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合作研究

张誉夫，杨天任

（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包含人口最多的自贸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部署的深入贯彻，我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迅速攀升，在2020年东盟已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为我国与东盟开展贸易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即如何保持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如何使双边经济相互依存度持续提升并带动双边关系升级。

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挖掘我国与东盟国家间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空间，为双方探求合作防线、挖掘合作潜力，有必要对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状况、蕴含风险和发展潜力进行准确客观地评价和研究。通过构建可量化的贸易指标体系来检测和评价中国东盟贸易合作发展趋势和规律等问题，进一步为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提供科学依据，为双方贸易提质升级提供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研究成果颇多，而视角往往聚焦在测度双边贸易特征、结构、关系和潜力等方面。在借鉴国际学者的经验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指数指标测算方法的应用和升级，使得目前对于贸易水平的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其中，姜书竹等(2004)通过测算显性比较优势来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陈秀莲(2011)使用修正后的贸易互补指数(RCA)来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的互补类型和互补水平，张坤(2011)以进口份额分布与进口增长率分解指标按进口来源地和按产品分类的分布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市场在东亚区域内的地位及作用进行深入研究。赵静等(2017)构架了东盟国家贸易畅通指数,分析中国—东盟贸易往来的畅通程度。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同东盟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在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成立之后，王道俊(2006)和邵兵家等(2006)从出口结构、贸易规模和产业结构等指标入手，针对CAFTA的成立对其成员国产生的经济影响及影响程度进行了模拟研究。徐婧(2008)通过测算贸易比重指数、贸易强度指数的方法对CAFTA对中国和东盟贸易的扩大效应进行统计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付明辉(2016)采用GL指数和RCA指数，以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产业内贸易和比较优势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的贸易现状。吴海文(2019)基于改进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竞争力，来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发展情况。

有鉴于此，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可量化的中国—东盟贸易评价指标体系，来准确反映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情况，为政府部门评价中国—东盟合作效果和宏观政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为科研机构研究我国与东盟贸易发展情况提供信息参考和趋势判断，为从事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企业把握市场动态提供方向和视角。

三、指标体系构建

(一)构建原则及数据来源

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遵循以下原则构建贸易指标体系：既要反映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体情况，又要反映与东盟各个国家的贸易情况；既要反映进口、出口的整体情况，又要反映分类商品的进口、出口情况；涵盖的指标要全面，既要反映贸易现状，还要综合考量经济增长、产业关联、市场环境等影响贸易发展的相关因素。

本文选用201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其中，本文所用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数据均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东盟对中国进出口数据来源自东盟秘书处，世界进出口总额及分类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GTA数据库，进出口商品分类以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HS)为准。

(二)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

本文构建的中国东盟贸易评价总指标由以下三个一级指标组成，分别反映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状况、发展潜力以及蕴含风险。

1.贸易发展状况指标

该指标由贸易密切度以及贸易质量合成。其中，贸易密切指标反映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描述的是两国“实际上”的贸易往来的繁荣程度和贸易链产业链的嵌入程度，由贸易结合度TCD、贸易依赖度HM合成而得。而贸易质量指标反映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关系的质量情况，本文选用商品结构、贸易结构和经营主体三个二级指标合成而得。其中，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资源禀赋以及生产要素的差异，用中间产品占比、高新技术产品占比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衡量进出口商品结构；并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类型，分别用一般贸易占比、贸易新业态占比、对外承包工程占比合成进出口贸易结构；经营主体则以龙头企业竞争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力反映进出口经营主体的贸易质量情况。

2.贸易发展潜力指标

该指标由贸易互补与贸易活力两个次指标合成而得。其中，贸易互补是基于中国和各个东盟国家宏微观层面的综合分析，在考虑双边互补性的基础上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该值越高，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还未挖掘出来的贸易潜力越强。该值越小，则当前贸易已超过双方贸易潜力。而贸易活力指标则是用以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和关注度。该指标数值越高，表示双边的贸易活力越强，对双边贸易的关注程度更高，贸易的发展速度也更快。在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所提供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关经贸方面舆情的独家数据基础上，将市场占有率、企业活跃度以及舆情分析有机结合，使指标更真实客观地反映两国贸易活力现状。

3.贸易环境指标

贸易环境指标反映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环境的优劣。该值越高，则表明双边贸易面临的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贸易环境指标由金融环境、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合成而得。其中，金融环境衡量双边贸易中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由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表示；市场环境衡量市场情况是否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由国家风险评级、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的案件数合成；基础设施环境衡量双边贸易的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由对东盟建筑业投资额表示。

