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占GDP最优比重的实证分析与建议

李万涛

（哈尔滨商业大学 基础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定位的一个重大调整，也是对财政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赵福昌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之母”的理念。在国家治理中，如何更好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作为财政发挥作用的首要环节，财政收入的作用在于筹集资金，为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即发挥“聚财”的作用。为了衡量社会各行业一定时期内创造的新的财富的价值，经济学家引入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指标，体现形式是在特定时间段内新增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总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否科学合理，对于财政能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是刻画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各自所占的比重的重要指标。这项指标的大小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如果指标过大，即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过高，会导致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关系中所占比例过大，造成过高的宏观税负，降低企业的经济支配能力，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指标过小，即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过低，那么，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保障，无法有效地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进而造成国家对于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足，同样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消极阻碍的不利影响。因此，只有对于该指标进行有效调控，使其位于科学合理的区间之内，才能确保在宏观税负合理、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的前提下，政府具有足够的财力履行职能、满足公共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国家治理中，更好地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一、我国财政负担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研究的角度不同，可划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合理性研究

部分学者主要关注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合理性问题，由于采用的数据测量口径不尽相同，数据来源的年份差别较大，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

1.对比不同时期和国家的数据，研究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合理性。1996年之前，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持续下降，许建国、郝硕博认为这是国家经济转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造成的正常现象，而王陆进、安体富和岳树民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过低，已经偏离了合理水平。1996年之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稳步攀升，林颖比较了我国与IMF及OECD国家数据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偏高，陈共研究了大口径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认为我国的这项指标高于很多国家。

2.根据我国国情特点，研究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合理性。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关注了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明显超过GDP增速的现象，探究二者增速不同步的内在原因。贾康提出了“三因素论”，安体富和谢旭人分别提出了“四因素论”和“五因素论”，他们的观点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统计因素、政策因素和征管因素，曲振涛、周正和王曙光等基于“四因素论”观点，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的这项指标是合理的。刘金东提出存量资产因素在这个问题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如下观点：

1.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増长负相关。部分学者认为提高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将会增加国家的宏观税负，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驱动力，阻碍经济增长。岳树民和安体富、李晓芳等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过高的财政负担率将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即二者之间负相关。

2.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部分学者认为提高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将会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李静和陈集立等认为提高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经济增长有积极促进作用。

3.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微弱相关。部分学者认为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微弱。刘建民、宋建军认为二者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仅为0.262，唐东会通过建立VAR模型模拟后发现，二者并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相关关系微弱。

4.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为下凹曲线形相关。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小口径的关系，认为二者呈现凹曲线形相关关系。马拴友以Barro模型为基础研究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二者关系呈现下凹曲线形变化，李晓芳运用拉弗曲线的原理分析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得到二者关系类似于拉弗曲线变化趋势的下凹曲线形结构。

(三)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最优水平研究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最优水平研究主要关注该指标的最优值或最优水平区间。马拴友利用凹函数模型估计得到该指标的最优区间为14%-23%，王曙光认为该指标的最优区间为15%-20%。

二、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现状描述与分析

(一)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统计口径

按照当前学界主流的划分标准，可以将财政收入分为小口径和大口径两种测算方式。将预算内收入作为小口径财政收入，一般来说，国家统计局主要数据来源于预算内收入，因此发布的指标与小口径财政收入数据吻合；将政府收入作为大口径财政收入，包括所有税收及非税收入。与之相对应，可以定义两种形式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

1.小口径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记为

其中，λ、R、GDP分别为t时间段的小口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

2.大口径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记为

其中，β、F、GDP分别为t时间段的大口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政府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

对两种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更能准确地刻画财政负担率，但是，我国预算外收费的管理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同时，国内没有建立专门的统计体系，缺乏权威的统计数据，因此，针对大口径的指标进行研究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小口径的指标考察内容不仅包括税收，还包括预算内的非税收入，更好地刻画了财政负担率，并且，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与小口径的财政收入数据吻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小口径的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作为研究的指标。

(二)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变化及分析

根据1980-2019年的数据，得到图1和表1，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λ的变化情况，总体来说，1980年以来，这一指标呈现波浪型变化，可分为几个时期：

