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的宏观视野：一个论纲

摘要：莫言研究应置于一个较大的格局中来考量，在百年新文学的谱系中，在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进程中，在近四十多年文学变革的道路中来研究。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新文学的研究本身。一、莫言研究具有广泛的联系性与现象意味，涉及当代文学的多个维面;二、莫言的成功的奥秘也是当代文学乃至新文学发展变革的关键，即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是两种自觉意识、一个连续的文化逻辑的延展;三、莫言研究的目标与意义在于促进新文学的整体观，发现当代文学变革的规律。

关键词：当代文学;莫言研究;世界性与本土性

莫言获奖以来，关于他的研究，一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还有很多不足。在笔者看来，大量的文字只是停留于关于他的文本和某些史料的研究梳理，而具有整体观和总体性的研究仍然不够，特别是研究者们还较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进程中，在当代世界的文化与文学格局中，在新文学的谱系中，来认识他的意义。

因此本文尝试在宏观上提出一些研究的角度和思路，以图对上述现象的改变有所推动。当然，限于篇幅和能力，我这里也是初步提出一些建议，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还是要就教于学界的方家与同行。

一、莫言研究：作为焦点的透视与扩展

关于莫言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徐怀中、雷达、李陀、朱向前等是第一批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而后，丁帆、李洁非、季红真、吴俊、陈思和等也加入了莫言小说批评与研究的行列。张志忠出版于1990年的《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最早将莫言小说当作新潮文学现象与重要课题的著作，该书全面解读了莫言文本中丰富的内涵與技法，风格与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朱向前关于莫言小说中的“写意”手法，丁帆关于其《红蝗》等作品的评论，吴俊关于其小说中的“性意识”，李洁非关于其小说中的“恶心”，季红真关于其小说中的“民族民间神话”的研究，陈思和关于其小说中的感性因素的研究等，都是1980年代关于莫言小说最具深度的思考。[1]另外香港的学者周英雄也有不少关注莫言的研究。[2]至1990年代，关于莫言的研究持续推进，但热度一度明显下降。笔者在1991年和1993年也曾分别发表了讨论莫言小说的传统因素与文体问题的文章。1995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后，媒体界给予的反应相当强烈，批评之声不断，但关于这部小说的学术探讨并不多。海外学者王德威先后在《读书》等刊发表多篇文章，给予人类学与精神分析角度的研究。世纪之交以后，关于莫言的研究成果较丰的批评家较多，其中陈思和关于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叙述”的讨论，王尧与莫言的对话，李敬泽关于莫言小说所提出的“中国精神”问题，都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反响。[3]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于莫言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研究著述数量大增，也有了更加广泛的维度、视角和眼界。

概括上述以及之后研究，具有话题性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关于莫言与现代派、新潮小说运动的关系。关于“现代派”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现端倪。高行健在1981年就推出了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4]，拉开了当代中国关于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序幕。与此同时，在小说创作中，也以王蒙、张贤亮、高行健、谌容、宗璞等人为代表，尝试进行了“意识流”方法的探索。其后，在1985年，则出现了第一波的现代主义小说运动——批评界通常称之为“新潮小说”。其标志是，以马原和扎西达娃代表的关于西藏生活的富有“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小说;残雪的专事描写梦境与无意识世界的“意识流小说”，实际上这才真正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意识流小说的诞生;还有徐星与刘索拉的“准嬉皮士”或“伪现代派”（黄子平语）的小说，他们是最早的个人主义价值反叛的标志;再一个就是莫言了，莫言是新潮小说中至为重要的一个，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获得一个“概念性的命名”，到底应该将莫言小说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没有一个定论，仅仅是有批评家强调了他的感官意味与感觉色彩。现在看来，他称得上是最早具有人类学视野的作家，民间的、民俗的、原始自然的、动物本位的、生命哲学的，这些视角使他的作品成了这个年代最具有现代主义、同时又最具有传统因素的，综合的，包括了“魔幻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等元素的一个现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因为莫言的过度综合和融汇各家，而难以给出一个名字，但这也反过来说明了莫言在这一波现代主义小说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莫言与哪些当代文学思潮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注意到，近年有青年学者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某些红色经典，比如《红旗谱》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观照，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5]。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了莫言与上个时代文学的反叛与变革关系，而较少注意到这之间的传承——哪怕是在无意识层面上的传承，都是相对片面的看法，而充分注意到这样蜕变与脱胎关系，“传承与解构同在”的关系，对于历史和辩证地来看待和理解当代文学的变革，理解莫言的出现与成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6]。

