐射型3种类型，并从产业基础、自然禀赋、区位条件、政府治理与管控等方面提出差异化的振兴策略。其中，产居引领型村庄共有68个，占比为51.13%，该类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较强，乡村振兴着力点在于强化乡村产业发展，改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提升村庄综合竞争力；资源提整型村庄共有24个，占比为18.05%，该类村庄对外部资源依赖性较强，乡村振兴着力点在于制定特色发展对策，吸纳外来资本促进村庄发展；极化辐射型村庄共有41个，占比为30.82%，该类村庄区位优势显著，乡村振兴着力点在于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和发展诉求精准定位，最大化地吸收城市辐射，获取发展动力。

（3）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而不是孤立地探究村庄发展问题。因此，乡村振兴应充分考虑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变态势和城镇发展导向，融入城乡一体化格局，建立健全城乡产业联动体系、城乡规划一体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体系，具体应综合城乡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科学评估村庄发展定位、村庄发展潜能的影响机制，创新村庄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乡村振兴治理体系。

5.2 讨论

伴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乡村地域特征结构的差异性及演变方向的偏向性导致不同地域村庄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从而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出了多元化诉求。把握村庄内部人口、土地、产业等地域特征的发展现状，评估村庄发展潜能并划分村庄发展类型，是乡村振兴战略因村施策的基本前提。该文以西南丘陵地区重庆市荣昌区为研究区，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在不同区域村庄的发展阶段、发展类型、发展方向存在巨大差异，仅以某一区域为例无法全面揭示村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响应方式和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多元诉求。因此，该文选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评价指标体系及村庄发展类型和发展策略，对其他区域是否适用还需进一步验证，有待于选取不同区域的案例村加以对比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