图1 1980-2019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变化

表1 1980-2019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变化

1.1980-1995年，λ逐渐下降，由1980年的25.28%下降到1995年的10.17%，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财政收入的占GDP的比重比较低，财政收入未能保持与经济发展同步递增。

2.1996-2014年，λ稳步攀升，由1996年的10.31%上升到2014年的21.88%，这一时期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发展加速明显，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3.2015-2019年，λ转向回落，由2015年的22.19%回落到2019年的20.36%，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由注重速度型转型注重质量型，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为贯彻“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实财政制度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等政策，调控效果初步显现。

三、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是确定λ最优水平的基础，基于VAR模型，量化分析财政负担率的变化对经济増长的影响。

(一)模型的构建

在研究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时，需要考虑财政支出的影响，因此，VAR模型如下：

其中，

LnGDP、LnCZZC分别表示对t时间段的GDP指数和财政支出指标取对数。

(二)模型的实证模拟

选取1980-2019年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模拟：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由表2显示结果，显著性水平取值为5%条件下，各个数据指标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进而检验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

表2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由表3显示结果，显著性水平取值为5%条件下，无论是按照特征根、迹检验或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各项指标间的协整关系均存在，即所选的三个指标之间存在均衡关系。

表3 λt、LnGDPt、LnCZZCt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AR根图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模型中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并且位于一个单位圆内，从而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

图2 AR根图

4.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对模型中各个指标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其中实线分别表示国民经济产出对于λ冲击和财政支出冲击产生的脉冲响应，偏离范围为正负两倍标准差，用虚线加以界定。(1)对图3进行分析，λ提高一个百分点，国民经济产出水平随之下降，这种负效应持续到第3期才逐步减缓，直到第5期才呈现很微弱的正效应，且有缩小的趋势；(2)对图4进行分析，财政支出的提高对于提升GDP增长率提供了稳定的正效应，可以稳定地持续到第5期后，但其影响力很小；(3)对表4进行分析，对国民经济产出水平的方差分解，分别得到了λ、财政支出和国民经济产出调整一个单位的冲击，及各自的贡献率：国民经济产出水平调整自身贡献率最高，在左右波动，财政支出的调整对国民经济产出水平的贡献率次之，在15%左右，λ的贡献率最低，不足10%。

图3 λt的冲击引起的国民经济产出脉冲响应

图4 财政支出的冲击引起的国民经济产出脉冲响应

表4 国民经济产出的方差分解

四、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最优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构

考虑到财政支出和价格水平因素的影响，基于Barro模型，构建模型

其中，LnGDP表示对t时间段的实际GDP取对数，CZZC和P分别表示t时间段的财政支出影响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对(5)式求一阶导数，得到：

由凹函数性质，得到：

从而，λ的最优值表示为

(二)模型的实证模拟

选取1980-2019年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模拟：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表5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2.对模型进行OLS回归估计，得到：

其中R=0.997调整的R=0.996，F=1940，拟合效果很好，经过ADF检验，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模型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由表1数据分析，我国自2007年至今，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持续超过最优值，其中2015年超过最优值近4个百分点，2015年之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渐显现，这项指标也开始回落，向最优值靠近。

五、优化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策略建议

优化财政收入对于GDP占比关系非常重要，只有使其位于科学合理的区间之内，才能确保在宏观税负合理、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的前提下，政府具有足够的财力履行职能、满足公共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国家治理中，更好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一)加强相关领域研究力度，建立健全相关统计体系

当前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于小口径和中口径指标的研究领域，而大口径指标最为准确地刻画财政负担水平，因此，专家学者需要加强对大口径指标的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政府收入的相关统计体系，为大口径指标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促成更加全面准确的研究成果。

(二)大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科学合理发展

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优化也应该由量的控制转向结构的优化，在国家治理中，确保更好地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三)推进落实结构性减税等财政政策，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减税等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已经向最优化水平回落，因此，今后工作中，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等财政政策，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优化我国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的重要措施是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需要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强化依法治税的理念，结合现代化税收手段，堵塞税收流失的漏洞，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力保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优化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