莫言与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后出现的“新历史小说运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中，曾专门谈及《红高粱家族》之于新历史小说思潮的发端意义，以及《丰乳肥臀》之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的意义。莫言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系统书写，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这场小说领域中的变革，是一个无法分割和互为影响的关系，他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与《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都可以看作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小说运动的典型代表[7]。

其次是关于世界性与“中国经验”问题，近年中国文学成就问题的研究。2006年，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8]的说法，引发了当代批评界与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如何评价的思考与论争。王蒙、陈晓明等在不同场合撰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目前是处在“最好的时期”，[9]这一说法引起王彬彬、肖鹰等人的批评，随后引发了更多人的参与，[10]这一问题与近年批评界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有密切关系，孟繁华、贺绍俊、程光炜等学者，刘震云、阎连科、李洱等作家都参与了讨论，这些讨论中的许多都与莫言的创作有关。在笔者看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好不好，成就高与低，不能依据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也不能依据某些逻辑来判定——顾彬等认为当代作家普遍不懂外语，也没有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胸襟，所以不会写出好的作品。恰恰相反，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揭示与描述，与鲁迅和“五四”作家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之间，并没有断裂，非但没有断裂，而且是具有创造性传承和光大的，只是在视角和审美方式上有新的变化。

除此，还有莫言与整个当代文学的关系，与新文学的关系，与中国传统小说之间的关系，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关系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莫言的成就与成功，比较典范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中国文学的成功道路，必然是世界性的广阔视野与本土性经验的丰富书写的结合，只有这样一个结合，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才真正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规律与奥秘。

二、莫言写作的语境：世界视野与

本土意识的交汇

对莫言的研究，涉及整个当代文学的变革进程，所以非常具有解剖意义。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前提与问题性的基础之上。

首先是外来文学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纳为“西方文学如何走进来”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变革，中国当代作家成长的起点。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潮流中，到底西方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目前学界并没有太多清晰和系统的讨论。而毫无疑问的是，历经五十到七十年代将近三十年的封闭状态，外来影响已逐渐在公开场域中陷于绝迹。只是在有限的“内部资料”范围内，尚存在着些微的缝隙，如在六七十年代印行的“黄皮书”与“灰皮书”[11]，就在私下流转传递中影响和滋养了一部分思想者群落。[12]他们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名著而感受到了某些隐秘的召唤，促使此时期的“潜流文学”中出现了现代主义气息浓厚、启蒙主义思想含量丰富的流脉，并迎合了特定年代的某种叛逆精神，成就了一种“秘密的现代主义”气质，也深远地影响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变革走向。

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由袁可嘉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3]的问世，以及西方现代派技法的广泛介绍，特别是随着“朦胧诗”与“意识流小说”等思潮的出现，人们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1985年，随着文化开放力度的加大，各种现代哲学、文化、文学理论次第涌入，当代文学真正获得全面变革的动力，莫言和新潮小说作家群体正是这个时间得以涌现的。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在引进和学习外来文化与文学的热潮中走过的。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年代重寻本土文化的努力也一直存在，因为面对外来文化的焦虑也一直存在。虽然人们在不遗余力地介绍着“现代主义”，但同时又不断通过“本土文化”的自觉命题来加以平衡和中和。诞生于1985年的“寻根文学”思潮，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寻根思潮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与民族性”“世界性与本土性”之关系的一种敏感的调和，也是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主题的一种新的表现。没有关于现代派的向往与警觉同在的敏感心理，没有那一时期作家们在吸收外来营养方面的战战兢兢，就没有寻根文学运动。再说，寻根文学的口号虽然提出来了，真正在文本方面坚持探索且有成绩的却并不多，也没有那么持久。反而是到了1986年以后，在寻根口号渐渐被人忽略和遗忘之后，寻根文学的“实绩”才逐渐显露出来，这是过去的批评家们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的出现，在笔者看来才是真正标志寻根文学成就的作品。