四、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通过测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密切指标和贸易质量指标，来客观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往来的繁荣程度、贸易链产业链的嵌入程度以及双边贸易质量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贸易发展动态，从而为后续双边贸易管理和产业调整提供帮助。

总体来看，近年来随着双边贸易额的持续迅速攀升，中国同东盟的双边贸易也在持续向好发展。其中，受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的影响，2013年和2019年该指标得分增幅较大。从具体产品上来看，2013年主要受第二类植物产品、第六类化学工业产品以及第十六类机器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产品贸易的影响，使得出口行业内贸易密切度非常接近1，较为活跃。2019年主要受第二类植物产品、第十类木浆及纸制品、第十六类机器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第十八类光学设备及钟表乐器等产品贸易的影响，导致出口行业内贸易密切度较高。其中第十六类产品也是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最高的产品。

图1 2010-2020年贸易发展状况指标走势图

而2015年贸易密切指标出现小幅下滑则主要是受当年贸易质量降低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国向文莱、新加坡、缅甸以及菲律宾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有所恶化，并且这种表现持续到2016年。由此可以看出在双边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贸易新业态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占比的增加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综上分析可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发展状况良好，双边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贸易链产业链的嵌入程度以及双边贸易质量的发展状况较自贸区成立之初均有明显改善。为了进一步探究双边贸易持续向好背后的内在驱动力，下文利用贸易潜力和活力指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空间进行剖析。

图2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发展潜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该指标迅速攀升至139.69，而随之出现下降后逐渐稳定，从2016年开始，该指标值恢复平稳增长。该指标在2013年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舆情热度以及企业活跃度的增加，这依赖于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对于互联互通打造CAFTA“升级版”共识的达成。此外，通过分析各三级指标发现，在2014-2015年间双边发展潜力下降的原因是该时间区间内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互补度下降较多。具体而言，在纺织原料及制品、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产品上，中国出口占比和东盟进口占比均较往年有所下降，使得出口贸易互补度降低；而在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等产品上，中国进口占比较往年下降较多，在塑料橡胶及其制品上，东盟出口较往年有所降低，因此导致2014年的进口贸易互补度降低。从分类产品来看，中国和东盟的比较优势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东盟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竞争略有增强，贸易互补度随之有所下降，这是制约双边贸易潜力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图2 2010-2020年贸易发展潜力指标走势图

(三)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环境分析

图3 显示相较2010年，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环境指标得分显著增加。其中，2010-2015年，贸易环境指标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于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降至252.97。2020年贸易环境指标为270.63，较2019年有所回升(增长17.66)，较2010年增长了170.63。

图3 2010-2020年贸易环境指标走势图

观察各二级指标走势发现，金融环境指标的走势与贸易环境指标的走势相近。2020年金融环境指标为557.90，较2019年增长56.29，较2010年增长457.90。可以明显地发现，贸易环境指标的剧烈变动主要由金融环境的变动引起。2020年市场环境为得分134.79，较2010年增长34.79，对比2019年有所下降(降幅为4.33)。2020年基础设施环境指标为119.21，较2010年增长19.21，较2019年有小幅增长(增幅为1.03)。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合作取得巨大进展。如图4所示，贸易总指标得分在2015年达到峰值，但受次年人民币贬值影响，跨境人民币结算额骤降、双边金融环境有所恶化，导致双边贸易水平削减。其后随着其他四项贸易指标的稳步增长，总得分又逐步恢复上升。

图4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指标及其一级指标雷达图

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RCEP协定顺利签署带动区域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中国与东盟两地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及确定现实可行的双边贸易发展路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结合上文指标体系的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或生产网络。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和一定产业优势的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设厂，利用我国纺织服装业、回收行业、金属产品、电力燃气和水、电器及机械制造以及石化和非金属矿物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盟国家培育辅助产业，与东盟国家企业开展合作。

二是加强产业融合，继续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推动互补产业合作。大力培育新兴贸易业态，激发外贸发展新增长点。抓住当前“宅经济”快速兴起的有利时机，继续推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兴贸易业态发展。

三是解决外贸企业难题，保护市场主体活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积极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展会平台，帮助企业有效对接东盟国家的市场需求，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稳定生产，继续扩大对东盟的进出口规模。

四是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双边经贸环境。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中国—东盟经贸活动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减少双边经贸活动中的汇兑损失和汇率波动风险。在机构数量、地理布局、金融创新等方面不断完善，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发展提供更充分的金融便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