上述文化逻辑放到更大的历史进程中，会看得更为清晰。作为“激进启蒙运动”的八十年代，由于在“本土性”与“民族性”方面的削弱与不均衡，而导致了一种断裂的震荡。因此，九十年代文化的总体趋势，便是这一基础上的回转与调整。不过在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历史变革，“世界性”的方向也得以再度加强。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作家便更有机会和能力，也更有视野与方法，来进一步探寻和书写近现代的历史，并且使得这一书写更为系统和辩证，更具有本土性与世界性结合的内在品质。

这是关于莫言的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总的逻辑起点。它可以促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从现代以来即一直存在的一种“文化逻辑”[1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新文学时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性与民族化”，还是世纪之交以后的“世界性与本土性”，这一延续不断的互动关系，其实是同一个文化逻辑的不同说法，在不同时期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境发生演化。把握这一逻辑，对于探究当代文学的变革道路、寻找其“世界性”因素与特质具有追根溯源的作用。

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重新寻找自身的文化特质的问题。这一命题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找回自身”，或“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回家”。这个过程有两个节点，首先是“寻根文学”。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作家发现了“世界”，遇见“现代派”之后，他们的写作也急于寻回自身的合法性，于是寻找中华文化之根的诉求出现了。所谓“寻根”，主要是在拉美文学的启示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国作家以为，运用西方现代的表现手段，发掘和书写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就会有重新观照的可能，会发现原来那些被忽视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会使单纯对于西方文学的模仿变得更有底气，使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用变得更具有合法性，同时也使他们的书写更有本土价值。当然，还有文化政治的考量，会为那一时期当下中国的文化重建“提供参照”[15]。

第二波“回家”的思潮似乎是隐性的，但其实更为彻底和有效，在文学实绩上也更为显著。这一思潮发生在1990年代之后，在市场经济高涨、消费文化泛滥之时，许多中国作家意识到，中国文学要想获得精神文化的品性与品质，必须要再度回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继而，在文化与美学上，在叙事的结构与风格上向中国传统致敬便成为一个新的自觉。标志性的作品是1990年代前期到中期，次第出现了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稍后莫言在新世纪初的《檀香刑》《生死疲劳》，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向中国传统叙事及美学寻找资源与借鉴的作品。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创作从最初被发现到之后的不断被阐释，看似是“新潮文学”中的一个单元，但更多是“文化寻根”运动的一个产物。“红高粱系列”是他对文学地理意义上“高密东北乡”的集中书写，后来结集的长篇《红高粱家族》（1987）就是寻根小说的“实绩”。与之相似的，还有张炜的《古船》（1986），这两部长篇小说是1980年代文学变革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同时也是1985年寻根运动的硕果。寻根文学作为一场文学运动看似很快沉落了，但长篇小说的产出周期却决定了其真正高峰的滞后，这种滞后性被大多数研究者们忽略了。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天香》，贾平凹的《秦腔》《带灯》，张炜的《刺猬歌》《独药师》，阎连科的《风雅颂》《四书》等，都或多或少地有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叙事学习和取道的痕迹。最后，关于“中国经验”的强调与书写，也是一个找回本土属性的自觉。这一点同样需要深入解释和研究。

莫言创作的本土文化嗅觉是相当精准的。当1985年“寻根文学”的声浪高涨之时，他并未在其中，但随之在1986年，他以“高密东北乡”为文化地理空间架构起“红高粱系列”的世界后，便以“后浪”之势盖过了“前浪”。很明显，当我们检视寻根文学的实绩的时候，总是觉得很少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能够与其宏大的理念相匹配，而“红高粱系列”一出，这种不对位的问题立刻得到了解决。《红高粱家族》不但实践了寻根文学的理念，将其“重新寻找文化的源头活水”的诉求贯穿在了小说创作之中，而且变成了真正具有“现代性审美眼光”的观照，包括复活了“中国传统的酒神精神”、民间文化中原始的“魅性”，并将之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尼采的生命哲学以及各种现代非理性思潮实现了对接。同样，他在世纪之交推出的《檀香刑》等“大踏步后退”的作品，也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代文学运动的内在逻辑，表现手法的传统性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反思交互融合，前者其外，后者其内，两相对照，产生出丰富的文化与审美意蕴。

这一命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当代文学，认识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可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必须对其本土性与传统性做出合情理的解释，任何真正的创造性发展，某种程度上都是如艾略特所说的，是“传统在个人身上的延续”[16]，是个人对于传统潜能的一种发挥和证明，是民族文化与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再度自觉。找到了这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才获得了意义。归根结底，一个民族的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世界文学独到的贡献与本身特质的彰显与确立。

其三，是莫言小说中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因素。作为当代文学变革带来的重要成果，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获得国际性的认可，其原因在哪里？首先，其作品中有最丰富的本土文化、东方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含量。以“高密东北乡”为感性载体，这些文化范畴与因素实现了“混沌式的集合”，并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承载力。所以，人们在莫言的小说中充分感受到了远比理论和观念更丰富鲜活的表现力。显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至少在莫言身上是应验的，没有哪位中国作家能够在象征和感性的意义上，像他那样有着饱满而充盈的民族文化力量。这也是其能够进入西方文化视野，并且引起强烈关注的根本原因。有人用“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来解释莫言在西方的传播和认可，当然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文化弱势的设定也是一个“变量”。当中西方文化关系处在一个交融过程之中的时候，这种弱势也会变化。当它唤起了古老东方的思想与智慧时，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召回”了它曾经的创造与尊严。当西方人从莫言作品巨大的载力中读到了中国人原始的生命创造，读到了非正统的老莊哲学与传统智慧，读到了与尼采的生命哲学相汇通的民间生存，读到了鲁迅式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的时候，那些被设定的文化弱势，也会有一个自动的矫正。所以，基于这一点，研究莫言小说中的本土性文化因素，是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进步的一把钥匙。

另一方面，我们还须意识到，莫言对于本土文化的叙述和揭示，是传承了鲁迅等“五四”作家的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是以人类性和世界性的眼光，以人性洞察的视野，国民性批判的立场来予以表达和呈现的，这样就使得他所表现的民族文化具有了人类性的宽度与人文性的高度，否则，单纯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是不可能获得世界性认可的。“世界视野”是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合法前提，外来的思想影响着传统内部“超稳定结构”自身的变革，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眼光使得传统文化焕发出生命活力。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地方民俗、近代历史的书写，在世界性眼光中，获得了思想方法，以及批评和弘扬的更新力量。

除此，还有对于本土性、地方性的“超越”。莫言对于传统道德视阈、伦理戒律常表现出强烈的颠覆冲动，他常以人类学的视野——通过对动物的描写、对民俗的描写、对人的本能与无意识的大量描写，来达到对于社会学和伦理学范畴中的一切叙事的超越和颠覆，这使得他小说中的本土性获得了另一种解释，即中国传统文化不止是儒家的，更是自然的、充满酒神和生命意志的。同时，人类学视野是他得以破除一切遮障的一把钥匙，一个“文化的脱身术”，他通过这一脱身术得以僭越一切历史的和伦理的局限，达到了某种“复乐园”式的原始境地。“重叠”是莫言小说多解和丰富、饱和而“过载”的一个深层原因。他的感性与理性的重叠，民间情怀与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叠，国民性批判与民间文化的张扬之间的重叠，强烈的启蒙精神与原始的生命蛮力之间的重叠，确定的表现意图与叙述的胀破和溢出之间的重叠，激荡的外来文化影响与坚固的本土文化气质之间的重叠，激进的反传统与骨子里深厚的传统精神之间的重叠……这一切都极大地扩展了莫言写作的地域、空间、含量与价值，也极大地加强了他思想的密度与可生长性、可阐释性。

其四，是莫言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的问题。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走向世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意义，他的成功也就是中国文学的成功，至少是中国文学获得了世界性承认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的传播过程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可谓至关重要。很多文艺作品都是在具有了强烈的本土属性之后，反而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这当然与西方人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东方想象”是有关系的，高粱地里的“颠轿”“野合”“民俗着装”乡风野俗等，都会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但“东方主义”并非全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莫言小说中浓厚的人文主义理念，使得其作品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对象。而至于哪些政治、文化、传媒以及人的因素影响了莫言与中国文学的传播，则需要非常专业和细致的分析，需要各种实际数据的支持。同时，所谓经典化、世界性和人类性，都须与传播和翻译等因素放到一起来进行观照。莫言的作品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变形与扭曲的问题，增减或“修改”的问题，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误读的问题，国际汉学界、外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批评家与学者、作家等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是什么原因推动了他们译介的热情，他们的作用的比重分别是多少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第五，是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总体轨迹与启示。透过莫言的个体现象，如何结合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整体地系统梳理“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规律与经验，是我们研究者的职责所在。新文学一百年，当代文学七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四十年，发展的道路可谓曲折不平，而世界性的视野，新知和外来思想的影响，是新文学的巨大助力，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每一次面对外来文化资源的涌入，总是伴随着一种对于民族传统与本土意识的自觉与反思。回看1970年代之末和1980年代之初，在历史变革前夜中的当代文学，虽然有了政治变革作为条件，但因为没有真正获得外来思想与文化的冲击，所以也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诗歌界出现的朦胧诗，虽然吸收了一些外来的手法，但因为整体文化环境上的封闭，依然遭到了主流文学界的批评。直到1985年前后，情况才真正有所好转，随着新思潮和新观念的大量涌入，国人在方法论和世界观方面，终于由量的累积达到了质的变化。因此，“新潮文学”和“寻根文学”同时发生在1985年绝不是偶然的，它敏感地反应了世界性眼光的获得与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同时反映了中国作家和知识界的微妙心态，仿佛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代版，他们也喜欢让技术上的现代主义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相伴而行，这是两个文学现象同时发生的一个内在原因。回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历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变革内部的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逻辑，这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革的总的文化逻辑，也是当代特有的一种变革动力。如同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后，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迎来了一个保守主义浪潮，然后在四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个双重幻灭式的“正反合”。五十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一方面是拆毁传统，另一方面又畸形地回到传统，直到八十年代之后再改变，再度回到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循环。

同时，关于“中国经验”之于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与意义的探讨，也亟需深入。所谓中国经验，其实就是“本土性”在进入“世界视野”之后的一种自觉观照和重新发现，是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与传统根性的再认识。这一概念是在世纪之交开始被广泛谈论的，也有人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学或经济学术语，是单纯作为一种正面的“成功经验”来谈，但在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则与成功经验不同，它是指中国社会状况与问题的独特性，虽然也包含了经济领域的成功，但在文化上却反映出内部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它更多是一个中性的词语。现今中国的现实与文化的复杂性，除却“中国经验”这一表述，别无更好的概念与范畴来进行解释。“中国经验”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学尊重历史和现实，以强烈的使命感所作出的“记录”，如同当年巴尔扎克记录1830年代法国社会生活的全息景观，莫言的《四十一炮》、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格非的《春尽江南》《望春风》、阎连科的《受活》《四书》《炸裂志》等都属于此类文本。最后，莫言作为一个成功的个案，其作品中所包含的有效的本土经验、地域性、神话性因素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他在世界视野或西方视阈中的东方文化内涵一直在发生着复杂而奇妙的作用。这一内涵反过来对于莫言作品的烛照与放大，也反映在诺奖“授奖词”对他作品“梦幻现实主义”的阐释中。充分认识和研究这些因素，也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隐秘小径。这些启示对于中国作家、对于中国文学获得更多世界性认知与承认是不可或缺的。

三、莫言研究：整体观的方向与目标

莫言研究的意义显然不限于他自身，而是在于它会强化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的认识。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学既是一个“自足体”，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而言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进程之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本身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它是本土文化属性在获得世界视野之后的一个自觉，一个重新的自我认知与发现，一个自我的蜕变与成长。这个认知既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自觉有巨大推力，同时对于当代文学的学科认知也具有提升和规定作用。我们必须在世界性的大格局与大环境中来予以认识和判断。

中国作家和知识界对于“走向世界”的祈盼始于八十年代，[17]到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就慢慢变成了由“学生”到“成员”的一种变化。“走向诺贝尔”[18]也不再是羞羞答答的诉求。2012年莫言获奖，使得这一神话终于变为了现实，也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一个象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家的心态和写作的方式，无疑曾受到过巨大的引领和暗示，关于这些，似乎还未有人真正给予过认真的关注和清理。

其次，研究莫言对于我们改变“新文学”与“五四文学”“现代文学”这些属于小传统的存在，同当代文学之间的一体关系的认知，也是一个反向的推动。在知识界和批评界的“知识等级”观念中，历来有一种“集体性的无意识”，认为现代文学的成就“高于”当代文学。但细究之，这种观点基本是来源于一个逻辑判断，而非建立在充分的文本阐释之上。持論者认为现代作家是高素质的，因为他们大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懂得若干门外语，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学术著述实现自我阐释或证明;而当代作家则有很多没有上过大学，不懂得外语，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建树等，所以“不可能是好的作家”。加之作家的文化身份与人格状况分析，认为现代作家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批评者，而当代作家是体制内的身份。类似这种批评看似有深度，但实际也是无视事实而纯然出于“逻辑的判断”。莫言的走出国门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新文学”到底是不是一个整体？当代文学能否与现代文学构成传承关系，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从鲁迅到莫言”，是不是一个连贯的谱系，其文学思想和艺术品质能不能构成呼应关系，作品是否可以媲美？

在笔者看来，从鲁迅到莫言，虽然作家的文化身份历经变化，甚至照某些批评家的说法是有某种“衰变”，但这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而并非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作家自身的沦落——按照这种逻辑，学人和批评家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样也衰变了么，而唯独作家的身份就要苛求？而且作家的身份是否就一定可以代替作品水准的判定？这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新文学的整体观”这一研究思路的重要作用，是促使当代文学的“知识构成”发生改变。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代文学作为“知识主体”的地位，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为更为重要、也更具有连续性的知识体系。以此为基础，就有助于我们解释、揭示和充实“中国经验”“本土性”与“世界视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内涵获得双重意义，并且因之而更加科学和丰富、辩证和统一，也可以在理论上升华出一些更有意义的观点和看法，能够丰富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有助于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在上述思路基础上，通过莫言的个例以及对当代文学变革的观察，就可以实现更为广阔的探索：一是近四十年文学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道路相对照、相衔接，梳理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之路，从根本上解读这一变革与进步的内在动力，探讨“世界影响”与“本土自觉”在变革之路中的作用和机制。李泽厚先生在1980年代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观点，[19]这一解释非常内在且扼要地解答了之前七十余年的文学沿革轨迹。而莫言所代表的“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实践，则可以看作是上述逻辑的一个新的延伸，“启蒙”变成了“世界性”与“现代性”，“救亡”则延伸为了“民族性”与“本土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延伸，可以让许多大问题变得清晰起来。

二是对莫言的研究，也有助于厘清本土性与“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五四”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逻辑相似，当代文学也同样是先经历了一个西向求索的过程，历经了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的历程，继而是在获得了世界性视野的同时，又感到强烈的身份焦虑，不得不再度回来寻找自我的血缘与道路，源泉与流脉。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也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一个重复性的招魂，而是一个更高的自我认知。1990年代中国文学在文化与美学、结构与语言上的某种自觉，又超越了寻根文学的认知高度，是一种更具有内在性与文学性的自觉，这个过程与“中国经验”或“中国故事”的自觉是一致的。这一研究视角不但可以阐释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文化逻辑，为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关系找到合理的定位，而且可以为“中国经验”的彰显建立充分的合法依据。

三是以莫言作品为例，可以探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莫言小说中的世界性首先在于其人文主义立场与精神，正是他传承了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凭着对于传统社会的暴力、集权，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等等问题的深刻认识，才书写了一曲曲历史的悲歌与哀歌。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又有自己的不同，他对于传统并非一味否定，而是试图进行新的诠释。早在1980年代的“红高粱系列”中，他就试图通过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酒神精神”、感性生命意志，而对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传统认知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即在民间社会中仍保有原始的野性生命，保有文化的活力。而这种民俗和民间文化的书写，恰恰契合了1980年代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文化复兴运动的双重逻辑，在内容上是本土和传统的，但在哲学认识论上则是采取了尼采式的生命哲学，与刚刚引入的文化人类学的视点。人文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的广阔视野与本土经验、民间性与地方性的生动书写，可谓是莫言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一视角可以有助于深化对于莫言的研究，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于当代文学本身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关于莫言的研究还较少宏观和在整体背景下的把握，而我主张将莫言放置于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来认识，将其置于鲁迅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谱系中来认识，将会使对于莫言的理解、对于其获奖的意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汉语新文学的整体性高度，意识到这是对于新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认可，它意味着有了一百年历史的汉语新文学有了一个世界性的认证，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诉求业已标志性地获得了实现。这当然不是终点，但却是一个界碑。

四是以莫言为例，寻求这一成功变革之路的启示。首先，每一次新文学以来的变革都是原有格局的一个胀破，世界性就是一面镜子，没有这面镜子反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性自觉。其次，每一次世界视野的获得，都不只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会带来一个“自我身份”的新自觉，“他者即自我的镜像”，拉康的理论在这里可以推而广之，正是世界视野的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本土经验的面貌和意义才会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中国作家最先的模仿对象，恰是因为它运用了“西方”的认识方法与写作技法书写了拉美自己的本土经验，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这刚好是一个符合彼时文化政治、国际政治的选择。而对于文学经验本身来说，它又的确是最好和最合适的选择，莫言获奖也仍然与“魔幻现实主义”“（幻觉）梦幻现实主义”等词语连在一起，这说明西方知识界在解读莫言小说的时候，将当代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是予以比附的。第三是以莫言為代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之一，是庞大的东方文化承载、本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丰富描写、人文主义的立场眼光。可以说，莫言实践了“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这样一条道路。而以余华等为代表则实践了另一条“走出去”的道路，即把本土的文化因素删减到了最低，将其人性与人类性的内容提炼到了最“纯”，他也同样实现了走向世界的诉求。由此，两个命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与“越是超越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同样成立的。第四是目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可以因莫言的获奖而暂时缓解。这一口号虽然含义丰富，但就其“走向世界”本身的意义而言，仍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如今可以基本缓解，但不意味着忽视“世界视野”，“世界性”仍然是文学创作必要的前提，本土文化的书写仍然需要与“世界性”相撞击与交汇。

以上是一个纲要性的讨论，只是提出了问题，更细致的讨论，在某些方面都有学界同行的高见，但我以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也不能完全沉迷于局部的文本与作家现象，也应该上升到一种大视野，在百年的文学变革中考量其规律、价值与意义，无疑莫言研究对这一视野会有一个有力的推动。

[注释]

[1]朱向前、丁帆等学者发表的论文如下：朱向前：《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吴俊：《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李洁非：《莫言小说中的“恶心”》，《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季红真：《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陈思和：《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作家》，1987年第8期。

[2]周英雄研究莫言的代表性论文有：周英雄：《红高粱家族演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周英雄：《酒国的虚实——试看莫言叙述的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3]陈思和、王尧、李敬泽的莫言研究论著如下：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中的民间叙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7—186页。王尧、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4] 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5] 林宁：《试比较〈红旗谱〉与〈红高粱〉对历史的书写》，《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1期。文中莫言谈到他“少年时期读过的书印象深刻，终生难以忘怀，如《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最激动人心的阅读是读欧阳山的《三家巷》”。“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

[7] 参见笔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6期。《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海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

[8]2006年，德国学者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他的理由是中国当代作家外语能力普遍特别差。顾彬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相当多的作家和批评家对此发表了看法。

[9] 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蒙：《“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

[10] 张柠等学者代表性讨论文章如下：张柠：《顾彬只是中国文学的“旅游者”》，《东方早报》，2007年3月30日。吴俊：《顾彬的意义》，《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赵勇：《顾彬演讲之后的联想》，《山西文学》，2007年第11期。张清华：《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从肖鹰对陈晓明的批评谈起》，《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李洱：《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作家》，2010年第13期。

[11]1960年代，中宣部设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组织出版“黄皮书”与“灰皮书”。“黄皮书”主要是外国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论著，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在路上》等。“灰皮书”则主要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供司局級以上干部阅览。“文革”时期，“黄皮书”与“灰皮书”流入社会，成为相当多知青们的精神食粮。

[12]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版。此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两种内部印行资料对于“白洋淀诗歌”以及北京的“地下沙龙”中的青年的影响。

[13]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到1985年出版。该作品选收录了西方现代派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但是有一些后现代派作品也被收录其中。这套书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影响巨大。

[14]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0—515页。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文中以“文化逻辑”的角度来解释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特点以及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

[15]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锁，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

[16] [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17] 1980年代，“走向世界”丛书和《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风靡一时。前者由钟叔河主编，原计划出版100种1911年以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出版20种，岳麓书社1984—1985年出版至36种;后者由曾逸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18]“走向诺贝尔”丛书推出当代中国小说名家作品，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起出版。

[19]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